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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常識范文第1篇

[關鍵詞]長沙學院；讀書工程

[中圖分類號]G6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13-0017-04

[作者簡介]周文軍（1982―），女，湖南益陽人，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原理；李福英（1965―），女，湖南邵陽人，長沙學院基礎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長沙學院在個性化、創(chuà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探索過程中，重視具有較為寬厚的科學與人文根基、較強的職業(yè)適應和轉換能力、既寬又專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yǎng)。不斷調整和優(yōu)化人才培養(yǎng)模式，逐漸形成了培養(yǎng)“知識面寬，實踐能力強，具有較強綜合素質及職業(yè)素養(yǎng)的本科職業(yè)人才”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定位，確定了大類的培養(yǎng)人才培養(yǎng)模式。為了順應長沙學院大類培養(yǎng)模式改革，給學生創(chuàng)造特有的讀書氛圍與空間，基礎學院依托本科生導師隊伍，全面實施以倡導課外深度閱讀、傳承文化經典、涵養(yǎng)性情學識、塑造完備人格為宗旨的“讀書工程”計劃，以促進校園文化優(yōu)化，構建書香校園，共同推進通識教育與大類培養(yǎng)。

一、起因與背景

強化通識教育是推進大類培養(yǎng)的關鍵，基礎學院作為長沙學院推進大類培養(yǎng)模式改革的重要載體，自2011年9月正式成立以來，著力將通識教育理念滲透在整個教育教學過程，強調育人全過程的整體優(yōu)化。在不斷推進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改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的通識教育實施機制，重點開展以讀書工程為代表的大類培養(yǎng)模式下的通識教育活動隱性實踐課程，以建立通識教育課程教學與課外活動并行互動的持續(xù)學習機制，推動大類培養(yǎng)理念的進一步落實。

二、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活動全年回顧

讀書工程活動目前已在2011級學生中廣泛實施，對全校其他年級學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現(xiàn)在已成為長沙學院的精品項目，在學校范圍內已具有一定的影響，深受老師和同學歡迎。

（一）領導重視，對“讀書工程”抓得早抓得實

早在2011年4月長沙學院基礎學院籌建工作開始，學院領導就以中央16號文件精神為指導，緊密結合《長沙學院基礎學院工作方案》和《長沙學院基礎學院導師隊伍管理辦法（長大發(fā)【2011】15號）》，出臺了《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實施方案》。在廣泛討論與系統(tǒng)思考的基礎上，明確讀書工程系列活動一體八部，貫穿大一新生全年，并成立了領導小組，由基礎學院院長親任組長，各級領導親自抓落實。下設辦公室，基礎學院教學管理辦公室專門負責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指導與實施，先后召開動員大會與員工培訓會議，出臺了《基礎學院學生參與“讀書工程”計劃的相關規(guī)定》等補充政策。由于各級領導重視，對“讀書工程”工作抓得早抓得實，加之基礎學院全體老師的支持與基礎學院全體大一新生的積極參與，使“讀書工程”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二）成立讀書工程?讀者會，強化讀書工程之讀書窗口

2011年10月，我校成立了讀書工程具體組織與實施的平臺――讀書工程?讀者會（原月湖書社），以協(xié)助宣傳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理念、目標、政策和意義，收集和調查學生閱讀傾向，及時反映讀者對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實施過程中的意見和建議，傳達基礎學院對學生讀者的要求和希望，做好基礎學院與讀者聯(lián)系的工作。

在基礎學院領導、本科生導師隊伍以及基礎學院全體老師的指導、支持與幫助下，經過讀書工程?讀者會內部成員的共同努力，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各項活動均已圓滿結束，并取得了較大成功。這次活動在學院內部形成了較強的品牌影響力與推廣力，自身運作機制也趨于完善與成熟，初步具備了組織大型活動、多元化信息交流渠道、人員調配渠道、特色宣傳渠道等活動的籌備、策劃以及執(zhí)行等能力。

（三）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讀書活動

讀書工程常規(guī)活動是“讀書工程”實施中的主要內容。具體包括：（1）新生導讀。學會使用圖書館，使學生能熟練利用圖書館的紙質資源和電子資源，提高其獲取信息的能力，為“讀書工程”計劃的順利實施奠定基礎。（2）好書推薦第一段。推薦心目中的好書，以專業(yè)導師推薦為主，指定100本左右，為學生的課外閱讀做引導。（3）個人自習閱讀。針對所選書目利用課外時間進行認真仔細的閱讀，通過閱讀加深對書本的了解與認識。（4）名師導讀。師生讀書沙龍，針對學生閱讀的熱點書目與問題，選定若干專題，邀請專業(yè)導師或班導師與同學開展討論，通過討論交流提升認識，加深感悟。（5）入室請益。建立常規(guī)的“問學”制度，“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師教給學生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成為一個會學習的人。（6）品書大賽。開展東來閣講壇。（7）好書推薦第二段。我心目中的好書，通過自身的閱讀感受，以班級為單位向其他學生和老師推薦圖書。（8）含英咀華。讀書心得征文大賽等三個步驟，旨在打造平臺供學生展示其閱讀思考所得，其間導師可為其提供指導和幫助。

目前，2011～2012學年讀書工程各項常規(guī)活動均已圓滿收官，并于2012年6月4日晚舉行了基礎學院“青春之夢”讀書晚會暨讀書工程表彰大會，對全年的讀書工程進行了系統(tǒng)回顧與總結表彰。據統(tǒng)計，自2011年9月讀書工程實施以來，導師工作室共接待來訪學生3000余人次。組織由專業(yè)導師主講的讀書沙龍活動10次，2011級全體大一各班均組織了有班導師和班導助理參加的讀書工程主題班會2次，東來閣講壇共計46支隊伍參賽，含英咀華――讀書心得征文大賽共收到學生讀書心得593篇。好書推薦第二階段――我心目中的好書共收到以班級為單位的好書推薦短文105篇，讀書工程品牌標志（LOGO）與品牌描述征集共收到校內外推薦作品30件。讀書工程活動直接獲益人數(shù)達到3230人；另一方面，除惠及大一新生外，如好書推薦，對全校其他年級學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讀書工程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三、長沙學院“讀書工程”發(fā)展存在的不足

經過2011～2012學年一年的實施，讀書工程活動直接參與人數(shù)達到3230人，規(guī)模大，參與者多，深受老師和同學們歡迎。但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學生的主體性意識仍有待加強。活動過程中仍有小部分同學或班級存在應付傾向，無法找到適合自身閱讀的相關書目，更無法合理規(guī)劃閱讀時間、閱讀內容與閱讀方式。

（二）“淺閱讀”現(xiàn)象仍然嚴重，“深閱讀”之路依舊茫茫。整個社會功利化、娛樂化，社會的浮躁逐步折射到了閱讀上來，攝取更多的信息成了閱讀的根本出發(fā)點。學生的閱讀時間普遍下降，對所讀的作品缺乏沉靜思考，片段式、跳躍式閱讀泛濫。從征文活動所收獲的作品來看，作品缺乏深度，淺嘗輒止。從好書推薦中反映出：學生的閱讀喜好受當今社會文化、環(huán)境變化以及同輩閱讀喜好等各種因素影響，由于無法找到適合自身閱讀的相關書目，學生變得浮躁，追求一切能夠快速達到目標的閱讀方式，少了些穩(wěn)重和深沉。

（三）學生個人自習閱讀與本科生導師隊伍的引導如何實現(xiàn)真正融合，以及導師提供引導的方式、時間有待更好的完善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活動組織水平有待繼續(xù)提高。雖然讀書工程系列活動自籌劃之日起就經過周密的思考與安排，各項活動均做到了活動前有計劃、活動過程中有反思、有完善，活動后有總結。各項活動均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但活動實施過程中，仍存在組織不到位的情況，存在由于時間關系、細節(jié)考慮不周的情況，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完善，以提高對廣大學生的服務能力。

四、長沙學院“讀書工程”發(fā)展的思考

“讀書工程”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它體現(xiàn)了學院的辦學理念和發(fā)展方向，意義深遠。它能否持之以恒地深入開展下去，發(fā)展成為具有社會影響力，能展現(xiàn)當代大學生迸發(fā)向上的良好風貌的活動項目，進而成為熱點效應，還有待我們去思考， 去努力。根據參與“讀書工程”的實踐，筆者認為長沙學院要廣泛、深入、可持續(xù)地開展“讀書工程”，必須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進一步落實基礎學院“以學生為本”的理念，真正發(fā)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首先，大類培養(yǎng)模式下，“以學生為本”的理念體現(xiàn)在重視發(fā)展學生的主體意識、主體能力和主體人格，引導學生真正成為具有自主閱讀能力的主體，并進而自覺地將自己的閱讀與自身需要和未來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因此，有必要以主體性教育理念來關照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實施，激發(fā)學生主動參與到讀書活動中來，真正發(fā)揮學生的主體作用。

其次，要真正落實“以學生為本”，應該牢固樹立以下觀念：一是學生是活動開展的基礎，即我們在開展任何讀書工程的活動時首先要深入學生群體中，從理論聯(lián)系到實際，去做調查與研究；二是學生是活動進行的關鍵，即我們在前期開展調查的基礎上，給予學生主人翁的地位，及時在活動開展的各個方面鼓勵和帶動學生，了解并滿足學生的實際需要，尊重并維護學生的切身利益；三是以學生為中心開展符合其年齡特點、心理特征的活動，把學生當做“顧客”，轉變傳統(tǒng)的活動舉辦觀念，樹立服務意識、建立危機感，并通過多種多樣的服務方式對大學生進行閱讀活動指導。充分尊重學生、關心學生、服務學生，從而實現(xiàn)使學生學會讀書、讀事、讀生活的目標，促進學生由閱讀走向生活、走向社會，真正落實“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二）促進不同群體學生之間的互動，進一步提高活動參與度

目前，雖然讀書工程活動在校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仍有相當部分同學沒有積極、主動地參與，因此，參與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可以采取建立讀書興趣小組等措施，給予被動參與者更多的關注與鍛煉，多鼓勵、多肯定，給他們創(chuàng)造成功的機會，幫助學生獲得信心，努力改變學生的參與狀態(tài)。同時，樹立榜樣的力量，促進兩個群體之間的互動交流，使更多同學自發(fā)地參與到讀書工程中來，切實擴大讀書工程的影響力。

（三）滿足學生的多元化思想需求，進一步創(chuàng)新讀書工程活動的內容和形式

大學生的思想需求日益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點。因此，讀書工程活動必須緊密結合學生實際，從策劃、組織、宣傳到內容、形式等方面都需要不斷進行創(chuàng)新，使之更加貼近學生、貼近實際、貼近生活。比如，在好書推薦環(huán)節(jié)，補充一些貼近學生實際的書目，讀書沙龍活動可以挑選學生感興趣的焦點、熱點問題，緊緊抓住學生心理，解決他們思想和精神上的困惑。加強對讀書工程各項活動的過程管理，活動實施過程確保公開透明，以提高讀書工程的可信度，增強學生的參與興趣。

（四）加強宣傳，打造讀書工程活動品牌

對于品牌的影響力，曾有人這樣描述：“即使一把火把可口可樂的所有資產燒光，可口可樂憑著其商標，就能重新起來”。讀書工程后續(xù)實施過程中，要加強讀書工程系列品牌建設（讀書工程，讀書工程?讀者會，《品書》雜志），提升讀書工程的品牌影響力，多角度、全方位地宣傳讀書工程活動，營造濃厚的校園讀書氛圍。充分利用校報、校廣播站、學校網站、基礎學院網站等媒體和讀書工程微博，來提升讀書工程在廣大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其影響力和輻射力，從而吸引更多學生參與讀書工程。基礎學院在創(chuàng)新讀書活動、推廣閱讀的過程中，在原有常規(guī)化、體系化、品牌化的基礎上將力求個性化、實效性，努力形成獨具特色的活動品牌和精品項目。

（五）健全保障機制，使讀書工程活動進一步深入發(fā)展

先進的理念需要貫徹落實，還需要有效的保障體系。進一步加強“讀書工程?讀者會”自身組織建設，提供人員保障。制度保障方面，基礎學院先期已經出臺了《長沙學院基礎學院“讀書工程”計劃的實施方案》和《基礎學院學生參與“讀書工程”計劃的相關規(guī)定》。為了保證讀書工程計劃的順利實施與進一步貫徹落實，基礎學院將進一步研究完善讀書工程的相關管理制度，如學分認定相關規(guī)定等。資金保障方面，在讀書工程后續(xù)的實施過程中，要逐漸擺脫單一依賴學院撥款的被動方式，積極主動地通過外聯(lián)贊助、節(jié)儉等方法自主解決問題。同時學院拿出專門資金購置、補充圖書，修繕布置導師值班室，大力營造讀書學習的學院文化，為讀書工程的實施提供物質基礎，使讀書工程逐步走向科學化、規(guī)范化、多元化的發(fā)展模式。

參考文獻：

[1] 白莉莉.開展讀書工程，助推大學生人文素養(yǎng)建設[J].讀與寫：教育教學刊，2009（7）.

[2] 朱建亮.當前大學生閱讀中的幾個問題及其解決建議[J].公共圖書館，2010（2）.

考古學常識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公眾考古 海昏侯墓 新聞 發(fā)掘

公眾考古，也稱為“公共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研究領域。目前國內尚未對此有一個清楚的定義。

高蒙河教授在《論中國公眾考古不是西方舶來品》中認為公眾考古是“意在通過向公眾闡釋考古、進行考古教育，來動員他們參與到文化遺產的管理和保護中。”姚偉鈞、張國超則在《中國公眾考古模式概論》中提出“公眾考古是考古學的大眾化”，而西北大學錢耀鵬教授也提出公眾考古是考古學的社會化。簡單地講就是考古的大眾化，核心思想是對考古相關者進行交流與解釋。

中國考古學界對于公眾考古學的研究起步早、成績顯著。原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蘇秉琦老先生就曾經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業(yè)”的獨到觀點。然而，蘇先生的公眾考古研究基本上還是集中在理論的研究上，并未付諸專業(yè)實踐。

一、新聞發(fā)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娛樂化”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設打破古人遺跡，使得中國的考古發(fā)掘工作進入了黃金時代。與此同時，有關考古新聞的報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聞的報道重在將考古發(fā)掘成果傳播給社會公眾，故而屬于公眾考古學的學科范疇。同時，新聞報道者對于新聞源的報道，是對考古信息的第二次“發(fā)掘”。因此，我們將與公眾關系密切的考古新聞報道稱之為“公眾考古的新聞發(fā)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對考古學界敲響了警鐘。由于學術界對于新聞渠道的不重視，導致了網絡上甚至出現(xiàn)《曹操墓發(fā)現(xiàn)小孩尸骨，專家說是小時候曹操？》等一類假新聞，對考古學科的嚴肅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使得輿論場上產生“公眾不明就里、考古學者百口莫辯”的窘境。

該事例也說明了社會公眾與考古學界一直橫亙著一道“知識鴻溝”。美國學者蒂奇諾曾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過一種名為“知溝”的理論，該理論主張精英和社會大眾之間存在知溝，并強調這個知溝是由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縮小知溝的解決方案也必須依靠大眾媒介。

由此看來，利用公眾考古的新聞發(fā)掘來向社會公眾普及考古學常識顯得尤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歷史之時，歷史得以公之于眾。在深化考古學術研究的同時，也要通過文物觀浸價值觀，讓決策者和公眾形成對于考古資源的憂患意識。

當人們正在在如何把控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的信息源而犯難之時，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開放的新聞公開機制、多元的新聞渠道、嚴謹?shù)男畔⒄狭鞒陶痼@了新聞業(yè)界和考古學界。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學界還固守在學術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賞，而不愿意借助媒體為公眾解釋歷史，那么考古學這門嚴肅的科學必將難以逃脫被娛樂的命運。

因此我們應該系統(tǒng)地對南昌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進行研究，并進一步探討如何在公眾考古中合理運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報道對于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的啟示。

二、公眾考古視域下的海昏侯墓新聞發(fā)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qū)大塘坪鄉(xiāng)觀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漢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的內涵最豐富、面積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漢侯國聚落遺址。同時，經歷過列侯、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劉賀人生經歷更是頗為獨特。南昌海昏侯墓園由七座陪葬墓、兩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構成，是西漢列侯喪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從2015年末至今，喜歡看新聞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眾傳媒對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熱情。全盛期間，央新聞頻道基本每天都把黃金時間留給了南昌海昏侯墓發(fā)掘工作的報道。

眾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階段成果以來，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熱詞，獨特的傳播案例也使其堪稱公眾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將依據部分網絡搜索數(shù)據對南昌海昏侯墓的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進行量化分析，以此來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時段媒體的報道重點、總體呈現(xiàn)的報道特點、媒體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實際效果等具體情況。（全文數(shù)據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樣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點）

筆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統(tǒng)計海昏侯墓關鍵詞的搜索次數(shù)。輸入“海昏侯”這個關鍵詞，最后得出的結果是：數(shù)據庫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數(shù)有將近四百萬次之多。然后，筆者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聞報道重點的具體流量情況，專門選取了海昏侯墓馬蹄金、漢廢帝劉賀、最早的火鍋、孔子漆屏風、海昏侯墓黃金等關鍵詞進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馬蹄金為190萬、漢廢帝劉賀的相關結果為28萬、最早的火鍋為101萬次、孔子漆屏風僅為3890次。

我們將通過搜索其它熱門關鍵詞進行新聞報道密度的比較。首先，搜索的范圍還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條件限定為“關鍵詞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有39萬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結果有7620篇，“石渠寶笈展”有1980篇。我們再進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級概念“考古”作為檢索對象，也僅僅得到了31萬篇報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政策熱點’限購房政策’的新聞報道也僅為17萬篇。

通過對以上數(shù)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海昏侯墓新聞報道的集中程度遠遠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聞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寶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業(yè)新聞事件，但是它們的報道流量卻連一萬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卻有驚人的39萬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聞報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國性的政策熱點。“限購房政策”是一項關乎全社會公眾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聞事件，其關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卻能超過這個政策熱點，足可以說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躋身輿論場上的社會熱點事件。

第三，公眾在海昏侯墓報道中對于金器的熱情遠勝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關鍵詞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馬蹄金為190萬、漢廢帝劉賀的相關結果為28萬、最早的火鍋為101萬次、孔子漆屏風為3890次。在拜金主義的浪潮之下，社會公眾對于黃金的熱情都蓋過了墓主人自身的傳奇人生的社會現(xiàn)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聞發(fā)掘的現(xiàn)實啟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發(fā)掘不僅是一場世界遺產級的文保行動，更是一場各大新聞媒體的“大會師”。各級各類媒體的新聞記者齊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現(xiàn)場周圍的賓館安營扎寨，有的與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聞講述著這段“過去的故事”。

在這場新聞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團隊以其嚴格的新聞機制、穩(wěn)健的新聞把關能力應對媒體。雖然媒體蜂擁而至，但是考古發(fā)掘機構并沒有口不擇言，反而是在該沉得住氣的時候越發(fā)穩(wěn)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聞報道中，考古團隊為了保證新聞的客觀真實，可謂是慎之又慎。蓋棺定論的結論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開完學術研討會才正式確定。而新聞源的把控更是一直嚴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舉行新聞會上。

確定墓主身份的關鍵證據“劉賀”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經發(fā)現(xiàn)了，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還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學術研討會才正式確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實南昌海昏侯墓的發(fā)掘工作早在2011年業(yè)已開始，但是領隊楊軍等人把所有新聞線索都保留起來，等到2015年主棺發(fā)掘的時候一起公布，從而保證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聞曝光點，增加了公眾對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認知。

有效的宣傳手段使這次考古發(fā)掘通過新聞媒體之手成了一場公眾“追劇”的典型報道，并對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鏈”下的相關新聞報道產生了以下幾點借鑒意義。

首先，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要實現(xiàn)學科融合。正是由于對于新聞的穩(wěn)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報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時，由于考古學界與新聞業(yè)界存在的學科隔閡，記者因缺乏考古知識對某些新聞線索產生誤讀、考古學者因不熟悉新聞采寫流程而惹出鬧劇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因而，從事公眾考古新聞報道報道之時，將考古學知識和新聞學科理論進行整合顯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要客觀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記者的職責就是客觀地把新近發(fā)生之事實傳播給公眾。公眾考古新聞涉及到的是我們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眾考古新聞報道中做到客觀真實，既是對先人的崇敬，更是對于歷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嚴格的新聞制度正是遵循該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

最后，公眾考古新聞發(fā)掘要以人為本。張忠培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論史，透物見人。”這句話在新聞界中同樣適用。一個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備新聞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誰（Who）、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為何（Why）、過程如何（How）。而在這“5W1H”中，誰（Who）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報道中，“劉賀”一直是新聞媒體競相追逐的熱詞。畢竟，沒有人物，就沒有筆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會有新聞價值的深度。

參考文獻：

[1]楊軍、徐長青：《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眾考古傳播研究》，復旦大學2012年學位論文

[3]孫波：《新傳媒時代的“公眾考古學”與危機公關》，《中國文物報》2012-08-31-005.

[4]陳洪波：《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中國文物報》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備申報世遺條件》，《文匯報》2015-11-16-005

[6]吳運亮、郭瀟雅：《公共考古拓寬考古學社會職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4-09-A01

[7]高蒙河、鄭好：《論中國公眾考古不是西方舶來品》，《東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蘇秉琦：《考古公眾化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長青：《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撼世價值》，《江西日報》2016-1-22-C02

[10]李良榮：《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考古學常識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甘肅巖畫；原始藝術；巖畫保護

[中圖分類號]K879.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16-0011-02

一、甘肅巖畫研究概況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對原始藝術的研究都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課題。原始巖畫是一門既顯幼稚又顯成熟的藝術，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對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理解原始藝術的特殊形態(tài)與特殊規(guī)律，而且還可以使我們理解當代美術創(chuàng)作與審美意識的內在聯(lián)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復、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

雖然甘肅省對原始藝術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態(tài)度也是積極的，但是我們要認識到巖畫研究情況不容樂觀，要認識到與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還很大。

對于甘肅巖畫，如果僅從數(shù)據測定、斷代和簡單分類等角度去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研究終究無法探尋其文化內涵和精神特征。我們的研究如果僅僅局限在考古學領域，也無法復現(xiàn)原始藝術的光輝和人類早期的精神內涵。我們需要加強田野考察能力、對材料細致入微的觀察能力、對理論的抽繹能力，孜孜不倦地對資料進行考證和分析。正如弗雷澤所說：“我確信，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匯才具有永久的價值，因此，在我的種種理論由于喪失了用處，而和那些習俗和信仰一樣承受廢止的命運的時候，我的書，作為一部古代習俗和信仰的集錄，會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對于甘肅巖畫的研究必須基于圖像造型，通過甘肅省的民俗、社會結構、宗教體系、巫術等各種文化儀式，去探尋其生命活動的深層意義。仔細分析每個地區(qū)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獨特的理論體系，每位巖畫專家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甘肅省巖畫的研究也應因地制宜，根據其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建立一套自己獨有的理論體系。這不僅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料，還需要獨到的研究方式、方法。原始資料的積累需要巖畫高清照片數(shù)據庫的建立，其中還包括每張巖畫圖像摹本數(shù)據庫的確認。這對于甘肅省的研究人員來說，確實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因為甘肅省巖畫分布地較分散，數(shù)量較大，情況較為復雜，會面臨很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還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對于原始藝術的研究現(xiàn)在已進入到一些復雜的理論框架中……對于原始社會、原始藝術家的目的、意圖的研究和解釋，已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而且，不斷變化的研究態(tài)度、方法及技術手段都已使對原始藝術的研究從群體發(fā)展到對個別藝術家以及他的審美觀的研究。”②也就是說，對于甘肅省巖畫的研究必須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式、方法。細分全國其他省份的巖畫手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每個省都有自己獨特的造型心理、形態(tài)、方法和規(guī)律。

二、甘肅巖畫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肅省巖畫的構成形式、造型形態(tài)，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原始意識，就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研究的具體方法有幾下幾種。

第一，圖像學方法。巖畫可以說是一門邊緣性學科，是美術學、考古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從美術學圖像學的角度去分析甘肅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規(guī)律是研究原始巖畫的一個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從圖像學的方法出發(fā)可以發(fā)現(xiàn)甘肅省巖畫自身獨有的造型特點和創(chuàng)作手法，只有對巖畫本身的題材、內容、形式、造型特點等進行細致研究，才能顯現(xiàn)隱藏在圖像背后的審美內涵和審美價值。

第二，考古學方法。歷史是研究原始藝術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傳統(tǒng)研究都是用考古學方法來研究巖畫的。當然，甘肅省巖畫研究也要構筑于考古學文化基礎之上，通過大量的材料來證實原始藝術的審美價值。但是，我們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最終還是無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創(chuàng)作心理與原始藝術的精神形態(tài)。這種人類早期精神內涵還是不能完全通過硬性的古文化來印證的。

第三，民族學方法。對于甘肅省原始人類審美意識和精神內涵的研究還需借鑒民族學方法。我們要從繁雜的圖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區(qū)巖畫造型形態(tài)的手法和特點，其方法就是將許多復雜現(xiàn)象反復做比較。正如格羅塞在他的《藝術起源》中所說：“藝術科學，和其他全靠觀察作基礎的科學所處地位一樣，一個簡單的現(xiàn)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證明，甚至全不能說明什么，只有將許多不同的事實不禪厭煩地做一些比較研究，才能得到相當?shù)恼胬怼！雹蹖w納總結出來的要素放在甘肅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結合甘肅省特殊的地理情況才能印證原始人的創(chuàng)造心理和審美精神內涵，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確定一件原始藝術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學方法。對于原始人來說，無論創(chuàng)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們的精神產物。那么，對于巖畫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會運用到人類心理學的方法和理論。原始巖畫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結合心理學理論來分析，也正是這種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巖畫具有了強烈的神秘感和豐富的精神內涵。

第五，人類學方法。人類學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藝術的文化內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類各種精神形式的發(fā)展有其明顯的一致性，以此構成了人類精神的整體性質和特征。在我們試圖確立原始造型藝術的文化內涵和功能意義時，必須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類精神的整體特征，注意在這一整體特征之下的各類精神形式的具體內容，然后探尋造型藝術所發(fā)生的復雜關系。

因此，我們要對紛繁復雜的原始資料進行全方位研究，以獨特的方法演繹出蘊藏在原始藝術中的精神內涵。

甘肅巖畫是一種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現(xiàn)在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所以，對甘肅巖畫進行搶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甘肅還沒有專業(yè)的高層次巖畫研究團隊，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巖畫保護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巖畫已經遭到嚴重破壞，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肅靖遠吳家川千年巖畫受風吹雨蝕和人為破壞嚴重，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強保護。從最初發(fā)現(xiàn)到現(xiàn)在的20多年，這里的巖畫已經面目全非，原來清晰的圖像已經變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巖畫周圍刻畫了他們自己的“杰作”。還有嘉峪關黑山峽的崖壁上，分布著自戰(zhàn)國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淺石刻巖畫，共計150多幅。1981年，這些巖畫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些寶貝長期以來屢遭人為破壞，一些畫面或脫落或被盜割。除了人為破壞外，自然因素也對巖畫構成了嚴重威脅。但由于受技術和資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難找到有效的保護方法。可以說，在巖畫的保護與發(fā)展方面甘肅還是個空白。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我們除了要參考學習其他省份的方法外，還要根據自身地理特點，研究出一套適合自己的辦法。

三、甘肅巖畫保護措施

甘肅巖畫究其破壞原因主要有兩種：自然風化和人為破壞。針對這些破壞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護措施。

第一，堅持對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過度開發(fā)使得巖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這是我們最不愿看到的。應加強巖畫周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改善周邊綠化環(huán)境，避免現(xiàn)代化的過度開發(fā)對巖畫造成的破壞。

第二，建立甘肅巖畫博物館。應針對一些能夠被移走的巖畫建立博物館，在館內模仿當時巖畫存在地的現(xiàn)狀來放置巖畫，使它們重現(xiàn)田野里的原始情況，給學者的研究和參觀者提供最能接近它們原來表現(xiàn)形式的環(huán)境。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學者持不贊成態(tài)度，他們認為巖畫一旦離開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創(chuàng)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顯然就失去了意義。對于無法移動的除了在當?shù)乇M量保護以外，還要在博物館內陳設仿真品。另外，館內應有一套完整的巖畫圖像摹本數(shù)據庫，除了省內所有巖畫的高清照片以外，還要利用一切可能技術取得巖畫圖像摹本。

第三，以各種形式向當?shù)厝私榻B巖畫的重要性，讓他們樹立巖畫保護意識。人為的破壞是導致巖畫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從思想上讓普通老百姓認識到巖畫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護的作用。特別是聯(lián)合當?shù)氐慕逃龣C構，通過學校以教學的方式宣傳巖畫的有關常識，讓孩子們從小就樹立保護巖畫的觀念。

第四，定期舉辦甘肅巖畫文化節(jié)。當?shù)孛襟w應該經常向廣大受眾大量宣傳有關巖畫的情況，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種強烈的保護意識，讓甘肅省居民為生活在一個巖畫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舉辦甘肅巖畫學術研討會。有關部門應定期組織研究人員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外省學者來做講座，這樣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時交流，還可以督促甘肅省研究人員積極研究。

目前甘肅巖畫研究正處于暫時的低迷狀態(tài)，但有關的研究工作卻從沒停止，也有不少新的進展，我們經常還聽到有關甘肅省巖畫的報道，這些新進展一定會為甘肅巖畫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 釋]

①弗雷澤：《金枝》，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420頁。

③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0頁。

[參考文獻]

[1]陳兆復.古代巖畫[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陳兆復.中國巖畫發(fā)現(xiàn)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蓋山林.中國巖畫學[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考古學常識范文第4篇

——亞里士多德

殷商時期中葉，殷人在前人青銅鑄造技術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了令后世嘆為觀止的青銅文化；同時，亦是在前人創(chuàng)造的符號、文字、繪畫等文化基礎上，經過總結、發(fā)展后又創(chuàng)造出一個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開創(chuàng)了中國以文字載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為華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統(tǒng)(從字的結構看，傳統(tǒng)的所謂“六書”構字法則已經具備了)，因其承載了大量的殷商社會的生活、文化、宗教等歷史信息和漢字起源的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同時，其契刻流傳的載體——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譽為中國的國寶，被世界各國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發(fā)現(xiàn)百余年來，在眾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下，已蔚然發(fā)展成為一門新的學科，且已呈顯學之勢。但是，由于沒有發(fā)現(xiàn)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記載，因此，有關甲骨文契刻時的狀態(tài)，困擾了甲骨學界數(shù)十年之久。學者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過對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fā)展》一文中，對甲骨文的契刻狀態(tài)作了如下論斷：

“甲骨文字是用銅刀或石刀刻在相當堅硬的龜甲獸骨上的東西。文字刻得很規(guī)整而美觀，字大者徑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堅硬的東西，銅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為什么能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許多年來，人們都懷抱著這個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最近我聯(lián)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續(xù)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這樣便使幾十年的懷疑渙然冰釋了。”

《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fā)展》一文，首先發(fā)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繼而轉載在《考古學報》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編郭老著作《奴隸制時代》時，經郭老校閱和訂正，刪去原書中八篇論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關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分期問題的論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fā)展》一文，足見郭老對此文的重視。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時候，還對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類、格式、規(guī)律等方面進行全面總結，并從象牙工藝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寫文字時要用某種酸性溶液浸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時候，因聯(lián)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悟到的“此論”一經發(fā)表，便被甲骨學界奉為圭臬——并被作為郭老對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貢獻，廣為載傳。

余生也晚，故無緣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輩大師學習、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實的學術精神，對甲骨文厚愛有加。所以，當多年前在《 考古 》雜志上讀到郭沫若先生“此論”時，瞬間在腦海中產生了一絲疑問，但一閃而過；今重溫郭老著作《奴隸制時代》再讀到此章節(jié)時，當年的疑問不禁又浮出腦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潛心于斯，經過大量的參考、研究、求證后，今將觀點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請前賢師長不吝賜教。

首先，我們姑且不論殷商時期能否制造、生產酸性溶液（在盤庚徙殷，至紂滅亡的273年的甲骨文歷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論，那么是不能用“偶然發(fā)現(xiàn)”來解釋酸性溶液的產生的），并且應用于對于殷商統(tǒng)治者來說是非常神圣的占卜儀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續(xù)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來驗證考古發(fā)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論。

現(xiàn)在我們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給我們的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龜腹甲、龜背甲

2、牛頭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頭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頭骨等

B 卜辭的體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寫的卜辭也有一套固定不變的格式或體例。即某某日，某個史官或王貞問，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應驗了還要把應驗情況補刻上去。 所以一條完整的卜辭，常由敘辭（前辭）、命辭、占辭、驗辭組成。

略舉例如下：（請看敘辭與驗辭之間的時間間隔）

1、敘占命驗

[敘辭] 戊子卜， ，[命辭] 貞帝及今四月令雨，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辭]王 曰:“丁雨，不辛。[驗辭]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敘命驗

[敘辭] 甲申卜 ，，[命辭] 貞帚 (婦) 好冥（娩），不

其 （嘉）？[驗辭]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驗

[命辭]貞其有疾？[占辭]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驗辭]旬又七日庚申喪黽。（《乙》4130）

（為電腦中所無之字，但考慮到對本文論點無大礙，故未拼寫）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現(xiàn)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異日卜

3、異人同日卜

4、異人異日卜

5、與卜日不同時間的驗辭

略舉例如下：

癸卯王卜，貞……甲辰陽甲。

癸丑王卜，貞……吉。

癸亥王卜，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貞……吉。

癸未王卜，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貞……吉。（《合集》35756）

此七條異日貞卜辭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條異日、異人貞卜辭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貞帚 (婦)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條卜辭的驗辭時間與貞卜時間不在同時日[包括郭老較早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驗辭在內，這種貞、驗不同日的卜辭，在甲骨文中不勝枚舉]。

經過綜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結合郭老的論點，我們得出以下三個問題：

一、甲骨經酸性溶液泡制、軟化的過程是在鉆、鑿、灼、占卜過程前，還是在鉆、鑿、灼占卜過程后——契刻文字前？須知甲骨經酸泡制、軟化的過程發(fā)生在占卜前與發(fā)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雖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應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現(xiàn)的“兆象”效果則必不相同。因為占卜中最關鍵的程序——灼，會因占卜甲骨的干濕、軟硬程度出現(xiàn)天壤之別。也就是說，通過人為的浸泡、軟化后，該占卜用的甲骨還能否體驗上天的意思。這一點至關重要，貞人是如何解釋的呢？

二、面對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來說，對大量需求的龜甲與獸骨是統(tǒng)一泡制、還是分別泡制？殷人如何測試酸性溶液的濃度，以保證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軟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蝕得無法使用的最佳狀態(tài)呢？如果是統(tǒng)一泡制，必然會因其材質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現(xiàn)下例狀況：即在同一時間內有的甲骨軟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軟化過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則尚未軟化到堪用；如果分別泡制，又怎知何時、何人貞卜？又各需要多少龜甲、獸骨？這種情理之中的問題，貞人是如何掌控的（難道貞人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內不同時間占卜的前辭或驗辭，試問在這段間隔時間內已契刻文字的該甲骨處于何種狀態(tài)——是繼續(xù)入酸泡制、還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繼續(xù)泡制、軟化，則該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蝕的不堪續(xù)用。即使勉強可用，則前后契刻的卜辭必會因甲骨的繼續(xù)軟化而出現(xiàn)不同狀態(tài)；如果處于干燥狀態(tài)，則與前面軟化后契刻的文字狀況還是不能統(tǒng)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說該甲骨無論處于何種狀況，都會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與前次契刻狀況不同的跡象，而這個跡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學者在百余年的時間中尚未發(fā)現(xiàn)的，為什么？

勿庸諱言，如果我們不否認——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過程結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檔案記錄，那么上述所有的問題，都是郭老的論點所無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關甲骨卜辭與文獻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專家、學者對其的研究：

《禮記·表記》：“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

《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簡化字，后同）龜，祭祀先卜。”

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學者認為此乃祭祀龜甲牛骨之事，謂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經過一種祭典而后啟用，即《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賓認為生龜之處理，先經過 、釁、祓，然后殺龜，并引《新獲卜辭寫本》381號“龜三牛”一辭證明殷人確有龜之祭（，與前同）。

祭祀究竟在殺龜之前，還是在初步整修以后？還可以研究。但為求其靈驗起見，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這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中國甲骨學史》)。

由專家、學者對文獻及卜辭的研究，我們得知：遵神的殷人為了求其靈驗——讓占卜的“兆象”充分體現(xiàn)天意，連龜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產生用酸泡制軟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動呢？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郭老“因聯(lián)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續(xù)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無論是在道理上、還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結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軟化也好——沒有經酸泡制軟化也好，都是我們根據對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見仁見智的推測。由于我們無法還原殷商社會的生活、文化、技術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證。

考古學是門嚴謹?shù)目茖W。那么，如何驗證某個見仁見智的論點正確與否，或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呢？筆者認為，這種檢驗必須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這樣才不至于陷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當局者迷的狀態(tài)。通過對大量的史前時期骨器、玉器的參考、研究，我們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華夏文明肇始的時代。

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由于生產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頭與人類獵食動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為人類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礎性材料，伴隨著先人走過了漫長的進化歷程。舊石器時代晚期，隨著人類思想的發(fā)展和生產力的提高，人類的藝術活動產生了——勞動加思想創(chuàng)造了藝術。古人在勞動的同時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史前藝術作品，甚至直接在勞動工具上創(chuàng)作了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傳統(tǒng)思想認為：史前藝術可根據其創(chuàng)作載體分類歸納為“可移動藝術”（Mobiliary Art）或稱“器物藝術”（Home or Chattel Art）和“巖洞藝術”（Lare Art）兩大類（“可移動藝術”或“器物藝術”是指能攜帶的雕刻作品和裝飾品）。考古資料表明，我國“器物藝術”（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這個時期，我國境內的南北兩地幾乎同時產生兩支都以玉器為主要文化內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個以石攻玉的時代是不可能制造生產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產生過——因自然發(fā)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們亦不可能產生將其應用在骨器、玉器制作過程中的思想，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這個時期的諸多不同的文化遺址中，考古學家發(fā)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遺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為主要代表。

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藝術品。特別是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陰線雕刻技法與殷商時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這兩支史前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號（不與花紋混淆的、刻劃位置特殊的）、圖案——雕刻得細若發(fā)絲的不勝枚舉。從這些細若發(fā)絲甚或比發(fā)絲還細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觀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跡象，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大量細石器工具相互印證，使我們可以更加科學的研究其工藝特征[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我國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別為：軟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瑪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巖礦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巖玉的硬度變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間，通常在摩氏4左右；獨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為骨雕材質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為鈣、磷等礦物質，主要是鈣的磷酸鹽，包括結晶的羥基酸灰石和無定形的磷酸鈣，其余成分為有機質，主要是膠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巖礦物制作的細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勝任的]。

又據考古發(fā)現(xiàn)，在河南省賈湖的裴李崗文化（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遺址中，出土的龜甲上發(fā)現(xiàn)了十數(shù)個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契刻符號，其中個別符號與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處。由此可知：我們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經能夠在堅硬的龜甲上契刻符號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先人們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時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細圖案的工藝技術（這從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發(fā)展、延續(xù)歷程中出土的不同時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藝技術的發(fā)展、傳承），那么要在龜甲、獸骨上刻出細致精巧的圖案、符號（廣義的文字），雖不至于說易如反掌，也應當是綽綽有余的吧！這一點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證實。

史實面前，任何設想或辯解都是枉然的！

通過對以上考古發(fā)掘資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證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其實在我國境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的眾多文化遺址中，就已經有雕刻藝術品發(fā)現(xiàn)了；歐洲一些國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藝術品的歷史，遠的可達到30000年之久），我們的先人就已經能夠在甲骨、玉石上熟練地契刻“文字”符號或其他的藝術形象了，而這個時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時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對經過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見的甲骨文，筆者更傾向于：殷商時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沒有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軟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銅刀或石刀刻在相當堅硬的龜甲獸骨上的東西。文字刻得很規(guī)整而美觀，字大者徑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堅硬的東西，銅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為什么能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許多年來，人們都懷抱著這個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最近我聯(lián)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續(xù)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fā)展》）

上述的問題和結論告訴我們，顯然郭老認為：只有在軟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樣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識告訴我們：只有在細膩、凝結、堅實的材質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細致的圖案。而在軟化、疏松的材質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細致則是很難的——俗話說：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這從保存到現(xiàn)在的——古代非金屬雕刻藝術品（無論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藝術品，還是大型的雕刻藝術品），都是由象牙、骨頭、紫檀木、黃花梨木等堅硬、細膩的材質制作的事實中，一樣可以得到佐證。

大量的事實和問題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無須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為老一輩甲骨文研究專家，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經歷了甲骨學史上整整五十個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著大膽創(chuàng)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學思想和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作斗爭”），在甲骨文的釋解考證、分期斷代、編纂流傳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建國以后，先生在主持編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養(yǎng)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雖然郭老“因聯(lián)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續(xù)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的”論點似有所誤，但這絲毫無損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學術成就。因為同他在中國歷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業(yè)績相比，這個結論的失誤，如滄海一粟；因為我們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師托在他們的肩上學習、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隨著科學的發(fā)展、進步，我們的觀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輩學者更加優(yōu)越、更加科學，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發(fā)現(xiàn)和成果，才是對老一輩師長的最好紀念。

圖1、良渚文化象牙雕飛鳥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飾 4、紅山文化C字龍 5、紅山文化玉人面 6、紅山文化骨體嵌細石器刀柄 7紅山文化骨體嵌細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參考文獻

《殷墟卜辭綜述》陳夢家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1956年

《殷墟文字乙編》董作賓編著 科學出版社1948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纂

《奴隸制時代》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甲骨學小詞典》 孟世凱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1年

《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中國甲骨學史》 吳浩坤、潘 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華遠古史》 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舞陽賈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學出版社 1999年

《考 古》雜志 1972年3期

《良渚古玉》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6年

《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國》 周 膺 吳 晶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4年

《中國寶石和玉石》 欒秉傲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國古代美術史》 李 浴著 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0年

《中國原始社會史》 宋兆林 黎家芳 杜耀西著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考古學常識范文第5篇

新聞導讀

公元前2世紀,古希臘詩人昂蒂帕將自己所見過的世界著名古跡列出七大奇跡,也稱七大奇觀,即埃及金字塔、希臘的宙斯神像等，可惜，除金字塔完整之外，有的已蕩然無存，有的也只有殘磚碎瓦。

秦始皇陵兵馬俑出土后，那氣勢磅礴的秦軍戰(zhàn)陣，那壯美雄渾的陶俑藝術，以“大、多、精、美”征服了20世紀的現(xiàn)代人。

1978年，法國前總理希拉克參觀秦始皇陵兵馬俑后感慨地說：“世界上有七大奇跡，秦兵馬俑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是奇跡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過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過中國。”于是，“世界第奇跡”的說法不脛而走，成為秦兵馬俑的代名詞，已成為當今世界旅游詞匯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

景德鎮(zhèn)是中國陶瓷藝術和各大名窯的集大成者。當景德鎮(zhèn)近年來一個接一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讓世界注目時，我們應該怎樣保護好世界罕見的、祖先留下的三代皇家官窯這一人類奇跡，是瓷都人應該深深思索的問題，也是政府部門在打造江南旅游都市、保持歷史文化名城榮譽時必須做好的一件大事。

現(xiàn)狀

文物保護步伐正在加快

近年來，景德鎮(zhèn)加快了對地上地下文物的保護。為保護舉世無雙的御窯遺址，前幾年，市委市政府實施了保護官窯遺址、政府部門搬遷的行動，對地下沉睡800多年的官窯遺址進行保護。

與此同時，民窯遺址保護也提上議事日程，劉家弄作坊群的保護、觀音閣民窯窯址的保護性發(fā)掘等等，都體現(xiàn)出我市正在加快對文物的搶救和保護的決心。

第四屆國際陶瓷博覽會期間，被列為200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的江西景德鎮(zhèn)官窯遺址正式對中外游客開放，包括已經發(fā)掘出來的元、明、清等歷史時期的官窯遺址，以及一批正在發(fā)掘的御窯遺址現(xiàn)場。

景德鎮(zhèn)官窯遺址出土的陶瓷文物非常豐富，以明代早、中期的瓷器數(shù)量最多，目前發(fā)現(xiàn)有20多種釉色和100多種器型，已經復原出官窯瓷器1000余件。

民窯遺址也有許多收獲。從2007年9月29日開始到目前為止，考古聯(lián)合隊在觀音閣村南和村北的3處地方，進行發(fā)掘、采集。發(fā)掘出土的文物有陶瓷作坊遺跡、房跡、制瓷工具遺跡以及大量瓷器標本。

其中，瓷器標本以青花瓷為主，間或有白瓷、藍釉、紫金釉和釉上彩等，主要器物以碗、杯、盤等生活用瓷為主。青花瓷紋飾題材豐富多樣，有人物、花卉、花鳥、山水紋樣；款識有“福”、“富”、“萬福攸同”、“大明年造”、“宣德年制”、“成化年制”等。

根據史料記載和目前發(fā)掘物推算，這處遺址的年代約在明朝末年。

為什么把考古地選在觀音閣，為什么說這次考古極具考古價值呢？

近日，記者采訪了景德鎮(zhèn)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建新。江建新告訴記者：根據歷史記載，明朝末年，昌江河兩岸就有許多的民間陶瓷作坊在這里從事陶瓷制作燒造。明朝萬歷三十六年，社會動蕩不安，官辦窯場一度處于癱瘓的狀態(tài)，許多身懷絕技的官窯師傅，為了謀求生路，紛紛來到民窯作坊從事陶瓷制作和彩繪。他們的加入，使民窯生產注入一股新力量，活躍了當時民窯作坊的生產狀態(tài)，加速了對外貿易的發(fā)展。

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關部門就進行了調查，發(fā)現(xiàn)景德鎮(zhèn)保存較好的窯址有150多處，年代從五代時期延續(xù)到清代，觀音閣瓷窯遺址就是其中一處。

從這次挖掘的出土文物看，為研究景德鎮(zhèn)明代制瓷業(yè)經濟形態(tài)、陶瓷作坊內部具體分工形式以及成型工藝，為研究17世紀景德鎮(zhèn)轉變期瓷器及外銷瓷燒造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所以說這是極具考古價值。

除了對景德鎮(zhèn)明代觀音閣瓷窯遺址的挖掘外，日前，在群英街對面又發(fā)現(xiàn)一處古窯址，據推斷，這個古窯址可能存在于清末時期，目前，市考古研究所還在進行挖掘和考證。

據有關調查，景德鎮(zhèn)每個朝代的窯址分布地不同，如宋代窯址分布較廣，大多分布在遠郊；元代遺址主要集中在近郊和市區(qū)內；明清時期逐漸向市區(qū)集中。

保護文物就是尊重歷史

沒有歷史，就沒有將來。忘記歷史，就是忘記了根本。褻瀆歷史就是數(shù)典忘祖，就是文化墮落與心靈背叛。

試想，人類若是沒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生產經驗與生活常識的積累與傳遞，沒有文化精神和科學知識的沉淀和揚棄，那么，人類還在森林里掙扎，在黑暗中摸索。

最能代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qū)、一個種群的代表性器物，從生產的，到使用的，從地上的，到地下的，假以時日，保存下去，發(fā)掘出來，就形成了文物。而文物蘊涵的文化信息、人文精神、藝術語言、科技成果，構成了特殊的實物型資料，其歷史價值、學術價值、科學價值、經濟價值，是任何當代產品和用品都無法取代的。

景德鎮(zhèn)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到底多值錢？筆者記住了兩件事情：一是一位著名陶瓷考古學者對我說過：景德鎮(zhèn)是一座建在歷史文化遺產上的名城。在舊城區(qū)，以古陶瓷為代表的文物遺存，構成了獨特的文化寶庫，這座文化寶庫還在不斷擴大。因為景德鎮(zhèn)陶瓷名人眾多，隨著今人將成為古人，那么陶瓷文物將與日俱增。所以，景德鎮(zhèn)的大師級陶瓷名家的作品才會一年一個價。二是近年來景德鎮(zhèn)古陶瓷特別是清三代官窯精品屢屢在國際國內各種拍賣會上拍出天價。以至于一件文物就接近景德鎮(zhèn)陶瓷全年產值的十分之一（以元青花《鬼谷下山》罐當年拍賣價與當年景德鎮(zhèn)陶瓷產值相比）。這一件藝術陶瓷，要用多少萬件藝術陶瓷去折抵？

景德鎮(zhèn)瓷文化的代表作品――大型舞劇《瓷魂》里，師傅青泰跟徒弟高嶺說過一段話讓人回味無窮：瓷無魂，有如人無心，必須將精魂融入瓷中，瓷品才有真正的靈性。筆者想說的是：在景德鎮(zhèn)，瓷就是這座城市里深深扎下的根，瓷就是這方水土上古人今人的魂。只要護好了根，留住了魂，這座城市盡管會經歷起落，但最終將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