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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核算的信息質量要求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依據我國目前會計法律法規體系的層級關系,在簡要回顧歷史的基礎上,指出我國2006年《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修訂具有“承上啟下”、“填平補齊”的特性。全文簡要剖析了2006年版的基本準則中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取代“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的成因,著重分析了新版基本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體系中將“權責發生制”、“歷史成本”、“配比原則”和“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剔除的原因,并剖析了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權責發生制”、“歷史成本”、“配比原則”和“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和表現形式。

【關鍵詞】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權責發生制;歷史成本;配比原則;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

回顧我國會計改革的歷程人們不難發現,1992年版的《企業會計準則》(以下簡稱《老準則》)后,我國于2000年了《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1997年開始陸續了16項具體會計準則。《條例》的突出特征是重新界定了六大會計要素的定義,而上述16項具體會計準則中部分準則所規范的確認和計量方法也逾越了《老準則》的約束,這樣就使得在我國會計法律法規體系中位于承上啟下環節的屬于部門規章的《老準則》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為了從根本上理順我國會計法律法規體系的層次關系,在我國2006年的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對《老準則》進行了相應的修訂,并形成了2006年版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以下簡稱《現行準則》)。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現行準則》的行文當中不再存在《老準則》中“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取而代之的是“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之間是否僅僅是稱謂上的簡單變化呢?認真研讀《現行準則》后人們會發現,《現行準則》中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僅僅有8項,而《老準則》中的“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有12項(不含“實質重于形式”原則),那么兩者之間的4項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呢?由此可見,準確理解《現行準則》中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與《老準則》中的“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之間的銜接關系,對于更加充分地發揮《現行準則》對會計實務中出現的、具體準則尚未規范的新問題的指導作用無疑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本文擬對如何準確理解《現行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加以具體辨析。

一、為什么在《現行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不再含有“權責發生制”

《企業會計準則講解》(2008)中指出:“在1992年的《企業會計準則》中,權責發生制是作為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加以規范的。經過修訂后,基本準則將權責發生制作為會計基礎,列入總則中而不是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規定,其原因是權責發生制是相對于收付實現制的會計基礎,貫穿于整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的總過程,屬于財務會計的基本問題,層次較高,統馭作用較強。”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解釋可供讀者參考、研讀外,似乎還有如下的原因。在《老準則》中“權責發生制”被作為牢不可破的“一般原則”加以不折不扣地貫徹。在此原則的統馭之下,《老準則》下的收入確認通常規定了兩條標準,其一是“產品已經發出或勞務已經提供”,其二是“已經收到了貨款或者取得了收到貨款的權利。簡言之,只要產品已經發出或者勞務已經提供并簽署了協議,企業就有權確認收入,此時根本不用考慮貨款回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顯然,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而“量身定做”的收入確認標準著實極富“冒進”之嫌,我國資本市場上曾出現個別上市公司一次性計提超過30億元壞賬準備的驚人之舉,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老準則》中“過于冒進”的收入確認標準實在難辭其咎。而縱觀《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對銷售商品收入、提供勞務收入及讓渡資產使用權收入所規定的確認條件,其實質上“崇尚”的是“權責發生制”與“實質重于形式”同等重要,甚至是“實質重于形式”更趨主導作用。由此似乎不難得出結論,如果繼續將權責發生制作為“會計信息質量要求”,那么收入的確認條件仍需維持原來的兩條標準,否則就會引起概念框架上的混亂,或者被個別上市公司加以惡意濫用。

二、為什么在《現行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不再含有“歷史成本”

在《現行準則》中,“歷史成本”是在“會計計量屬性”中加以闡述的,而不屬于“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范疇,這是為什么呢?筆者認為,之所以不再將“歷史成本”作為“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構成要素,追根溯源則在于資產要素的重新定義,新資產定義的要義在于資產要素的計量是面向未來看問題,既不強調回顧歷史也不強調著眼現在。事實上,在我國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的變革進程中,伴隨資產減值計提范圍的逐步擴大,歷史成本原則在資產的后續計量中也在不斷地遭到否定。反言之,如果在《現行準則》中繼續將“歷史成本”作為“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構成要素,那么在與資產要素相關的具體會計準則和會計實務中就不應(不能)對資產計提減值準備。

但必須指出的是,在資產、負債的初始計量過程中仍然要按照“歷史成本”來加以確定。換句話來說,在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歷史成本”的理念仍需在資產、負債的初始計量中加以應用。

三、為什么在《現行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不再含有“配比原則”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不再有“配比原則”的蹤影,人們難免要問“配比原則”真的過時了嗎?實務中人們是否可以不再按照“配比原則”來處理收入與費用的關系了?企業如果在會計實務中違背配比原則來處理收入與費用之間的關系,受托注冊會計師是否可以發表“干凈意見”?

筆者認為,在“配比原則”的統馭之下,會計實務中,首先是確認“營業收入”的金額,其次按照直接配比原則來確認“營業成本”的金額,再次是按照期間配比原則來確認三項期間費用的金額。換句話來說,在“配比原則”的統馭下,利潤是收入和費用配比后“水到渠成”的最終結果。基于“資產負債觀”,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將“公允價值”納入了“會計計量屬性”之中,與之相關聯,新的利潤表中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納入“營業利潤”的構成要素,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體現的是相關資產或負債的持有利得或損失,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依據的并非是“配比原則”。由此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基于“資產負債觀”,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下的“營業利潤”并非全部源于“配比原則”,如果繼續將“配比原則”納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體系之中,就不能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換言之,為了避免發生概念框架層面的混亂現象,就不宜繼續將“配比原則”納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體系。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只是為了避免發生概念框架層面的混亂現象,而將“配比原則”剔除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體系之外,但這絕對不意味著“配比原則”在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下不再適用,“配比原則”靈魂依舊在,而是體現在了相關具體會計準則的確認與計量過程中。企業在具體運用新企業會計準則過程中,不按“配比原則”的要求來確認“營業成本”和各項期間費用的做法,顯然是不被準許的。實際上,不按期間配比原則來處理各項期間費用,在技術層面也是行不通的,受托注冊會計師對于企業在會計實務中出現的違背“配比原則”的行為仍然要“說不”。

四、為什么在《現行準則》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不再含有“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原則”與“配比原則”相類似,“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原則”在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下也“難尋蹤跡”,這又是為什么呢?筆者認為,“資本性支出”的要義在于:資本性支出被資產化后,在其后續計量過程中應以“系統而合理”的方式加以費用化。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資產負債觀”和資產要素的新定義,在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準許后續計量過程中對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這樣就使得被資本化的各項長期資產在其費用化過程中難以維系其系統性及合理性。換言之,準許對資本化的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就打破了資本性支出在費用化過程中的系統化、合理化。因此,將“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剔除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之外,實際上就順應了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對資本化的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的規定,同時在客觀上也實現了有效規避概念框架層面發生混亂的效果。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將“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原則”剔除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之外,并非意味著在企業初始確認過程中可以不再遵循該原則。實際上,對各項長期資產的初始確認就是在貫徹“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原則”。也就是說,在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下,《老準則》中的“劃分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原則”在資產要素的初始計量中被實質性加以貫徹與應用。

五、如何理解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下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的“可比性”與“實質重于形式”

在《老準則》的“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中,“可比性”和“一致性”是平行存在的兩項原則,其中前者強調的是不同企業發生相同交易或事項時所采用會計政策的橫向可比性;后者強調的是同一企業所發生的相同交易或事項在不同時期所采用會計政策的縱向可比性。而在《現行準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中的“可比性”中既包括橫向可比性也包括縱向可比性,即“同一企業不同時期發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項,應當采用一致的會計政策,不得隨意變更。需要變更的,應當在附注中說明”、“不同企業發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項,應當采用規定的會計政策,確保會計信息口徑一致、相互可比”。由此不難看出,《現行準則》中的“可比性”實質上是將《老準則》的“可比性”和“一致性”進行了有機合并,此舉更有助于人們加深對會計信息有用性的理解與把握,更有助于報表使用者獲取有用的決策信息。

會計核算的信息質量要求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可靠性； 相關性； 分別核算； 分別披露； 分層監管

一、引言

由于會計原則及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多重性、會計計量屬性的多樣性和會計方法及會計實務的復雜性，使得會計信息質量的客觀真實性和相關性難以根本統一，有時甚至存在嚴重矛盾與沖突，成為長期制約會計信息質量標準之理論研究與實務發展的“會計信息質量之謎”，也使得會計監管及其效率受到禁錮，財務舞弊、會計信息失真事件屢禁不止，成為資本市場秩序和社會和諧發展之頑疾。既然會計信息質量的可靠性與相關性在理論與實務上都不能實現統一，從可預見的未來看，實現相應理論與實務突破也不存在任何的可能性，好像走入了“死胡同”，表明“此路不通”。既然“此路不通”，說明傳統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科學性存在一定的瑕疵，需要會計理論和實務界解放思想，重新確定努力的方向、目標及路徑，進行必要的換位思考和研究視角的更新。因此，本文嘗試提出將會計可靠性和相關性分離實施的看法，以拋磚引玉。

二、理論考察與分析

斯科特（William R.Scott，2003）①認為理想環境下的財務報表同時具有完全的相關性和可靠性。這里所說的理想狀態是指經濟以完美和完全的市場機制為特征，也就是說不存在信息不對稱或其他影響市場公平、有效運作的障礙。這種狀態也被稱為“最優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資產、負債的計價是建立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基礎上，套利行為保證了現行價值和市場價值是相等的。然而，眾所周知，完美或完全的市場機制的“最優狀態”是現實不存在的，即使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在相關性與可靠性“捆綁式”思想框架下，試圖通過各種“折中”方式以使會計相關性與可靠性實現統一或辯證統一的種種想法，在理論上都是不現實的“美好愿景”，只能是“次優的”“蹩腳的”無奈選擇。這種“次優”理論與實務選擇如果不對會計信息質量以及資本市場秩序產生難以接受的經濟或政治后果，抑或通過強化相應會計監管能夠達到社會可以接受的狀態的話，這種“次優”選擇本無可厚非，然而現實卻無情地告訴人們“我們有些力不從心”，“次優”方案確實已經近乎不能為社會甚或會計人也不能容忍與接受了。這種不可接受狀態從根本上看，當然不是會計人“無能”所致，實則是“不完美和不完全市場機制”狀態導致“可靠性和相關性之間存在固有的矛盾”所致。誠然，會計人是否有責任？細細反思，會計人太過于追求“完美的理想的會計”，太過于想為社會承擔更多的決策有用性責任了，追求現實不能允許、不能達到的“完美理想”只能是“天真”的空想，各種不切實際的未來價值數學模型也只能“畫餅充饑”。這正是“似乎會計人員正通過承擔更多的責任，通過把公允價值納入賬冊的方式提高決策有用性。”“人們通常認為公允價值會計的濫用直接導致了1929年的股災，因此也加強了歷史成本會計的地位。有趣的是，公允價值會計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意味著資產負債表仍是主要的財務報表。這是否意味著會計人員已經忘記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訓，還是因為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計量工具的改進，例如大型數據庫的統計分析和各種數學模型的使用，有助于避免早期公允價值被濫用的史實仍然還很難說。”“只有時間會告訴我們”。（William R.Scott，2003）

針對上述“折中”的“次優”選擇方案，會計理論與實務界一直在相關性與可靠性“捆綁式”思想框架下努力尋求完美的方法。如我國《企業會計準則》（2006）中對“或有事項”劃分區間的做法，即以會計信息相關性程度的大小作為標準；又如以歷史成本計量為基礎計提固定資產折舊，資產負債表日再以未來可收回金額計提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再如應收款項初始入賬以歷史成本計量，后續計提壞賬準備則以未來現金流量現值法計提，資產負債表日的應收款項以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計量，由于應收款項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是基于對未來的估計計量的，其“如實反映”的基礎基本上喪失；等等。這種將歷史成本計量與未來價值計量混合使用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但是由于前后各期所采用的計量屬性不一致，事實上已經導致會計信息的“一致性”質量標準下降，進而從會計初始計量與后續計量聯系起來觀察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會計選擇，甚至最終會對會計信息的相關性產生不利影響。以固定資產為例，在初始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后的下一期計提固定資產折舊時，要考慮上期已計提固定資產減值準備數額，這就限制甚至否定了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作用，實質是初始確認與計量采用歷史成本原則，而后續計量采用了未來價值計量原則，從而在加強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同時，可靠性可能有所削弱，甚至最終使可靠性喪失殆盡，為濫用會計信息相關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條件，難以避免因過度追求相關性而造成企業人為操縱會計數據的嚴重后果。顯然，這種混合可靠性與相關性的“折中”辦法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病。至于金融工具會計計量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其后果會更嚴重一些，如事實上已經產生的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性”就是很好的一例。近年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進而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經說明其難以估量的危害性。所以，現行做法“弊大于利”，也使會計監管風險加大，成本提高。可見，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辦法需要另辟蹊徑。

為此理論界提出不少思路與方法，“最狠的一招”是有人干脆提出重新定義會計的相關性與可靠性，指出必須對相關性所涉及的程度和范圍進行重新界定，即在合理的范圍和區間內，提供可供相關信息使用者賴以進行經濟決策的會計信息，構造現代的“相關性”概念，即以會計信息相關性程度的大小作為標準，將現代“相關性”劃分為極度相關、高度相關、基本相關及基本不相關四個量化區間。同時，認為建立區間范圍的約束條件就是會計信息現代“可靠性”，即在選擇相關的會計信息時，首先應該符合事物發展的固有規律，如實地反映現實狀況和未來趨勢。試問這“未來趨勢”如何能夠“如實地反映”？如果“未來趨勢”能夠如實反映出來，那理想的會計不就早已實現了？顯然這是枉然。當然，筆者注意到國際上近一時期關于會計基本概念框架的討論中也涉及“可靠性”問題，提出以“如實反映”取代“可靠性”，因為可靠性通常包括可核性、中立性和真實反映等基本特征。顯然國際會計準則制定者試圖放棄“可核性”和“中立性”兩個基本特征，認為會計的中立性需要會計的獨立性作保證。但實際做起來需要有相應的規章制度保障，在現有制度安排框架下有困難。筆者認為改變甚至取消會計的“中立性”要求的改革，實際意義并不大甚至可能會使會計核算工作陷入更加困難與尷尬的境地，因為大量會計政策選擇等職業判斷，離開“中立性”要做到公允性甚至真實性抑或“如實反映”恐怕也是一種空乏而缺少堅實基礎的奢望。當然對于將“真實反映”改為“如實反映”降低了對“真實性”的要求程度，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會計是利害關系各方合作博弈均衡的一種利益契約，是連接利益各方的中介項，企業會計以貨幣計量為主要計量尺度進行“觀念總結”，以權責發生制為核算基礎，離開公允中立的“絕對的真實”甚或“如實反映”，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果因為會計可靠性出現問題而作出必要的改進以回應社會的批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清醒認識各種改革的經濟后果，以及這些改革政策的可持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不能為改革而改革。如果問題不是“中立性”本身的問題而是相應實現的路徑與配套政策及其貫徹落實的問題，顯然試圖改革“中立性”甚至取消之，可能都不是“帕累托最優”的選擇。因此，筆者對會計中立性的改革甚至取消持觀望態度，主張應堅持“先立后破”，即在沒有創造并建立起更好的理論與政策的情況下，不能也不應該馬上改革可靠性要求，正確的選擇是完善可靠性要求的實現路徑與政策措施。

探討會計可靠性實現路徑與措施在我國理論界還有一種觀點，其基本思路是將會計資料與會計信息區分開來，會計信息可以按照不同使用者的不同要求進行不同程度和內容的充分披露即形成不同的披露組合，但作為信息形成原始依據的會計資料卻應當保持其真實性和客觀性。形象地講，就是如果將會計信息看作一個生產過程的產物，會計核算資料就可看作是待組裝材料或零部件，而會計信息就是根據不同客戶的個性化要求而組裝好的一組產品，再由注冊會計師在這里充當產品質量檢驗員的角色。為此設想將會計核算和會計披露在理論上適當地分開，分別建立以可靠性為核心特征的會計核算制度、以相關性為核心特征的會計披露制度和以保證可靠性與相關性有效實現并恰當聯接為目的的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從而形成既相對獨立又互為約束的制度體系來保證對外提供的所有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可靠性和充分披露。筆者曾于2004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第一章第一條“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相關規定，提出將“會計資料”和“會計信息”分開研究的看法②。這樣劃分的好處之一是可以便于區分會計信息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物品”屬性，即會計資料是指沒有向市場及社會公開披露前的會計核算資料，具有“私人產品”性質；會計資料經審計后一經對外披露形成會計信息，會計信息就具有“公共物品”性質。好處之二是從會計監管的角度來看，可以便于區分相應的法律責任，即會計核算資料作為“私人產品”的法律責任人是進行會計核算的企事業單位；而作為“公共物品”性質的會計信息的法律責任人就不僅僅是進行會計核算的企事業單位，還應包括履行審計以及負有直接監管責任的會計師事務所及有關監管機構，或者主要是后者。依照這樣的思路分析，不難得出會計信息資料作為核算主體的內部行為不一定特別強調會計核算的相關性，主要強調其可靠性，抑或只要滿足可靠性要求就可以了，相應地日常會計核算應主要按照歷史成本核算；而作為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主要強調其相關性，即在可靠性基礎上還應滿足相關性要求，可以主要按照公允價值、現值等計量屬性核算。因此，這也就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與相關性的矛盾與沖突，實現二者的分離。葛家澍教授在論述公允價值會計問題時也提出將會計核算與會計信息披露分別對待的看法，2010年更進一步提出財務會計“雙重計量”觀點，即對于大多數的非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負債，仍然需要按歷史成本（或攤余成本）計量，產生相應的歷史的即實際的信息，而對于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也可能包括某些有活躍市場的非金融資產）則需要按公允價值計量，從而產生相應的按當前脫手價格反映的預期信息。在財務報告中同時存在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兩類信息。不難看出，這一理論思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可靠性與相關性的分離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然而這可能也僅解決了與公允價值計量運用相關的會計核算問題，并沒有全面解決會計后續核算中所有應計項目的會計政策選擇等職業判斷可能產生會計資料可靠性不高的問題。

總結分析上述各種理論觀點不難看出各有短長，為進一步深入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基礎和思路。本文認為按照歷史成本和非歷史成本計量屬性分類核算并分類提供相應會計信息能夠較好地綜合上述各種觀點有價值的思想，即凡是能夠按照歷史成本核算的會計資料采用歷史成本核算并披露相應會計信息，凡是需要采用公允價值、現值等脫手價值或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計量屬性的會計資料均采用非歷史成本計量屬性核算并披露相應會計信息。當然這會增加會計核算和會計信息披露的工作量，即在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中的金額欄需要分別列示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金額和以非歷史成本為基礎的金額兩欄金額。其中以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為基礎的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相應資料與信息應滿足可靠性質量要求，而以非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為基礎的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相應資料與信息應滿足相關性質量要求，同時提供兩類質量標準的會計信息，從而達到二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此基礎上實施分類分層會計監管也就方便多了。仍以固定資產核算為例，歷史成本欄堅持按照歷史成本計量屬性進行初始和后續確認計量并報告披露相應歷史成本的會計信息；非歷史成本欄則按照非歷史成本計量屬性進行初始和后續確認計量并報告披露相應非歷史成本的會計信息。

那么，相應增加會計核算和信息披露的工作量是否可以接受？本文認為在現代會計信息化技術條件下實現上述分離從技術上講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三、初步結論

第一，我們只能在經濟不完美和不完全的市場機制環境下，研究探討會計的可靠性和相關性質量要求及其實現機制與方法路徑，試圖在相關性與可靠性的“捆綁式”思想框架內研究并實現可靠性與相關性統一的“老路子”，是非常困難也是效率不高的，甚至是徒勞而無法真正行得通的一種選擇。第二，試圖重新解釋并定義會計可靠性作為一種理論探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會計后續核算過程中“如實反映”是難以做到的，因此，重新解釋并定義會計可靠性的辦法不可取。第三，舍棄相關性與可靠性的“捆綁式”思路后的選擇只能是讓二者“分離”。如何實現“分離”人們可以說已經進行了近十年的探索與研究，本文認為從會計計量屬性角度思考分析問題也許能夠找到另一種“次優”方案與辦法，即實施以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為基礎的會計核算與以非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為基礎的會計核算的分離，前者滿足會計信息可靠性質量要求，后者滿足會計信息相關性質量要求。分離是為了更好的統一，其統一性需要通過改進財務會計報表來實現，即在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中既提供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會計信息，又提供以非歷史成本為基礎的會計信息，進而實現可靠性與相關性的統一，這樣既可以實現受托責任會計目標需要，又能夠滿足決策有用性會計目標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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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瑜.美國救市法案后20天回顧――國際各方針對公允價值會計的最新動態［J］.會計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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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虹，林鐘高.金融危機中的公允價值計量探討［J］.財會通訊，2009（2）.

會計核算的信息質量要求范文第3篇

一是認為實質重于形式是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要求，如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將實質重于形式作為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要求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者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不應僅以交易或者事項的法律形式為依據。我國許多會計學者也將實質重于形式歸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

二是認為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和會計確認與計量原則的修正與限制。如IASC認為，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是指信息如果要想如實反映其所擬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項，那就必須根據它們的實質和經濟現實，而不是僅僅根據它們的法律形式進行核算與反映。我國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實質重于形式是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和會計確認與計量原則的修正與限制。而我國的《企業會計制度》要求，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核算，而不應當僅僅按照它們的法律形式作為會計核算的依據，卻沒有明確指出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內涵與應用標準。

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內涵的認識產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往在研究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和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的過程中，忽視了對會計行為與會計信息因果邏輯關系的研究，人為地造成了二者邏輯關系上的混亂。而一直以來，我國會計理論界的許多學者都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同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籠統歸于會計核算基本原則，未能明確區分與比較二者的邏輯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們對會計核算原則，尤其是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同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內涵的認識。

依據行為邏輯理論與會計行為理論，筆者認為明確會計行為與會計信息的因果邏輯關系不僅是區別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同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的要求所在，而且是更準確地具體把握各項會計核算原則(包括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內涵的條件。其原因在于：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是對會計行為(包括會計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確認與計量、披露等)及其相關依據(含有關會計核算原則)和影響因素(如成本――效益比等)的界定，而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則是對會計行為結果――會計信息的界定。會計行為影響會計行為的結果――會計信息，會計行為的結果――會計信息反映會計行為的合理、合法、合規性。如果沒有對會計行為修正與約束的動“因”，就不能產生會計信息披露與報告所要求的效“果”。二者在邏輯上存在因果關系，作用各不相同，因此，必須將二者明確予以區分。以會計行為與會計信息的因果邏輯關系為出發點理解和區分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與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的各自內涵，不但有利于我們根據會計行為與會計信息的因果邏輯對會計行為的規范性與會計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全面考察與控制，充分發揮會計操作修正與限制原則對會計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確認與計量、披露等會計行為的限制與約束作用，對于防止會計信息失真，探究會計信息失真的原由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按照因果邏輯關系將二者分別表述，可以避免將務會計核算原則混為一談，造成的會計原則之間關系混亂、難以理解的問題，有利于進一步研究與分析各項會計原則的具體含義與應用標準。

通過對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內涵的分析可以看出，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作用在于防止在對經濟活動或事項進行會計確認時只停留在事物表面，而不能深入到事物內部，即為了防止會計信息只反映經濟活動或事項的現象而不能反映經濟活動的本質，防止會計確認行為的不理性。因為企業的會計確認如果僅僅按照交易或事項的法律形式或人為形式進行，一旦法律形式或人為形式沒有反映其經濟實質，則會計確認的結果將不僅不能幫助會計信息使用者作出最佳決策，甚至會誤導其利用相關會計信息所作出的決策。

會計核算的信息質量要求范文第4篇

一、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的具體表現

（一）受行政處罰企業中存在的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

可靠性是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重要基礎和關鍵所在。財務報告是會計核算的最終成果體現，故以財務報告是否符合會計準則規定的質量要求為起點，逆向考察某會計主體是否存在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是較便利的切入點。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委員會在2007年、2008年各查處20起違法案件，其中有10起直接顯示會計主體違背了會計信息質量可靠性原則，具體表現為不按規定進行票據結算、往來款項科目混亂、隨意進行賬務調整等。

（二）限期整改案例中存在的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

上述受行政處罰的案件，需要會計基礎性缺陷和當事人不良動機兩大因素并存才會發生。如果會計基礎性缺陷客因已經存在，但不同時存在不良動機的當事人，或存在不良動機的當事人，但因尚未被隨意濫用，此時中國證監會只需發出“限期整改通知”。如中國證監會深圳監管局于2008年10月8日至10月30日對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了現場檢查，并于2009年1月5日下發了《關于要求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該上市公司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表現如表所示。

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

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在業務處理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在其他企業也普遍存在。這說明我國會計核算基礎的現實狀況并不樂觀。

二、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對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

會計制度重大交替背景下的會計年度，往往也是某些會計人員容易背離誠信、違法亂紀的會計年度。傳統的會計信息失真，主要表現為“舞弊性信息失真”（做假賬）或“操作性會計信息失真”（因會計人員業務素質低或工作責任心不強而發生）。從目前來看，“舞弊性信息失真”更多以“選擇性會計信息失真”的變形方式呈現。“操作性會計信息失真”也附加了有專業勝任能力的人士在業務素質低、工作責任心不強的會計人員背后的操縱，使主觀不良意圖蒙上保護層，變形為“復合性會計信息失真”。從會計基礎性缺陷的潛在危害看，變形后的兩種會計信息失真更值得警惕。

“操作性會計信息失真”和“復合性會計信息失真”的共同點，是在會計制度、準則提供多種會計政策選擇空間時，任意地選擇了不恰當的會計政策，選擇后并不遵守該會計政策的規定，反而與其他政策同時使用，更有甚者，不用規定的選擇而“自造規則”。變形后的會計舞弊行為，由于“以明隱暗”貫穿于會計核算，從財務報告當期和近期表象觀察，不易被發現。它對企業經濟活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表現為“慢性殺傷力”。

三、完善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的對策

（一）確立財務會計的基礎地位

伴隨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會計人才需求結構正在逐漸發生變化。但是，將會計同現代管理技術結合，通過經濟信息與會計信息相聯系的加工、改制，延伸為企業內部經濟管理服務的管理會計，是需要建立在以定期提供財務報表為主要手段、以為企業外部與企業有各種經濟利益關系的社會集團服務為目的，按照會計核算原則準確地記賬、算賬、報賬為職責的財務會計基礎之上的。

當前，我國正在建立健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目標定位于會計標準國際趨同，它對會計核算實務提出的要求更高、難度也更大。基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仍然應把會計隊伍建設的基點放在財務會計方面，以糾正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為切入口，提升財會隊伍素質和會計核算質量，為未來工作重點轉向管理會計創造條件。

（二）設置和適時調整財務管理架構

會計核算基礎地位不被削弱的根本，是會計人員結構優化和合理配置。為此，筆者建議：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已經將總會計師一職改為財務總監、不便做變動的情況下，可以試點對超大規模上市公司增派總會計師，即實行“財務總監、總會計師雙崗委派制”，總會計師隸屬于經營班子序列、財務總監隸屬于監事會序列（也可設監事會副主席兼任財務總監一職）。與此同時，對一般規模上市公司實行“財務總監、財務經理（有的稱為計財部長）雙崗委派制”，財務總監目前地位、職責均不變，但隨同下派的財務經理，應將部門日常工作重心放在會計核算方面。

鑒于會計核算基礎性缺陷既與完成外部財務報告壓力增大，也與內部實施管理會計職能相關，為此，筆者建議：在一些迅速擴張或已經擴張成超大規模的公司，可參照某些發達國家現代大型企業以財務副總經理為最高層管理人員，之下設會計部長、財務部長各一名，分管會計記錄和財務管理工作的財務管理模式，試點建立類似“財務副總經理領導下的會計部長、財務部長負責制”的組織架構。財務副總經理對公司獲取和有效使用資金的活動負總責。會計部長管理會計部，承擔財務和經濟信息的記錄和報告，根據經濟事項發生原因記錄會計主體的資產、負債的增減，對登記過的數值進行必要的計算和加工，并將其結果傳達給會計信息使用者；財務部長負責發行公司證券和籌措銀行貸款、管理現金和流動資金、制定信用和收款政策、從事證券投資以及安排股利發放等工作。

無需或不能做上述制度性改進時，則可在集團或控股公司總部財務部（或計財部）名下設立“會計輔導員”崗位，選用專業技術能力較強和實踐經驗豐富的會計人員擔任該職，巡視下屬子公司，幫助子公司提高會計核算技能。

會計核算的信息質量要求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信息質量；影響因素；會計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4-0104-02

一、會計信息質量的制度性規定

1.中國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企業會計準則是管理會計的基本要求，對中國會計工作起到了規范與監督作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是對企業財務報告中所提供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是使財務報告中所提供會計信息對投資者等使用者決策有用應具備的基本特征。中國于1993年開始執行的《企業會計準則》以一般原則的形式規定了以下質量特征：客觀（可靠）性、相關性、一致性、可比性、及時性、明晰性、謹慎性、重要性和完整性等。2001年開始執行的《企業會計制度》增加了“實質重于形式”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2006年2月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明確了以下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真實（可靠）性、相關性、明晰性、可比性、一致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完整性、謹慎性、及時性等。中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借鑒了國家對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會計信息應該堅持的會計質量要求，這一要求基本上也體現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主要內容，并且也將真實（可靠）性和相關性作為要求之首，表明了其重要性。

2.國外會計組織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規定。從規章制度上認識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是相對規范和確切的，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總結了各會計職業團體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研究的基礎上，開拓性地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與財務報告目標區分開，在其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會計信息必須符合的一系列質量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可理解性、相關性、可靠性（包括可檢驗性、中立性、如實反映）、可比性（包括一貫性）等，另外把重要性與成本效益原則作為兩個主要限定因素。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關于編制和提供財務報表的框架》中，對于會計信息提出了可理解性、相關性（包括重要性）、可靠性（包括如實反映、實質重于形式、中立性、審慎與完整性）、可比性等質量特征，并將可理解性、相關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作為四項主要質量特征，另外把及時性、效益與成本之間的平衡作為兩個限制因素。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相關性和可靠性是國外會計組織所共識的重要會計信息質量特征。

二、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主要因素

我們應該有著清醒的認識，只有努力降低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范圍和作用，充分理解其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辯證原因，使會計信息能更好地為使用者所服務。

1.社會道德觀念、倫理修養與會計人員職業道德觀念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1）基本會計信息的控制人員由于職業道德，專業素質等內因以及行業會計制度的規定等外因的影響，造成的對政策法規理解不透，運用相關條款不當或賬務處理錯弊而導致的報出會計信息與實際信息不符。主要行為有：1）原始記錄和會計數據的計算、抄寫錯誤；2）對事實的疏忽和誤解；3）對會計政策的誤用。（2）控制會計基本信息的人員為了會計主體本身或相關主體的局部利益，不顧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和對會計信息真實性的要求，故意篡改、偽造、編造有關的會計憑證，虛報、漏報、瞞報有關的會計數據而造成報出信息與會計主體本身的實際信息不符的現象。會計信息的故意失真的類型：1）無中生有型。有關經濟業務并未發生，相關收入、盈利、資產、負債、權益等并不存在，而是通過攝取假證據，編造假資料、假合同、假印章，編制假會計憑證，記假賬，編假報表，憑空捏造收入、盈利、資產、負債、權益等經濟業務的造假行為，其表現形式是造假一條龍。2）改頭換面型。故意歪曲、掩蓋、隱瞞會計信息的真實面貌，隨意增減甚至刪除經濟業務的原始記錄，使其原有經濟業務記錄面目全非。如真盈假虧，真虧假盈，將大盈改小盈，將大虧改小虧等。3）真假雙簧型。常見的是兩套賬，一套是真賬，對內；另一套是假賬，對外。也有兩套賬以上的，如真賬只有一套，假賬則好幾套，有的假賬對付稅務機關、有的對付投資股東、有的對付上級主管部門、有的對付債權人等。4）賬外賬型。常見的賬外賬是大賬之外，還有許多小賬。大賬獨立核算，是該單位會計核算的主體，納稅，完成考核指標，應付檢查均以該賬為依據。小賬雖各自獨立，核算卻不規范，沒有統一賬目，沒有統一報表，由執權人分散掌握開支，核算與否隨意。小賬多為“小金庫”，是貪污、挪用、揮霍、行賄等腐敗行為的經濟來源。目前，國有企業加大了對“小金庫”的打擊力度，此種現象基本杜絕，但在國有企業之外的一些企業仍然存在。5）體外循環型。某項或部分經濟業務的收入或收益不在本單位的會計核算體系內，而是將這些收益轉移或沉淀在外單位，需要支用時，才從相關單位支付。常見的有財政預算外資金體外循環，行政單位有權處罰和收費的體外循環，企業單位部分經濟業務，投資收益，以物易物，物業出租收入的體外循環等。體外循環資金多為腐敗的資金來源。6）長官意志型。單位的財會人員的行為受該單位的法人意志支配，一切會計原則和職業道德都難以堅持，不得不服從領導的指示，領導叫怎樣做賬，就怎樣做賬，領導負有直接責任。7）財會主動型。有部分財會人員受利益的驅動，主動為領導（法人）出謀劃策，財會人員負有直接責任。

2.會計改革的滯后性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會計改革總是由經濟新情況—會計理論研究—會計實踐應用這一規律進行的，會計改革的滯后規律決定了這一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從而影響會計信息質量。

3.會計信息的供需矛盾影響會計信息質量。會計信息的充分性是避免商品生產和貿易以及投資貿易風險的基本前提，是減少貿易和投資誤區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的主要承諾。當前，中國會計報告制度無法提供足夠的披露動機，會計信息提供者出于成本效益原則和自身利益驅動，往往進行選擇性披露、模糊性披露和錯誤披露。總體而言，會計信息是供小于求的，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會計信息需求者數量增加、結構復雜、對會計信息的偏好多種多樣，會計信息供不應求的現象日趨普遍。

4.會計信息固有的模糊性影響會計信息質量。會計信息固有的模糊性產生的原因：（1）以價格為基礎以貨幣為尺度記錄的物質形式下的資金運動不是價值量的準確運動，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以貨幣為計量尺度的會計信息具有必然的模糊性。（2）會計主體生產過程中資金運動是會計主體產生后持續的絕對性連貫，而反映資金運動的會計形式——會計信息卻是期末的匯總在時點上的連貫，會計信息的連貫性是相對的，間斷性是絕對的，由此而產生會計信息的模糊性。（3）對于某種經濟業務或會計要素項目理論上存在著多種處理方法，實踐上應用著多種核算選擇，從而導致會計信息的模糊性。（4）經濟業務發生與會計核算處理時間上的差異，導致核算滯后于實務，產生會計信息的模糊性。只要會計信息的模糊性不影響使用者的正確決策，相對精確的會計信息更具有實際意義。

5.會計信息質量實現的限制和約束條件。（1）成本效益原則。成本效益原則是指企業提供一項會計信息時所帶來的效益，應該對比提供會計信息所花費的成本，只有在確保效益大于成本時，提供會計信息才是值得的。（2）重要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和提供會計信息的過程中應該區別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從而采取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程度以及不同的會計披露政策。對于重要的經濟業務應該單獨反映，并通過會計信息進行重點說明；對于不重要的會計信息進行合并反映。

三、提高信息質量問題的對策建議

1.完善中國公司治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1）企業應當根據組織架構的設計規范，對現有治理結構和內部機構設置進行全面梳理，確保本企業治理結構、內部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等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2）完善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外部治理機制。

2.嚴格執行新會計準則，企業應當按照國家統一的會計準則制度規定，根據登記完整、核對無誤的會計賬簿記錄和其他有關資料編制財務報告，做到內容完整、數字真實、計算準確，不得漏報或者隨意進行取舍。

3.建立和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加強內部會計控制。制定并執行適當的業務控制程序，科學合理地劃分職責范圍，建立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機制，使會計活動得到有效控制，盡量避免差錯的發生。

4.明確企業負責人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承擔責任。企業總會計師或分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負責組織領導財務報告編制和分析利用工作，企業負責人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承擔責任，企業財會部門負責財務報告編制和分析報告編寫工作，企業內部參與財務報告編制的各部門應當及時向財會部門提供編制財務報告所需的信息，參與財務分析會議的部門應當積極提出意見和建議以促進財務報告的有效利用，企業法律事務部門或外聘律師應當對財務報告對外提供的合法合規性進行審核。

5.通過采取內部會議、培訓、講座、知識競賽等多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強會計人員專業技能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全面提升會計人員素質。會計人員素質的提高是會計信息質量提高的根本保證。

6.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監督職能，嚴格控制虛假會計信息的產生。建立和完善內審機構和內審制度，加強內部審計的作用，實現對會計控制的再監督，是保證會計質量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控制。

7.加強企業外部會計監督，維護會計法規的嚴肅性。

總之，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和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各項因素，決定了對會計信息要求上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精確。由此看來會計信息失真是客觀存在的，不可避免。在整頓會計工作秩序，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過程中，要科學界定可控制和不可控制因素，最大限度地追求會計信息質量保證。

參考文獻：

[1] 張麗紅.論中國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的構建[J].財會月刊，2006，（1）.

[2] 崔曉鐘.會計信息相關性與可靠性比較研究[J].金融經濟，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