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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范文第1篇

一方面，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結合、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和腦科學的結合、經濟學和生物學的結合等被認為是為經濟學發展尋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與發展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行為經濟學使得研究人類的經濟動機與經濟力量成為可能，能使主流經濟學研究更加接近真實世界。

在上述兩方面，行為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得到了普遍認同。與此不同，本文主要關注:如果主流經濟學把行為經濟學納入到白身理論框架中，可能會給經濟學理論體系整體帶來什么影響，未來經濟學(形式)理論嚴密化的努力應該走向何方?

(1)首先，行為經濟學發展出的系列偏好選擇理論松動了傳遞性，從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義，理性假設的擴展對完善經濟學理論框架有著重要意義。傳遞性是經濟學對人類選擇行為進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設在行為經濟學中不再是通過簡單縮小選擇集來定義，而是直接松動了傳遞性。如果傳遞性不能保證，那么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就會面臨最大挑戰:從特定局部導出的理論不能平行推廣到全局范圍，Poincare所言的科學就是“A=A”就將不復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進展使主流經濟學今后的發展必須更加重視兩個問題:（1）個體行為在不同時點或者不同長度時問段之問的聯系;（2）個人與社會(或者說不同層次)之問的相互聯系(這種聯系不再是主流經濟學中簡單的加總或者平行移動)。如何把特定時點、特定層次的個體選擇偏好的傳遞性擴展到全局時問范圍和社會體系的不同層次結構是維護經濟學理論形式系統一致性的主要挑戰。

(2)其次，行為經濟學通過對個體行為的關注，把主流經濟學研究圖式從“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轉化為“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一勞動”。主流經濟學關注的是各類票賦共同作用形成人類消費品的有效過程，作為選擇機制的(效用與利潤)最大化只是為了驅動這一過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勞動到產品”圖式。與此不同，無論是給定環境下行為人的決策過程，還是腦神經元的白我激勵與滿足機制，行為經濟學所探討的是個體信念、偏好與行為的演變以及該行為對其白身真實生理上的滿足(特別是神經元經濟學的出現)，或者說是作為消費行為結果產生的行為選擇(個體偏好、信念與行為異質性的內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滿足納入到選擇分析框架中，從而使行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為經濟學研究圖式變換為“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一勞動”，經濟過程不再只是產品再生產過程，而是產品與勞動的復合再生產過程。

(3)第三，心理賬戶、前景理論等有關異質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補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選擇空問因為互補性而不復存在，局部選擇(偏好)的傳遞性無法通過平移來維系全局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心理賬戶發現:異質性使得作為替代性之錨的貨幣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說明經濟體系存在高度異質性。異質性不僅導致主流經濟學所關注的交易費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進而導致局部傳遞性無法通過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選擇空問維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白洽性;異質性還會導致技術一社會互補性的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為社會體系中的創造性與生產性提供動力機制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體系收斂的理論問題。這必然要求:經濟學把互補性的處理從一般性報酬遞增的地位提升到與替代性同等的基礎位置，規模報酬必須因異質性而限制在局部空問以保證競爭性均衡的存在。

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經濟學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經濟學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價值觀、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個體理性分析方法、經典物理學與現代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放在制度變遷的演化中，通過制度的供給需求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對象(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具體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的影響，同經濟學有相通之處。這樣，就決定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是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統一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對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繼承與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硬核”，借鑒與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進行經濟學的科學綜合，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一、經濟學范式實質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經濟學范式主要具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觀，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論。從世界觀的意義上講，經濟學范式所表明的是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基本信念和價值標準等。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經濟學范式是指被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從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來看，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其內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二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與具體分析方法，三是以生產方式范疇為核心的概念體系，四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與具體結論。從其基本內容看，經濟理論本質上是制度經濟理論，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較早地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定義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涉及并從本質上剖析作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固定化和規范化表現形態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體系。

在經濟學說中，制度范疇的內涵就是社會形態的“生理學結構”，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社會生產方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這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作為生產關系主要內容的生產過程的管理制度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制度，這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這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并決定的上層建筑。在經濟學中，“制度”分為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即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這是僅限于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廣義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即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這是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的社會制度。的制度結構細致縝密，涵蓋并詳細界定了各種制度內容，科學地揭示了它們之間內在的本質聯系，以一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探討了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貢獻就是它以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內部矛盾為根據闡明制度變遷的動力。經濟學闡明了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制度的“外殼”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總體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的“外殼”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筑。從二者關系來看，制度的“內核”是基礎和內容，制度的“外殼”是結果和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反映與包含前者。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矛盾作為制度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制度發展變革的決定力量，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能夠容納并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能存在與發展：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不能容納與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要被炸毀并被新制度的外殼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運用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框架論述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更替，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制度變遷的浩大歷史畫面。馬克思還具體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發展引起社會制度變遷的機理：生產方式變化(物質生產方式變化——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生產關系變化——上層建筑變化。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問的矛盾。這實際上是指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制度經濟學，或一種關于社會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經濟學不僅科學地確定了以社會制度為內容的研究對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種社會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范疇與概念體系；不僅具體分析了各種制度因素之間的唯物主義的辯證聯系，而且科學地闡述了社會制度的矛盾運動過程及客觀規律。今天，我們要實現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就必須繼承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在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吸收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進行科學綜合，實現理論創新，努力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應當現代化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我們不僅要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而且必須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吸收現代經濟學發展的新成果，推動經濟學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本框架的馬克思經典范式是迄今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同西方經濟學相比，它無論在世界觀方面還是在方法論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科學性，無論是對社會經濟變革還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解釋力與指導力。其次，我們之所以要實現經濟學范式的發展、創新、現代化，是因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兩類十分明顯的“反常現象”：其一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大量“反常現象”，其二是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大量“反常現象”。這兩類“反常現象”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理論提出了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學只有實現理論創新，才能對新的大量“反常現象”具有適應性，才能形成適應現代社會生產方式新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在信息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在馬克思經典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下，科學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形式所發生的新變化，提出新觀點，建立新理論，形成具有現代特征的經濟學。再次，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迅速發展，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經濟學應充分吸收這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形成制度經濟學范式。最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運用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基本原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特征和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模式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并對其進行的科學解釋，形成了引人關注的經濟理論成果，這為我們進一步進行科學探索，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目前，“經濟學范式經過創新發展已經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論成果，構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框架，將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進來，是該范式今后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其自身發展趨勢看，也需要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興經濟學門類進行科學綜合。一般說來，經濟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與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胡進，2004)。西方經濟學范式的發展是一個“建立——革命——綜合——革命——綜合”的過程。經濟學范式的發展過程，不僅是一個縱向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自我揚棄過程，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成果與方法的橫向綜合過程。從歷史上看，經濟學經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當時經濟學成果與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構建現代制度經濟學范式，應當而且必須充分吸收和廣泛借鑒當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與科學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特征是堅持“理性——個人主義——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數學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這種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方法把經濟學看成是以事實、感覺、經驗為依據，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科學。二是個體主義占主導的方法論原則與基本內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的假設，這是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繼承了個體主義的原則，并進一步強化了“經濟人”假設，使它成為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三是堅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因為“經濟人理性”要求行為的一致、有序和可觀測，而只有處于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具有可觀測性或實證性，才能表現出“理性”。四是廣泛應用數學方法作為主要分析手段，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方法最顯著的特征。總的來說，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臨經濟社會生活的挑戰，但其實證分析方法、個體主義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數學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學性和應用價值，因而是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應科學借鑒和利用的。如果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為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經濟學門類的發展則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20世紀以來，新制度學派、西方馬克思學派、結構主義和演化經濟學等學派廣泛發展起來，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總體上看，西方經濟學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許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學的影響，堅持“制度——歷史——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義的研究方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經濟學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主張，接近于經濟學，成為構筑現代經濟學大廈的重要理論來源。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新流派中，新制度經濟學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鑒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拓寬到制度領域里。新制度經濟學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方法。如，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給——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經典物理學和現代數學的方法，特別是引入實驗室實驗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的方法。二是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經濟實績與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確定上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理論的影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存在許多重要區別，但二者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性及相通之處。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特別是動態的歷史分析方法，因而這兩種理論都具有歷史感。“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第二，兩種理論都重視意識形態在制度穩定與創新中的作用，都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變化滯后性。第三，在制度創新的動力問題上，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尋求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源泉。因此，當代經濟學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特別是吸收和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與成果，進行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不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過現代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體系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的綜合，不僅可以實現“優勢互補”，而且還能在尋求融合的基礎上帶來重大的理論創新，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三、怎樣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總體上說，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就是以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制度經濟學理論，建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嶄新形式。制度經濟學之所以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是由于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具有涵蓋或涉及各門社會科學研究內容的理論廣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運用獨創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來解剖制度本質和制度變遷內在歷史邏輯的理論深度。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必須實現同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因為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它為我們勾畫的是一個遠距離、深層次、長鏡頭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但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歷史任務所決定，對短時期內的具體制度變遷過程，這種研究就無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深入的微觀分析，又未能采用現代分析技術對理論進行精細化的處理和數理分析。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進行綜合，某種程度上就是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是一項宏大的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工程，需要科學設計、正確推進。從總體上說，這一工程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構建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首先，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過對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一定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一研究是本質層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從本質上剖析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最終形成一個人類社會長期的、本質的整體制度分析的框架結構，以此作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礎。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吸收新制度經濟學一些相關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構建一個綜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學框架。二二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其客觀規律，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時代經濟學的新觀點。三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客觀規律，確立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中國化的新觀點。

具體說，進行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應抓住以下三個主要環節：

(一)在經濟學宏觀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礎上展開對微觀各項具體制度的研究，實現研究對象的制度經濟學綜合。總體而言，制度經濟學屬于宏觀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制度經濟學試圖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過渡的客觀必然及其各種主客觀條件，并從現存社會制度內在的矛盾推演出未來理想的社會形態。它既體現人類尊重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又體現人類理性構建能力和對美好社會制度的追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定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是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觀的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等具體經濟制度，這是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制度經濟學將這兩方面內容結合起來，一是要在生產要素所有制、勞動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礎上研究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和國家制度等各種具體制度，即在分析社會形態內在結構的基礎上分析人們的具體行為規則。二是要在分析各種法律、契約、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時，研究各種意識形態、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等各種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種制度本身的基礎上，分析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這樣，既可以從深層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質和變遷的真實過程，又可以用更簡潔、生動的語言和技術手段來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表現形式與運行方式，從而在本質經濟學與表象經濟學的統一上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

(二)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實現研究方法的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制度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質和真實演變過程的科學方法，顯然這是一種整體方法論。“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可以概括為總體性、社會性、制度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五個基本方面。經濟學中深刻地蘊涵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總體規定性、社會規定性、制度規定性、歷史規定性和階級規定性的理解”。同時，制度經濟學還應采用個體方法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是因為個體分析方法在細致描述和刻畫制度形成和變遷特征方面，在運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和分析具體的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過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個體方法論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從而使制度經濟學能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和描述方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總體過程進行更細致、更具體的描述，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來補充與完善制度經濟學。

(三)在闡明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實現基本理論的制度經濟學綜合。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張能力即物質生產方式的繁盛與生產的社會形式及其生產關系的適應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應當而且必須將社會制度的變遷歷史唯物主義地置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的變遷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給——需求”框架來分析，認為制度變遷主體對制度變遷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計較是制度變遷的動力。也認識到在人的動機背后決定人行為方式的客觀力量。前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后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構建制度經濟學，就是要揭示與闡明制度變遷兩種動力之間所存在的密切內在聯系：當生產的物質發展要求生產的社會形式進行相應變革時，必定同時存在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制度變遷主體會通過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比較來努力實現該種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如果僅僅停留在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分析上，我們將難以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體步驟、原因及制度變遷的具體方式和過程，更不能對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進行數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闡明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并將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揭示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

從總體上說，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的主要內容，既包括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的綜合，也包括理論觀點的科學綜合。通過這些綜合，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得到豐富、完善、發展與創新，形成制度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制度經濟學這一科學范式體系包括兩大部分內容：一是制度經濟學的“硬核”部分，如，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及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及以此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體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關于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基本主體和主要內容等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經濟學的“保護層”部分。如，制度經濟學的綜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框架內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在馬克思歷史分析方法的基礎上運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談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邏輯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數理——模型”的數學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經濟學的新觀點：制度變遷的動力是根本動力與具體動力綜合作用的統一：制度變遷的范圍是宏觀制度變遷與微觀制度變遷的統一；制度變遷過程是長期制度變革與短期制度調整的統一；制度變遷的主體是社會集團的集體力量與個人參與的統一，等等。

實現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是一種理論的創新和思想的深化，這種綜合是經濟學價值判斷的綜合和演變過程。它既是一種方法論的創新，理論研究內容與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種關于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思想認識的深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論結構是科學的，它需要綜合和補充的是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論框架的進一步拓展和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發展為豐富和發展經濟學提供了營養，經濟學是一種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符合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

四、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研究的基本結論

(一)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有重要區別。無論從世界觀還是從方法論方面看，經濟學是迄今為止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應堅定不移地堅持經濟學的基礎地位與指導作用。同時，應把經濟學研究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努力實現其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

(二)新制度經濟學盡管在其階級立場、價值觀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錯誤的，但其研究對象和具體分析方法與成果等方面有許多科學因素和積極意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具有對立性而且具有互補性、相通性。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范文第3篇

關鍵詞：民族院校發展經濟學教學方法

一、導言

發展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才被引入中國。在經濟學的眾多學科分支中，只有發展經濟學是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更加值得思考和重視。因此，發展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對我國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有很強的參考價值,發展經濟學課程在民族院校的深入開展，除了讓學生掌握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理解經典的理論模型，以及認識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謀求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外，學生通過本門課程的學習，能夠結合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的發展環境，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分析民族地區的現實問題，并努力探索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在民族院校全面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有助于民族地區的學生全面、深入的了解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發展經濟學自引入中國以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并在本土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績。然而，我們也看到，在中國高等院校的課程開設中，除了經濟學專業以外，很多財經類專業要么不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要么把發展經濟學開設成選修課，課時分配不夠，其他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就更加難覓發展經濟學課程的身影。為民族地區培養干部人才的民族院校到目前來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對發展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以中南民族大學為例，近年來，發展經濟學課程開設專業不斷增加，然而也僅限于經濟學院，目前經濟學院僅有兩個專業將發展經濟學設置的是必修課，安排48個學時，其他四個經濟類專業都為選修課，并且僅有32個課時，教材內容只能完成一半。

二、民族院校《發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發展經濟學》課程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課程，課題組成員通過多年的教學實踐發現，民族院校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引入有效的教學方法，首先需要全面掌握民族院校《發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目前的發展經濟學教學涵蓋的主要內容包括六個方面：一是導論部分。主要介紹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演變過程，對發展中國家的界定。其中有一個章節是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含義、關系和度量方法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和解釋。在這一個部分教學中，幫助學生正確了解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學生明確發展經濟學不僅僅關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還要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以及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二是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與傳統的經濟學課程和理論不同的是，發展經濟學在討論經濟增長問題時，不但介紹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總結而來的經濟增長理論，而且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征，提出了針對性的經濟增長階段與起飛理論和后發優勢理論，這兩個理論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思路有更大的參考意義。在收入分配問題上，運用一般經濟學理論分析收入分配的類型以及測量的方法。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發展經濟學通過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對儲蓄、投資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影響來解釋收入分配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對發展中國家存在較為突出的貧困問題從概念入手，深入解讀，說明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重要意義。三是經濟增長要素。依據早期經濟增長理論得出的結論，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經歷了唯資本論、唯計劃論，隨著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核心作用逐漸體現出來。雖然資本不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唯一要素，但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匱乏是共性，因此，必須正確理解資本積累的作用以及資本形成的過程。人口數量和質量對經濟增長到底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人口轉變階段以及發展中國家高出生率的行為分析，有助于學生理解人口政策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并不完備，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和失業問題較之發達國家更加復雜，因此，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資以及投資效率問題值得深入探討。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引進能夠較快的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然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如何測度，技術引進的選擇對技術吸收的影響需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多方位的考慮。資源、環境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可持續發展問題是我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密切關注的，由于資源與環境的不可逆性，以資源促發展，以犧牲環境促發展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要時刻平衡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通過政策引導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循環。四是經濟結構轉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結構嚴重不合理，農業比重過大，且效率低下，農業技術變革推進緩慢，與農村、農民和農業發展配套的政策制度不能有效實施。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亟待提高工業化比重，完成工業化進程，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戰略、發展模式，以及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正確選擇是加快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目標的有效保障。在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化所帶來的人口流動問題，失業問題的考慮能夠掃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工業化過程中的障礙。五是對外經濟貿易。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使得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為重要。傳統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國際貿易能夠提高社會福利，然而對于落后地區而言，在既定的國際貿易次序下，貿易戰略和貿易政策的選擇將影響地區福利水平的變化。在利用外資方面，國外借款必須適度，以免引發債務危機；制定的優惠政策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也需適度，正確看待外國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作用。六是制度與市場的關系。一般認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機制是不完備的，因此了解發展中國家制度的重要地位，避免低效率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了解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市場失靈，提高政府效率，促進政府與市場作用的動態轉換。發展經濟學教學內容與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互呼應，發展經濟學能夠解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的原因，能夠指導民族地區結合自身經濟發展的特征，確定一條高效的經濟發展路徑。因此民族院校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族院校《發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改革

目前，民族院校《發展經濟學》課程教學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相對比較落后。由于受到目前《發展經濟學》課程教材的限制，民族院校在講授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收入分配以及貧困等問題時，常常只能依照已有教材的案例來進行解釋和說明，而教材中的這些案例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案例選取國家的發展時期比較久；二是案例選取國家學生不太熟悉。例如在介紹后發優勢理論時，大部分教材選取的是印度80年代的發展情況，在介紹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時，大都也是以北美國家80年代的發展情況為案例。民族院校大部分的學生來自民族地區，他們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即熟悉也感興趣，民族院校在教學內容上亟待更新。因此，有必要根據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按照《發展經濟學》課程各章節研究內容，設計有足夠針對性和說服力的案例供學生分析討論，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結合民族院校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選擇適宜的教學方法，其中因地制宜的案例教學方法是較好的選擇。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為樣本，結合發展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將案例合理的運用到課堂教學中，激發民族院校學生的學習興趣。民族院校的學生來自我國的各個民族地區，對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比較熟悉，也感興趣，因此，在課堂教學中引入他們身邊的案例，借助各種多媒體手段對案例進行展示，引發學生對案例中引發的發展問題進行激烈討論，最后通過案例總結最終能夠完全掌握相關知識點。在發展經濟學教學手段選擇上，可以整合民族院校的多種資源，利用各種民族地區社會調研的機會，引導學生結合發展經濟學的問題深入民族地區開展調研，既能讓學生更加了解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同時也能引導學生深入思考，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提高調研的效率。

作者:曹考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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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雙.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J].經濟技術協作信息,2010(8)

[3]霍明明.論發展經濟學的發展[J].中國市場,2011(1)

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范文第4篇

1　城市形態相關理論回顧

1.1　城市歷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學者培根（Baken， 1976）、吉爾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喬伯格（Sjoberg， 1960）等對傳統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貢獻。他們的著作除了詳盡的描述了西方城市歷史形態演變過程之外，亦討論了引起其變化的原因。如斯喬伯格在《工業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敘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離，隨著城市的出現與發展，人類最終出離了原初的狀態。城市的發展同時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復雜的能滿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質環境，人們從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許多學者所認為，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繼農業生產之后的第二個意義重大的創造。”傳統中國城市同樣吸引了廣泛的研究（董鑒泓， 1982； 賀業鋸，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兩種城市形態思想影響了傳統中國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禮》（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記”，其中所強調的“圍合城墻”、“南北軸線”、“宮城居中”和“對稱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倫理與哲學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漢），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導自然的哲學，人類的居住環境應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在城市建設中，人們可以利用環境條件達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則反映在《周禮》和《管子》中，互相補充構成了獨特的中國傳統城市形態理論，并且影響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盡管上述城市歷史理論著作較少直接提及傳統經驗對現代城市建設的意義，但是它們已經并將會繼續對現代學術及實踐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1.2　市鎮規劃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鎮規劃分析起源于歐洲中部，以德國的斯盧特（Schlter， 1899）為代表的“形態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論基礎。“形態基因”在康澤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進一步發展，通過分析歐洲中世紀城鎮，規劃設計元素被劃分為街道和由他們構成的交通網絡；用地單元（plots）和由它們集合成的街區；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創立并運用以下概念方法：“規劃單元”（plan unit）、“形態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態區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態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塊循環”（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鎮邊緣帶”（fringe belts），康澤恩的研究在英國形成了康澤恩學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鎮邊緣帶”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一概念指城鎮邊緣由混合用地構成的動態帶型區域，其存在是城鎮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對這一“不穩定”區域的研究有助于對城鎮發展演變的理解，并進一步為規劃管理提供建議。康澤恩對城市形態研究的貢獻可概括為五點：

（1）建立了基本的市鎮規劃分析體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獻中使用完全的過程演變的方法；

（3）確立以獨立的基本地塊為研究單位；

（4）使用詳細的地圖配合實地調研和文獻分析的研究方法；

（5）發展了城鎮景觀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國伯明翰大學地理系的城市形態研究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繼承和發展了康澤恩的思想，是目前這一領域最為活躍的學術組織之一。近年來，他們的影響已逐漸由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洲擴展到了整個西方的城市研究學術領域。盡管市鎮規劃分析研究發展出許多分支，例如對建立城市“規劃控制”和“發展管理”原則的應用，但它對舊城保護實踐的意義依然最為重要。（詳見：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

1.3　城市功能結構理論（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國的形態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被稱作文化形態研究的伯克利學派，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芝加哥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折衷社會經濟學理論強調城市用地分析。在社會學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創立了同心圓理論的基礎上，霍伊特（Hoyt， 1939）發展出扇形區理論，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發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論。20世紀50、60年代以后，他們及其追隨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城市功能結構理論作為城市形態研究的一部分是因為它關注城市用地，而規劃和建筑設計僅被視為城市用地的載體。另外，相對于解釋城市內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克里斯托爾（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間的空間及規模關系。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反映了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用地發展關系的城市形態方法。

1.4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在這里廣義的包括宏觀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方法。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建筑環境（built environment）與商品生產過程之間建立了聯系。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哈維（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觀形成與變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之間的矛盾關系，再此基礎之上建立了“資本循環”（capital circuits）理論，他指出城市景觀變化過程中蘊涵了資本置換的事方法實。鮑爾（Ball， 1986）推進了這一思想，發展出“建筑供給結構”（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討論了建筑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社會元素，其中包括發展商、規劃管理和服務對象的動力作用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更進一步，諾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給結構”包括更為廣泛的范圍，通過對美國城市景觀的分析，諾克斯證明了社會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同等重要并影響著城市環境的形成過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強調建筑環境產生和變化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密切相關，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時城市發展的組織形式及相關社會機構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點。

1.5　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喬爾（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賴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類行為與物質環境關系的理論，他們的探索包括人類如何感知特定的環境并且產生行為反應，進而如何在設計實踐中利用這些規律。在這些研究中客觀科學的方法代替了舊的個人直觀的行為研究傳統，他們的理論著作改變了現代規劃與設計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圖”（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來反映個人對環境的感知，通過使用“節點”、“路徑”、“地標”和“區域”作為基本元素來分析環境心理趨向。他同時使用“可識別性”來描述環境特質，好的建筑環境使居民感覺舒適，親切。林奇強調好的城市形態還應包括：活力與多樣性（包括生物與生態）、交通易達性（開放空間、社會服務及工作）、控制（接近人體的空間體量）、感覺（可識別性）、靈活性和社會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贊諾（Lozano， 1990）和特蘭塞克（Trancik， 1986） 討論了人對特定建筑環境的行為反應，分析了現代城市問題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這個觀點，他們建議城市發展演變應與當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適應，強調設計應與環境相協調，即“環境行為”的方法。

1.6　建筑學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態理論研究中，由建筑師與城市設計師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對理解城市形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類型學（typological studies）與文脈研究（contextual studies）。類型學起源于意大利與法國，意大利建筑師瑪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亞（Canniggia）和羅賽（Rossi）奠定了類型學的基礎。根據羅賽（Rossi， 1982）的解釋，類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學領域，類型同樣是一個文化因素，從而使它可以在建筑與城市分析中被廣泛使用。由于類型學關注于建筑和開敞空間的類型分類，解釋城市形態并建議未來發展方向。類型學的方法在歐洲建筑設計及城市景觀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文脈研究著重于對物質環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條件下創造有意義的環境空間。文脈研究在艾普亞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爾（Krier， 1984）、羅（Rowe， 1978）和賽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廣泛討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鎮景觀”（townscape），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兩點假設，一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感覺規律可以被認知，二是這些規律可以被應用于組織市鎮景觀元素，從而反過來影響人的感受。通過分析“系列視線”（serialvision）、“場所”（place）和“內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國1950、1960年代的“創造嶄新、現代和完美”的大規模城市更新建設和富有多樣性特質的城市肌理（包括顏色、質感、規模和個性）相比較，后一種更有價值和值得倡導。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快速發展的現實同樣有深刻的啟發作用。

1.7　空間形態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這一理論認為城市由基本空間元素組成，它們構成了不同的開放與圍合空間和各種交通走廊等，空間形態研究從不同規模層次分析城市的基礎幾何元素，其目的是試圖描述和定量化這些基本元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空間形態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馬奇和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國劍橋大學創立的“城市形態與用地研究中心”。隨后各種不同概念被發展用以定義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空間語法”（space syntax，詳見：spacesyntax.com），這一概念可以被定義為描述、解釋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間結構的技術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強調分析空間集合的幾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蘊涵其間的社會與人類學意義（Hillier， 1983）。以上討論的城市形態理論提供了廣泛的方法來剖析城市物質環境，盡管它們有重合之處，但根據所側重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的不同，相關的理論概括起來可以被分為三類：一是“形態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建筑學的方法和空間形態研究。“形態分析”依靠從二維到三維的城市地圖、規劃與建筑設計和城市實體研究，其目的是解釋城市現象和剖析其中隱含的規劃管理、建筑師、業主和各種相關專業人員在城市形態變化中的作用及責任。二是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關注于人的主觀意愿和人的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過程包括實地觀察、問卷調查及相關人員的訪問；三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它關注政治與經濟因素和相關的社會組織在“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態與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

西方現代城市規劃起源于建筑師與社會學家尋找理想的城市形態以醫治“城市病”的烏托邦和物質形象的思想。在過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發展的實踐要求規劃師更多的關注于“政策規劃”、“發展影響評估”、“發展管理”、“社會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師的職責似乎完全脫離了物質環境。然而，物質環境在規劃學科中，無論過去與現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規劃工作依然圍繞著兩個中心，一是計劃新建項目對現狀環境影響的評估，二是組成物質環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動部分的空間協調。”城市形態研究的價值在于它在城市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適當安排新的結構元素的能力，如“形態分析”已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管理”和“設計控制”等規劃實踐的重要工具，評價規劃工作的優劣在某種意義上是指得到規劃許可的城市發展的結果。基于這一觀點，城市形態的方法對輔助與充實規劃實踐有重要意義。“可持續發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當前西方規劃學科的熱點課題，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與城市形態的關系日益得到重視。具體的規劃概念如密集式城市發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創造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發展步行和公交系統和一系列新的設計原則。作為物質參照的城市形態是“可持續發展”及“城市交通”等規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態研究應得到充分的重視。城市形態研究的意義同時存在于它與城市設計的關系，盡管城市設計概念自出現到現在的30多年來，還未形成一個全面共識的定義，但是，城市設計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實踐層面上的認識，可以描述為是由建筑學、城市規劃和景觀建筑學參與的，給予環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動。其中的活動指利用現有條件，創造新的結構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統一與整體性的城市環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態的目標是理解城市結構形成過程與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的作用力的關系，城市形態與城市設計的同構關系，不僅表現在文字描述上，同時反映在設計實踐中，所以系統的城市形態研究可用于加強和整合城市設計的理論基礎。

3　城市形態的方法與理論研究框架

根據諾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過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論，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會、經濟、人口、政治、文化、生產技術和環境變化過程所推動。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擴大的城鎮區域內，同時，城市化還導致了其它的一些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果，如城市體系、城市用地、社會結構、建筑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特定的社會系統，如政府政策、法律體系、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關注到變化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作出一系列的反應繼而影響初始的動力因素，這一過程最終形成了一個動態變化的循環體系。諾克斯的分析利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城市化過程”理論的基礎。作為城市化的一個結果，城市形態的變化明確的反映了城市化過程。基于以上討論，“城市形態作為城市化的結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這一模型，使物質的城市形態，抽象的政治經濟因素和城市規劃有機的聯系在一起，從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并可以被廣泛應用的方法來分析城市形態變化的動力及過程機制。在這一模型中“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的概念與方法被強調作為主要的物質環境分析工具。形態分析關注于和城市相關的客觀物質、圖形及文字資料，環境行為研究強調城市居民和專業及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觀意愿的調查分析，方法它們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視角檢視研究對象，從而使城市形態的研究更為理性與客觀（圖1）。復雜性（complex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理論在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時強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是西方社會科學中新興的邊緣學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種系統表現出的混亂、非連續性和難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復雜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復雜特性挑戰了研究分析與規劃決策過程。充分認識到復雜性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過程變得容易，但它可以使決策者有充分的準備，從而應對由復雜性產生的不確定性。對于不確定性的清晰認識可以幫助尋找適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決問題的過程取決于目標與方法的不確定程度，當人們對目標和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形成共識，確定性較高，分析與決策過程可以依賴科學與理性的步驟去完成；當人們同意目標的方向，但不知如何達到它，分析與決策是一個學習過程；當人們不確定要達到的目的，但有許多可選擇的方法，分析與決策成為一個討論過程；最后，如果人們同時不能對目標與方法達成共識，分析與決策成為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過程。認識到不同類型的不確定性，可以對問題的特性作出判斷，從而找出更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概括而言，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滲透于整個城市發展過程中，它們應成為形態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由傳統的單一計劃經濟為主體轉型為多種經濟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轉型性經濟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穩定性的發展政策和領導主觀意愿構成了分析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因素。在相對有限的可借鑒經驗的條件下，缺乏明確的目標與工作方法往往同時成為城市發展規劃中的問題，對不確定性的充分認識對提高中國城市研究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4　結語

在城市化過程理論的體系內，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被強調作為主要城市形態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態分析，雖然包括廣泛的方法與技術，但對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設計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認，規劃設計方案只是整個規劃過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規劃依賴于管理、控制和實施等各個環節，但規劃設計方案記錄了社會價值觀念、人們的主觀意愿和環境管理方法。沒有作為形態基礎的規劃設計方案，大規模的規劃是無法實現的。好的城市形態決不是僅僅基于美學原則的標準，它更依賴于活動其間的人的感受與評價。得到人們欣賞并積極評估的城市環境是真正有價值并應得到廣泛的倡導與維護。基于環境行為研究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問卷調查、相關人員的訪問和實地觀察，這些工作過程不僅重視專業和行政管理人員的意見，其中更關注普通居民及流動人口的意向，通過數據記錄與分析，最終將其反饋到規劃設計、政策制定及具體管理行為中。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城市化過程，這一過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重構。同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形態的變化，從動力機制到實體環境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其復雜性與多樣性對城市形態的理論研究具有特殊的價值。雖然國內階段性的城市形態研究已不斷出現，然而系統與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論的研究還有待提高。本文關于這一課題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從大量的相關文獻中理出一個簡單與明晰的脈絡，并適用于實際案例的分析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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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政學；學科演進；公共財政

即使在同一學科，不同年代、不同層次的教科書呈現給讀者的內容也會有很大的不同。透過這些差異，我們可以看到一門學科發展演進的軌跡。凱恩斯革命以來，西方財政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能夠深入了解這些變化，我們將財政學的兩部當代經典教材和20世紀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進行比較①。我們選取的當代財政學教材是哈維。羅森（harvey s.rosen）的《財政學》（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賈（raghben-dra.jha）的《現代公共經濟學》（第1版，2004年出版）。羅森是美國當代著名的財政學家，他的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響。賈的這本教材在公共經濟學的基礎上詳盡地介紹了公共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若干前沿問題。我們選取的20世紀40年代的代表性財政學教材是哈利。蘆茨（harley l.lutz）的《財政學》（第4版，1947年出版）。蘆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他的這本教材當時被哈佛大學等許多大學選用。為了方便起見，后面將把羅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賈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蘆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們對這三部教科書的比較將集中在兩個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的變化。

一、研究方法的變化

從方法論上看，當代財政學家大多采用了演繹方法。即他們以經濟學基礎理論為分析基準，通過改變基礎理論的假設條件，將理論運用于不同的問題以得出結論；而以往的財政學家較多使用的是歸納方法，他們對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得出一般性結論。在對具體結論的推導中，當代財政學家大多使用數理模型推導出結論并運用計量模型對結論進行檢驗；而以往的財政學家則主要是通過對現實經驗進行邏輯分析得出結論，并通過列舉歷史經驗和相關數據來論證結論的可信性。這些變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從以歸納法為主到以演繹法為主

將60年前的教材與現代的進行比較，最顯著的一個區別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滿了圖表與數學公式。在60年前，財政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財政學家們承襲了亞當。斯密的研究傳統，他們喜歡從紛繁的現實中歸納出概念或原理，再對這些概念或原理進行演繹，將其運用于對真實世界的解釋。而在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經濟學的一個應用領域，對于財政學問題的分析，總是通過改變經濟學經典模型的假設條件而進行的。

（二）數學工具的大量使用

雖然都是同一時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屬于高級讀物。這種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對于同一問題，后者的分析也遠比前者復雜。從直觀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數量、更為復雜的數學工具。而隱藏在這種數量化傾向后面的，則是當代經濟學分析主要特點：假設條件的不斷放寬、分析因素的不斷增加。

經典的經濟理論建立在對現實的高度抽象下，它雖然結構嚴謹、邏輯縝密，卻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這種理論不是可以用來直接解釋現實的工具，它只是為人們認識真實世界提供了一個理論基點，要很好的解釋現實，必須在深刻理解經典理論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情況改變模型的假設條件，引入更多的分析變量。而簡單的數學工具無法滿足這種要求，于是經濟學中的數量化傾向便越來越明顯。

（三）計量經濟學的使用

隨著分析因素的增加，計量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問題的分析中，需要考慮的因素會有很多，而理論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響因素，它只能在解釋力與復雜度之間尋找平衡。只有那些通過計量建議的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才具有納入模型的價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財政學研究領域，計量方法與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題的變化

60年前，絕大多數財政學家還是古典主義的信徒，他們相信政府的作用只應該是“守夜人”，因此財政學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為的本身，而沒有考慮政府行為對經濟的影響。凱恩斯革命以后，人們認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開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對經濟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又使人們看到政府干預的不良后果，使得人們又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進行反思。到現在，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在肯定政府干預經濟持必要性的同時，又認識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它的行為必須受到約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們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態度的這種轉變，表現在兩個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說明方法論問題。既然政府的行為會對經濟產生重要影響，那么財政問題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樣只考慮政府的收支行為，而必須采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為對社會福利的影響。（2）在pf2002和pf2004中，對支出問題的關注要高于pf47.當代財政學家們已經認識到財政所具有的三大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來完成的。

三、對我國財政學研究的啟示

通過這三本教科書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十年中西方財政學領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從這種發展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到有益啟示。

（一）中國財政學研究的方向

從西方財政學的發展變化看，我國財政學研究主要有三個研究方向：（1）使用歸納方法，從現實中尋找我國財政問題的獨特規律，再對其進行演繹。（2）使用計量方法，利用中國數據檢驗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適用于中國。（3）使用數理和計量方法，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修改西方經典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國數據進行檢驗，從而確認其是否能夠解釋中國實際。采用哪種思路來研究，對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筆者認為，與后兩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強的對現實的洞察能力和對問題的邏輯推理能力②。對于大多數研究者來說，使用后兩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畢竟，凱恩斯那樣的經濟學巨匠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只能在經濟學的大廈上添磚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為的視角

在西方，對于政府干預經濟行為優劣的討論，至今也沒有定論。人們認識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預可以部分解決市場失靈，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靈，政府的干預行為可能帶來福利損失。這為我們研究中國問題提供了一種有益的視角：在研究政府行為時，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積極作用，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改變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的范圍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長”，而應認識到它與私人一樣有自利的行為，在制度設計時要考慮對政府加以約束。

（三）值得借鑒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