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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梁啟超 兒童 自覺 兒童教育觀 兒童詩歌

20世紀初，是思想界發(fā)生重大變革的年代。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于維新變法運動了。維新變法運動中，改革者們提出“啟女智”和“重幼教”的觀點。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婦女”和“兒童”問題一樣，無形中提高了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從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兒童的發(fā)現(xiàn)”、“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過程中的一個關(guān)鍵性的時期。

梁啟超作為清末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圖以文學為工具“新一國之民”。于是兒童作為未來之““國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此舉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由自發(fā)狀態(tài)向自覺狀態(tài)的轉(zhuǎn)變。梁啟超關(guān)于兒童和兒童教育的見解主要體現(xiàn)在《盧梭學案》、《少年中國說》、《論幼學》、《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教育政策私議》、《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等文章中。本文將主要從他的兒童觀、兒童教育觀及其理論實踐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啟超在兒童文學走向自覺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梁啟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務(wù)派在器物層面對西方的學習，轉(zhuǎn)而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盧梭的社會政治著作《社會契約論》所提出的天賦人權(quán)、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張，不僅成為梁啟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發(fā)了他在兒童觀上的覺醒。”[1]《盧梭學案》是梁啟超宣傳盧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繼承了《社會契約論》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觀點，認為“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quán)，而此權(quán)，當躬自左右之，非為人父者所能奪也。”梁啟超一方面批判了“父為子綱”的倫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視兒童的地位和價值。

在《少年中國說》中認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文中認為兒童精力充沛，代表著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對兒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傳統(tǒng)以來的兒童的地位。 “這種對兒童生命特點和精神個性的認識，為人們談?wù)搩和莫毺氐木裥枨螅瑸槿藗冋務(wù)摵退伎純和膶W的種種話題，提供了最直接而現(xiàn)實的文化動力和理論起點。”[2]

據(jù)此，梁啟超在《論幼學》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學”的教育主張。梁啟超是從提高國民素質(zhì)、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觀角度建構(gòu)自己的兒童教育觀。與西方相比，盡管中國很早就產(chǎn)生了文字符號，但是文字教育并沒得到普及，多數(shù)人沒有接觸文字的機會，更談不上閱讀了，因此導致了國人創(chuàng)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兒童沒有閱讀文字的機會，對整個國家的發(fā)展極為不利。兒童期是人一生發(fā)展的關(guān)鍵，要改變國民的素質(zhì)，必須從兒童教育入手。兒童教育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息息相關(guān)。這種說法與我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軒的觀點不謀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作家應(yīng)當有一種莊嚴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長久以來，兒童生活在“父為子綱”封建觀念的層層桎梏下。梁啟超正是深刻認識到了封建舊教育對兒童天性的摧殘，才對舊式教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舊式教育對兒童的體罰，嚴重違背了教育規(guī)律，如同女子纏足一樣，是對兒童身心的巨大傷害。這種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會導致兒童視學校如牢獄，畏老師如獄吏。體罰是不尊重兒童的表現(xiàn)。這從反面確證了梁啟超認為兒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體性的存在這一觀點。因此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思想中孕育著兒童本體論的雛形。

他進一步指出，封建社會中以記誦為主的兒童教育方法是有問題的。“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后已。”這種呆板的教學方法很容易打消兒童學習的積極性，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國的教育存在著先后順序嚴重顛倒的弊端。凡此種種都表明了舊式教育方法違背了兒童身心發(fā)展的規(guī)律，不利于培養(yǎng)兒童的創(chuàng)造力，不能激活兒童心靈中潛在的靈性。這種過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許多研究者所批判。如盧梭和別林斯基都承認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難發(fā)展的一種能力。在兒童期，應(yīng)該主要致力于兒童感性能力的開發(fā)。再如朱自強教授所說“對于幼兒來說，他的理性能力還處于蟄伏的狀態(tài)，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發(fā)展機會。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認為地、超前地發(fā)展孩子們的理性能力，這個理性能力當然就和一些知識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聯(lián)系的。如果在幼兒階段，我們過早地發(fā)展他的理性、知識這方面的能力的話，教育就不會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負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說，梁啟超的觀點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二

“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shè)，自梁啟超始。”[5]毋庸置疑，梁啟超為兒童文學的建設(sh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不但是一個兒童教育理論的倡導者，還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實干家。他的理論是深深根植于實踐中的。他在《蒙學報演義報合敘》中表達了對“俚歌”的重視。1902年，他在《新小說》上開創(chuàng)“雜歌謠”欄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的筆名發(fā)表了兒童詩《愛國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學生們的喜愛。此后，他又創(chuàng)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創(chuàng)作了《終業(yè)式》四章，這組詩的兒童性稍為明顯，比前兩首容易理解。雖然有著宣傳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現(xiàn)形式大致可以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啟超所說：“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髓，真非易也。”[6]梁啟超已經(jīng)看到了在兒童詩歌中處理雅俗關(guān)系的重要性。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梁啟超兒童文學前意識之端倪。

同時，梁啟超還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從事兒童詩歌的創(chuàng)作。例如，他在新小說上曾經(jīng)發(fā)表過張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劍公的《新少年歌》、自由齋主人的《愛祖國歌》、珠海夢余生的《勸學》、黃遵憲以筆名“嶺東故將軍”發(fā)表的《出軍歌》四章和黃遵憲以筆名“人境廬主人”發(fā)表的《幼稚園上學歌》四章等。

其中黃遵憲的《幼稚園上學歌》語言生動活潑，自然流暢，易于上口，適合兒童吟唱，不失為一首優(yōu)秀的兒童詩歌。全詩一共十節(jié)，詩人對幼童渴望知識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學校時歡呼雀躍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繪。這首詩在當時的兒童中傳唱甚廣，后來又被輯入《最新婦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書》。“在晚清為兒童創(chuàng)作的詩歌中，如此具有兒童特點的詩作還屬鳳毛麟角。”[7]梁啟超對這種朗朗上口，具有音樂美，同時寓教于樂，又不失藝術(shù)性的兒童詩歌是極為贊賞的。

除了倡導兒童詩歌的創(chuàng)作之外，梁啟超還進行關(guān)于兒童詩歌的文學批評工作。他在《飲冰室詩話》的第78則中全文引錄了黃遵憲《小學生相和歌十九章》，稱其為“一代妙文也。”同時，他高度評價了楊皙子（楊度）所創(chuàng)作的《揚子江》、《黃河》等兒童詩歌，認為它們是斟酌雅俗之間、適合兒童吟唱的詩歌。他十分欣賞《江蘇》（清國江蘇籍留學生1903年在東京創(chuàng)辦的反滿革命刊物）上刊載的兒童詩歌，如《游春》、《秋蟲》等，認為其是中國文學復興的先河。“將兒童詩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5]

三

此外，梁啟超對于兒童文學的重要貢獻還在于他的翻譯工作上。他用章回體的形式重新翻譯了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十五小豪杰》，連載于自己主編的《新民叢報》。考慮到少年讀者的理解水平，譯文采用的是白話文，他還以“飲冰”的筆名譯述了“科學哲理小說”《世界末日記》。陸續(xù)在《新小說》上發(fā)表了南海盧籍東與東越紅溪生合譯的“科學小說”《海底旅行》、周桂笙譯述的《水底渡節(jié)》和《神女在世奇緣》、南野浣白子的“冒險小說”《二勇少年》等。他稱贊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寄思深微，結(jié)構(gòu)宏偉。”由于梁啟超的翻譯工作是為了實行“小說界革命”，所以包括兒童文學作品在內(nèi)的翻譯工作不過是他“新一國之民”的手段。雖然他并沒有兒童文學的文體意識，也沒有以兒童為讀者的意識，但是這些從異域引進的文學作品，在青少年中還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有利于兒童沖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經(jīng)開始為兒童文學的自覺松動著久久壓在其上的板結(jié)的土塊。

四、結(jié)語

總之，梁啟超的兒童教育觀中固然存在著資產(chǎn)階級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論的傾向，但他主張尊重兒童的尊嚴和個性，尊重兒童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無疑在兒童文學前意識的萌生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現(xiàn)代兒童觀的些微征兆。梁啟超還是中國兒童詩歌和翻譯小說的倡導者和力行者，為了兒童文學的誕生做了準備，有利于兒童文學的本體自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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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衛(wèi)平.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M].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xiàn)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強.朱自強小學語文教育與兒童教育講演錄[M] .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129.

[5] 胡從經(jīng).晚清兒童文學鉤沉[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2.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

一生談治學，自始至終言必稱方法，并且?guī)资陙恚挚傁矚g把科學方法說成“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把“科學法則”看作是學術(shù)研究，乃至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的靈丹妙藥，而其所謂“科學法則”說起來實際上又非常簡單，不外乎十個字，即“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或許也正因其高度簡化，所以易于傳播和為人所接受，最終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直到現(xiàn)在，我們一提到科學方法，往往還會想起。

對于讓名揚四海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的提出過程，人們很難在文獻中找到非常明確的記載，也就不容易把該思想的萌芽和發(fā)展梳理出極為清晰的線索。曾說：“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么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實在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jīng)過長期琢磨，逐漸發(fā)展出來的。”[1]此表述，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其治學思想方法固然是長期思考，精神積累的結(jié)果，然而把這個方法明確提出并概括為“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又有其具體的契機和過程。唐德剛《雜憶》寫道：“據(jù)胡先生告訴我，他那個終身提倡的所謂‘治學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爾發(fā)現(xiàn)的。一讀之下，至為心折；再讀則豁然而悟，以至融會貫通而終身誦之。”[2]如果據(jù)此論定“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只是偶然靈感迸發(fā)的結(jié)果，未免過于輕率。后來在《口述自傳》一書中回憶，他早在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以前就已經(jīng)對杜威的著作《思維術(shù)》發(fā)生興趣，并深受其影響。后來曾感嘆：“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zhuǎn)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1]杜威《思維術(shù)》一書認為，有系統(tǒng)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其中第五個階段是思想的最后階段，思想的人在這一階段進行求證：“把他選擇的假設(shè)，證明出來那是他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由此可見，“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這個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維術(shù)》（How We Think）一書。對唐德剛先生的那種“偶爾發(fā)現(xiàn)”的提法，研究者是不應(yīng)該盲從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的言論進行考察分析，還可以看出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并不是對杜威言論的簡單照搬，而是有其具體提出過程的。

一、1919年，對杜威實驗主義思維方法的進一步簡化

1919年是學術(shù)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或許可以被稱為的學術(shù)方法年。在同年發(fā)表的《實驗主義》、《少年中國之精神》、《論國故學》及長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幾篇文章幾乎成了終生提倡的“科學方法”的根基，此后大多數(shù)關(guān)于治學方法的言論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礎(chǔ)上的引申和發(fā)揮。《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原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最初發(fā)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學月刊》，后來收入《文存》時又改題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根據(jù)胡頌平《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19年3月上旬在教育部會場演講《實驗主義》，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總結(jié)為五步說：疑難的境地，指出疑難所在，假設(shè)解決方法，決定何者有效，證明。同年6月下旬，在少年中國學會講《中國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國的邏輯”，所謂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在演講中強調(diào)：“‘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yīng)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里所能詳細討論的。”最終在此次演講中將科學方法的要點簡單總結(jié)為三個觀念：“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shè)；第三注重證實。”至此，可能已經(jīng)意識到，在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和學術(shù)條件下，要想把繁瑣的實驗主義系統(tǒng)深入地介紹給國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的演講把杜威并不簡單的思想方法簡化為事實歸納、提出假設(shè)、試驗求證三個環(huán)節(jié)，并且冠之以“科學方法”的名稱，作為“少年中國的邏輯”來宣傳。

二、1919年前后，對口號、標語思想宣傳作用的重視

同樣是在1919年，也明顯注意到了政治口號或?qū)W術(shù)口號巨大的宣傳力量及其廣泛的影響作用。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評論》第31期上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文章專門講到：“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有識之士對思想文化的社會作用極為重視，社會政治主張和思想學術(shù)問題的探討常常以口號的形式提出來，藉以擴大宣傳，喚起民眾，影響人心。在國門洞開，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隨其堅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國的情況下，國人對于西方的先進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認識，另一方面又難免對西方學術(shù)的系統(tǒng)復雜有望洋興嘆之感。在一時難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簡以便于實用的辦法來對待西學。張之洞《勸學篇？游學第二》曾說：“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在之前，晚清思想界對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態(tài)度，就曾被張之洞在《勸學篇？設(shè)學第三》中概括為“中（舊）學為體，西（新）學為用”的口號，成為的號召。本人是文學革命和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對“德先生和賽先生”、“文學革命”等口號的宣傳號召作用應(yīng)該深有體會。五四前后，很多“主義”進入中國，在普通民眾當中，這些“主義”最初只是作為各種政治理想的代名詞存在著，伴隨著口號式的宣傳而逐漸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激揚的革命風暴正在醞釀之中。在五四時期救亡和啟蒙壓倒一切的社會思想文化環(huán)境中，軟弱的政治性格注定只能成為一個反對革命的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者，《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章最后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yī)百病的‘根本解決’。”讓真正感覺危險的不是“主義”的口號，而是“根本解決”的暴力革命；所反對的也絕不是空談主義，而恰恰是主義本身。一方面反對將“主義”作為革命宣傳口號，另一方面又經(jīng)常將“主義”作為自己政治宣傳和學術(shù)主張的口號來加以使用。雖然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義”的“弱點和危險”，主張“少談些‘主義’”，但是自己其實并沒少談了“主義”。宣傳“實驗主義”自不必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本身所探討的就是“主義”問題。發(fā)表過的談?wù)摗爸髁x”的文章還有《易卜生主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的“不合作主義”》、《好政府主義》、《王荊公的有為主義》……，《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文中又曾經(jīng)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此外，根據(jù)朱維錚先生《何謂“人文精神”？》一文考證，還“可能就是‘人文主義’的中文譯名的作俑者。”雖然也明明知道“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卻又談到：“我曾經(jīng)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xiàn)方式。”非常重視口號的思想宣傳作用，雖然也很清楚把科學方法扼要地化簡為口號或標語殊有不妥，但仍然沒有放棄嘗試。在《我的歧路》這篇文章中說：“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要宣傳推廣的是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而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卻也是一個盡可能不打著“主義”的旗號的“主義”。

三、1921年，“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正式提出

時至1919年8月，撰成《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即《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其中第六章有這樣的論述：“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他們有假設(shè)通則的能力。 因為有假設(shè)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jù)來證實假設(shè)的是非，所以漢學家的訓詁有科學的價值。”在這里強調(diào)清代漢學家的訓詁方法之所以有科學價值，就是因為其具有“假設(shè)”和“證實”的特點，科學方法的要素此時已漸漸濃縮和集中為“假設(shè)”和“證實”。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又將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說改為三步說：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特征的假設(shè)，并非天經(jīng)地義；三、一切學說和理想都須用實行來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至此，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在的引進過程中已經(jīng)大非本來面目了。最終，在1921年11月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這篇長文補寫總結(jié)性的第八章的時候，終于弄出了一套“對于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癥下藥”的科學方法。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說：“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確的化約論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shù)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杜威《思維術(shù)》中所提到的思維方法五個階段被刪繁就簡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個階段，實用主義哲學并不簡單的思想理論就這樣在中國以口號的形式被提出來。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經(jīng)過一番實驗主義思維術(shù)的洗禮最終被表述為：“（1）大膽假設(shè)，（2）小心求證。假設(shè)不大膽，不能有新發(fā)明；證據(jù)不足，不能使人信仰。”“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從此在中國學術(shù)界獨樹一幟，同時這一通俗表述也成為上個世紀中國最響亮的學術(shù)口號。

到了1922年6月16日，又撰寫《我的歧路》一文（最初發(fā)表在《努力周報》第7期，后來收入《文存》2集），文中提出“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shè)，再細心求實證。” 的這個表述實際上是對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國的邏輯”（“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shè)；第三注重證實。”）的再次回顧。

四、關(guān)于“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源起的另一種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關(guān)于“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的源起還有一種說法，周一良先生認為先生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之說來自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周一良先生在其論文《日本推理小說與清朝考據(jù)之學――一種文化比較》當中曾經(jīng)提到：“梁啟超把清儒治學方法概括為六個步驟：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虛己，第三曰立說，第四曰搜證，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這六個步驟確能代表清儒方法。先生的有名的八個大字‘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實際也是梁氏六個步驟的進一步濃縮概括，精神是一致的。”[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現(xiàn)的時間先后，從而作出上述判斷的。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筆屬文至脫稿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題連載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雜志第3卷第3～5號。雖然早在1919年就寫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長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確提出。如果就此認為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是受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影響而提出來的，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事情實際上頗為復雜。

關(guān)于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之間的思想淵源，徐雁平《考論》已經(jīng)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贅述，僅簡要介紹徐先生的主要觀點。[4]根據(jù)徐雁平先生的考證分析，“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極有可能受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影響。”徐雁平認為梁啟超雖然在《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已注意到歸納法，然未提出假設(shè)之說，而到《清代學術(shù)概論》假設(shè)之說則明確提出。”“歸納、假設(shè)、求證等治學方法正是從老師杜威那里得來的法寶，并屢屢宣講，以大背景而言，梁啟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時代思潮之外；從小的方面講，落實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梁啟超在第十七節(jié)中總結(jié)的四步說，也能看到論文的影子。”雖然1921年才完成《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寫的第六章中，已經(jīng)將科學方法的核心特點總結(jié)為“假設(shè)”和“證實”，梁啟超在1920年《清代學術(shù)概論》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條，反而是受了的影響。徐雁平還提出，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增添的專講戴門后學第十二節(jié)中，則更能看出一文前七章的影響，尤其是六步說的后兩步（斷案、推論）的標出，更是明顯的證據(jù)。”

五、結(jié)語

對于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大致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認識：一方面，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其實是中國化的實驗主義，并沒有跳出清代樸學的老圈子。梁啟超說“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清代學術(shù)概論》），這實際上是把看作西學背景下乾嘉學派的尾聲；而另一方面，“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將清代學者治學方法“在理論上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使之具有近代學術(shù)的面目。”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在談起“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時曾說：“的學術(shù)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作用，不是決定的因素。”“遠在他接觸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種子已經(jīng)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剛也曾分析說：“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tǒng)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1]自己則說：“我們今日的學術(shù)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認為：“事實上，治學方法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1]嘗試著把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進行溝通，“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的求證”正是其將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與清代樸學嫁接后的產(chǎn)物。

通過分析的“大膽的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具體提出過程，我們多多少少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研究方法現(xiàn)代化的線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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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唐德剛.雜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66.

[3]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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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頌平編撰.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M].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

[6]朱維錚.音調(diào)未定的傳統(tǒng)[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范文第3篇

Hello！大家好，我叫陸詩婕，我今年12歲剛剛讀中學哦！，我是一個活潑開朗的陽光女孩，我的夢想有許許多多，當志愿者、明星、醫(yī)生、老師。。。我最大的夢想，說出來大家可別笑話我，那就是當一位writer！

有許多人腦子里總是裝滿了奇思妙想，都快裝不下了，為何不把他們拿出來曬一曬呢？我就是這樣，只要拿本本子，我就能立馬寫出來。(O(∩_∩)O~，自夸中）

除了我自己的夢想，我還有對家庭，對同學們的夢想，希望父母不再吵架，希望同學們天天進步跟上一層樓！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范文第4篇

關(guān)鍵詞：；民族精神；愛國主義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2-1578（2014）09-0072-01

《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是先生20世紀20年代的作品。這一時期的中國，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蓬勃發(fā)展之后，一些知識分子陷入迷茫。五四先驅(qū)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在《文學革命之反響》一文中化名"王敬軒"的錢玄同"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五四旗手魯迅干脆"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春夏與秋冬"。國內(nèi)戰(zhàn)火蔓延，軍閥割據(jù)。國外列強環(huán)視，鯨吞蠶食。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相勾結(jié)，加緊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加緊對成果的破壞。封建復古勢力從一蹶不振中昂起頭來，對新文化勢力進行瘋狂反撲，社會黑暗到達極點。這時的中華民族猶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瘡百孔，國運維艱。

在這艱難的國運面前，是臨陣脫逃，垂頭喪氣，悲觀失望，彷徨苦悶，還是正視現(xiàn)實，挺起胸膛，振奮民族精神？是擺在每一個有愛國心的正直的人面前的嚴峻問題，必須作出抉擇，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那些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弱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顏婢膝的人，有的離開，有的退隱，或化敵為友，為虎作倀，或畏懼斗爭，循跡而去。大多數(shù)正直的有愛國心的人們，則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針對這種現(xiàn)實和精神狀態(tài)，大聲疾呼，振奮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嚴重的歷史關(guān)頭，在艱難曲折的道路上，樹立起沖破險阻的必勝信心，企望動員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yè)，使救國的事業(yè)變成全民的事業(yè)。

，字守常，河北樂亭人。與、魯迅同是的先驅(qū)。積極領(lǐng)導。1919年7月，發(fā)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創(chuàng)辦《少年中國月刊》。發(fā)表《我的觀》，系統(tǒng)地介紹學說，與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在《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中，守常先生通篇使用比喻，增強說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動性和語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蘊、文字的含義豐富起來。

他用長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進程；用揚子江黃河比喻華民族歷史進程；用"浩浩蕩蕩"比喻中華民族歷史勢不可擋，一往無前；用"平原無際，一瀉萬里"比喻中華民族歷史的順利發(fā)展；用"濁流滾滾，一瀉萬里"比喻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讓讀者看到，作者內(nèi)心的豪情壯志。概括起來，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進程，以崎嶇險路比喻中華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艱難困苦中毫不氣餒，堅信革命必勝，民族必興，氣魄雄健豪壯，表現(xiàn)出作者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民族經(jīng)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會實踐，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jié)統(tǒng)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在當今世界，民族精神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重要尺度，也是維護一個民族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強大精神支柱。眾所周知，自秦朝建立統(tǒng)一中央集權(quán)制國家以來，分裂是暫時的，統(tǒng)一是必然的。中華民族有著延續(xù)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歷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代相傳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

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jié)、抵御外來侵略和推動社會進步中，愛國主義不僅發(fā)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形成了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無上地位的傳統(tǒng)美德。無數(shù)仁人志士以"天下之本為國"，"以國家之務(wù)為己任"，"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正是這些光榮傳統(tǒng)和美德的不斷發(fā)揚光大，成了激勵億萬人民和無數(shù)英雄豪杰為祖國和民族的生存發(fā)展前赴后繼、奮斗不息的強大精神力量。所以，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fā)展之本。

作為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nèi)涵。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同志把"如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fā)展中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課題之一。我們中學教育應(yīng)該營造弘揚民族精神的濃厚校園氛圍，使弘揚民族精神成為學生自我教育的過程。

認真實踐課改新理念，教書與育人并舉，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納入語文教育教學全過程，貫穿在語文教育教學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各個方面。要充實體現(xiàn)民族精神的豐富內(nèi)涵，使學生的心靈世界從小受到民族精神的人文滋養(yǎng)。

學知識，談體會。在語文教育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認識到堅強勇敢、團結(jié)互助、樂觀向上的品德是當代學生應(yīng)該繼承和發(fā)揚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是當代學生健康成長應(yīng)該具有的寶貴品質(zhì)。讓學生明白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不氣餒，不懼怕；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體；在各種環(huán)境下，勤奮學習、快樂生活、全面發(fā)展。

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塑造學生美好的人格，把對學生的中華傳統(tǒng)美德教育作為語文教育教學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其中抓好"三個字"：一是抓好一個"讀"字。二是注重一個"講"字。三是落實一個"做"字。學生們從中華傳統(tǒng)美德故事中學會愛國、學會勤奮、學會守信、學會禮貌……

梁啟超先生曾說："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弘揚民族精神是語文教學工作的一項長期工程。還要在以后語文教育教學過程中，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讓民族精神在每個學生的心中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2] 錢玄同：《五四后期言論集》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范文第5篇

90年代的中國，整個國家進入了快速的發(fā)展時期：自行車、小三輪逐漸在不斷加寬的馬路上被摩托、汽車所取代，小販在道路邊的吆喝也漸漸被發(fā)動機的吵雜所覆蓋；電視、電影、音樂開始蔓延它們敏銳的觸角，飛進越來越多的尋常老百姓的家；高樓大廈、寫字樓、新城市也帶著發(fā)展再發(fā)展、擴大再擴大的野心開始辛勤地打地基、砌混凝土；港澳日韓的產(chǎn)品也開始入駐這個泱泱大國中暗藏無限商機的市場。然而，農(nóng)民的生活依舊艱苦樸素，多少人一輩子都在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耕作，只是簡單地為了讓生活好點。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記得家里只有窄窄的幾十平方米，除了基本配置之外，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了。到院子里玩，吃簡單的蒸排骨、炒青菜，上平淡的幼兒園和小學，開始枯燥的學習，都是那時無比平常的事情。爸爸媽媽每天忙碌于工作，奶奶帶著我走過狹窄的馬路去看呼嘯而過的火車，給我講述他們小時候的故事。生活仿佛停滯，但又在愈發(fā)清晰的電視、愈發(fā)豐富的餐桌和改頭換面的火車中悄悄地變了臉。

邁入新世紀，中國的發(fā)展仿佛完全變了個樣，樓市、股票、投資開始充斥著整個社會，企業(yè)瘋狂滋長，越來越多的大城市迅速崛起，有的甚至一躍成為“國際大都會”“東方明珠”“經(jīng)濟、政治、文化中心”……同時，在這日漸富庶的物質(zhì)條件下，祖國的政治、文化、體育、教育等各個方面都有了質(zhì)的飛躍：從貪污官員的暗箱操作到透明的問責制度；從東亞病夫到08年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從農(nóng)村孩子鯉魚躍龍門的艱難到義務(wù)教育惠及各方學生。而且，隨著“新農(nóng)村”的不斷發(fā)展，農(nóng)民的生活和工作既有了動力，又有了保障。如今，中國，已是亞洲綠林里一棵參天大樹，樹干茂密蔥蘢，枝丫滿是芬芳。

我在祖國飛速的發(fā)展中也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成長為一位中學生，一位身在中國，心懷世界的夢想者。看著家里越來越高級的各種家電、學校里日趨完善的設(shè)備，聽著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聲音，說著世界上最多人說的語言，身處在如此優(yōu)越的環(huán)境里，我不禁感嘆：“中國強則少年更強！”物質(zhì)條件優(yōu)越，90后的我們才得以吃得好、穿得好、依賴電腦、MP4，在信息時代捷足先登，在世界文明中探索遨游，甚至開始倡導綠色生活、與高科技零距離；精神世界博大，90后的我們才得以在博客上飛揚個性、在論壇上各抒己見，甚至自己寫書，將思想的花香傳遍四周。崛起的中國，為我們少年帶來的是無盡的美好與多年積淀后的成熟，騰飛的祖國為我們少年鋪開的是光明的前行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