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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綜合評價；類型特征；提升路徑

[中圖分類號]D03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5）04-0107-06

循環經濟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方式，近年來在政策、機制、技術等方面實現了突破，并在區域、園區、企業等層面構建出發展典范。現階段，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資源能源短缺與生態環境脆弱形式更加嚴峻，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循環不經濟、經濟不循環”的問題越發凸顯；同時，我國國土面積遼闊，自然資源特征較為復雜，各省域因地理區位條件、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稟賦、產業結構分布等條件差異所反映出的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及制約因素也有很大差異。[1]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類型進行劃分，分析不同類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問題原因，有針對性地提出推進省域循環經濟發展的實現路徑，以推進我國省域循環經濟協調發展。

一、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區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是一項系統復雜的工程，涉及自然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基于整體科學性、系統層次性、動態可比性的設計思路，遵循循環經濟發展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減量化優先”的原則，參考國家發改委、統計局等制定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和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2]，從資源減量、循環利用、防污減排、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等五個層面，構建起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二）評價過程

通過查找《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收集2005―2013年的相關指標原始數據，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對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因受數據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約，未將、臺灣、香港和澳門納入研究中。將收集到的2005年―2013年30個省市的24項指標數據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構成（30×24）×9的全局樣本數據表并進行正向化和標準化等處理，利用多元統計分析軟件SPSS16對樣本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假設檢驗，檢驗結果顯示：變量間偏相關性的KMO統計量數值為0.793，球形假設檢驗的結果顯著性水平為0.000，樣本數據適合用于全局主成分分析。在此基礎上，計算標準化數據表的特征根、特征向量以及貢獻率，并提取前八個全局主成分作為新的綜合變量（累積貢獻率達81.085%），根據主成分負荷矩陣、特征值和貢獻率可計算出2005年―2013年我國30個省份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如表2所示）。

表1 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三）評價過程結果分析

從全國來看，2005年以來全國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穩步提高，30個省份的綜合得分每年都有不同幅度地增長，全國均值水平從2005年的―0.70提高到2013年的0.78，反映出近年來我國加大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投入、制定執行循環經濟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開展循環經濟技術創新等方面的綜合成效。從地區分布來看，我國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地區發展水平較高，東北和中部地區較為接近，西部地區發展水平較低。2005年―2013年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前8名的省份均集中在東部地區，排名后7名的省份均集中在西部地區。從各省份循環經濟發展變化態勢來看，2005年―2013年前8位和后7位的省份排名相對穩定，排名9―23位的省份變化較大。內蒙古和重慶的綜合得分有大幅提高，2013年排名分別比2005年上升了11位和9位；海南、黑龍江、四川等省市增長幅度相對較慢，排名分別下降了13位、11位和9位。

二、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的類型劃分與發展形勢分析

為分析我國不同類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存在問題，根據2005年―2013年我國30個省份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的平均值，運用四分位分類法，將30個省市循環經濟發展分為四大類型：領先型地區、挑戰型地區、追趕型地區和后進型地區（見表3）。

表2 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及排名變化

（一）領先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優勢與挑戰

領先型地區是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典范，具有經濟社會條件優越、產業結構相對合理、市場化程度較高等優勢條件，為循環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資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撐。在2005年國家提倡“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之時，領先型地區就已經開展循環經濟實踐工作，北京、上海、江蘇、山東、天津等省市陸續被納入國家循環經濟試點示范單位，依托循環經濟項目、企業、園區（基地）建設，初步構建起了以資源節約集約和廢物循環利用為特征的循環型生產方式，“三廢”資源的處理率和回收利用率不斷提高。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霧霾等新的資源環境問題形勢嚴峻，循環經濟發展的外在壓力逐步加大；同時，以政府財稅政策支持為主的循環經濟動力結構不夠合理，尚未形成以企業為主導的動力機制，導致領先型地區循環經濟技術研發能力較弱，循環經濟市場化程度較低，部分企業出現“循環不經濟、經濟不循環”的現實問題。因此，領先型地區必須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在循環經濟發展中承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任務，成為我國循環發展的先行示范區。

（二）挑戰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與不足

挑戰型地區是我國煤炭、鐵礦等礦產資源集中的區域，重化工業特征突出，能源、鋼鐵、有色冶金、機械、化工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依托資源優勢有力推動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同時，高度重視節能減排和資源循環利用，通過實施循環經濟項目綜合利用重化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余熱余壓、工業廢水和固體廢物，初步建立起了以礦產資源為核心的循環型重化工業生產體系，增強了各產業間的橫向耦合度，推進了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日益協調。挑戰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突出表現為工業固體廢物資源綜合利用率較高、污染物排放強度較低，但資源消耗量偏高、資源產出率較低、污染物排放總量較大。受資源有償使用、生態環境保護、環境損害賠償、生態價值補償等制度因素制約，在資源型城市循環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會出現難以突破的瓶頸。因此，必須以制度設計為突破口，持續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三）追趕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條件與問題

近年來，以四川、江西為代表的追趕型地區逐步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發展方式正處于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渡階段。但受工業化程度不高、高新技術發展緩慢等多種因素制約，循環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第一，部分內蒙古、山西的縣市屬于資源豐富地區，在資源開采和利用過程中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忽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和資源的循環利用；第二，工業化發展程度不高，企業規模不大，產業集群程度不夠，難以形成高度關聯和有效互補的循環經濟產業體系；第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尤其是循環經濟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不足；第四，節能環保產業、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和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發展較慢，污水、垃圾、固體廢棄物的無害化處理率和回收利用率較低，環境治理能力不高。因此，追趕型地區必須以產業循環為主導，加快構建循環型產業體系，快速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四）后進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循環經濟發展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資源環境作為支撐。后進型地區集中于我國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較為薄弱，同時受生態環境相對較為脆弱、法規政策支撐不足等多種因素制約，循環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首先，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省市仍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產業結構以“高污染、高能耗、資源性”為基本特征，經濟發展方式較為粗放。其次，生態環境十分脆弱，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草原退化、水資源短缺等問題嚴重，這對于經濟基礎薄弱的后進型地區發展循環經濟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政策法規的激勵與約束力度不夠。一方面，政府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監管缺失，對于濫用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處罰力度不夠，造成整體污染排放較高，資源循環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政府財政資金有限，對循環經濟的投資強度小，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滯后，企業缺乏循環經濟技術研發應用、設備改造更新、人才培育引進的積極性。因此，后進型地區必須以政府引導為重點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

三、我國省域循環經濟協調發展的提升路徑

圍繞我國省域循環經濟發展的不同類型，遵循“因地制宜、差異化發展”的設計原則，綜合考慮各類型地區所處階段以及發展形勢，以系統化、差異化理念有針對性地引導不同類型地區選擇和制定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一）領先型地區：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引領循環經濟發展

1.創新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加快轉變以政府政策為主導的動力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高度重視價格、競爭、供求等市場要素在推進循環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逐步形成以節能量和排污權交易、合同能源管理、清潔發展機制為重點的循環經濟市場體系。首先，加快建立節能量和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和完善節能量、排放權交易的法律法規，明晰節能量和排污權歸屬，科學合理確定地區節能和排污上線；完善企業節能和排污數據監測體系，建立信息數據庫。其次，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出臺更多激勵政策鼓勵節能服務公司發展，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項目建設；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參與合同能源管理項目，拓寬合同能源管理項目的融資渠道。[3]再次，積極建立碳交易市場。加強與國外發達國家的交流合作，不斷吸取國外清潔發展機制運作的先進經驗；完善清潔發展的申報機制，簡化審批流程，推進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實施；加強碳排放的監督管理，建立碳排放交易平臺，為建立交易市場提供信息服務和平臺支撐。

2.構建循環經濟技術創新體系

堅持政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發展思路，以自主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要方式，以減量化、資源化、再利用、生態環境修復大氣污染綜合治理等方面的技術研發為重點，構建循環經濟技術創新體系。[4]依托沿海地理區位優勢和基礎條件，加強與國外先進地區技術交流合作，引進循環經濟先進技術。加大政策資金支持和平臺建設，鼓勵組建以企業為主導、高校和科研院所參與的循環經濟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和技術聯合開發中心，設立循環經濟關鍵技術研發項目，集中優勢資源對節能減排技術、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技術、大氣污染防治技術等開展聯合攻關，形成以關鍵技術為核心的循環經濟技術鏈、產品鏈和產業鏈，提高循環經濟發展的經濟效益。制定循環經濟技術推廣目錄，建立循環經濟技術推廣應用的網絡平臺，促進循環經濟技術成果轉化與推廣。

（二）挑戰型地區：以制度設計為突破加快循環經濟發展

1.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是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核心。一方面，政府應加快資源性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積極調整資源性產品與最終產品的比價關系，開展資源的全成本定價，讓資源以價格的形式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5]另一方面，對于重要的資源性產品，收取高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區、同一市場均衡條件的環境補償費用，加大高排放、高污染企業的生產成本，使其價格利潤不能彌補企業的環保成本支出，倒逼污染型企業開展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和生態化轉型。

2.建立生態環境保護制度

以土壤環境、水環境、大氣環境為重點，建立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為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優質的生產、生活環境。首先，建立礦區生態環境修復制度。遵循“誰開采、誰修復”的原則，要求修復主體綜合采用風險評估技術、工程修復技術、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等手段，制定嚴格的生態修復標準，開展礦區生態環境修復。其次，建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加大對重點污染排放企業的監督管理，對于超標排放或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依托第三方機構對污染情節和影響程度進行評估，科學合理確定環境損害賠償范圍；對于造成重大環境污染的企業，要加大環境損害賠償力度，并嚴厲查處。再次，建立跨區域協同治理大氣污染制度。針對霧霾等大氣污染問題，成立跨區域協同治理機構，統一部署、科學決策，協調相關省份之間的行動安排。

3.建立生態補償制度

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發展為目標，以省域間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方式，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制度，推進流域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統一。根據生態保護者投入、生態受益者獲利、生態破壞恢復成本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科學合理確定生態補償標準。[16]成立流域生態補償管理委員會，綜合協調各省份生態補償的監督管理，民主協商生態補償的重大問題。建立生態補償糾紛協調制度，以生態利益至上為原則，協調處理好整體利益與地方利益、生態利益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關系。建立省域間信息通報制度，加強各管理機構的交流溝通，促進流域生態環境等相關信息的互通共享。

（三）追趕型地區：以產業循環為主導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選擇性承接沿海產業轉移

遵循循環經濟理念，充分把握好沿海產業向內陸轉移的機遇，積極發揮土地、勞動力、市場的優勢，科學規劃產業空間布局，有序、有選擇地承接產業轉移。在項目引進上，要從“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轉變。必須在資源環境承載力范圍內圍繞主導產業有選擇地引進項目，不斷延伸主導產業鏈條，構建循環型產業體系；嚴格審查項目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節能環保指標，嚴禁引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產項目。在空間布局上，對于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新開發的產業園區，要以物質流和產業關聯性為切入點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居住布局、綠地布局，充分發揮產業集群和循環鏈接效應，避免盲目、無序開發。

2.因地制宜構建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加快發展壯大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根據產業發展特色因地制宜構建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高效方向轉變。圍繞項目間、企業間、產業間的物質、能量、信息流動態勢，以縱向閉合、橫向耦合、循環共生為總體思路，重點加強對煤炭、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產業的物質循環利用和能量梯級利用，構建水資源回收利用、廢物資源循環利用、余熱余壓梯級利用、再生資源綜合利用等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建立一批循環經濟示范項目、企業、園區（基地）。加強農業、工業、服務業、社會領域等層面的共生耦合，逐步構建工農業復合、工業與服務業協同、工農與社會互補、多產業共生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多領域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3.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節能環保產業是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產業，必須將其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立和完善節能環保產業生產運營體系、技術創新體系、管理服務體系和政策標準體系，推動節能環保產業市場化和規范化發展。[7]加快發展高效節能電動機、新型節能材料、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照明等節能產業；大力發展大氣治理技術裝備、污水處理技術裝備、固體廢棄物處理設備等環保產業，推進環保新技術、新產品的應用；積極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重點加強廢鋼鐵、廢有色金屬、廢舊輪胎、廢舊汽車、廢舊電子產品的加工處理和再制造。加快建立和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建守一批“城市礦產”示范基地，推進廢物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

（四）后進型地區：以政府引導為重點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1.充分利用好國家政策扶持的機遇

目前，國家層面已出臺多項優惠政策支持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城市礦產”基地等項目建設。后進型地區應積極了解國家關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精神，制定省市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或實施方案，確定發展循環經濟的重點領域、工程和重大項目，爭取國家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的支持。國家層面應針對后進型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發展薄弱等實際情況，專門制定后進型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每年劃撥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支持循環經濟項目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

2.完善循環經濟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

緊密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的相關規定，圍繞各行政區域循環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加快出臺節約能源、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的法規條例，并研究制定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化治理、森林植被恢復、生物多樣性保護、廢舊家電間收、污水處理與回用、垃圾排放與處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規章，規范企業的生產行為和社會公眾的生活方式，提高循環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意識。

3.健全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

加強政府政策引導，建立以政策激勵為主、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循環經濟政策體系。第一，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落實淘汰落后產能政策，嚴格淘汰生態功能保護區、水源地及其匯水區、城市中心區等重要生態功能區內的企業；引導企業入駐產業園區，積極構建循環經濟產業園，實現廢物資源的集中治理、處理與排放。第二，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每年安排循環經濟專項資金鼓勵企業和園區的節能技術改造、環境治理設備購置和基礎設施建設；針對企業在循環經濟科技研發、推廣應用項目給予稅收優惠，對投資“減量化、資源化和再利用”項目的企業實施稅收抵扣。第三，制定后進型地區政績評價考核政策，切實轉變以GDP為核心的地方政府政績評價考核體系[8]，加大資源綜合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維護與修復等評價指標的權重，以更加全面、綜合的視角評價地方政府績效。

[參考文獻]

[1]曹旭.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類型以及區域效果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13（8）.

[2]國家統計局“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課題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統計研究，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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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麗，張攀，朱慶華. 基于生態勞動價值論的資源性產品價值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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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寧，薛維梁，韓曉麗，王永昌. 山西省節能環保產業制度體系的創新與完善――論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措施[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8）.

[8]申亮. 實施節能減排的地方政府行為研究[J].經濟評論，2011（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ype Analysis and Paths of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Xi Yongqin Ai Liangyou

[Abstract]Influenced b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 is a big di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lever of China's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Based the data from 2005 to 2013 ， the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advanced， the challenged， the chased and the backward. There are different basic conditions and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which should respectively appl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novation - driven ， institutional breakthrough ， industrial circulation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to improve its paths， and harmonically push China' s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第2篇

關鍵詞：非線性經濟發展系統 半離散模型 存在性 唯一性

引言

經濟系統是一個演化著的復雜系統，具有復雜的層次結構。近年來，系統科學理論的進展為研究經濟系統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對資產發展方程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經濟系統是人參與的系統，這個系統的功能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和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個生滅系統，生產過程代表了生的過程，為居民提供消費品并且為再生產注入新的資產；消費過程和生產過程中的資產消耗代表了滅的過程。生滅過程在客觀世界中是廣泛存在的，如生物種群的繁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森林的開采和種植等。本文從這個思想出發，應用系統科學和控制論方法，引入雙變量的連續函數，既考慮資本與時間的關系，又考慮資本的役齡，用積累率控制投資規模，建立如下資產的連續發展過程的線性模型：

（1）

其中Ω=(0,am)，Q=(0,am)×[0,T]，p(a,t)為時刻t資產按役齡a的分布密度函數，μ(a,t)為時刻t役齡為a的資產相對折舊率，r(t)為時刻t資產的積累率，b(a,t)是按役齡的資產產出率，它與勞動力構成和技術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有關，p0(a)為初始時刻資產按役齡a的分布密度函數，N(t)為時刻t的資產總量。

線性系統模型（1）忽略了企業與社會環境間的制約關系，而環境制約在動力系統中普遍存在。對于企業的發展過程而言，環境制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受科技進步的影響，企業資產除了物理磨損外，還存在著精神磨損的問題，也就是企業的部分資產在報廢前脫離生產過程，其實際使用年限低于其物理使用年限；二是由于受消費總量的制約，企業在一定時期會出現生產負荷不足，部分資產長期閑置、轉讓或改為它用，也就是脫離其原來所在的生產過程。這就使得企業的生產規模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大，從長期觀點來看，呈現非線性發展趨勢。

設f（N(t)）為t時刻單位時間內退役的資產與企業資產總量的比值，稱為環境制約函數（俞迎達，1997），它是僅與資產總量N(t)相關的非負函數，f(x)≥0為定義在[0,+∞]上的連續單調增加函數，且f(0)=0，將環境制約函數引入到方程（1）中得到如下非線性非定常企業資產發展方程：

（2）

半離散逼近法是求用拋物型方程描述的物理和工程問題的數值近似解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利用半離散逼近法可以把一個拋物型偏微分方程化為一個矩陣常微分方程，而后者在許多問題上都可以作為原問題的近似，半離散逼近方程還保持了原問題的許多重要物理意義。本文利用此方法將經濟發展系統中的一類非線性模型（2）化為一類具有廣泛意義的半離散模型，該模型是按時間連續役齡離散得到的，本文證明半離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這為今后經濟決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

半離散模型

在本文中，假設μ(a,t)∈C(Q)，r(t)∈C(0,T)，b(a,t)∈C(Q)。對資產分布密度函數p(a,t)關于役齡a離散，保持時間變量t連續，用半離散逼近法求經濟系統（2）的半離散模型。

首先，對區間[0,am]作如下劃分：0=a0

由（其中），可得 （其中）。

其次，對方程（2）中第一個等式的兩邊從ai到ai+1積分，可得：

(i=0,1,…,n-1)。

即，所以，。

記，略去高階項，可得：

記X(0)=(x1(0),x2(0),…,xn-1(0))T=X0，如果定義范數：，則，對方程（2）中的邊界條件離散化：（其中bi(t)=b(ηi,t)，ai≤ηi≤ai+1)，所以，

由公式（3）、（4）、（5）可得方程（2）的半離散模型為：

本文引進向量與矩陣表示，令X(t)=(x1(t),x2(t),…,xn-1(t))T，X(0)=(x1(0),x2(0),…,xn-1(0))T，則有：

半離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當f(N(t))=0時，可建立如下的線性半離散模型：

對方程（8）進行分析，有如下結論：

定理1：設r(t)，bi(t)，μi(t)(i=1,2,…,n-1)為t≥0的連續函數，則方程（8）對任何初始狀態X0都存在唯一古典解。

證明：任給T>0，取狀態空間H=C([0,T]；Rn-1)，選擇Rn-1中的通常范數，令，定義映射，則

（其中）。

類似地，可得 ，一般地，，因此，對任意正整數n及0≤t≤T，有 。

現在，取n充分大使得，則由Banach壓縮映像原理（張恭慶，1978）知，F在C([0,T]；Rn-1)中存在唯一不動點X(t)，滿足，兩邊求微分可知X(t)是方程（8）的解。

由T的任意性，對t≥0，方程（8）存在唯一古典解，定理得證。

定理2：方程（7）有古典解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存在一個非負連續函數N(t)，使得（其中Nq(t)=y0(t)+y1(t)+…+yn+1(t)，(y0(t),y1(t),…,yn+1(t))T是（8）的解）。

證明：記。若X(t)是方程（7）的解，則 ，易證

yi(t)是方程（8）的解。

因此，

，從而，即。

反之，若存在一個非負連續函數N(t)，滿足，則，易證X(t)是方程（7）的解，定理得證。

定理3：若f是非負單調增加連續函數，則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證明：由定理2可知，方程（7）存在古典解。

假設X(t)=(x0(t),x1(t),…,xn-1(t))T，Y(t)=(y0(t),y1(t),…,yn-1(t))T都是方程（7）的解，則N1(t)=x0(t)+x1(t)+…+xn-1(t)，N2(t)=y0(t)+y1(t)+…+yn-1(t)。

由定理2可得， 與都是方程（8）的解。又由定理1可得，=

，從而=

若xi(t)>yi(t)，則N1(t)>N2(t)，從而>，這與（9）式矛盾，所以xi(t)>yi(t)不成立。

若xi(t)

定理4：若f滿足Lipschitz條件，則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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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第3篇

1.1研究區概況

江蘇省是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之一。2012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54058.22億元，占全國10.4%，省內經濟發展與我國東、中、西部經濟差異格局有著相似之處，大致呈現出“蘇南—蘇中—蘇北”的階梯狀發展態勢。截至2012年，全省共有13個地市、48個縣(市)和931個鄉鎮。農村人口2929.89萬人，其中，從業人口2620.82萬人;農民人均年純收入12202元，其中，蘇北地區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為10502元，蘇中地區為12877元，蘇南地區為17160元。全省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0.37，農民生活水平處于我國上游水平。其中，蘇北農民生活恩格爾系數為0.40，這說明蘇北地區農民生活水平總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2數據來源與指標體系

1.2.1數據來源。本研究以江蘇省1∶50000地形圖為基礎圖形數據，屬性數據來自于《江蘇省統計年鑒(2001—2013)》、《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2001—2013)》。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來，江蘇省縣域行政區劃有過多次調整，為保持樣本的可比性，以2012年縣域行政區劃為標準，對相關年份的數據進行歸并處理，共有61個分析單元(包括13個地級市市區和48個縣市)。由于市轄區數據無法準確獲取，暫用各市平均數據代替。而事實上由于市轄區農村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故市轄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全市平均發展水平。經整理，以該省61個縣(市)的2000，2006和2012年3個時相的統計資料建立屬性數據庫。

1.2.2指標體系。農村經濟地域差異最集中表現在鄉村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上。因此，本研究遵循系統性、典型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等原則，建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由于農村的發展通常是以產業為載體，因此，可以采用產業發展來刻畫某一地域的農村發展狀態:通常情況下，如果某一縣市的一、二、三產業中某一產業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過全體樣本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之和，則該產業無疑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因而規定，如某一縣市其某項指標超出該指標的均值和標準差之和，即判定該縣域的農村發展狀態為某類指標因素所主導。據此，構建農村產業結構的評價指標。

1.3類型劃分的方法

由于農村始終處于動態性的演變過程之中，影響農村發展的各要素對農村發展的貢獻程度及其交互作用難以定量把握，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對農村發展的類型及其所處階段判斷的難度。模比系數法是一種較為簡便、直接的衡量經濟發展類型的方法，本研究采用模比系數來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從而進行經濟發展類型的劃分。江蘇南北跨度較大，各縣(市)的產業結構類型多樣。本研究選取“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的方法對江蘇61個縣(市)的經濟發展類型進行命名。(1)選取各產業結構總產值，通過確定某一縣市的一、二、三產業中某一產業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過全體樣本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之和來確定該縣(市)占據主導地位的產業。(2)利用模比系數，通過給所選取的指標賦予權重來評判某一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3)在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劃分農村經濟發展類型。

2結果分析

2.1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分異及演化

基于農村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根據模比系數的測度值，采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可將3個時相的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分成5種類型:經濟發達型、經濟較發達型、經濟中度發達型、經濟欠發達型和經濟不發達型。

2.2農村產業結構的分異及演化

比較各縣市三次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與61個縣市的平均值、標準差之和，可將3個時相的江蘇省農村產業結構分成4種類型:農業主導型、工業主導型、第三產業主導型和均衡發展型。

2.3農村經濟發展動態分析

2000—2006年，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從農村經濟發展類型上來看，2006年農村經濟不發達和欠發達類型的縣(市)個數相對于2000年來說明顯減少，尤其是蘇北地區最為明顯。而經濟較發達的縣(市)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在分布上也呈現出向北移動的趨勢，尤其以東部沿海地區為甚。從產業結構來看，農業主導型的縣(市)個數也有明顯減少，但仍集中分布在蘇北地區。而第三產業主導型地區的數量則有一定增加，且主要分布在蘇南廣大地區。產生這些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尤其是“十五”規劃以來，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發生了變革。農業生產目標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品質和效益;農村經濟結構也由過去的以農業為主轉向非農業為主，尤其是蘇南地區，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充足利用，產業結構向多樣化發展，促進了農民增收，農民生活得到了保障，從而帶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2006—2012年，江蘇省農村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經濟不發達型縣(市)的個數有了明顯減少，主要分布在蘇北內陸地區，蘇中和蘇南廣大農村地區則主要以經濟發達型和經濟較發達型為主。從產業結構來看，農業主導型地區主要集中分布在蘇北內陸西側和東部沿海等農村地區。而蘇南地區工業主導型縣(市)的個數則明顯減少，相反，第三產業主導型縣(市)的個數明顯增多。這主要由于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建設和發展的投入，產業結構不斷調整，使得農民創收方式多樣性，從而促進了多種產業的發展。

2.4農村經濟發展的地域類型劃分

基于對各縣市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定量分析，選取2012年的評價結果，采用“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分類方法，最終可將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分成四大類、12小類。從圖中看出，農業主導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般比較落后，其中不發達縣(市)的數量占了絕大部分;而工業主導型和第三產業主導型地區的經濟則處于發達和中度發達之間;均衡發展型地區所包含的縣(市)數量最多，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農業主導型縣(市)主要分布在江蘇的東北和西北地區;工業主導型和第三產業主導型縣(市)大多數分布在江蘇的南部和中部地區，很少或幾乎沒有分布在北部;均衡發展型的縣(市)在省內均勻地分布著，其經濟發展水平有差異。從圖中可知，宿遷、沭陽、淮安、阜寧、連云港、靖江等9個縣(市)屬于均衡發展經濟欠發達型，沛縣、徐州、邳州、贛榆、如皋、句容等14個縣(市)屬于均衡發展經濟中度發達型，建湖、鹽城、寶應、宜興屬于均衡發展經濟較發達型，大豐、如東、啟東、太倉4個縣(市)屬于均衡發展經濟發達型。從分布來看，均衡發展類型中，蘇南地區經濟發達的縣(市)的數量高于蘇北地區。據此得出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類型形成原因與發展對策。

3結論

(1)從經濟發展水平分異與演化來看，2000—2012年，江蘇省鄉村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高，產業結構類型出現多樣化的趨勢，產業布局也日漸合理。2000年，江蘇省鄉村模比系數均值為0.69，而到2012年，模比系數均值上升為1.42。2000年蘇南、蘇中、蘇北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已經有較為明顯的差異。蘇南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高于蘇中、蘇北地區。蘇州、昆山、太倉、無錫和鹽城5個縣(市)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屬于發達類型;南京、常州、南通、徐州等10個縣(市)則屬于較發達型;宜興、常熟、丹陽、東臺等14個縣(市)屬于經濟中度發達型;相對于前3種經濟發展類型，剩余的32個縣(市)則分別屬于經濟欠發達和經濟不發達類型。到了2012年，蘇南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依然高于蘇北地區，但已有明顯減弱的趨勢，各類型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呈現出“組團”的走勢。蘇州、昆山、太倉和常熟4個地區形成了“塊狀”分布的經濟發達區;豐縣、徐州、睢寧和泗洪則形成了“帶狀”分布的經濟不發達區;以宿遷、沭陽、漣水、淮安為中心的11個縣(市)則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經濟欠發達區;以南京、句容、鎮江、揚中、泰興和如皋為中心的9個縣(市)則形成了“東—西”走向橫穿蘇中地區的“條狀”分布的經濟中度發達地區;以高郵為代表的8個縣(市)和以金壇、宜興為代表的6個縣(市)則形成了兩個以“條狀”類型為分界線的經濟較發達區。在這些縣(市)中，高淳雖地處蘇南，但由于其落后的經濟基礎等原因，屬于欠發達型;而沛縣、邳州雖地處蘇北，卻屬于經濟中度發達地區。大豐、如東雖地處蘇中，卻因其沿海的有利區位轉入經濟發達類型之中。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第4篇

關鍵詞：獨霸性；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劃分；ABC分類法；基尼系數

中圖分類號：F59

文章編號：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經過三十多年高速穩定的發展，我國旅游業總體規模持續擴張，對經濟的貢獻越發顯著，其產業地位由早期的先導產業、20世紀90年代末的支點產業提升到如今的支柱產業，并被多數省份作為主導產業加以扶持，這與旅游業的產業關聯帶動性不無關系，與其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不無關系。2012年，我國全年旅游總收入突破2.57萬億元，同比增長14%，中國已然成為旅游大國。但是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極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廣東和排名倒數第一的寧夏相差高達27倍之多，前者全年實現旅游收入多達數千億人民幣，后者僅有200多億人民幣，旅游發展的地區差異可見一斑。

一、文獻回顧和相關概念界定

（一）文獻回顧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差異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早在1998年，張凌云就對旅游非均衡性增長進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國家層面和省域范圍[2]。研究的內容從早期的入境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到近來更多關注國內旅游經濟發展地區差異或旅游業總體發展差異。研究主題多集中于旅游經濟發展時空差異的特征、演變及其影響因素，較少關注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集中性問題和旅游經濟發展差異的分類歸屬問題。

研究的技術從定性研究逐漸轉變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類：統計類――早期借助excel對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進行極差、標準差等簡單的數理統計，隨著spss統計軟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過該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區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通過計算變異系數、基尼系數、泰爾指數、區位熵和首位度來衡量旅游經濟地區發展的差異和非均衡性；地理學的空間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軟件對旅游經濟地區發展差異進行空間分析和影響因素的相關分析[3]。

研究的結論包括：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普遍存在。總體上我國旅游經濟的發展表現為非極化不均衡狀態[4]，東部沿海為發達地區、東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區為較發達地區、北部地區為欠發達地區、西南地區為不發達地區，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東部地區省間差異明顯，對總體差異影響顯著，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較高[5]；中西部各省份間旅游業發展相對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經濟占全國的比重較低，因此中西部省內差異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不高。入境旅游經濟的地區差異大于國內旅游經濟的地區差異[6]。隨時間推移，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縮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內，地區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相對差異在波動中縮小。旅游資源的等級、質量和規模，旅游資源的開發階段與趨勢，旅游產品的開發水平，地區的對外開發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場化程度、商業服務業的發育程度[7]等均會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

綜上，前人研究對象的選擇自上而下，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圍，較少關注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類型劃分，因此，筆者擬從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經濟的獨霸性來研究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類型的劃分。擬采用基尼系數分析法和ABC分類管理法進行分析。希望通過對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釋，提供一種新的旅游經濟區域格局認識的視角，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分類管理奠定基礎。

（二）相關概念界定

獨霸釋義為“獨自霸占；單獨壟斷”，強調排他性和壟斷性。國際政治博弈中，獨霸一詞經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種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諸如“美國獨霸世界”、“美國一超獨霸”等。區域經濟學中，常以集中度來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該指標雖能夠反映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一定的壟斷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排他性和壟斷性。

為了衡量省域旅游經濟發展中某個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擬引入獨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的類型。文中旅游經濟的獨霸性是指若干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在更大尺度區域里所體現出來的具有極強排他性和壟斷性的超然的經濟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擬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數分析法與ABC分類管理法對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狀況和城市獨霸性進行分類研究。

1.基尼系數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科拉多?基尼在洛倫茲曲線的基礎上定義了基尼系數。它是一個介于0和1之間的數值，作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勻程度的指標。當基尼系數等于1時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反之，當此值為0時，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基尼系數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見表1。

本文擬引入基尼系數用以衡量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度，具體見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數的涵義。擬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 ABC分類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類管理法是經濟工作中的一種基本方法，是根據事物在技術經濟等方面的主要特征，進行分類排隊，分清重點和一般，從而有區別地確定和處理。該方法常用于庫存管理，實際上它是一個無處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項事務都可能用到它。實際應用中，學者一般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設定不同的分類標準。

修正后的ABC分類管理法應用到本研究中，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省域中各地級市旅游總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總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計算每一地級市旅游總收入占該省旅游總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計算省域內地級市占比的累計比率。

第五步，分類。庫存管理中，常見的分類情況如下：累計比率在0%～60%之間的，為最重要的A類材料；累計比率在60%～85%之間的，為次重要的B類材料；累計比率在85%～100%之間的，為不重要的C類材料。基于旅游經濟的獨霸性并結合ABC分類管理法，將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劃分為6種類型：

（1）一枝獨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總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不能與之抗衡。

（2）準一枝獨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總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與之相比超過1/3。

（3）雙雄爭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經濟實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且排名前兩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過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過50%。

（5）準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過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差異顯著。

（6）群英薈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個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接近。

（二）數據來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數據來自《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其他城市的數據來自區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經整理而得。研究對象的確定，首先排除沒有轄縣的四大直轄市，且直轄市的許多區連成一片計量難度大；其次港澳臺情況特殊，旅游經濟統計獨立于大陸地區計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區劃過少的省份，如海南（2個）予以排除；最后，地區缺乏旅游發展的統計數據，無奈放棄。本文最終選取全國25個省域作為研究對象。

三、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劃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據上文的公式用excel軟件計算25個省域的基尼系數，從小到大排序，并依據表1劃分的類型將25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情況分成5類：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計算、排序和分類的結果見表2。

25個省域中，無一省域基尼系數小于0.2，現階段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市際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還未出現，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差異較大。若以0.4作為警戒線，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的省域僅有8個，相對不均衡的省域高達17個； 17個旅游經濟發展相對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數大于0.5即旅游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的地區有7個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獨霸性強。

東部地區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6省份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這與東部地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關系；然而東部旅游經濟發展的翹楚――廣東省的基尼系數值大于0.5，旅游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市際差異顯著。

中部地區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兩省超過0.5，山西的基尼系數為0.214101。

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53016，區域內差異顯著，其中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對地區差異的貢獻率高。

西部地區四川、廣西、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內蒙古、寧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477145，接近0.5，區域內大多省域基尼系數超過0.4，這與西部地區經濟落后、旅游開發水平低下有一定關系。

綜上，我國多數省域的旅游經濟發展呈非均衡狀態，旅游經濟發展市際分布差異顯著，其發展集中于省內部分地區的現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研究

基于對旅游經濟獨霸性的認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類法，將我國省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劃分為六種類型，結果見表3。

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陜西、湖南、青海、黑龍江和新疆，省會武漢、成都、西安、長沙、西寧、哈爾濱和烏魯木齊占比分別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龍江和新疆4省省會旅游總收入占到全省旅游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可見一斑，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獨霸性強。

準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有貴州、甘肅和廣東。省會貴陽、蘭州和廣州占比分別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與首位城市相比超過1/3的城市分別是遵義（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較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準一枝獨秀型省份中單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呈雙雄爭霸型的省域有廣西、河南、遼寧、寧夏和浙江。雙城南寧和桂林、鄭州和洛陽、沈陽和大連、吳忠和銀川、杭州和寧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別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兩大城市，形成雙雄爭霸的態勢。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蘇和江西。蘇州、南京和無錫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饒、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經濟格局已然形成。

準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麗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總收入的48.9%，長春、吉林和延邊占吉林省旅游總收入的81.5%，廈門、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總收入的62.6%。

群英薈萃型的省域有內蒙古、山東、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別有6個、6個、7個、8個和5個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過8%，且城市間年度旅游收入比較接近，區域獨霸性不明顯。

四、基于旅游經濟獨霸性的省域旅游經濟格局的類型劃分綜合上述基尼系數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類管理法的聚類分析，得到表4的結果。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會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陜西、貴州、甘肅、黑龍江、廣東，西部地區密度較大，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資源向省會城市傾斜有關。湖北、黑龍江和廣東3省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發展極強的獨霸性需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湖南旅游業發展相對均衡，但因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省會長沙因其固有的區位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獨領。

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兩個城市的有河南和寧夏。鄭州和旅游城市洛陽獨霸性強，回族之鄉吳忠和省會銀川獨霸性強。省會城市因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和經濟優勢在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固然能搶得先機，但其他城市旅游資源稟賦的后發優勢也不容小覷。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集中于兩大城市的省域有廣西、遼寧和浙江。其中，廣西旅游經濟發展集中于省會南寧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會沈陽和浪漫之都大連在遼寧省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具有獨霸性，省會杭州和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寧波在浙江省旅游經濟的發展中交相輝映。

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個城市的有吉林、江蘇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會長春、優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鮮族聚集地延邊；江蘇省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人間天堂蘇州、省會南京和太湖明珠無錫，其中蘇州以其旅游資源稟賦和濃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方面超越了省會南京；云南省的“昆大麗”即昆明、大理、麗江是我國經典旅游線路之一。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并以三核驅動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資源最豐富的城市上饒、昌九一體化雙核之一的九江和省會南昌獨霸性強，福建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鷺島廈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和省會福州。

綜上，中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顯著，部分城市旅游經濟的獨霸性強。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不顯著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兩省；旅游經濟發展不均衡且不顯著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有內蒙古、山東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格局無論是均衡型還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經濟發展均集中于某一個或某幾個主要城市，表現為單核模式、雙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經濟發展的城市獨霸性強。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旅游經濟發展地區差異明顯， 25個省份或自治區中，發展相對均衡的僅有8個，多達7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呈極度不均衡狀態。

第二，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市際分布中，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獨霸性強，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集中于省會城市（一枝獨秀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會城市和歷史悠久且資源稟賦的旅游城市（雙雄爭霸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會城市、旅游資源稟賦的城市和經濟發達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

第三，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省會城市因其得天獨厚的經濟、區位和政策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獨領。非省會城市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和較好的區位經濟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能與省會城市一較高下甚至超越省會城市。

因部分數據獲取的難度，本文僅選擇了25個省域的靜態數據進行分析，不能說明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隨時間變化而演變的特征與規律。此外，后續研究應就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簡單的定性解釋，以判定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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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第5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 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西藏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總體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 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西藏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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