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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廣東區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9-0076-03

廣東是我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條件優越，經濟腹地廣闊，發展后勁強勁，綜合競爭實力名列全國省市的前茅，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2014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67792.24億元，比上年增長7.8%，人均GDP達到63452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為10330美元。[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因為歷史、地理等諸多方面原因，廣東在經濟發展過程表現較為明顯的地域經濟差異。區域經濟差距過大已日漸制約廣東經濟發展，努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全省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

一、增長極理論與梯度轉移理論

增長極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最早提出的。狹義經濟增長極有三種類型：一是產業增長極，二是城市增長極，三是潛在的經濟增長極。廣義經濟增長極，是指所有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和生長點，其中包括制度創新點、對外開放度、消費熱點等。[1]增長極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平衡發展只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經濟增長通常是從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即增長極逐漸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2]

梯度轉移理論，源于弗農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階段理論。該理論認為，工業各部門及各種工業產品，都處于生命周期不同發展階段，即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退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3]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移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

二、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一）廣東各區域經濟發展實力分析

廣東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非均衡現象。廣東省根據區位分布以及經濟的發展程度劃分為珠三角、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四個經濟區域，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九個市，東翼指汕頭、汕尾、潮州和揭陽四個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陽江三個市，粵北山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和云浮五市。[劃分依據：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從表1可以看出，2014年廣東省GDP為67792.24億元，其中珠三角地區GDP為57802.21億元，占全省78.91%，粵東西北地區生產總值15448.03億元，占全省比重為21.1%，粵東、粵西、粵北分別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指標，從2014年廣東各地級市人均GDP和排名來看，珠三角地區地級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見，地區間的人均生產總值亦相當懸殊，珠三角遠高于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東西兩翼和山區的經濟水平與珠三角地區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差距，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梯度差異。

從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來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東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粵北山區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財政收支這一層面上比起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有著明顯的優勢，而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則表現出財政能力弱化的現象。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珠三角遙遙領先于其他三個經濟區域，西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為珠三角的14.44%，相差達到6.92倍。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的差異嚴重地影響了區域之間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廣東各區域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國的經濟增長時也指出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得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工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體是上升的；服務部門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4]

從表2可以看出，2013年，廣東珠三角地區53060.48億元，三次產業比重為2：45.33：52.67。東翼三次產業比重為8.75：55.87：35.37。西翼三次產業比重為18.77：42.23：38.99。粵北山區三次產業比重為16.29：41.70：42.01。對比可以看出，珠三角產業總值Ⅲ>Ⅱ>Ⅰ，根據胡佛?費希爾的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可以看出，其經濟結構已經開始從工業化階段向服務業輸出階段轉變。東翼的產業結構已經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西翼的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占比18.77%，表明農業在區域生產結構中仍然占有較大的份額。非珠三角地區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 但與珠三角地區相比，非珠三角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仍太高，產業結構層次較低。

三、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區域間的絕對差距仍在拉大，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區優勢，充分發揮核心帶頭作用，在技術創新、產業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形成了對周邊地區產生巨大影響的“核心區”。[5]珠三角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區，處于整個經濟發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邊區域提供勞動、資本、原料、市場而發展，區域差距隨著發展而不斷擴大（見表3）。

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粵東西北地區財政收入、投資、消費、出口等均與珠三角差距不斷拉大。2007年，珠三角財政收入與粵東西北相差1603.64億元，2013年擴大到3824.63億元，珠三角財政收入比粵東西北地區有著明顯優勢。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受益于近年來對粵東西北地區投資力度的加大，粵東西北地區投資明顯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資仍達到粵東西北地區的2.4倍（見表4）。

（二）粵東西北地區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經濟增長極

從2014年廣東省各地級市GDP排名來看，粵東西北地區城市內部經濟總量接近，中心城市龍頭經濟作用不明顯，難以聚集輻射周邊地區。粵東西北地區內部差異小，說明粵東西北地區內部沒有形成增長極，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產業分工水平有待提高，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

根據梯度轉移理論，進行梯度產業轉移首先應該存在梯度差距，從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珠三角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之間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拉力。[6]然而，過大的區域經濟差異阻礙地區間經濟發展中的梯度轉移，造成地區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資源、市場等方面的爭奪等負面影響，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制約經濟發展。低梯度地區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高梯度地區實現資源的互補和雙向流動，一方面創造條件吸引產業向本地區轉移，另一方面要利用優勢，主動促進本地區的產業升級，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7]

四、基于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建議

（一）做大做強區域中心城市，凸顯增長極作用

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要繼續發揮珠三角增長極作用，推進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發展，帶動和影響其他區域的經濟發展。粵東西北地區要實施新的中心城區規劃，拓展城區空間，提高城區輻射力，擴大區域中心城市的規模，加強各區域中心城市與省內外經濟圈、經濟帶的聯系與對接，承接先進發達地區的產業溢出轉移。

（二）充分發揮粵東西北地區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

促進粵東西北振興發展，要注重發展特色產業，以特色產業的加快發展提升區域整體實力，提高其競爭能力。要加強投資引導，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優勢，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區域的示范和擴散效應下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逐漸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三）繼續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區面臨著產業升級壓力，粵東西北地區要繼續做好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及承接工作，加快產業集聚，以推動其工業化進程。同時，要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根據區域產業優先發展目錄，制定區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各大區域之間的差距。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制約著廣東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正視廣東區域經濟差異擴大的問題。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繼續發揮珠三角經濟中心對外擴散、展現輻射優勢的同時，引導和促進產業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轉移，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促進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各地區的特點和優勢，互相補充、互相協作，發揮國民經濟整體優勢。

參考文獻：

[1] 高煦照.增長極理論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J].改革與戰略，2007（6）.

[2] 陳秀山，張可云.區域經濟理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4（5）.

[3] 徐忠愛.“泛珠三角”經濟圈產業梯度轉移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06（3）.

[4] 劉昭云.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差異評價與協調發展對策[J].經濟地理，2010（5）.

[5] 趙 陽，姚麗虹.基于發展極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0（6）.

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區域金融中介；區域經濟增長；增長要素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中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收錄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各方面的事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作為我國各方面建設的重要支撐行業，金融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我國金融業改革的目的就是為我國金融業創造更加寬松且有力的環境，進一步更好地發揮金融行業對于經濟的推動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方向與內容。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成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問題，以現有理論說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而以實例加以佐證，以期為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闡述提供一定的幫助。

一、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內外有許多關于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間關系的論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希望對區域金融中介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更加全面的闡釋。

（一）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從金融中介為出發點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在本文中涉及的區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廣義范圍上的金融中介，不僅包括各種金融機構，例如各類銀行、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公司、即溶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司等，還包括金融市場和金融機制。

區域經濟增長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疇內，物質資本總量的增長額，一般而言是一個數量概念。區域經濟是指在一個較長跨度的時間上（通常是指一年），一個特定區域的人均產出水平的持續增加。區域經濟增長率表明了特定區域內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比率概念，是衡量該地區經濟實力的重要依據。

（二）^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派，該理論在理論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對于上述二者之間的關系，理論界主要存在三種看法，主流觀點認為區域金融中介的發展會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這在國內外實踐過程中已被多次證明，我國區域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空間依賴性，金融中介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兩種看法分別是，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中性關系、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貢獻作用。

綜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為下一步具體分析我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二、我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我國地區間經濟差異顯著，而地區間金融中介機構發展程度不同是構成其差異的重要原因。因此，對于細化不同區域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根據徐婷在《中國區域金融中介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對相關數據的研究后，筆者在此基礎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我國東、中、西部長期以來存在著不爭的區域經濟差異，在當今金融經濟體制改革下，若忽視既存的區域經濟水平差異，將會使得金融經濟改革與初始目標偏離。我國東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單向長期的直接因果關系，并且存在著明顯的短期雙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單向的長期直接因果關系，短期不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關系，但是存在明顯的短期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在西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不存在長期的直接的因果關系。雖然區域金融中介對于區域經濟增長有著明顯的單向存進關系，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顯著的地域性差異。

三、區域經濟增長過程與要素分析

（一）區域經濟增長內涵與機理。我國區域金融機構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與機理可以通過如下路徑：

1、直接作用機理。區域金融機構發展會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直接作用。

2、間接作用機理。第一，區域經濟機構發展、區域經濟效率、區域經濟增長。伴隨著我國區域金融業的不斷迅猛發展，金融環境和金融機制的不斷健全，金融市場規模不斷壯大，各種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基于投入產出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得知資本投入可以產生更高的產出，從而提升區域經濟效率，進而間接影響區域經濟狀況。在此種情形下，區域經濟增長是區域經濟機構和區域經濟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二，區域經濟機構發展、技術進步、能源消耗、區域經濟增長。自我國改革開放后，我國金融業逐步健全、運轉順暢，區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術支持，在技術水平可以給予保證的情況下，則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用于教育科研行業，由人力資本效率的提升推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從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區域能源的消耗，通過上述一系列環節最終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二）區域經濟增長要素分析。關于區域經濟增長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參考Beck的相關理論，在此主要介紹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規。要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必要的法律法規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可以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保證投資的有效性。法律法規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資者對于金融環境不至于懷疑，從而加大投資金額。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規健全的金融環境下，人們往往愿意進行長期投資，這對于區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2、政治環境。政治環境對于區域經濟增長也十分關鍵，區域經濟的增長受到當地政府腐敗程度的影響巨大。區域金融中介的發展可以使資金流動順暢，加速外部企業的進入，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團面臨競爭，從而降低利益集團對區域金融中介發展的抗拒。該項要素完備可以促進區域金融中介發展，進而保證區域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

3、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是指沒有具體條文和強制執行力的規范，一般是由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約定俗成的，屬于非正式的制度約束。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下可以引導人民規范交易，減少沖突，可以減少區域經濟不必要的損失。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結論。通過對相關理論和我國區域經濟的實證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區域經濟增長與對應區域金融中介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據東、中、西部的差異，可以說明我國上升為地區的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極不平衡。

（二）對策建議

1、對于如何促進經濟發展，不應當只是追求數量上的盲目擴張，而是應該追求經濟上的效率c質量。深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當依靠區域金融中介實施“融入較低資本成本、投入較高經濟收益、資產流動速度快、機構辦事效率高”的運作過程。

2、加快推進區域金融中介市場化進程，提升金融業市場化水平。我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只有真正地實現市場經濟才可以更好地實現金融業的資源配置，投高投資水平，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長取決于依賴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擁有數量的多少以及獲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條件難以迅速改變的情況下，加大投入力度無疑可以使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還要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解決多年的遺留問題，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轉變。

主要參考文獻：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2]董直慶，滕建洲.我國財政與經濟增長關系――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實證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2.

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范文第3篇

一、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

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導致了全球經濟增長的衰退，再次引發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深層次研究。金融發展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方面，在風險管理、信息提供、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僅直接反應區域性的特點，而且區域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的發展水平。因此，探求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作用機理，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結構，制定適合本地區域金融發展戰略，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實現一國經濟金融跨越式發展具有現實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1955年、1965年托賓在其《動態總體模型》和《貨幣與經濟增長》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貨幣增長模型，托賓在該模型中引入了貨幣金融因素，認為貨幣對經濟增長具有影響作用的機制在于：貨幣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又影響其消費或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經濟增長。20世紀七十年代約翰?G?格利、愛德華?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發展金融學論著問世，標志著發展金融理論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0年的《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以及1967年的《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標志著格利和肖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他們的主要觀點有：①貨幣與各種非貨幣的金融資產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類同性與替代性；②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③金融發展的過程是從不發達社會的初始金融制度向發達社會的金融制度的演進；④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技術創新。麥金農和肖（1973）分別出版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這兩本巨著的問世，才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發展開創性的觀點。Kapur（1976），Galbis（1977）等學者都進行了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論證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模型，形成了麥金農-肖學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從有效需求觀點和信息不對稱角度批評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對經濟的作用是不確定的，一方面可能帶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帶來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經濟增長；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自由化會帶來銀行從事高風險行業，競爭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也會加劇金融時常的不穩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長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論摒棄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把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考慮在內，認為金融體系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內生金融理論。

二、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這樣，導致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在空間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運行必然具有區域性不平衡的特點；區域經濟，是特定地區國民經濟的總稱，由于自然資源、經濟條件、獨特區域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結構和布局的差異。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雙重的作用。

（一）區域經濟增長促進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導致區域金融發展的不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具有推動和制約作用。

1、區域經濟的運行狀況決定區域金融運行效率。經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能夠增加金融資源的需求與供給；另一方面還可帶動金融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運行效率決定金融效率，通過提高金融市場上融資者和投資者的需求來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同時，經濟結構的突變可以導致金融結構需求與供給結構的變化而影響金融效率。

2、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導致資源要素的跨區流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在經濟資源的分配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會造成金融資源在空間的分布不均衡。

（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論述：

一是通過資金優化配置機制以實現區域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發展，除了要不斷增加儲蓄及投資總量之外，還必須保證儲蓄資源的優化配置及投資結構的協調。注重投資質量比注重投資數量更為重要，減少低效率的投資和增加新投資在本質上一樣重要。金融體系將分散的資金市場融為一體，使資金在整個社會實現配置，同時金融體系通過利用自身信息優勢及監督優勢將資金引導向那些預期收益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區域、行業和企業，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起到以金融資源來實現區域經濟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二是通過資本積累機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資本的積累來源于儲蓄，形成于投資。資本積累的關鍵是能否動員足夠的儲蓄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首先，金融體系從本身的職能出發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夠動員吸收大量的社會閑散資金，并轉化為儲蓄，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來源；其次，通過金融業務產品的不斷創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動性強、收益穩定的金融工具，進而優化儲蓄結構、提高邊際儲蓄傾向；再次，金融機構部門通過利用信用擴張功能，高效運用資金，不斷強化風險管理水平，降低流動性資產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產投資的比例，將儲蓄資金有效地轉化為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過金融內部經營管理機制的影響和帶動，促進區域經濟的內涵增長。金融業是經營資金信用的行業，而資金的運用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金融業被稱為高風險行業，但同時也是追求經營管理質量的行業，金融部門為規避自身風險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對于其他經濟組織則會起到影響帶動作用。因此，金融發展不僅從宏觀方面促進資本的集中和轉移，推動企業集團化、產業區域化發展，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而且還能從微觀層面為企業集團提供內部控制手段，推動企業管理機制、經營體制的轉換和組織形式演化，推動企業由粗放式向集約化、內涵式方向發展，繼而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區域經濟轉型。

四是通過資金流導向機制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是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它不僅與科學研究狀況有關，還與科技成果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有關。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有利于企業提升質量和內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質量與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則。銀行業將通過風險分散管理和對資產投向的正確引導，影響資金對高新技術產業、優勢產業、發展潛力較大的產業、行業和企業的供給，不斷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三、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盡管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存在諸多爭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本文遵循馬爾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以揭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假定人口規模是靜態不變的，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AK（1）

則經濟增長率gt+1為：

gt+1=yt+1/yt-1=Kt+1/Kt-1（2）

為體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假定經濟中只生產一種產品，該產品既可以作為消費品，也可以用于投資。如果用于投資，每期將以δ比例折舊，因此t期總投資為：

It=Kt+1-（1-δ）Kt（3）

假設不存在跨期消費，在一個封閉的兩部門經濟中，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如果金融發展不完美，即總儲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過程中損失掉，則總投資僅為總儲蓄的一定比例，即：

It=?茲St（4）

將（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茲St/yt-δ（5）

去掉時間下標，均衡狀態經濟增長率為：

g=A?茲S-δ（6）

其中，s為儲蓄率。從式（6）可以看出，金融發展通過影響儲蓄-投資轉化機制來影響經濟增長率，即θ是金融發展水平的函數，并且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儲蓄轉化為投資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

（二）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茲S（7）

兩邊取對數有ln（g＋δ）＝lnA+ln?茲+lnS，考慮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因此假設技術水平和儲蓄率在樣本期對經濟增長不存在影響，可以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標的說明

1、區域經濟增長GDP。本文選擇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計量標準。在數據的處理上，對人均GDP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異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關率。在數據處理上，本研究選取云南省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的均值與該地區當年的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IR=［（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2］/名義GDP。

3、金融中介效率。該指標衡量金融機構資金投放和運用的效率，基于數據可獲性，本研究以云南省歷年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作為該指標的度量，即：FME=金融機構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名義GDP。

4、股票及證券市場發展程度。股票證券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金融衍生品，反應了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在數據的處理上，本研究將其與名義GDP的比值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籌資額/名義GDP。

5、保險市場發展程度DIM。保險是金融重要組成部分，保費收入的多少已經逐漸成為金融發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認為，保費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觀地看出該地區保險市場的發展水平，即：DIM=保費收入/名義GDP。

（四）數據來源。考慮到數據來源的可獲性，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數據我們利用SPSS軟件技術運用線性趨勢方法來補足。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的檢驗。在對時間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運用Eviews軟件，在ADF檢驗辦法下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第一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第二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三個指標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四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是平穩的；第五個指標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

（二）協整檢驗。對時間序列平穩性分析表明，該時間序列組合中的各個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這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用ADF法對殘差序列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該序列一階差分平穩，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方程有意義。（表1）

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到的結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從模型的擬合結果來看，R2值達到0.98，說明該模型能解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超過98%，而F值也達到52，其相應的P值也小于0.01，說明在1%的顯著水平下，該模型是顯著的。除DSM變量的統計不顯著外，FME、DIM在5%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FME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而DSM變量不顯著是由于云南地處西南邊陲，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難，近年來雖然不少企業（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過上市融資，但對經濟的貢獻還是較少。

（三）誤差修正模型。為反映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短期作用，我們還引入了誤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著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從該誤差修正模型來看，擬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顯著，因此需要運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計原模型得到殘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殘差序列的絕對值四次方的倒數作為加權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計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過修正后，模型的顯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決系數R2達到0.99，說明方程的解釋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分析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可知，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正負作用，這點可以從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的系數看出，長期和短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在長期，金融相關率和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對經濟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卻是保險市場發展和金融效率推動經濟的發展，符合云南的實際情況。

（一）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著力鼓勵有實力的地方企業上市融資，推動大中型企業發展，加大對商業企業的貸款力度，解決其融資難問題。適應當代政策取向，有目標、有步驟地建設昆明泛亞金融服務中心，服務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為云南地方企業發展、進出口企業融資、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提供基礎與準備。

（二）推動云南地方保險市場發展，擴寬保險渠道，不斷增加保險收入。不斷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整合云南地方現有金融機構體系，不斷進行金融工具與產品創新，適時引入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金融機構落戶昆明及周邊國家的金融機構在昆明開展金融服務，使得整個云南金融體系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從而真正地建立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提升金融中介發展水平。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李江.金融發展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6.

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空間計量,制度變遷,空間外溢,區域經濟增長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一直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浙江省內部各縣級市的差異也日漸增大,貧富差距不僅帶來社會問題,也影響到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

國內外學者一般從三個方面來分析浙江省的經濟增長和省內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1)經濟增長理論。劉亞軍(2007)利用1978-2004的資料,使用C-D生產函數,對浙江省的經濟增長進行研究。發現浙江省的經濟增長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增長軌跡相同,主要是通過資源配置靜態化的結果。楊立峰(2007)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浙江省區域經濟差異的要素進行分解,認為第二產業的發展差異是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因素。(2)制度學派。這一學派以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為基礎,認為制度(及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能夠提供投資激勵的社會,將會比其他社會更加富裕。陳斌(2008)利用1987-2005的統計數據,來衡量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證結果發現,在長期,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當顯著,制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夠帶動浙江經濟增長0.915個百分點。(3)以Fujita、Krugman為首的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派強調地理區位因素對經濟發展過程的作用和影響。他們認為區域間經濟行為的空間交互作用會影響經濟增長,鄰近地區會互相影響而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面的文獻一般是以中國省級或地市級的區域為分析對象。Ying(2003)運用空間計量經濟方法研究了1978至1998年各省區的經濟增長。實證結果發現,中國省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存在空間聚集的現象,且呈現出極化過程(polarizingprocess),沿海核心經濟區與經濟區的差異會逐漸變大;隨著市場化的演進,要素流動、轉移支付以及技術擴散,會帶來更多的外溢效果,使得勞動與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得以改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28個省市1978-2002年的人均GDP的收斂問題,發現中國省區人均收入存在收斂性,但收斂速度正在減緩中。YuandWei(2008)使用空間統計方法,探討大北京地區(包含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共170個縣級市)的人均所得的空間集聚形態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機制。結果發現中心—發展模式經過改革,南北地區的差距正在減弱。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看出,以往分析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因素主要是以省級或者地市級為研究單位進行實證分析,缺乏更加細致的空間單位如縣級層次的分析,其不足之處在于,一方面,空間單位(面積)太大,無法反應更加細致的空間現象;另一方面,使用地級市的樣本太少,估計出來的回歸系數難具一致性和有效性。而且目前應用空間計量方法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文獻并不多。因此本文以浙江省69，！個縣級城市的資料為例,使用空間計量模型,并綜合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浙江省縣域水平層次上的區域增長差異的影響因素,研究結論可為地方政府在促進省內各區域的協調和持續發展方面提供借鑒和建議。

二、研究假說和模型方法

(一)研究假說

根據文獻整理,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說。

H1:內生增長假說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技術進步,是經濟能夠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預期人力資本較多的縣市將會有較高的人均收入。

H2:制度變遷假說

根據制度變遷理論,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制度變遷會促進經濟增長,能夠提供投資激勵的制度的縣市將會比其他沒有投資激勵機制的縣市更加富裕。因此,本研究預期民營經濟越發達的縣市、對外開放程度越大的縣市其人均收入將會越高。

H3:空間外溢假說

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區域之間存在明顯的政策模仿和制度的空間外溢作用。亦即區域的經濟增長不僅會受自身總條件的影響,鄰近區域的經濟表現同樣是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預期鄰近縣市的增長會影響本縣市的人均收入水平。

(二)模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