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第1篇

[關鍵詞]智力資本；全面資本成本；主體權益

一、引言

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構成了現代公司制企業的兩大資本來源，而現行財務會計僅僅計量債務資本成本并予以稅前扣除，將權益資本成本視同利潤的分配而排除在資本成本的計量視野之外。20世紀70年代羅伯特·N·安東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構想，旨在矯正這些偏頗之處。他指出，權益資本成本與債務資本成本作為企業融資代價均應視為一項費用予以確認，同時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股東權益”和“主體權益”兩大部分，前者為股東實際投入的資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發放的股利，后者為企業法人通過自身努力所賺取的收益。誠然，共同確認兩種資本成本并確認“主體權益”，修正了傳統會計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業經濟時財取向的一項創新。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優于實物資本、財務資本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而，全面計量智力資本成本也是一種歷史邏輯的回歸。

斯圖爾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財富》中首先系統地提出了智力資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員知曉的、能為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的事物之和，其價值體現于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客戶資本。…斯維比(K E.SvEiby)進一步拓展了對智力資本的認識，認為智力資本是企業中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包括雇員能力、為雇員知識技能在組織內部傳遞提供支持的內部結構和保證企業實現其價值的外部結構。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從財務會計的角度提出，智力資本是企業真正的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間的差距。此外，部分學者如Lev(2001)和N-N(2001)從權益的角度定義智力資本為企業對未來收益非實物形態的求索權。我國不少學者在引入西方觀點的基礎上探討了智力資本管理問題，即智力資本生成、積累、擴張、投資等問題，但均未將其系統地引入財務會計領域，尤其是極少涉及智力資本成本的會計確認、計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討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如何將智力資本成本納入資本成本會計領域，以反映企業完整的資本成本及其與核心競爭力之間的關系。

二、資本成本會計在知識經濟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資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質資本”、輕“智力資本”

隨著生產要素的創新及制度的變遷，資源的稀缺性發生了變化，即由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在財務會計表現為財務資本)的絕對稀缺逐步轉化為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本的相對稀缺。現行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產生于20世紀年代70年代，而當時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尚不明顯或較為隱蔽。因此，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仍為物質資本。誠然，將權益資本成本納入企業資本成本的核算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在知識經濟中，價值創造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知識及其對知識的配置與運用，即創造性的新知識及擁有這些知識與創新能力的人。不論是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還是客戶資本，均為投資行為所產生的能帶來超額價值的價值。既然這些資本與債務資本、權益資本一樣都是由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所形成，那么，對企業法人而言都是一種融資，理應向投資主體支付資本成本。只不過相對于物質資本而言，智力資本成本表現為一種更為隱性的經濟代價，從而難以進入現行財務報告體系。

此外，根據“收入費用相配比”的原則，知識型企業的收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識在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整合中的運用、新客戶的獲取和參與企業創新的滲透性以及企業持續的創新能力，而這些因素均與智力資本的融資、營運等活動緊密相關。換言之，是智力資本及其與物質資本的整合而非單純的物質資本為企業帶來了超額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計量中默認了智力資本的貢獻，那么在成本、費用的計量中理應反映使用智力資本的代價。否則，既違背了收入費用配比原則，也難以反映該類企業真實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體權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權

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思路，主體權益是除負債、股東權益之外的、由企業主體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資本來源。企業將支付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之后的凈收益部分納入主體權益，并完全由企業法人所擁有。但是，企業法人畢竟是一個虛擬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個指向相對模糊的表述。智力資本管理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價值增值的核心驅動力，結構資本是人力資本與客戶資本發揮作用的載體與平臺，客戶資本為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創造環境，三者在相互支撐的機理下帶來價值的增值。由此看來，企業超額回報可能是經營者卓越的經營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代際傳承的結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戶消費價值的轉變、消費者參與企業互動式創新等因素的結果。這一現實反映出“主體權益”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

更進一步而言，制度變遷的原動力為要素的創新，對權益主體的界定構成其索取權安排的邏輯起點。在未能明確界定多元主體權益的情況下來確定剩余索取權以及實質控制權，將必然出現制度安排的混亂與無序。在管理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由大股東或企業高管一人獨斷來安排剩余索取權而全然漠視市場的調節作用的案例。實際上，知識密集型產品價值的度量與實現必須通過市場行為來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產知識密集型產品的企業對其超額收益進而剩余權益的分配理應由市場來調節。這里的“市場”體現了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融會貫通。只有引入市場機制才能真正實現債務資本所有者、權益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企業法人、客戶在剩余索取領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體現資本成本與企業競爭未來的能力之間的內在關系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永遠領先”將成為持續經營假設的核心要義。加里·哈梅爾和c·K·普拉哈拉德認為，新企業是屬于競爭未來的，而競爭未來發生于“無特定結構”的產業中。在無特定結構的產業中，有待爭奪該產業未來的結構。很顯然，“持續經營”假設在此受到了挑戰。競爭未來的能力包括三個層次：(1)競爭產業遠見和概念領先，即對發展趨勢及突變獲得比競爭對手更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這些趨勢和突變來實現產業結構的變革；(2)競爭縮短發展路徑，即搶先將新的產業概念

轉變為市場競爭；(3)競爭市場地位，即在特定結構的產業競爭中拓展市場份額。智力資本成本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投資者對其所投資本的心理預期回報。若投資者預期企業在未來的產業結構競爭中缺乏明顯的競爭優勢，在當前就會必然要求提高該項投資的風險補償率，那么將導致企業智力資本融資成本的相對提高，甚至陷入融資困境。現行資本成本會計關注的焦點是過去時態的競爭，不論是債券利息還是股票股息，其風險補償的確定都是建立在債務契約或股權契約簽訂之前的產業競爭的局面下。盡管不同于固定契約中的利息、股利隨企業預期收益及其管理當局股利政策的變化而波動，但終究是發生在“特定產業結構”的框架之中，無法向利益相關者披露資本成本與競爭未來能力之間的關系。

三、智力資本成本的構成與表現形式

(一)人力資本成本

人力資本成本包括籌資代價與用資代價兩部分。其中，籌資代價是指在人力資源招聘、錄用過程中發生的費用。由于其價值量在整體資本成本中的比重較小且基本不存在時間價值的折現問題，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資本的用資成本——由固定性契約產生的工資、“三險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約部分即人力資本作為要素參與企業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權收益等。前者類似于債務資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報率。后者則類似于權益資本成本，其支付額度與支付規模受當期業績與股利政策的影響。正是由于這種雙重的資本屬性，導致其計量模式呈現復合性的特征：對于固定契約部分的工資與“三險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視角，即“成本觀”下的計量屬性，諸如歷史成本或現行成本并在稅前作為費用列支。而對于非固定契約部分，宜使用產出視角，即“價值觀”下的計量屬性諸如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等。

(二)結構資本成本

企業結構資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臺及無形的知識產權、公司文化、管理模式與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較為突出的代際傳承性與歷史積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業高管心智模式的影響。由于結構資本的形成受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資主體可能是“企業主體”自身，也可能是“企業主體”與人力資本尤其是企業家人力資本這一群體，亦可能是代際傳承的結果，從而出現所有者“缺位”的表象。這種投資主體多元化且相互交織的特點，將引起結構資本成本確認與計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資主體為企業主體自身，那么其資本成本類似于“留存收益”進行追加投資所應付出的投資回報，并且該項支出應全部予以資本化。其次，若結構資本單純地源自于代際傳承，那么其資本成本應視同為內源融資的代價，可忽略對外籌資費用，而僅計量類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資費用。再次，若投資主體為企業主體與企業家人力資本這一特定群體，那么，結構資本所積累與擴張所帶來的投資收益，應該在二者之間進行分割。

(三)客戶資本成本

客戶資本是企業與客戶、供應商、合作伙伴等之間的有益關系，主要包括品牌、顧客與關系網絡。對于品牌而言，其形成、傳播與維持主要源自于兩個方面因素：一個是企業主體自身努力的結果，另一個是消費者的心理認同及其自覺的維護與廣泛的主動性傳播。因此，品牌作為一項有價值的資本，其資本成本既包括歸屬于企業主體自身的部分，又包括應該支付給消費者的“消費資本”投資收益部分。對于顧客而言，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對企業價值實現的驅動作用方面，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更為突出地體現為消費者參與企業創新與組織學習等領域。消費者參與式創新也正是企業預見未來產業結構的一個有效的外部驅動力。因此，其資本成本應體現為企業由于擁有高忠誠度、高創新參與意愿以較強創新能力的客戶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可借鑒“消費資本化”的思路，向消費者支付消費資本投資收益。對于關系網絡而言，它體現了企業在價值鏈各個環節與利益相關者，包括供應商、投資機構、政府管理當局、銀行等金融機構、科研部門等主體之間的有益關系。由于該項資本的獲取與積累是企業主體與外部主體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對于其資本成本的計量同樣應在企業主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分割。

四、知識經濟條件下資本成本會計模式的改進：涵蓋“智力資本”的資本成本會計模式

(一)拓展資本成本外延，全面計量“智力資本”成本

企業資本成本的邊界實際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度。在工業經濟時代，價值創造的源泉是物質資本，因而在會計體系中主要計量物質資本的貨幣表現，所反映的資本成本也僅僅局限于債務資本成本即利息及后來安東尼所倡導的權益資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智力資本對價值創造的貢獻度明顯優于物質資本，因而，有必要根據要素的創新進行制度安排的調整，將智力資本成本納入現行資本成本會計體系，即企業全面資本成本=物質資本成本＋智力資本成本。安東尼所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體系將全部物質資本成本劃分為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資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資本)本身具有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雙重資本屬性，所以，為了避免上述歸類上的模糊性，筆者所提出的“全面資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劃分標準，而分為物質資本與智力資本兩大部分，在各個部分內部再根據資本屬性，劃分為固定性融資代價和非固定性融資代價(見下圖)。

(二)重新界定“主體權益”的所有者，倡導“主體權益”多元共享

若將智力資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財務治理的范疇，那么，主體權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則存在多元主體錯綜復雜的局面：主體權益可能是代際傳承結果，可能是企業家人力資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結果，也可能是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對企業研發提供積極、及時的財務支撐的結果。因而，在管理實踐中，應充分考慮不同類型資本在主體權益中的貢獻度。例如：某會計期間凈收益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長，且可較為明確地歸因于知識型員工自主創新或企業家戰略方向調整所帶來的正面效應，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體權益”在相當大程度上應歸屬于人力資本所有者；若當前凈收益及凈現金流量的大幅增長，可明確歸因于消費者參與式互動創新或“消費資本”的沉淀效應，則消費者應享有一定比例的“主體權益”；若當期股票市價大幅上漲，但無法尋找到一個較為明確的歸因，則“主體權益”可視同為“組織租金”而歸屬于企業法人所有。總之，多元“主體權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質資本與智力資本及其內部各因素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不同類型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度在會計計量與剩余分配方面的一個客觀反映。

(三)以培養企業競爭未來的能力為理財導向，調整融資結構

在知識經濟下，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單純體現為長期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比重的改變，也包含財務資本與智力資本結構的調整。傳統的資本結構決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在免稅利益與破產成本之間尋求平衡。但是，這兩個因素主要是針對債務資本成本，以及智力資本中 具有債務資本成本屬性的如人力資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費資本”中年返利額等。由于其比重較小，“稅盾效應”也相當有限。所以在知識經濟下，企業應側重于從持續競爭的視角來調整融資結構。“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之所以能夠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是因為這些企業擁有或控制了一些奇異資源。毋庸置疑，智力資本正是“奇異資源”的具體體現。因此，可根據未來競爭不同階段之需調整融資結構。例如：在競爭產業遠見和概念領先階段，可增加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比重，而適當降低物質資本尤其是公司債券融資的比重，畢竟在新的產業結構尚未完全建立之時，債務資本的“稅盾效應”表現得較為有限。在競爭縮短發展路徑與方向的階段，企業應進行充分的客戶溝通，尤其需要在更廣范圍內引導消費者參與式互動創新。在這一階段，積極實施“消費資本化”并適當提高資本轉化率，從而進行客戶資本的擴張將是一個現實的選擇。在競爭市場地位與份額階段，由于舊的產業結構日漸式微，企業間競爭的重點由概念、技術取向轉向產品功能、成本、價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適當加大債務資本如公司債券融資的比重，以贏得更為客觀的財務杠桿利益。

參考文獻

[1]萬君康，梅小安，企業知識資本管理及其績效評價[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選擇：新企業、新經濟、新管理[J].學術月刊，2004，(2)

[4]孫利瓊，黃毅，“主體權益”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萊得小組，著，王錦，劉華江，譯，知識型企業的分析與評價——用于知識型企業財務分析、控制和評價的重要指標[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業競爭優勢的內生性資源：智力資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7]向顯湖，人力資本財務論——基于企業主體的一個基本框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第2篇

關鍵詞：咨詢服務業；成本控制；研究

一、引言

咨詢服務業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對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情況下，企業成本控制的好壞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好壞。隨著我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咨詢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我國有一部分咨詢服務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問題，例如成本控制不健全。因此，對目前我國咨詢服務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針對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提出具體的解決措施，旨在為促進我國咨詢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二、目前我國咨詢服務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問題

（一）財務管理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且更新不及時

我國有些咨詢服務企業在具體的制度建設上面，有一部分企業在建立自身的財務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制度時，并沒有以國家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地方性法律法規及自身的特點為基礎，而是一味的照搬其他企業的制度模式，致使自身相關制度在實際的應用中出現很多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個企業的實際發展狀況不同，適合別人的就不一定適合自己。例如，華中東區有一家咨詢服務企業在自身財務管理制度建設上面，完全是引進一些成功的大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殊不知引進的這些管理制度不適合自身的發展，最終造成這家企業的財務管理及成本控制一片混亂。當前，咨詢企業要積極適應新的行業發展大環境，企業在財務管理成本控制各項制度的建設上面要與會計行業出臺的最新的規章制度同步，同時也要時刻關注著我國政府出臺的新的相關的制度，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及時對相關規章制度進行更新。

（二）相關從業人員成本控制意識不強，專業水平不高導致成本隱患

在我國，有些咨詢服務企業在日常的工作中將重心放在業務的擴展上面，平時忽略了對相關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培訓與思想道德教育，使得有些服務人員自身素質不斷下降，知識系統得不到更新，在給客戶提供咨詢意見時，基本上提供的是過時的咨詢結果，對客戶沒有任何的幫助，有時甚至給客戶帶來誤導，導致客戶財產受到損失。從而導致客戶投訴公司，要求公司賠償，進而使得公司的財產蒙受損失。另外，有些咨詢服務業在咨詢服務人員的招聘上面，相關招聘人員為了圖簡便，并沒有嚴格按照公司制度的招聘流程進行，對招聘進入公司的人員缺少嚴格的考核，這就導致了進入公司的這部分人員缺乏過硬的專業技能，在知識的儲備上面非常的差，自身的知識面較窄，進而使得在給客戶提供咨詢意見時頻頻出錯，導致公司不得不為他們錯誤的咨詢意見承擔巨額的賠償。

（三）部分咨詢服務企業人力資源結構不合理，導致人工成本過大

由于咨詢服務業的特性，使得目前咨詢服務企業的員工相對數較其他行業的多，這就導致了咨詢服務企業的人工成本占公司總成本的一大部分，有效的降低這一部分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公司的總成本。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員配置來各公司帶來最大收益是每一個咨詢服務企業所需要考慮的實際問題。但是目前我國有一部分咨詢服務企業的冗員太多，這在一定程度上面不僅加重了企業的人工成本，使得企業人工成本投入的不合理及人工成本的無效益增長，同時還會使得企業員工的收入不升反降，大大影響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例如在無錫融海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公司在人工控制上面不太科學，公司的冗員太多，使得公司的人工成本非常巨大，險些導致公司破產。

三、提高我國咨詢服務業成本控制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并進行及時的更新

“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只有建立起科學、全面、系統的管理制度，才能約束財務管理過程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解決技術之外的問題只能靠制度進行約束。制度是一切管理活動的基礎及保障。企業在成本控制上面如果沒有健全的制度，那么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便會一片混亂，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咨詢服務業應該積極建立一套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特點及發展現狀的成本控制制度，從而保障企業自身在成本控制及日常的財務管理活動可以有條不紊的進行。在具體的崗位設置上面，要合理，崗位數量設置過多則會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崗位數量設置過少則不利于日常工作的展開，同時，要防止出現兼崗兼職的現象。作為單位的管理者，要定期對企業的內部的成本控制制度進行審核及調試，對其是否可以滿足企業日常工作順利開展進行科學的評價，及時發現企業在成本控制制度上面存在的具體的問題，并討論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完善企業內部的成本控制制度。

（二）提高咨詢服務人員的素質與成本控制意識

首先，需要使大多數咨詢服務人員轉變觀念，消除對自身工作不重視的思想，端正工作態度，樹立“成本在我心中，控制在我手中”的意識，強化降本增效作為。

其次，咨詢服務企業相關領導要重視對咨詢服務人員的思想教育，要加強宣傳工作，利用各種途徑對咨詢服務人員進行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使其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盡到其自身因盡的責任，同時相關部門領導要對咨詢服務人員提供給客戶建議的好壞納入相關人員的年度績效考核當中。

再次，就是相關部門領導要在工作中做到“六有”，即有組織、有管理、有制度、有監督、有目的、有總結，從而為提高咨詢服務人員的自身素質營造良好的氛圍。同時，相關部門領導要積極組織咨詢服務人員進行關于如何提高自身素質及自身工作意義的學習與討論。在學習的過程中，人人都必須要有學習記錄，每位都要結合本職工作，談體會，提建議。要通過學習和討論，讓廣大咨詢服務人員深刻認識其工作的重要意義和文化內涵，并轉化為自覺行動。

最后就是相關部門要積極開展對咨詢服務人員的培訓，每周必須要有學習安排，且每月至少開展一次集中培訓，相關部門領導要帶頭講課，大家都要談學習體會。要通過培訓真正掌握專業技能及工作方法，高度統一思想，增長知識面。同時相關部門要以“規范、協調、透明、高效”為目標，強化“文化培育”和“機制建設”兩個抓手，搭平臺、夯基礎，樹品牌、練內功，使得為客戶提高最準確的咨詢意見深入人心。要積極引進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人才。

（三）科學合理的確定公司具體人員的數量，優化人力成本

公司人員的數量越多，那么公司所需承擔的人力成本就越大。做好業務與人員的匹配是控制咨詢業成本的重中之重。企業實現人員優化，合理定崗定編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關系到企業能否高效利用各種資源、加強對員工的管理、節約活勞動及有效降低企業人工成本。在人力成本控制方面，首先要科學測算項目、產值與人員配備的關系，做好結構上的優化，使每位員工人盡其才。對于業務人員，行政、后勤、財務都應根據企業規模、項目規模充分考慮，做到經濟、實效，又不影響業務的正常開展。其次，要做好人員的考核與分流，實現能者上的風氣。對于達到考核標準的咨詢服務人員使其重新競爭上崗，對于沒有達到考核標準的人員則進行勸退。相關人員在脫崗培訓期間，企業在對這部分人員的工資發放上面按照企業員工最低工資發放標準進行發放，同時在這段期間這部分員工沒有績效獎金及年終獎金。這樣做既有效的降低了企業的人工成本，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的效益及人才儲備量。例如中國國際經濟咨詢有限公司在對冗員的處置上面，就采用上面的方法，將冗員進行培訓，既有效的降低了企業的用人成本，同時也增強了冗員的職業技能，提高了冗員的自身素質，增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四、結論

良好的成本控制不僅有利于為企業日常的經營決策提供理論支持與科學保障，同時還有利于規范企業各項管理及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為了更好的促進我國咨詢服務業及我國積極的發展，我們要大力倡導相關的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成本控制

制度。

參考文獻：

[1] 孫麗麗.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控制的問題及對策[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5（10）.

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第3篇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中心任務是保證資本供?o者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者以所有投資者的利益最大化為原則進行決策，并為公司投資者獲得投資報酬提供保護機制。白重恩等[ 1 ]的研究指出對于投資者與管理層及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可能存在的兩種利益沖突，有兩類不同的解決機制，即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內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股權結構、高管薪酬和董事會等，外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公司控制權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和產品競爭市場等。這些治理機制盡管側重點不同，但都體現了權利的分配和權利的制衡，最終實現投資者的有效監管。

二、公司內部治理機制與資本成本

（一）股權結構：基于股權集中與股權制衡的價值創造

1.股權集中：兩類問題的影響差異

公司治理研究的出發點致力于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但事實上多數國家的股權結構呈現集中化趨勢，且新興市場的股權集中度更高[ 2 ]。股權集中作為一種常態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環境有著重要的影響。現有文獻對于股權結構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監督觀和掏空觀。Denis和Mcconnell[ 3 ]指出股權集中是一種公司治理機制，通過股權集中可以提高投資者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Maug[ 4 ]研究指出盡管多數小股東在監督管理層方面存在搭控股大股東便車的行為，但大股東由于在企業價值提升方面具有與中小股東一致的利益，大股東仍然愿意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相對于中小股東，大股東具有較大的持股比例，因而也具有更強的監督、管理動機。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股權集中有利于減少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委托問題。Garmaise和Liu[ 6 ]指出股權集中使大股東加強監管管理層，使管理層減少過度投資行為，從而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Huang[ 7 ]指出股權集中與股權資本成本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我國學者張功富[ 8 ]的研究也說明我國資本市場上股權集中使大股東監督管理層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動力加大，從而有利于控制管理層過度投資的行為和活動。

大股東通過監管不僅可以獲得所有股東都可以獲得的控制權共享收益，更重要的是大股東可以獲得中小股東無法共同分享的控制權私人收益，這是公司治理的第二類委托問題，即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嚴重利益沖突的原因。La porta等[ 9 ]指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問題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普遍存在。因此，在缺乏外部控制的情況下，大股東為獲取更多的控制權私人收益，可能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而掏空上市公司，增加上市公司的風險。Guedhami和Mishra[ 10 ]指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利益沖突的根源是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二者分離的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股權資本成本水平越高。我國學者李增泉等[ 11 ]的研究指出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與管理層合謀，從而使上市公司被掏空的風險加大。

2.股權制衡：多個大股東的相互牽制作用

對于大股東對上市公司其他股東利益可能的損害行為，學者Attig等[ 12 ]的研究指出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抑制大股東的掏空行為，特別是在投資者法律保護較弱的國家，多個大股東之間股權制衡的作用更加明顯。我國學者唐建新等[ 13 ]基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數據，研究結論顯示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控制大股東的“隧道行為”。因此，多個大股東對第一大股東的制衡作用是保護上市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重要治理機制，股權制衡的股權結構使控股股東減少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蝕，從而降低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

（二）高管薪酬：內部與外部互動結合的激勵契約

1.高管薪酬：內部盈余管理行為與外部經理人市場約束

高管人員薪酬一直被認為是解決公司治理領域股東與管理層利益不一致所引發的問題的重要機制之一。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中，股東依據所承擔的風險水平提出其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并以此作為其讓渡資本使用權的基本要求。薪酬制度設計得當，可以減少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利益沖突，降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導致的成本，提升股東價值。高管人員薪酬一般包括兩個部分：貨幣薪酬和股權薪酬。貨幣薪酬是顯性薪酬；股權薪酬是隱性薪酬，主要包括政治晉升、在職消費和投資擴張的內部租金等。

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管理層往往承擔全部經營成本但卻無法享受其經營創造的全部收益，如果管理層選擇偷懶或增加在職消費行為，則只需承擔部分成本就可享受相應收益。Huang[ 7 ]的研究認為強股權可以降低股權資本成本，但這種效應在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并不顯著，因而說明了高管人員薪酬激勵的有效性。Bushman[ 14 ]指出高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與會計績效相關聯，這可能使高管人員產生更嚴重的盈余管理行為，但Fama[ 15 ]提出的“人市場―聲譽模型”指出即使管理層沒有基于產出的顯性薪酬激勵，隱性的聲譽效應也能有效控制管理層的行為，使其減少自身的利己行為，而以公司利益為重。雷霆和周嘉南[ 16 ]以股權分置改革后2007―2012年滬深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研究指出股權激勵是高管人員內部薪酬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高管人員內部薪酬差距擴大使企業股權資本成本顯著升高。雷霆和周嘉南[ 17 ]的研究指出股權激勵提高了高管的過度自信水平，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企業股權資本成本顯著提高。吳育輝和吳世農[ 18 ]的研究也指出高管人員的高額薪酬不僅未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成本，反而提高了成本。因此，高管人員薪酬需要適合的激勵制度設計，否則該項治理機制對于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并沒有積極作用。

2.高管薪酬：資本成本約束下的激勵契約

根據理論，合理的薪酬設計能夠減輕上市公司的沖突，薪酬設計的標準應權衡高管薪酬決定的市場機制與治理機制。汪平等[ 19 ]的研究指出科學有效的高管人員薪酬激勵制度要建立在資本成本約束之上，也即高管人員薪酬的制度設計要以資本成本及其變動為基準。這種資本成本約束觀將股東財富與高管薪酬有機結合在一起，從而能夠有效提高高管人員薪酬的激勵功能。他們的研究以2009―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結論顯示高管薪酬總額受資本成本負向約束，高管薪酬變動速度受資本成本敏感性約束，高管薪酬變動幅度受資本成本粘性約束。

（三）董事會特征：組織內外的多維視角

董事會直接向股東大會負責，并受股東委托行使管理和監督管理層的權利。董事會的強效既有助于減少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成本，也有助于降低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占。因此董事??是確保股東利益實現的重要機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機制。有關董事會特征的研究一般從組織內外兩個層面展開，如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董事長總經理是否兩職分離等。

1.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內生性

董事會規模是影響董事會治理效率的關鍵因素。Lipton和Lorsch[ 20 ]最先假設相對于董事會的其他特征，董事會規模能夠獨立影響公司治理。他們認為，盡管隨著董事數量的增加，董事會的監督能力會提高，但隨之而來的協調成本和成員間的沖突損失將大大超過董事數量增加帶來的收益。因此，董事會規模不宜太大，較大的規模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且不利于監督公司的財務報告。Jensen[ 21 ]的研究也指出一個有效的董事會組織應保持較小的董事會規模，董事之間的沖突可能削弱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他認為，董事會規模應保持在8人以下，超過這個規模，董事會就不能發揮應有的監督和評價作用。Yermack[ 22 ]以美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的控制變量下二者之間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較小的董事會規模更可能解雇業績較差的CEO。上述研究得出的共同結論是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具有內生性，按照宋增基等[ 23 ]的研究，董事會規模的改變最好的效果就是對公司績效沒有影響，較大的董事會規模所帶來的管理能力的優勢不足以抵銷潛在的協調交流和決策問題的成本。

2.董事會獨立性：獨立董事和職權定位

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職能的基本前提是董事會具備較高水平的獨立性。董事會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獨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會的領導權結構（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兩職分離）。獨立董事是國內外學者公認的解決問題的重要機制，由于獨立董事與管理層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關系，因而獨立董事的介入有助于降低管理層與內部董事合謀損害股東利益的可能性。Hermalin和Weisbach[ 24 ]的研究檢驗了外部董事和內部董事監督公司管理層水平的差異，結論指出與內部董事相比，外部董事占比更高的董事會更可能解雇表現欠佳的管理者，且這種解雇概率與公司績效間存在較高的敏感性。Morck[ 25 ]的心理學實驗研究表明，獨立董事的存在能夠抑制和削弱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盲從，從而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李維安和徐建[ 26 ]的研究指出獨立董事對總經理繼任可能產生的損害公司績效的行為具有強有力的監督作用，獨立董事抑制了總經理繼任對公司戰略執行變化的影響。

董事會與總經理兩職分離的領導權結構有助于董事會有效監管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Fama和Jensen[ 27 ]對董事會領導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的結論顯示兩職分離的領導權結構比兩職合一的結構更有利于公司績效的改善和提升。兩職合一的領導權結構降低了董事會更換業績表現不佳的管理者的可能性，降低了管理層變更對公司績效的敏感性。Goyal和Park[ 28 ]的研究也指出，與雙重董事會領導結構的公司相比，一元董事會領導結構的公司管理層變更情況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顯著降低。Chahine和Tohme[ 29 ]采用2001―2007年中東和北非地區12個阿拉伯國家的數據，研究公司兩職合一的領導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結論顯示兩職合一的結構降低了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損害了上市公司的績效。

三、公司外部治理機制與資本成本

（一）公司控制權市場：基于收購和接管的有效約束

根據蔣琰和陸正飛[ 30 ]的研究，公司控制權市場通過三種途徑實現對上市公司的有效監管：并購、接管和人競爭。并購和接管作為事后懲罰機制，對管理層的行為形成了有效約束。當管理者的行動損害了公司的發展和股東的利益時，透明的資本市場就會作出反應，股價下跌，中小股東采用“用腳投票”的方式導致公司被接管和管理層變更。這種事后機制可以“威懾”管理者以公司發展和股東利益為重，促使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人競爭指的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之間的競爭，這些管理者既包括離任總經理和新任總經理，也包括現任總經理和后任總經理，還包括企業內部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管理者。不同的管理者基于不同的目標和利益會產生多種競爭關系，由于管理者權力與職位相關，因而他們之間競爭的核心始終是爭位置和保位置。人競爭影響公司的決策方向，其競爭能否取勝的關鍵在于是否獲得業績，即是否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公司控制權市場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理論上分析有兩種情況：公司控制權競爭市場增加了分析師、媒體和公眾對上市公司的關注，降低了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因而預期能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統風險和資本成本水平；分析師關注、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加強了信息的匯聚和交流，使投資者獲取信息的途徑拓寬和能力提升，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投資者利益，因而投資者對目標公司投資的風險評價降低，投資者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也隨之降低。

在實證研究領域，盡管收購和接管對收購方公司價值的影響結論并不一致，但Jensen和Ruback[ 31 ]的研究指出從被收購公司和收購公司的總體收益上看，收購創造了公司價值。Lambert等[ 32 ]的研究指出信息不對稱提高了公司的系統風險，分析師關注、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帶來的信息風險的降低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降低，因而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盧文彬等[ 33 ]選擇《證券日報》、《中國證券報》等紙質媒體為公司媒體曝光度的計量基礎，以2006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2007―2012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樣本，研究了媒體曝光度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結果指出媒體曝光度越高，資本成本越低，媒體監督具有降低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作用。可見，公司控制權市場收購和接管促進了信息的有效流通，能夠有效約束管理層的行為，從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

（二）投資者法律保護：影響投資風險預期的法律環境

大量的經驗證據證實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市場發展、權益價值、資本結構及公司財務政策等均有重要影響。資本市場關于投資者利益保護的法律環境影響投資者對所投資企業未來收益的風險判斷，因而會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要求報酬率。La Porta等[ 34 ]指出在投資者利益保護較好的法律環境中，內部人侵占行為受到更多的限制，外部投資者能更多地獲得以利息和股利形式返還的公司利潤。較低的風險預期使投資者要求的報酬率降低，因而他們愿意為公司股票支付更高的價格。Lombardo和Pagano[ 35 ]基于全球資本市場的融合和分割，對22個成熟市場和22個新興市場分別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良好的投資者法律保護環境能夠減少管理層的私人收益，降低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因而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降低。

關于投資者法律保護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研究，大多數學者秉承了La Porta等[ 9，34 ]的“法律與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即橫向通過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分析不同國家法律保護的差異對投資者風險預期和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沈藝峰等[ 36 ]從時間序列分析的角度縱向研究了我國投資者法律保護的歷史實踐過程。在此基礎上，沈藝峰等[ 37 ]以我國資本市場實施股權再融資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分析了投資者法律保護對上市公司股權資本成本的影響，研究結論支持了La Porta等人的觀點[ 9，34 ]，即中國資本市場上中小投資者法律保護措施的加強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呈現逐步遞減的現象，因而中小投資者的法律保護程度與上市公司資本成本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對不同國家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的橫向比較，還是對我國資本市場歷史研究視野的縱向分析，投資者利益保護較好的法律環境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下降，因而投?Y者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降低。

（三）產品競爭市場：“競爭結構―風險預期―資本成本”的關聯視角

產品市場競爭是行業內公司戰勝競爭對手的程度[ 38 ]，是行業內各企業為獲取市場優勢地位而進行的較量。根據超產權理論，產品競爭市場是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業價值的根本保證條件。在完全競爭市場，管理層為了企業生存必須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但此時并不會產生超額利潤。在非完全競爭市場，高度集中的行業使管理層尋租行為成為可能，市場競爭可以通過提供相對業績信息、信譽評價、清算破產威脅等途徑減少管理層的逆向選擇和道德行為。Grullon和Michaely[ 39 ]指出產品市場競爭越激烈，管理者為避免過度投資行為越可能主動將多余現金以股利形式發放給投資者。Marciukaityte和Park[ 40 ]的研究也指出產品市場競爭有助于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因而產品市場競爭能夠有效約束和激勵管理層，使管理層減少利己行為，并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取向。

Hou和Robinson[ 41 ]的研究指出市場集中度較高的行業進入壁壘較高，行業內的企業定價可以高于邊際成本而獲得超額利潤，因而投資者預期企業的系統風險較低，其要求報酬率即資本成本隨之下降。Peress[ 42 ]的研究假設企業在不完美競爭市場經營產品，但在完美競爭市場進行股票交易，通過構建信息不對稱假設下的理性預期模型，指出壟斷市場的沖擊不會對公司利潤產生影響，但加快了私人信息融入股價的股票交易行為，因而提高了股票價格信息含量和股票流動性，從而降低投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資本成本隨之降低。

吳昊?F、楊興全和魏卉[ 43 ]基于我國滬深上市公司2000―2010年全行業和制造業的數據，運用CAPM等模型估算我國上市公司的特質性風險，研究結論指出相對集中的行業結構和顯著的市場勢力能夠有效緩解公司的特質性風險，從而提高公司的股票市場績效。張軍華[ 44 ]指出強大的市場勢力和集中的行業結構會降低目標公司的異質性風險，因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林永堅和林朝南[ 45 ]基于“第二類問題”的研究視角，指出產品市場競爭有助于降低大股東掏空的程度，因而降低行業進入壁壘、提高行業內部競爭性能夠降低投資者對目標公司的風險預期，從而降低目標公司的資本成本水平。因此產品市場競爭作為一種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機制，能夠促進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降低，從而有助于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并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平穩有序發展。

四、研究評析與未來展望

（一）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加強對上市公司過渡性事件的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股東與管理層、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兩類問題，股權集中治理對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股權集中有利于減少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成本，但卻易與管理層合謀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而獲取控制權私人收益。多個大股東的股權制衡能夠有效抑制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掏空行為，抑制股權集中而導致的大股東隧道行為。因此，股權結構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并無定論，股權結構的研究應與投資者利益保護相聯系。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是股權結構研究的目的和重心。投資者利益保護的核心實質是投資者利益保護與上市公司投入成本之間的博弈，對不同國家制度環境下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研究，是學者今后要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

高管薪酬制度的研究目的是實現股東利益保護與管理層之間的良性互動，科學有效的高管薪酬制度必須將股東報酬滿足與公司價值創造有機結合在一起。高管人員既可能產生嚴重的盈余管理行為，又可能迫于外部經理人市場約束而以公司利益為重，資本成本約束的高管薪酬制度能夠強化對薪酬的激勵功能，從而最大化股東實際報酬率，實現股東利益保護的目的。因此，基于資本成本約束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設計及加強對獎罰機制的實證研究，是值得學者認真研究的課題。

董事會是確保股東利益實現的重要機構，董事會規模及其結構內生性對上市公司治理環境具有直接影響，董事會的獨立性影響董事會對管理層的依賴程度，獨立性水平越高越利于監管管理層，使管理層作出利于公司價值創造和股東利益保護的相關決策。當前，我國學者對董事會獨立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方面，對如何發揮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過渡性事件（企業并購、管理層變更和繼任、信息披露等）中的重要作用卻很少探討。

（二）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加強作用機制及與內部治理機制對接互動的研究

公司控制權市場分析收購和接管所引起的對管理層的有效約束和受到媒體關注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及由此帶來的對上市公司資本成本的影響。投資者法律保護指出法律保護程度存在差異的資本市場環境對投資者投資風險預期的影響，已有研究對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深入分析了投資者法律保護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橫向研究和縱向分析都證明二者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產品競爭市場的研究則是基于“競爭結構―風險預期―資本成本”的關聯視角，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對管理層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形成了巨大考驗，管理層的經營決策不得不以公司利益為重以避免被產品市場所淘汰，同時產品市場競爭能夠緩解公司的特質性風險，從而使投資者對所投資公司的風險預期下降，資本成本水平隨之降低。

我國學者在進行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中多側重內部治理機制，但外部治理機制對內部治理機制的影響及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已經越來越成為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同時，應該擴展對外部治理機制研究的領域，除本文提到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投資者法律保護和產品競爭市場外，還應重視對機構投資者、獨立審計、交叉上市、債權人治理、意識形態等的研究。

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第4篇

投資年度利潤或現金股利的處理按如下公式：

公式1：投資企業投資年度應享有的投資收益=投資當年被投資單位實現的凈損益×投資企業持股比例×當年投資持有月份÷全年月份(12)

公式2：應沖減初始投資成本的金額=被投資單位分配的利潤或現金股利×投資企業持股比例一投資企業投資年度應享有的的投資收益

同時，指南中對投資當年取得的現金股利的理解是，“由投資前被投資單位實現的利潤分配得來的，故一般不作為當期投資收益，而應當沖減投資成本”。

投資年度以后的利潤或現金股利的處理按公式3和公式4：

公式3：應沖減初始投資成本的金額=(投資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資單位累計分配的利潤或現金股利一投資后至上年末被投資單位累計實現的凈損益)×投資企業持股比例一投資企業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

其中，被投資單位派發的現金股利大于其在接受投資以后所實現的累積凈利潤屬于清算性股利，作為投資成本的收回，沖減投資成本，不確認為投資收益。

公式4：應確認的投資收益=投資企業當年獲得的利潤或現金股利一應沖減投資成本的金額

如果投資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資單位累積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等于或小于投資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資單位累積實現的凈損益，則被投資單位當期分派的利潤或現金股利中應由投資企業享有的部分，應于當期確認為投資企業的投資收益。

根據上述公式的解釋，如果應沖減初始投資成本的金額為負數，表明已沖減初始投資成本的股利又由投資后被投資企業實現的未分配凈利潤彌補，應將原已沖減初始投資成本又得以彌補的部分轉回。

然而，筆者認為，按照上述公式計算轉回的投資成本有不妥之處。

首先，會計準則之所以規定超過累積凈利潤的股利應當沖減投資成本，是因為這部分股利不屬于投資企業投資之后產生的收益，不能確認為“投資收益”，只有當以后年度出現可以轉回的情況時，再確認為收益。其會計分錄為借記“長期股權投資”，貸記“投資收益”。可以看出，已沖減投資成本的股利在將來有可能重新被確認為收益，但并非所有沖減成本的現金股利都可以轉回。筆者認為，應沖減投資成本的股利應分為兩部分一清算性股利和投資成本的收回，兩者形成于不同期間，具有不同的含義。清算性股利發生在投資后，意味著投資企業用累積盈余以外的凈資產部分支付股利，是投資成本的返還。一般來說，清算性股利是特殊情況下才發生的。而投資成本的收回則指的是初始投資成本中以前年度凈利潤的分配數，該股利的來源發生在投資前，與投資后產生的凈利潤沒有關系。雖然在會計處理上都作為投資成本的沖減數，但是清算性股利可以由于以后年度凈利潤的彌補得以轉回，而后者作為成本的收回不應該被彌補。

其次，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投資年度未宣告的股利和已宣告未發放的股利同是投資前凈利潤產生的，但后者由于已宣告，應作為應收項目，并不包括在初始投資成本中。而對于投資時尚未宣告的情形，按照指南中的公式3和公式4，投資前被投資單位實現的利潤分配形成的股利在以后年度則可能被轉回，從而形成投資收益。與已宣告的情況相比，這種處理方法有不妥之處，如果僅僅因為被投資單位尚未宣告發放股利而允許將這部分股利在后期確認為投資收益，將影響會計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因此，投資時未宣告的股利不應該由投資后產生的凈利潤彌補。 再者，按照會計準則的規定，“投資企業確認投資收益，僅限于所獲得的被投資單位在接受投資后產生的累積凈利潤的分配額”，以前年度凈利潤產生的股利顯然不能被包含在投資收益中，在會計處理上也就不能作為投資成本的轉回。

[例]甲公司2001年1月1日向乙公司投資，初始投資成本100萬元，占乙公司股權的10％。3月20日公司宣告發放股利20萬元，4月5 13甲公司收到現金股利2萬元。2001年至2005年乙公司收益及股利分配情況如下(單位：萬元)：

按照上述計算公式及會計處理方法，甲公司2001至2005年的會計分錄如下：

(1)2001年發放的股利應作為投資成本的收回

借：應收股利

20000

貸：長期股權投資

20000

(2)2002年由于乙公司凈利潤大于分配的現金股利，恢復已沖減的成本

借：應收股利

40000

長期股權投資

10000

貸：投資收益

50000

(3)2003年不發放股利，不能確認損益。

(4)2004年由于乙公司2001年后累計凈利潤小于已發放的現金股利，產生清算性股利，沖減投資成本

借：應收股利

10000

投資收益

30000

貸：長期股權投資

40000

(5)2005年投資成本由于累積凈利潤大于累積發放股利又得以恢復

借：應收股利

20000

長期股權投資

50000

貸：投資收益

70000

筆者認為，2001年已沖減的投資成本作為投資年度前凈利潤的分配額，不能在2002年及以后年度轉回。投資企業確認投資收益，僅限于所獲得的被投資單位在接受投資后產生的累積凈利潤的分配額而不是享有額，2001年乙公司實現凈利50萬元，并發放40萬元的現金股利，甲公司僅能確認已分配的股利4萬元作為投資收益，而不是5萬元。

因此，筆者認為在計算公式3中，“投資企業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應改為“投資企業已沖減的初始投資成本中屬于投資年度以后的沖減數”。同時，上述業務應進行如下會計處理：

2002年

借：應收股利

40000

貸：投資收益

40000

同樣，2005年僅能恢復2004年清算性股利所沖減的成本4萬元

借：應收股利

20000

長期股權投資

40000

貸：投資收益

60000

資本成本的本質范文第5篇

關鍵詞：電子政務；成本控制；采購成本；預算管理

電子政務是為了適應信息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政府機構將政務處理、政府服務的各種職能通過網絡來實現有機結合，以此達到提高政府管理效能、減少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從而適應信息化時代要求的政府工作機制。

1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的成本控制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電子政務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地促進了政府職能的轉變，這為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開辟了新的途徑。然而，從我國的電子政務的發展現狀來看，其在成本控制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1.1電子政務采購成本居高不下

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政府采購法》頒布10年來，我國政府采購規模由2002年的1009億元增加到2011年11332億元，10年間增長了10倍。數據的增長一方面是我國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其中一部分是由成本浪費造成的。目前，我國電子政務采購過程中存在價格偏高的傾向，國家人口計生委信息中心副主任洪亢基認為：“現在，我國政府電子采購還處于解決程序問題的階段，市場上購買產品可以還價，但是政府采購過程卻不會進行討價還價。一些廠商一旦進入政府采購名單，就將價格提高到最高限。”巨大的差額折射出政府在電子政務采購過程中存在弊端。

1.2電子政務預算管理粗放

預算管理是科學控制電子政務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國的預算管理體制機制尚不完善，仍然處在較為粗放的階段。電子政務的預算、決算很大程度上是領導行為的結果，資金支出缺乏科學的分析和論證，電子政務的成本控制意識比較淡薄。電子政務費用預算所面臨的問題有：①預算口徑比較難統一；②缺乏信息化運行維護的預算科目；③政府部門對運行維護工作缺乏了解，預算工作缺少可以參照的標準；④許多部門對電子政務的信息系統運行維護選擇外包方式，它的預算數額是以其合同的成交價為標準，這使各個部門報上來的預算數據同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偏差。

1.3電子政務“條塊分割”導致管理成本上升

電子政務的核心并不是電子而是政務。我國電子政務系統存在比較嚴重的條塊分割現象，這對電子政務的推行有很大的障礙。在我國，想要全國共同發展電子政務是不太現實的，因為我國除了存在“條塊分割”，還有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因素。此外，我國各級地方政府部門在實施電子政務時時常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這是因為電子政務的發展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負責指導實施，也沒有整體性的發展規劃。

2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成本控制的對策

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的成本控制，既包含事中控制，也包含事后控制。電子政務的事中控制，就是在電子政務項目實施階段對生產耗費進行日常控制。而電子政務的事后控制主要包括電子政務成本控制執行情況分析及電子政務成本控制完成情況考核。

2.1加強對電子政務采購成本的控制

由于制度不完善、操作不科學等原因，我國電子政務采購制度并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效果，電子政務的采購成本還有下降的空間。首先，在操作層面上，對采購成本嚴格把關，加強監管，加大懲罰力度。對于在電子政務招投標工作中進行不正當競爭的人員進行嚴肅處理。政府要選擇采購性價比較高的商品。另外，要加強對協議供貨產品的監管，供貨商在產品市場價格發生調整時，應當自覺更新報價或及時通知相關部門。其次，在制度層面上，建立評估機制。電子政務采購成本得不到控制，這與缺乏采購績效評估有關，沒有參照物的政府采購很難衡量其采購業務水平，電子政務的相關采購也是如此。因此，建立評估機制，可以有效地控制采購人員利用特權進行腐敗，從而降低采購成本。

2.2建立科學的績效評估制度

在電子政務成本的事后控制方面，應當對電子政務進行績效管理，建立科學的電子政務績效考核評估系統。而電子政務的考核應當由單純的結果考核轉向成本與結果考核并重。一方面，考核部門應當改變以前過只注重行政結果、不注重行政成本耗費的做法，要把電子政務成本作為考核的重要內容，以電子政務行政成本和效果的比例以及公眾的滿意程度為基本標準，綜合評價電子政務績效；另一方面，在開展審計時，注重績效審計、成本評價，尤其注重隱形行政成本的評價，將電子政務成本納入審計監督的全過程，在事后審計中，要側重成本效益的分析。

2.3加強對電子政務成本的預算管理

預算是成本控制的源頭，也是成本問題產生的源頭。我國預算管理的粗放直接導致電子政務成本問題的出現，因此，加強預算管理的科學性、準確性是從源頭上控制電子政務成本問題的重要方法。一方面，科學規范電子政務成本預算編制。只有從預算編制著手，規范其編制程序，提高預算編制的有效性、全面性和科學性，才能加強電子政務成本的預算管理。另一方面，加強對電子政務成本預算的執行監督。預算執行是預算管理的重要環節，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部門重預算、輕執行，預算編制沒有細化，支出項目硬化程度不夠，資金自由使用比較隨意，資金撥出后的管理相對較弱，造成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不高。因此，只有加強對電子政務成本預算的監督，才能有效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促進電子政務的健康發展。

作者:鄧淑婷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