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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岳飛傳范文第1篇

不過，作為男人母親的曠世楷模，岳飛親娘激勵兒子報國的刺字掌故，則是老少能詳的橋段，在大眾心目中，似乎并未有過絲毫的含混。然而，歷史的有趣正在于，這段不曾含混的掌故，其實倒是有些含混的。

說到刺字，追根溯源，原本起自刑罰。最早稱為墨，漢代稱為黥，五代后晉的石敬瑭改稱為刺字，并且與流刑結合使用，稱為刺配。刺配的名頭十分響亮，大約要歸因于流傳廣泛的《水滸傳》，而刺配的刑罰，后來一直沿用到了清代。刺字有刺臂與刺面之別，刺臂多在腕上肘下，刺面多在鬢下頰上。除了位置，當然還有內容，一般要刺明所犯事由及發(fā)遣地名。

在分見于《尚書》和《周禮》的不盡相同的五刑里，排序第一的就是墨。五刑可以視為本土較早出現的正規(guī)刑事處罰手段。如果墨刑可以視為其中處罰最輕一級的話，死亡則是其最高形式。所以，后來演變?yōu)闀r尚手段的墨黥以及刺字，原本是由身體的痛楚觸及靈魂的酷烈刑罰。

按照清人程穆衡的總結，刺字由刑罰手段蛻變?yōu)闀r尚，盛行于唐朝。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札，備眾物形狀。今京兆薛公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余人，悉杖殺，尸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

當然，上都街肆惡少們的髡而膚札，已經遠不止刺字，而是備眾物形狀，也就是說，應該一如后世文身中常見的魚龍、飛仙、鬼神等像，以及花卉文字等，這是進入時尚后的放大。膚札又稱花繡、刺青、點青種種。就字面而言，膚札是動態(tài)的寫實，花繡則是花色的描摹；而刺青、點青云云，著重在點刺圖文之后刷以墨色。

按說惡少們的行徑，不過是刻畫自家的身體，原本無礙他人，卻遭到京兆尹薛公下手頗狠的嚴厲懲處。薛公自然會有他的道理，譬如儒家文化主張的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類，或者儒家文化云云，不過是個由頭，總之意在剿滅這些惡少，同時也有杜絕的示眾意義。

說到膚札或曰花繡或曰刺青、點青之描摹眾物形狀，似乎還有更早的發(fā)祥。按照《史記》的說法，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文身斷發(fā)，披草萊而邑。文身是膚札的另一個稱謂，也即身有花紋或者刻花紋于身之意。所謂文身斷發(fā)，當是吳越地方風俗。這種風俗自然是遠離核心文明的，盡管其初衷或許是規(guī)避災患的圖騰崇拜。

莊綽的《雞肋編》則記載：“張浚一軍，擇卒之少壯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夸。”這是岳飛時代的記載。類似情況也發(fā)生于著名的“八字軍”。河北西路招撫司都統(tǒng)制王彥，其部屬都在面部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抗金決心。

其實，不論京師舊日浮浪輩的以此為夸，張浚王彥的做法，不過是沿襲軍中的習俗。宋時招募軍士，便稱為“招刺”，即在招募合格者的臉部刺字，標明軍隊番號和軍人身份。這原是唐五代藩鎮(zhèn)的遺制，目的在于防范軍士的逃亡，臉上刺字的軍士如果逃亡，自然十分方便捕捉。這種刺字承襲的是墨黥的本意，是恥辱的標記。從軍在舊時一向是卑賤的選擇，所謂好男不當兵，正是此事寫照。

岳飛的投軍，雖然可以有報效國家的高大說法，但究其原本，大抵不過謀生而已。按照相關記載，他投充的是效用士。效用創(chuàng)設于北宋中期，后來演變?yōu)楦呒壾娛浚娰狠^一般軍士優(yōu)厚。岳飛投充效用士，一則自恃武藝過人，再則效用士一般也不必臉上刺字，但也不免于手背刺上“某路安撫司效用”之類的字樣，但畢竟不像臉部那樣昭彰。

農家子弟出身的岳飛，不大可能有上都街肆惡少或者京師舊日浮浪輩那樣的思路，甚至從投軍效用士可以看出，他對刺字的理解，不會脫離墨黥本意也即恥辱的定位。這一如刀疤，尋常人以為不雅，粗豪人乃至潑皮才會以此夸耀。在京兆尹薛公杖殺的名單中，就有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死不畏閻羅王”的狂放之輩。作亂之人亦有此好。《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二載：“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又：“泉州花鄭貴等謀作亂，為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又卷一百三十八：“時劇盜謝花三為亂，故命韓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jié)制。”這些造反頭目名號中的“花”字，正以其身上刺有花繡，命名取法與花腿原是一路。誠然，梁山泊的智深師父諢名也叫花和尚，與此同理。

岳飛雖然身負武藝，卻不走兇悍一路，這從他投軍效用士即可看出心跡，即便曾經使酒不檢，這位嘗為人庸耕的誠篤青年，亦遵從老母戒其不飲的訓導。這也是他后來略知書傳，乃至成為重儒之將的基礎。而按照岳珂的說法，其祖儼然是“起自諸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的儒雅青年，更不會與粗豪之輩同好了。

而關于岳飛的刺字公案，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遭到詔獄時，據《宋史》本傳：“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繼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何鑄傳也有類似記載：“……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一向口碑不佳，是內容最為蕪雜的一部。按照學術的說法，它在元末倉促而成，大體抄剿宋人自撰紀傳體國史諸書，岳飛一傳大體抄自《中興四朝國史》，敘事止于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及理宗即位初寶慶元年的改謚“忠武”。而《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本傳又大體抄略自章穎的《岳飛傳》，章傳又大體抄自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有意味的是，作為岳飛嫡親后人岳霖之子岳珂所纂述其祖父生平的包含《鄂王行實編年》在內的《鄂國金佗B編》，卻沒有刺字的相關記載。從情理上說，如果確有刺字一事，這種體現純粹正面的高大內容，沒理由不收入其中，除非另有什么不方便的隱情。誠然，岳氏后人搜集岳飛資料是在其冤獄昭雪之后，舊人的凋零，文字的散佚，以及個人搜集的局限，都是窒礙，原始材料的缺漏，亦是在所難免。此外，規(guī)避岳飛與高宗皇帝之間的糾葛，甚至“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乃是題中應有之義，畢竟還是趙宋皇帝的天下，必須嚴格把握“修辭”的分寸感，才能保證其“吁天辯誣”的“誠意”之達成。

說起來，即便是俗文藝的戲曲小說，如元代的《岳飛東窗破虜記》、明代的《精忠記》乃至馮夢龍的《精忠旗》傳奇、嘉靖年間的《大宋中興演義》，其中并沒有出現岳母刺字的情節(jié)。直到清代，《如是觀傳奇》，尤其是錢彩的《說岳全傳》，方才終于有此一節(jié)。當然，其影響則達到了婦孺皆知的烈度。

不過，就《宋史》岳飛本傳和何鑄傳所載，刺字之事當非空穴來風。只是，如前所述岳飛之于刺字的心態(tài)，此事若有，就其本人而言，被動心態(tài)的可能最大，而刺字的發(fā)動者，如八字軍那般的軍中制度使然，未嘗不可為一說。始修于明代的《唐門岳氏宗譜》稱，靖康初年岳母姚氏為岳飛刺字，但此書晚出，且“訛謬甚多”，真實性尚有考證空間。不過，如果刺字一事確有，又尤以其母為最可能的發(fā)動人選。作為普通農婦，姚氏的文化水準不會太高，但偏是這樣的人對民族矛盾激化下的忠君報國，最是執(zhí)念，也即流行語匯所謂深明大義是也。傳統(tǒng)社會，孝道是國家用以固本的基本倫常，岳飛于情于理都是必須的踐行者，從母所命，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孝經》的說法，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被視為孝之始也。經書上又記載，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玄宗皇帝由此闡發(fā)：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這是孝的基本，孝的常道。況且，類似于墨黥的刺字，還有羞辱自身和家族的后遺。從這個意義上，既虧其體又辱其身的刺字，顯然有違于孝道。這些之于姚氏，雖然未必能有學理上的認知，但作為主流話語的理念，卻必定大致了解。假設她真的是刺字的發(fā)動者，大約只好是基于深明大義的忠君報國了。時值宋金對峙，這樣的出發(fā)當然有足夠的理由，意義和效果則略同于八字軍，從總體效果看，倒也符合孝的大義：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在岳飛身位而言，所謂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竟然也是十分周全的孝。這樣也頗可印證《宋史》記載中岳飛主動“裂裳以背示”“袒而示之背”。于是刺字之事，確乎當有，而且發(fā)動自其母也是最合乎情理的。

而刺字的實施者，不論姚氏識字與否，刺字首先是一樁技術性工作，作為母親，即便從疼愛兒子出發(fā)，也當以減輕痛苦為第一要義。所以，所謂“岳母刺字”，“岳母”的意義當在于主張者而未必非得是操刀者。專業(yè)人士也即《水滸傳》所謂高手匠人的參與，不但可以因熟手而令過程盡量縮短，刺字部位、出血量、刺后效果種種，都足以在程式化的作業(yè)中得到恰到好處的控制。而菜鳥的練手摸索，則意味著無休止的痛楚，涉及親子，更有額外的牽動，不可控因素太過豐富，姚氏未必肯選。于是，雇請專業(yè)的熟手操刀，才是性價比最適宜的正選。史書上所謂“深入膚理”，可以視為刺字效果的一種印證，亦不妨是專業(yè)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所為的佐證。

由此連帶另一個話題，就是刺字的部位。在沉溺者看來，整個身體都是刺青可以鋪排的場地，筆記上也確實有遍身圖刺、首體無完膚的案例。梁山泊的九紋龍史進，也正是刺著一身青龍。西哲維特根斯坦說，人的身體是人的靈魂最好的圖畫。此話簡直就是專為刺青下的注腳。

如果從激勵警醒兒子的立意出發(fā)，似乎應該刺在他經常能夠看到的地方才是。從這個意義出發(fā)，左右臂膊包括手部乃至張浚卒那樣的花腿，當是首選，起碼在選。胸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姚氏的選擇卻是后背。

后背的利好在于寬厚，充裕的幅面方便容納筆畫繁多的大字，以及相關審美層面的技巧釋放。《元典章》里有案例記載：“錢萬二狀招：至大二年六月初七日，將妻狄四娘沿身雕刺青繡，不從，用拳將本婦行打抑勒，于背上、兩腿刀刺龍鬼，接受莫一史舍鈔兩，雇覓妻狄四娘，在街露體呈繡迎社。”這一條不但透露刺青之習元代猶盛，而且其刻畫展示的經典部分，后背無疑在選乃至首選，至于案中狄四娘涉及的兩腿，則當是背部圖案的延伸。也就是說，相較后背，臂膊手腿之類終究略遜。智深師父身上的花繡也正在脊背上。

其實就刺字而言，后背的利好同樣適合于胸前，而且方便自己看到。這樣看來，或許岳母姚氏刺字的出發(fā)未必在于，起碼不僅僅在于讓兒子看到，畢竟刺字于背，岳飛自己是看不到的，而只能暗記，至多是宛如刀疤或者骨傷一樣陰天下雨有些隱隱的不適，充任不定時的提醒。于是刺字一案最要緊的，乃是讓別人看，也即示人。當然，不論是刑罰意義的墨黥還是時尚意義的刺青，示人正是本意。從這一點來說，岳母的刺字與之正相吻合。

如果從示人意義出發(fā)，八字軍那樣刺在面部最為昭彰，只是這個部位太過容易與墨黥關聯，實在不夠理想。臂膊手腿也是類似，況且更與上都街肆惡少或者京師舊日浮浪輩逼近，這應該是岳飛母子都不作想的道理所在。于是只剩下后背。就示人而言，背部雖然尋常時有衣裳遮蔽，看似不夠昭彰，卻也有不事張揚的韜藏，需要時自可袒乃至裂裳示之，果然有進退裕如的收放空間。如你所知，胸前自然也具備同樣的效應，但如果立意在于示人，后背當然更富亮相的張力，譬如袒乃至裂裳示之的剎那，后背便遠勝胸前。

不可否認，刺字于背的示人，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將被刺字者推在了風口浪尖之上，身體成了他做人的標桿，身邊人目光的督促機制，有形無形之間，自然能匯集成相當力度的良性反饋，從而強化激勵警醒的初心。由此亦可見出，在家國的輕重權衡立場上，岳母姚氏可謂用心良苦，于報國而言，果然盡忠。誠然，這種堪稱舍得的示人，終極的受益者當然以兒子為主體，但母親也理所當然在列，因為她老人家正是示人的直接發(fā)動者，是教育乃至教訓的主體，兒子反而是受體。

不過，所謂示人，也要看所示之人是誰，岳飛袒乃至裂裳所示之何鑄，雖然是奉旨辦差，終究還是以事實為依據，察岳飛無辜。等到改命萬俟c主審，兩人宿有積怨，斷不肯再亮出后背，即便亮出亦不過自取其辱，他只好徒嘆天日昭昭了。

宋史岳飛傳范文第2篇

帝（宋高宗）初為飛（岳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云（岳云）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愿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宋史@岳飛傳）

【運用方向】

1. 有國才有家。國是家的基礎，家是國的元素。沒有國，就沒有家。宋高宗當初給岳飛營建宅第，岳飛推辭說 “敵未滅，何以家為？”岳飛知道，不把侵略者消滅，要家干什么呢？沒有國家的安定，就沒有家的安全。

2. 堅守職責即和諧。和諧社會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作為管理國家的官員，文官不貪錢財專心為民謀利，武官不懼犧牲奮勇為國效力，天下就太平了，社會就和諧了。古今中外，無不如此。

3. 責任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實，在責任面前，人與人也是平等的。岳飛的兒子岳云因為練習下陡坡，馬失蹄了，作為一名戰(zhàn)士，“馬躓”就是失誤，就是沒有盡到訓練責任，于是，岳飛就“怒而鞭之”。

4. 嚴明的紀律是勝利的保證。沒有紀律，一個集體就是一盤散沙，紀律不嚴明，就等同于沒有紀律。岳飛深諳此理。“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愿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這正是“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根本原因。

【適用話題】

國與家 職責與和諧

人人平等 紀律 能力

【寫作片段】

古人云：“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這個規(guī)矩，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紀律，紀律如同一條河床，把河水緊緊地約束在一定的范圍內，不能四處流淌。如果沒有河床，河水必定泛濫成災。

公共場所需要紀律約束，公共場所才能有序；行軍打仗需要紀律，軍隊才能眾志成城；學校教學需要紀律，教學秩序才能得到保障……一句話，沒有紀律，就沒有約束；沒有紀律，就沒有秩序；沒有紀律，整個社會就會是一盤散沙，就不會安定有序。一支軍隊沒有鐵的紀律，想取得勝利簡直是緣木求魚，更是無稽之談。

沒有紀律，一個集體就是一盤散沙，紀律不嚴明，就等同于沒有紀律。岳飛深知這一點，他在治軍時就特別強調紀律，要求岳家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如有違犯者，絕不姑息：“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他所率領的軍隊，紀律甚至嚴明到了“卒夜宿，民開門愿納，無敢入者”的地步，并且為自己的“軍號”定為“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正是因為對岳家軍要求如此嚴格，才在抗金前線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這也正是金人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根本原因。

……

自由和紀律既是對立的又是統(tǒng)一的，有了嚴明的紀律并不是束縛了我們的自由，而是給了我們更多更大的自由，只有每個人都遵守紀律，你才可以在有序的環(huán)境中自由地從事自己的學習和工作……

宋史岳飛傳范文第3篇

為了這方樂土，人們無不殫精竭慮，使盡渾身解數。辛勞一生者有之，瘋狂聚斂者有之，真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然而，也有例外，北宋的劉福就只想著國，忘了自己的家。

劉福是位戰(zhàn)功卓著的將軍，北宋初期，已經擔任指揮使的官職了。

“指揮”在北宋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軍事編制單位，每指揮為500人，其統(tǒng)兵官便是指揮使。

太宗趙光義登基后不久，劉福又升為涼州觀察使。

觀察使為正五品，虛銜，沒有實權，但是相對于基層指揮使來說，級別是明顯地升遷了，岳飛手下的大將牛皋立了大功之后，就授過建州觀察使。

北宋由于實行以文制武的政策，武將的地位要略低于文官，但是由于武將對于國家的特殊作用，為了調動武將的積極性，保持一種平衡，武將的俸祿普遍要高于文官。

如一個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責任重大，而翰林學士承旨則是翰林學士的領班，有內相之稱，不少宰相都是從這個職務中提拔的）的官職，月俸不過120貫，而觀察使則高達200貫，其俸祿與宰相級別的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

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大文豪蘇軾、歐陽修、蘇轍等長期被房子所困，而作為觀察使的劉福，情況顯然好得多，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應該不是天方夜譚。

可是，事實卻偏偏不是這樣，劉福將軍到死也沒有住上自己的房子，一直是賃屋而居。

生前，他的兒女也曾建議他買套稍大一點的房子，因為人口多了，生活不方便了。可他卻說：“我受祿豐厚，足以租房居住。你們沒有一點功勞來報答朝廷，難道可以營造居室，為自己安逸打算嗎？”

就這樣，劉福最終也沒有買房子。

劉福這話是在他花甲之年說的，說完不到兩年他就死了。太宗皇帝知道了這些情況后，感念老將軍戎馬一生、忠心耿耿，為大宋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日子過得竟是這樣的窘迫和寒酸，不由得悲從中來，當即賜給他的兒子白銀5000兩，以圓賢臣一家多年的房子夢。

蕩蕩皇恩，幸運甘霖，終于使劉福的子孫們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

那么，為什么劉福會窮到這樣呢？他那么多的俸祿都哪里去了呢？《宋史?劉福傳》中是這樣說的：劉福在打仗的時候，自己拿出俸祿來犒賞將士。也就是說，劉福在行伍生涯中，為了激勵士氣、戰(zhàn)勝敵人，為了撫慰生死與共的兄弟，他的俸祿都用來請客了。

宋史岳飛傳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宋高宗；明代宗；結局；思考

我們說歷史不能假設，是因為它就像單行道上的一列火車，一路前行，在不同的路段裝載不同的人物，上演不同的故事。錯也好，對也罷，一切都無法洗牌重新開始。當我們翻開歷史的長卷，看到每個事件、每一個人物，我們都應該有所感悟，值得學習的要學習，發(fā)人深省的要反省，而不能過多地去指責。我們學習歷史看到更多的應該是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的行為所產生的根源。是良源就要發(fā)揚，是惡源就要鏟除。這樣人人才能自律，社會才能和諧，朝著良性循環(huán)的方向發(fā)展。惡源種下了，不管怎么做，悲劇都無法避免。南宋高宗趙構和明代宗朱祁鈺的兩種悲劇性結局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一、宋高宗趙構的結局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舉入侵，由于統(tǒng)治者的腐敗、軟弱和投降政策，京城汴梁（今開封）被攻陷。金兵在大肆搜擴后，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劫掠宋徽、欽二帝及后宮嬪妃、王公大臣、各色工匠、教坊歌伎等三千余人和大批財物北去。北宋從此滅亡。國不可一日無君，當時在外勤王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抗金老將宗澤等人的擁戴下，于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政權，后遷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高宗即位之初，以抗戰(zhàn)派李綱為相，勵精圖治，整頓朝政，擴充軍隊，嚴明軍紀，準備抵抗金軍的入侵。當時宗澤手下已擁兵百萬，各地義兵勤王之師風起云涌，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短短的幾個月后，趙構的態(tài)度就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李綱、傅亮、張所被貶；陳東、歐陽沏被殺；趙構南逃揚州；宗澤的北伐要求被拒，并受到嘲笑，繼而憂憤成疾而死。從此以后，宋高宗趙構寧愿東躲西逃，下定決心向金求和，不惜奴顏卑膝，向金哀告“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乞求金統(tǒng)治者“見哀”，并承認“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1]。后來又一日內連發(fā)十二道金牌，急令在戰(zhàn)場上連連取勝、已取得主動權的岳飛班師回朝。削去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人兵權。并指使秦檜、張俊等人陷害岳飛，殘忍將其殺害。當時“天下聞著，無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2]。

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宋高宗趙構不可能不知道岳飛是冤枉的，可是為什么還要做出這親著痛，仇者快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個，怕失去手中的權力。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手握重兵，在陳橋驛發(fā)動兵變而登上的帝位。961年又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大將兵權。從此宋代各位皇帝就牢記祖訓，“安內”任務遠勝于“攘外’。宋高宗懼怕大將久握兵權，懼怕義兵發(fā)展壯大，更懼怕父兄徽、欽二帝回來奪去他的帝位。所以當李綱、宗澤等人明確提出要“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無所之恥”“迎回二圣”[3]的時候，宋高宗趙構那根脆弱的神經被觸痛了。從此就完全倒向了求和派的一邊。他寧愿置父母兄弟姐妹安危于不顧；他寧愿偏安江南、失去半壁江山；他寧愿留下千古罵名；他寧愿割地稱臣、每年向金進獻歲幣也不能去冒失去權力、帝位的風險。對于封建帝王來說，皇帝的至高無上的身份、地位，皇帝主宰全國一切的權力是高于一切的。宋高宗牢牢保住了帝位，犧牲的只能是國家、民族、老百姓，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利益、幸福和尊嚴。

二、明代宗的結局

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以明朝削減馬價，拒絕求婚為由，率軍大舉入侵。明英宗在大太監(jiān)王振的唆使下，倉皇率兵親征。八月明軍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南）被瓦剌騎兵包圍。混戰(zhàn)中，五十萬明軍死傷大半，二十萬騾馬和全部輜重盡被瓦剌軍隊所繳獲。這場慘痛事件史稱“土木堡之變”。[4]之后也先挾持明英宗大舉進犯，企圖對明政府進行勒索敲詐。消息傳到京師，明兵部侍郎于謙等人擁立英宗之弟王朱祁鈺為帝（明代宗），很快穩(wěn)定了政局，擊退了瓦剌的進攻，粉碎了也先的陰謀。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的皇帝，手中的英宗反倒成了恢復與明朝正常關系的障礙，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將明英宗送回。英宗承諾不再過問朝政，景泰帝尊英宗為太上皇，移居南宮。

然而大權旁落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明英宗獨居南宮，不僅不能執(zhí)掌天下大權，生活用度大不如前，而且還要忍受弟弟的提防戒備之心。于是暗自聯系舊臣黨羽副都御史徐有貞、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陰謀策劃，時刻準備復辟。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趁代宗重病期間，徐有貞、石亨等人發(fā)動，擁英宗入主奉天殿復辟成功。明英宗再次登上皇帝的寶座。史稱“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5]明代宗于一個月后死去，明英宗以親王之禮將其葬在北京西山。明代宗朱祁鈺與下落不明的惠帝朱允一樣，成為明朝歷史上僅有的兩位未被埋入明皇家陵園的皇帝。

明代宗以維護家國榮譽尊嚴為己任，重親情，明大義。面對異族入侵，能夠勇擔社稷重任，堅決抗戰(zhàn)，打擊入侵者。對于迎英宗回朝的問題上，代宗以民族尊嚴和倫理親情為重，雖然也考慮到了英宗回朝后對自己政權的影響，他還是滿足了也先的各種要求，迎回了自己的皇兄。

然而此后事情卻沒有向代宗良好的愿望方面發(fā)展。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帝位在英宗心目中遠比兄弟親情要重要的多。朱祁鈺最終落得個含恨而終。

三、兩種結局的對比與思考

宋高宗趙構和明代宗朱祁鈺當時所面臨著一個相同的困境―――那就說要不要迎回被異族入侵者俘獲的先帝。對于宋高宗趙構來說就是自己的父兄――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對于明代宗朱祁鈺來說就是自己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鎮(zhèn)。要想迎回先帝就存在著一系列的危險，首先就是要積極組織全民抗戰(zhàn)對抗入侵者。而戰(zhàn)爭勝敗難料，勝了固然一切如意；如果戰(zhàn)敗則要承擔戰(zhàn)爭的后果責任，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其次，在戰(zhàn)爭中壯大的民間力量有可能對皇權造成威脅；久握重兵的將領也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第三，迎回的先帝對于現任皇帝來說會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境地。如果讓位于先帝，自己將任由宰割，在封建社會沒有先帝授權的情況下僭越可是殺頭的大罪。如果不讓位，對方可能會覬覦皇位，成為自己的心頭大患。作為現任皇帝的至親，如何對待他們還得注意天下人的目光與看法。如果不迎回先帝，戰(zhàn)場上當然不能取勝，否則在封建倫理觀念極強的封建社會會受到一致唾棄，無法向國人交代。但這樣做肯定在對內對外的關系處理上，要付出屈辱的代價。宋高宗和和明代宗顯然都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只是選擇了不同的方式。

明代宗不愿對外屈辱，選擇了堅決抗蒙，迎回皇兄，處處小心，但還是沒能逃過歷史命運的必然結果，政權被，自己含恨而終。宋高宗選擇了對外屈膝，偏安一隅，牢牢保住自己的皇位，為此拋棄親情，陷害忠良，泯滅了良心。

宋高宗和明代宗都是歷史的悲劇人物。看待歷史人物，評價人物形象，我們不應苛責他們，而應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應該看到執(zhí)掌天下，生殺予奪，一人至上的皇帝制度是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本原因。什么樣的花結什么樣的果。不是宋高宗和明代宗的選擇錯了，而是這種集權專制的制度錯了。只有廢除了這種不文明的專制制度，采用文明的民主制度，歷史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注釋：

[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

[2]《三朝北盟會編》卷207，引《岳侯傳》.

[3]《宋史?李綱傳》.

[4]《明史紀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宋史岳飛傳范文第5篇

坐落在湖光山色之間的南宋石刻公園,為每一位游客營造了對話古人的空間和叩問歷史的氛圍。它既是一座石刻的博物館,又是一卷石刻的南宋史。

中國的石刻作品大都集中于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園,但南宋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夢想死后能魂歸故里――回到河南鞏縣的宋皇陵安息,因此,南宋皇室死后都是草草暫厝,沒有留下能代表時代風格的宏大陵園。東錢湖的南宋墓道石刻群便成了那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南宋時期的京都臨安(今杭州)有著“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寧波)人”的格局,而當時的鄞縣更有“滿朝文武,半出史門”之說。史氏家族在南宋歷時一個半世紀,獲得了“一門二王,三相四宰,五尚書,七十二進士”的顯赫與榮耀。其中,史浩、史彌遠、鄭清之和史嵩之四位宰相死后以岙為陵,葬于東錢湖四周。由于他們的政治生涯幾乎涵蓋了南宋歷史上最重要的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和理宗五個朝代,因此他們的墓道石刻也代表了當時南宋的藝術水平、審美標準、價值取向和社會地位,其規(guī)模之大、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國內亦屬罕見。這批豐富而又完整的歷史遺存充分展現了南宋石雕藝術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為后人研究南宋時期的美術史、文物考古史和雕刻藝術史等領域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成全了東錢湖,使它在具有浩浩蕩蕩、浮光耀金的壯美之外,又多了幾重人文的沉淀和歷史的回音,增加了它的深度和厚重。歷盡滄桑800年,繁華過后的寂寞、蒼涼之中的沉郁、荒蕪之下的執(zhí)著,都為人們找到了走近它、審視它、讀懂它的無數理由。

古代稱墓道石刻為石像生,它以凝固不朽的神態(tài)象征著生命的永恒。人像又被稱作“翁仲”,翁仲是一位秦朝猛將,經常出征匈奴,所向披靡,勢不可擋。其死后的銅像被立于咸陽宮司馬門外,所以后世遂將人物銅像和石像稱為“翁仲”,讓它“守”在宮外,以示護靈儀仗之意,其儀仗規(guī)格的大小也顯示了墓主的身份、等級和地位的高低。據統(tǒng)計,分布在今浙江鄞縣上水、下水、韓嶺、橫街和福泉山等地的墓道石雕共有50多處,計200多件。其中的文臣(忠)、武將(勇)、蹲虎(節(jié))、立馬(義)、跪羊(孝),都是成隊排列于墓道兩側,有的還有石雕墓表柱、石刻太師椅和仿木石牌坊等。在這些墓道石雕群中,最大的文臣武將石雕像高達3.5米,形神兼?zhèn)?惟妙惟肖,或肅穆或震怒,個個都呼之欲出,身上的衣冠盔纓、袍服甲胄都雕刻得極具質感。仿佛讓人感覺鼓滿風雨的衣袖在舞動,披盡雷電的盔甲在作響。對動物的雕刻更是造型逼真,神態(tài)各異,各種圖案紋飾的設置也是精細入微,寓意深長,對封建倫理和文化做了極為形象的詮釋。

中華文化發(fā)端于黃河流域,中原大地便成了歷朝歷代演繹春秋的大舞臺,即使人生有限,帝王將相也不想就此罷休,還千方百計地把生前的霸氣、財氣和王氣帶進墳墓,讓石人、石馬來守護那些靈魂。當后人發(fā)現那一座座地下宮殿時,墓主早已灰飛煙滅,而那些無名工匠留下的墓道石刻卻成了傳世的藝術瑰寶。北方陵園的墓道石雕粗獷豪放、大氣激越,相比之下,南宋墓道石雕顯得精巧典雅、委婉多姿,這正是江南山的靈氣、水的秀美滋潤了王朝,于是,這種靈感就化作了一件件墓道的石雕作品,形成了與北方皇陵墓道石刻藝術完全不同的風格。南宋石雕人物的表情在威嚴中又不失恭敬順從的神態(tài),體現了將相權臣對皇權統(tǒng)治下的社會秩序的自覺維護。石馬的口、鼻、眼各部位都極具質感,似乎剛從沙場歸來,正大汗淋漓、氣喘吁吁,連頰部的經絡都清晰可辨。即使馬鞍、飾物這些附屬物,工匠們也不輕易放過對細節(jié)的詳盡刻畫,處處讓人能觸手可感。鐵質踏腳的沉重,絲綢飾物的飄逸,還有海獸、荷花、石榴、牡丹和金銀花等圖案的精雕細刻,叫人嘆為觀止。這些圖案分別寓意著“搏擊風浪”、“圣潔凈土”、“多子多福”、“榮華富貴”和“世代相傳”等,意味深長。

南宋畢竟只是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國力羸弱,朝敗。“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多少將士為了收拾舊河山,萬里赴戎機,頭顱拋疆場。可昏庸的皇帝卻依然整天沉湎于“日日歌舞,夜夜酒色”中,“直把杭州作汴州”。盡管南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沒有可以值得書寫的一筆,但在另一方面卻出現了一道獨特的文化奇觀――名人輩出,著作宏豐,尤其是宋詞的創(chuàng)作成就,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是繼唐詩之后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岳飛、辛棄疾、陸游、張孝祥、劉克莊、李清照、范成大、張元干、和王應麟……這一串串響亮的名字,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成為后人代代傳承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脈絡。而散布在東錢湖四周的墓道石雕,更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它們在我國石雕藝術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如今它們已被人們所重新認識,并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誰會想到,這些作品的問世時間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還早了整整500多年。那些曾經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無名石匠――民間藝術家雖然沒有留下姓名,但是凝聚著他們無窮智慧和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卻成了一座永恒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