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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學范文第1篇

一、日本生態動漫——《幽靈公主》

影片講述了蝦夷族少年阿席達卡為救村民一箭射殺魔祟神而受傷招致詛咒，而魔祟神因山豬的仇恨而生。森林里的山豬遭人類槍炮射擊，痛苦難耐，怨恨難抑，戾氣穿透全身化作萬千仇恨觸須，所到之處，萬物凋零。影片一開始便以這樣黑暗混沌的仇恨開始，似乎一開始便告知人與自然終究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狀態。

阿席達卡以外鄉人的身份介入到了幽靈公主珊與女城主幻姬之間的沖突中。幽靈公主是人類的棄嬰，由犬神莫娜撫養，她與森林是一體。在幽靈公主身上可以看到一個人與自然“共生”的期望，只是這個共生從一開始便灌注著仇恨的血液，我們看到幽靈公主身上的勇敢與無畏、美麗與矯健，可是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講，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悲情的命運，看到幽靈公主對于人類的不信任，對于人類尚存愛意的恐懼，這也許透露出宮崎駿心中對于“共生”理念的不信任。

而女城主幻姬，一看似乎是西方文明入侵的典型象征，擁有16世紀中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傳來的槍炮技術，吸收全球盛行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入侵森林成為時代火速前進的必然。在幻姬的帶領下，有尊嚴的生存意味著，擺脫武士階層的壓榨，遠離城市，進駐森林，建造自己的達達城，伐木煉鐵，生存下去。這里，我們看到人類在絕望的境地下最卑微的欲望是生存，而此時的生存不可避免的是向自然索取。宮崎駿并沒有在影片中譴責幻姬帶領下的這種絕地逢生的生存模式，事實上縱觀日本歷史可以發現，日本人血脈中的森林文化即是從森林中汲取物質，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繩紋時代是以照葉林文化、袍櫟樹林文化等森林文化為基礎，后來隨著農業的發展形成了稻作文化，進而發展到各種現代文化。

宮崎駿在最后并沒有給出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他是理性和悲憫的，他讓森林恢復原樣，綠蔭蔥蔥，留給幻姬生命讓她重頭再來；幽靈公主和阿席達卡逐漸相愛卻依舊分隔森林與達達城；游僧恐懼于森林之神的力量，最終卻嘆息沒有取得鹿頭。一切的問題都存在著，留給自然哭泣，留給人類警醒，人與自然之間沒有純粹的共存，這樣的悲情是整個人類不得不直面感受的。

二、美國生態動漫——《老雷斯的故事》

好萊塢是美國電影業的代名詞，以電影動畫為主的美國動漫，依托于好萊塢電影基地，形成了獨具美國特色，與日本等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產業模式和動畫特點。在生態動漫方面，美國動漫可以說是早已涉及且延續至今。

電影《老雷斯的故事》根據美國兒童文學作家蘇斯博士的原著改編，是一個環保寓言，故事發生在一個叫做膠膠鎮（Thneedville）的地方。只是，樹木、草地全由樹膠工廠制造，內置電池發出綠光；生活垃圾深埋地底，水源污染被當做樂事；居民熱衷購物、玩樂、購買新鮮空氣；這樣看來，這幾乎是一個高科技主宰下失去生態自然的“美麗新世界”，在工業巨頭奧海爾的控制下，巨大圍墻里生活的居民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早已寸草不生，烏鴉滿天，而影片主人公泰德為尋找女孩奧德利心中真實的樹，離開家鄉逐漸知曉關于老雷斯的故事以及膠膠鎮是如何建立在森林毀滅的道路上。

在電影《老雷斯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年輕氣盛充滿抱負的萬斯·勒爾先生為得到制作衣服的原材料——Truffula樹而召集大家砍伐了整個森林，建立起了自己的工業王國；看到了陰險狡詐卻受居民愛戴的奧海爾對市場的熱愛以及經濟增長無限制的推崇，即是讓城鎮污染更加嚴重從中換取售賣新鮮空氣的巨大利益；也看到了勇敢的泰德為了重現綠色城鎮而抵抗統治保護最后一粒樹種。整個電影的敘事中，環境的悲劇與重建都設定在了個人自由的內在缺點與優點上，把個人責任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影片展現了一個人自由內心的轉變，年輕的萬斯·勒爾先生在踐踏自然不可再生資源的道路上建立起龐大的工業王國，最終意識到這一致命性的錯誤并托付泰德利用最后一粒樹種還原整個森林，營造健康舒適的生活。

三、大眾傳播促進動漫生態意識的傳播

1、議程設置

麥克姆斯和肖所提出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有意集中報道某些問題，而忽視另一些問題就能夠對受眾產生影響。而受眾往往傾向于關注和談論傳播媒介所給出的議題，并按照傳播的先后順序給各個議題定下一個傳播者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因此大眾傳播可以通過轉移受眾的注意力，安排問題的前后次序，從而間接達到影響輿論、左右人們的觀點和思想的目的。

我們在宮崎駿的動漫電影里可以發現這種議程設置的現象，宮崎駿的作品中往往布滿了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矛盾沖突，讓受眾一開始接受影片信息就感知人與大自然的不和諧之處，把受眾引領到一個生態環境十分惡劣的人類社會。在影片的部分，又進入了宮崎駿個人對于人類破壞大自然的反思，揭示出生態環保的重要性，在影片的最后給出一個理性的結局，并讓受眾感受到生態意識的重要性。

2、使用與滿足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倡導站在受眾的立場上，通過分析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動機和獲得需求滿足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同傳統的訊息如何作用受眾的思路不同，它強調受眾的能動性，突出受眾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受眾通過對媒介的積極使用，從而制約著媒介傳播的過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個人的需求和愿望。

好萊塢的商業電影發揮著前所未有的娛樂功能，滿足著受眾的需求。好萊塢的動漫電影也不例外，在生態動漫制作方面，美國動漫有效的結合了電影的娛樂功能，受眾的觀影需求，以及生態意識的傳播。在《老雷斯的故事》里，動畫人物的形象均是廣大受眾喜愛的可愛形象，如金魚、小熊；影片的故事情節也符合美國人的民族性格，偏愛冒險，影片中男主人中獨自出城找尋種子的歷程正是冒險的旅途。在此之外，影片所變現出來的生態意識也在劇情的一步步發展中緩緩向受眾表達出來。

四、我國生態動漫的傳播及現狀

上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動畫片的產量雖然有所增加，但質量卻遠遠無法與國外動畫相比。近20年來，在動畫電影方面，稍具影響力的大概只有《小倩》、《寶蓮燈》、《麥兜故事》系列、《摩比斯環》、《喜洋洋與灰太狼》系列。在總體數量上升質量不佳的情況下，涉及生態領域的動漫少之又少。唯一值得一提的兩部動漫電影《長江7號愛地球》、《夢回金沙城》雖然與生態主題沾邊，通過畫面展現大自然的美麗景象，而沒有在影片中滲透環保主題以及生態意識建立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國動漫所存在的問題直接決定了生態動漫的發展狀況。主要體現在：

1、缺少創新意識

當前，國內很多所謂的原創動畫都是簡單的模仿，在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語言風格、畫面質感等方面都有比較多的“崇日”、“崇美”等痕跡。有內涵的中國文化在現今的國產動漫片中幾乎沒有什么體現，更別說我國所倡導的和諧生態理念。動畫片的制作偏重于說教，畫面表現粗糙，缺乏視覺沖擊力和吸引力。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國動畫從業者的整體素質不高。

2、受眾定位長期錯位

我國動漫長期將受眾定位于13周歲以下的兒童，動漫的功能也僅僅被限定為教育兒童。這種狹隘的受眾定位和功能限定，導致國產動漫制作水平、思想觀念，藝術水準長期定格在一個較低的層次而無法提升，阻礙了我國動漫產業消費群體和市場的擴大，并造成了我國動畫的畸形發展。當前的動漫，早已超越了兒童的世界，成為越來越多的成人的娛樂產品和一種生活方式。

3、產業鏈不完整

近年來，國家為推進動漫產業的發展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法規。從體制、政策、市場管理等方面明確了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思路，并試圖構建立體化的播映體系，培育動漫交易市場，以充分調動國內動畫制作和播出單位的積極性。然而，體制上多年來遺留下來的各種弊端仍然導致了許多問題，比如，有些動漫機構打著動漫產業的幌子建立形象工程，不進行原創作品的開發，而依靠做教育片、區域宣傳片、文化片、政府形象片等來獲得政府的補貼。

參考文獻

①牛實為：《人文生態學》[M].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

②李世書：《生態學的自然觀研究》[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③余謀昌：《生態文化論》[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④盧斌、鄭玉明編：《中國動漫產業發展報告2012》[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⑤李朝陽：《中國動畫的民族性研究—基于傳統文化表達的視角》[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大眾傳播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文學傳播；大眾傳媒；張愛玲熱

大眾傳媒誕生于商品經濟背景下，以滿足市場需求、消費群體興趣為導向，其不僅是單純的載體，更以媒介特性影響著文學傳播形態，表現出“淺層化”“符號化”“泛娛樂化”等特點。

一、文本的“誤讀”與“淺化”

大眾傳媒對文學內涵的“誤讀”和“淺化”，在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中有頗為集中的體現。從本質上看，這是由傳媒本身的特性決定的。

影視是以聲畫為主體的符號系統，其生成與傳播，是對原文本文字符號的解碼與再度編碼。一方面，由于解碼者與原作者的差異，解碼過程可能出現“謬誤”；另一方面，影視的圖像表達直觀性強，少了文字的“韻外之致”；再者，大眾媒體以普通人為受眾，注重通俗化，其對文學傳播的介入將直接導致文學“陽春白雪”內涵的消解。

以《傾城之戀》為例，首先，從故事內容上看，原著以反諷的方式、冷峻的筆觸講述了一對世俗男女的情愛斗法，其結局是一段看似美滿、實則凡俗殘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

……

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從整個故事來看，張愛玲以不動聲色的敘述著力表現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親情愛情間的勾心算計，“整個故事是一曲對世俗世界愛情、親情淪喪的無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電視劇以洋洋灑灑的36集，在白流蘇與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節，甚至包括白流蘇與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與洪蓮的初戀等，最后更是構造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范柳原深情地對流蘇說：“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白流蘇亦發出愛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緣是因為整個城市的傾覆而獲得的。我們在苦難中相知、相攜，更相愛。我希望戰爭永遠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愛情就像這個城市一樣，永不摧毀！”

開頭情節的增設，結尾直白而深情的對白，無疑“具化”了范白的愛情，卻將無邊的蒼涼變成了“公主王子從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膚淺肥皂劇。

其次，從人物塑造上看，張愛玲一貫表現的都是沒有大善大惡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極強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來說，張愛玲將其定義為“不過是個自私的男子”，其擅長風月，也渴求情愛，卻不愿受婚姻的束縛，可以說是張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電視劇中，卻通過范柳原元與洪蓮的愛情、與邱律師的交往、與白流蘇的邂逅等場景將范柳原塑造成了一個對愛情忠貞不渝、對朋友兩肋插刀、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加“癡情種子”，這無疑違背了張愛玲對男性的解讀。

最后，從潛在內蘊上看，白流蘇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質與精神上的依附。小說從白流蘇的視角，描繪白公館的破敗與頹廢，體現的是女性面對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與掙扎，是生命意識的彰顯。而影視劇更多表現的僅是“完美愛情故事”“新舊生活方式沖突”等相對淺層的主題，可以說，影視劇版的《傾城之戀》雖極大地豐富了故事性，卻也將一首蒼涼的“挽歌”唱成了熱鬧的“贊歌”。

二、作者的“符號化”界定

憶起張愛玲，人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小資”，而這種“符號化”的界定，實則得益于大眾傳媒在傳播過程中“以人造勢”的議程設置。

出身名門的張愛玲不僅天生麗質，且善于衣著，其從內而外透露出的貴族氣質與以講究“情調”為特征的小資情愫不謀而合。在當時商業社會的背景下，在“消費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產階級神話被許多人所迷戀、所向往的雙重背景下，張愛玲意外地滿足了一些在物質上已經達到了好萊塢電影中‘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質上雖然不夠但精神上卻提前中產階級起來的人群對‘中產階級氣質’的一種想象。”

故而，從最初進入大眾視野，媒介即對張愛玲的走紅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其抓住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大眾向往“中產階級生活”的心理，從張愛玲的傳奇人生中提煉出“小資”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顯，其將張愛玲冠之以“最后的貴族”等頗具雅致落寞情調的名號，成功地將張“符號化”。

《張愛玲典藏全集》（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張愛玲作品在內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冊封面以張愛玲的14張照片為背景，用略顯發黃、粗糙的紙張營造出仿舊的效果，精致的裝幀設計，書名“典藏”二字對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動了張愛玲形象的建立。繼此之后，團結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張愛玲畫傳》，配圖展示其深居簡出的隱居生活及頗有造詣的書畫作品，更為“張愛玲小資符號”的形成推波助瀾。在此前后，諸多出版社接連出版關于張愛玲的圖書，甚至包括張愛玲語錄，連番“造勢”將張愛玲打造成為“時尚小資”生活的代表，使其成為小資階層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說，持續升溫的“張愛玲熱”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學術研究和文學欣賞的范疇，而變成大眾傳媒所打造的一場以張愛玲為品牌的文化符號消費。

三、傳播的“泛娛樂”傾向

80年代消費型社會背景下，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文學傳播呈現出明顯的“泛娛樂化”趨勢。文學作品包裝帶有很強的炒作性，這在張愛玲遺作《小團圓》出版所掀起的“張熱”中有突出體現。

且看《小團圓》出版附近的相關媒體報道：2月，《北京青年報》發表《張愛玲最神秘作品〈小團圓〉“違約”出版》，對張愛玲生前欲以銷毀《小團圓》的話題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發文《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港臺出版幕后揭秘》，稱“這是第一次，你可以從張愛玲的角度了解胡蘭成”；4月，《中國新聞周刊》發表文章《〈小團圓〉：一個更真實的張愛玲》，圍繞“最接近張真實生活的小說”發表議論，將之喻為張愛玲的“內心獨白”……

圍繞《小團圓》的出版，眾多報道立場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張愛玲與小說人物盛九莉的對應關系探討中，集中于張愛玲欲銷毀《小團圓》的花邊新聞上，帶有很強的“獵奇性”。這部小說從出版之初起，將其推向“炙熱狀態”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藝術價值，而是得益于媒體對“張愛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該文本中隱射出“張胡之戀”的“娛樂傳奇因素”才是傳播的“主角”。

再縱觀近年境況可以發現，《小團圓》的“泛娛樂化”其實并非個例。大眾傳媒關注張愛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從文學作品轉向了感情、生活，張愛玲文學傳播演變成為張愛玲傳奇生活信息的傳播。在“張愛玲熱”于大眾傳媒背景下興起之初，媒體圍繞張愛玲的身世、愛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眾興趣昂然的話題，如“張愛玲的傳奇身世”“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張愛玲是小資嗎”等。這些多以探尋、爭鳴、研究論文或獵奇等形式，鋪天蓋地般出現于報刊、雜志、電視熒屏、互聯網等媒體中。

從很大程度上看，大眾傳媒對文學的介入，促成了“看張”“讀張”的熱潮，但這種“讀”與“看”更多地開始轉向文學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學本身。媒介的消費性、大眾化與多元化，對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讀”與解構值得思考。

參考文獻：

[1]李校爭，郭蘭英.從終點退回到原點――電視劇《傾城之戀》對張愛玲同名小說的解構[J].美與時代（下），2010（3）.

大眾傳播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學熱；大眾傳媒；傳播方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沉寂了近一個世紀的國學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并隨即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新一輪的“國學熱”。現代社會中，作為文化載體的大眾傳媒廣泛普及并高度運轉，大大促進了信息傳播領域的發展，成為“國學熱”的有力助推器。研究大眾傳媒時代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有助于推動國學更廣范圍的普及與更深層次的研究，從而在人民群眾中更好地弘揚傳統民族文化，增強我國民族軟實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國學復歸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國學”一詞至今在學術界沒有一個統一、精準的定義。在古代，國學指代國家設立的學校，《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中記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唐代韓愈在《竇公墓志銘》中亦有“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近代意義上的國學則是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借用湯因比的‘歷史文明’理論來說，中國國學的誕生，主要是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提出的‘應戰’之舉”[1]，“國學”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激烈沖突的產物。多數人認為國學定義始見于章太炎的《國學概論》，曾為國學下定義說：“‘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的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2]這里為國學下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廣義上的國學，“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不僅包括傳統的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學術領域，還包括音樂、書、畫、建筑等藝術領域，醫卜星象等自然科學領域乃至領域。20世紀90年代末期，借助當代大眾傳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輪國學文化熱，至今方興未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思考。本文中筆者所理解的國學指代的是狹義下的國學，即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傳統的文化與藝術。

國學熱在大眾傳媒時代出現并非偶然，它有著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傳播學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眾因素。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受眾是信息的接受者與反映者，是媒介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受眾的接受程度是傳播效果的主要體現。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群眾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開始轉向對精神文化消費品的需求，人們要求了解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藝術，滿足更高層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開放的社會機制與環境為人民群眾的多元價值觀提供了條件，但也會造成各種價值觀交織、思潮激蕩，甚至道德淪喪、人們精神空虛的社會現象，而國學中的觀念與思想特別是儒釋道倫理則為人們提供了心靈的依托，幫助人們樹立主流價值取向、找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個人坐標，重新構建信仰體系；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顯著提升，世界各國廣泛設立了“孔子學院”以了解“中國形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認同感，“國學熱”受到廣泛關注。

其次，大眾傳媒因素(傳播者)。大眾傳媒是現代社會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傳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傳播資源，例如廣播、電視使用的電波頻率等，也是國家以某種制度方式委托給傳媒組織專用的”[3]。國學是幾千年來我國各民族積累的文明與智慧的結晶，大眾傳媒利用傳播特權傳播國學信息，進行輿論引導與宣傳，以促進民族團結，增強我國民族凝聚力。此外，傳播中國文化應當是一種歷史責任，中國應當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貢獻。[4]大眾傳媒通過國學形象的塑造，來加深世界各國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了解，樹立我國國際形象，增加國際影響力。

最后，傳播媒介因素。麥克盧漢說：“正是傳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種多樣的物質條件下一再重現――而不是特定的訊息內容，構成了傳播媒介的歷史行為功效。”[5]當代社會是一個信息大爆炸的社會，信息的高度濃縮與密集促使傳播媒介不斷融合翻新，這也為國學熱的興起提供了客觀條件。

國學形象的主要媒介傳播方式

通過對有關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與分析，筆者發現國學形象有以下五種主要媒介傳播方式：

文化名家通過電視講壇方式解讀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百家講壇》為例，該欄目自2001年7月開播以來，先后邀請一系列教授、學者解讀古典名家名著，他們以當代人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在自己的專業研究領域內，將傳統上晦澀難懂的古典文學和撲朔迷離的歷史現象，深入淺出地傳達給廣大觀眾，使歷史上藏匿于深宮后院的故事飛入了尋常百姓家。2006年，《百家講壇》被評為央視十大優秀欄目之一，僅次于《新聞聯播》名列榜眼。《百家講壇》既收獲了優異的收視佳績，也獲得了良好的市場美譽度。電視讓學者有為，學者讓電視深刻，《百家講壇》秉承著“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眾媒體與高雅文化成功聯姻，成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嫁接脫口秀等新形式出現在創新綜藝節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衛視推出了中國第一檔姓氏文化深度解讀節目――《非常靠譜》，該節目邀請于丹、紀連海等十幾位觀眾喜聞樂見的專家、學者組成“擺譜團”，通過“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節目板塊，以姓氏為包裝，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傳奇故事、家族絕活與家族杰出人才。較之電視講壇類型節目，《非常靠譜》邀請明星與名人參與現場互動與點評，增加了節目的趣味性與互動性。此外，該節目由娛樂主持大哥汪涵擔綱主持，增加了看點。《非常靠譜》采用當下更為時尚、新潮的脫口秀互動形式解讀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冷門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題、群英擺譜”的方式，為觀眾呈現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衛視以脫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說》，將中國經典中醫養生知識嫁接于輕松搞笑的綜藝節目，使觀眾在開懷一笑間了解到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還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國學也在寓教于樂、雅俗共賞中塑造了國學形象。

電視劇、電影翻拍經典著作。近幾年來，電視劇、電影行業對傳統文化領域的選題呈上升趨勢，2005年《漢武大帝》中展示的漢文化帶動了一陣“漢學熱”，2007年，國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熱潮，《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在新時代的光影技術下再次演繹視覺盛宴，2007年《貞觀長歌》再現大唐盛世。在電影方面，以打響2009年賀歲檔第一炮的《花木蘭》為例，該影片重新打造國學經典中婦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蘭，用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感人本土傳奇喚起國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結。這部古裝傳奇巨著上映后，在獲得過億的票房佳績的同時，也弘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2010年3月21日，《花木蘭》還同《赤壁》、《建國大業》等逾百部中國優秀電影當選《電影看中國》系列產品，作為歷史中國的部分展示中國形象。根據墨子“兼愛”、“非攻”、“尚賢”思想改編的影片《墨攻》、根據梅蘭芳先生一生藝術之旅改編的《梅蘭芳》、戲說趙云的《三國志之見龍卸甲》等傳統國學中的經典題材也陸續被搬上銀幕。

平面媒體適時出版同類題材相關讀物。借助《百家講壇》的東風，中華書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講稿，適時出版了《于丹〈論語〉心得》、《于丹〈論語〉感悟》、《于丹〈莊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論語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熱”向人們席卷而來。2007年“全國優秀暢銷書排行榜”上，《于丹〈論語〉心得》、《于丹〈莊子〉心得》、《品三國(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話語言代替了艱深難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使得幾千年前的經典讀物在現代視角的重新解讀下有了普適性的意義。

國學形象借助網絡、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等新興傳播媒介形式出現。2006年，百度開設全球首個國學頻道，免費為廣大網友提供國學相關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務，提供高品質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線搜索及閱讀功能，千年傳統與時尚完美結合；新浪網則高調推出乾元國學博客，交換學習國學心得感悟。

五種國學形象媒介傳播方式的特點

各種媒介相互策動，使得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飛速發展的傳媒時代，媒介資源呈現出豐富化的特征，新舊媒介交織，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國學形象呈現的過程中，既有傳統上的平面媒體、地上波廣播電視，也有衛星廣播電視、電子出版物以及互聯網絡等新型傳播媒介。多種媒介傳播方式為國學形象的呈現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種媒介傳播方式，國學普及呈現“大眾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遠，傳統國學形象在大眾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給人以艱澀冰冷的陌生感，而經過現代媒介的全新解讀，拉近了傳統文化與平民百姓的距離，例如，《百家講壇》利用懸念化的圖片與文字配合講解，適時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樂，強大的視覺沖擊迎合了受眾的感官需要，使受眾置身其中，學者平白易懂的話語將經典大眾化、通俗化，“以白話詮釋經典，以經典詮釋智慧”。同時，一般人幾乎很少有機會深入大學聆聽專家講座，也不可能經常性閱讀專業性書籍，電視講座及其相關書籍等大眾傳播方式為大眾提供了這樣一條走進文化、走進傳統經典的便捷途徑。

傳統文化與時代意義相結合，賦予國學形象新的解讀視角與指導意義。任何時代的理論只有結合新的時代背景才能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媒體呈現出的國學形象結合當代環境新特點，擁有了實際性的指導意義。在講述《論語?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時，結合我國國情，于丹指出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把每一個人的不同聲音和諧地融入大的集體的聲音中去。專家學者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在總結國學理論精粹的基礎上，向受眾傳播新視角下的傳統文化與藝術。

大眾傳媒時代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使得“國學熱”出現“暴力化”、“快餐化”、“商業化”的趨勢。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文化與商品開始有機結合，文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商品進行生產與消費。在市場化、商品化、利益化的過程中，傳播媒介也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進行再生產、包裝、銷售，國學在大眾傳媒利益的驅使下，將抓住受眾眼球作為唯一目的，將國學內容扭曲化，傳播低俗、不健康、不道德的所謂“國學”內容，使國學變得日益“商業化”、“暴力化”。與此同時，在讀圖時代，快速的生活節奏使受眾往往沒有時間與精力處理爆炸式彌漫的信息，更不會耐下心來閱讀往往晦澀難懂的深奧知識，大眾傳播媒介將國學打包，變其“快餐化”、“視覺化”來滿足受眾對相關文化的需求。中國國學是中華民族通過數千年的積淀、詮釋、傳承下來的寶貴的精神財富，要想真正吸收其精髓，必須真正潛下心來，仔細揣摩研讀才可領悟，僅靠“暴力化”、“商業化”的“文化快餐”有時不僅不能得到純正的國學知識，甚至會形成錯誤的價值觀。這既要求受眾提升自己的分辨能力，也要求大眾傳媒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加強自身媒介素養，堅守媒介應有的文化操守，真正為大眾提供一片解讀文化的凈土，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注 釋：

①2007年12月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管的《中國新聞出版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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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J.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185.

大眾傳播學范文第4篇

考試相關安排：

1.考試時間：筆試時間：2016年3月12日-3月13日上午

復試時間：2016年3月13日下午-3月17日(具體安排詳見公告)

2.考試地點：成都中醫藥大學十二橋校區

3.考試成績預計將于4月中下旬在我校研究生院網頁上公布，不再出 具書面成績通知單。

大眾傳播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文化傳播 現狀及對策 行動研究 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培養跨文化交際人才已經成為21世紀大學英語教育中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要培養跨文化交際人才，不僅需要學習理解目的語文化，更應該學習母語文化。而且受過良好教育、掌握各種專業知識的人才是與世界進行交流的主力軍。因此，大學英語教學中，學習中國文化，提高大學生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不僅有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承，也有利于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使中國文化在全世界廣為傳播。

本文在調查中國文化傳播現狀的基礎上，開展中國文化傳播教學行動研究。研究過程中，采用各種策略，不斷調整完善，以提高學生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及英語綜合應用能力。

二、理論依據

1.交際能力理論。“交際能力”最初是由美國社會語言學家Hymes針對Chomsky的“語言能力”提出的。他認為一個人在交際的過程中，不僅能按本族語的習慣說出符合語法的句子，而且能在一定的場合和情境中恰當地使用語言形式，這就是交際能力。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交際能力是一個人運用各種可能的語言和非語言（如身勢語、面部表情等）手段來達到某種交際目的的能力，這種能力實際上體現了一個人的整體素質。它涉及到許多方面，其中包括：語言知識、認知能力、文化知識、文體知識、情感因素及其它知識。

2.跨文化交際理論。美國學者Larry等人將跨文化交際定義為“文化知覺和符號系統的不同足以改變交際事件中的人們之間的交際”。跨文化交際既可以指“跨”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或不同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交際，也可以指“跨”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階層、不同教育程度甚至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交際等。

研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學者眾多。國外以英國學者Byram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模型最具有影響力。他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篇能力和跨文化能力4個子能力，其中跨文化能力又包括技能（解釋/關聯技能、發現/互動技能）、知識、態度和批判性文化意識4個要素。我國學者文秋芳教授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交際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兩個部分，其中交際能力包括語言能力、語用能力和策略能力3個子能力，跨文化能力包括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寬容性和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3個層次。

跨文化交際已經成為21世紀的時代特征，任何希望參加國際事務、國際合作和國際競爭的國家、民族和機構都無法回避這一時代特征所提出的挑戰。就個人而言，無論從職業發展還是個人素質來看，培養和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三、研究設計

1.研究過程。

第一階段（2015.1-2015.6）：調查研究大學英語教學中中國文化傳播現狀。研究工具有：兩套權威大學英語教材、教師訪談提綱、大學生中國文化知識測試卷及大學生中國文化意識及英語表達能力調查問卷。調查結果表明：一是，大學英語教材中中國文化內容比例太少;二是，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熟悉度不夠，學生的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也欠缺;三是，學生中國文化意識較強，但相對于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學生對中國文化不是很了解;四是，教師認識到中西文化對語言學習的重要性，但因課時量有限，語言教學比例遠大于文化教學比例，而中西文化對比，中國文化教學用時更少。

第二階段（2015.7-2015.12）：第一輪行動研究。第一輪行動研究為期一個學期，圍繞行動研究過程幾個核心步驟，從發現問題，調查現狀，提出策略，到制定行動研究方案，實施行動研究方案，再到評價與反思。通過制定課程標準、改變教學流程、豐富課堂語言文化教學活動、確定教學內容（一般用途英語，主要是教材+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專項教學）、完善評價體系（形成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結合）等措施開展教學行動研究。

第三階段（2016.1-2016.6）：第二輪行動研究。第二輪行動研究在第一輪行動研究的基礎上完善。參照學院非英語專業英語教學體系要求，教學內容為一般用途英語+行業英語+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專項教學。

2.研究問題。本項目重點研究中國文化傳播對策。基于中國文化傳播現狀的調查研究，開展中國文化傳播教學行動研究，幫助大學生學習中國文化，提高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以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因此，研究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教學行動研究能否提高學生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二是，行動研究能否提高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

3.研究對象。第一階段，調查研究階段，研究對象為本院2014級非英語專業隨機抽取的310名學生及20名高校英語教師。第二、第三階段，研究對象為141報關和141國貿兩個自然班，共87名學生，其中141報關學生人數42人，141國貿45人。

4.研究工具。

（1）大學英語筆試、口試試卷各三套。筆試試卷題型參照全國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包括寫作、聽力理解、閱讀理解、翻譯，分值設為15分、35分、35分和15分，共計100分。口試分值設為20分，口試內容、評分標準及口試流程參照大學英語四級口語考試，采用計算機化考試。筆試和口試合計120，旨在全面考查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譯綜合應用能力。

（2）中國文化知識英語表達能力測試卷三套。每套試卷三大題，滿分100分。第一題，短語、詞組英漢互譯。第二題，句子英漢互譯。第一、第二題分值各為40分，測試內容涵蓋中國節日、飲食、風俗、旅游、諺語等等。第三題，中國節日介紹，分值20分。要求學生用英語簡要介紹中國節日，字數80-120。

5.數據收集。在第一輪行動研究前、后及第二輪行動研究后，對學生進行英語筆試、口試及中國文化知識英語表達能力測試。筆試試卷回收情況極好，三次全部回收。三次口試，均沒有學生缺考。數據有效率達百分之百。按照三次測試時間先后順序，定為前測、中測和后測。用SPSS22.0統計軟件數據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合形成性評價，檢驗行動研究效果。

四、數據分析

1.英語成績前中測、中后測比較。表1為英語總分前測、中測和后測數據。前測、中測比較，即第一輪行動研究前、后比較，對英語總分均值做雙側配對T檢驗，前測均值為73.02，中測均值為79.08，中測高于前測，且P值等于0.000，小于0.05，差異具有顯著性意義，說明中測均值顯著性高于前測，即表明經過一個學期行動研究，學生英語水平有顯著性提高。

兩個學期后，即第二輪行動研究結束后，再次對學生進行英語測試。中測、后測均值分別為79.08和87.02，后測高于中測，均值雙側配對T檢驗顯示，P=0.000

表1 英語成績前中測、中后測比較

N Mean Sig.（2-tailed） N Mean Sig.（2-tailed）

英語總分 前測 87 73.02 0.000 中測 87 79.08 0.000

中測 87 79.08 后測 87 87.02

2.中國文化知識英語表達測試成績前中測、中后測比較。中國文化知識英語表達測試成績見表2。前、中測測試成績均值雙側配對T檢驗，第一、二、三題和總分均值分別為27.39/30.63、23.72/25.71、9.16/9.98和60.28/66.32，中測都高于后測，P值都等于0.000，小于0.05，差異具有非常顯著性意義，這說明第一輪行動研究后，無論是短語、詞組、句子英漢互譯還是中國節日英語介紹方面，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都有顯著性提高。中測和后測比較，總分和三大題后測均值都高于中測，而且P值都小于0.05，差異具有非常顯著性意義，說明第二輪行動研究效果仍然顯著，學生的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持續在顯著性提高。

五、結果與討論

上述數據表明，兩輪行動研究效果顯著，開展中國文化傳播教學行動研究能夠提高學生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能夠提高學生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結合學生自評、互評等定性分析，行動研究效果顯著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文化教學突出。教學內容增加了中國文化知識專項教學，彌補了大學英語教材中國文化的缺失。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以專項教學形式融入課堂，學生一點點吸收中國文化英語表達，逐漸提高了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二是，教學目標明確。新制定的課程標準，除培養學生英語語言綜合應用能力外，還要求學生必須學習并掌握一定的中國文化知識英語表達，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三是，多種方法策略融合。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學方法多樣、多種具體的語言文化學習策略、評價方式的改變等等措施提高了學生學習興趣。這些教學方法、學習策略等的不斷調整，逐步完善了教學行動研究過程，使教學效果取得了最大優化。

六、結語

中國文化學習與傳播意義深遠。其一，中國文化的學習和傳播，提高了人才培養的水平和質量。大學英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專項教學，結合教材西方文化，有助于學生加深本土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學習和理解，提高了學生的文化素養，滿足了當前社會對人才培養的需求;其二，中國文化的學習，加速了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廣為傳播。大學英語教學中，學習中國文化英語表達，不僅有助于中外文化跨文化交際平衡平等，也有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播，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總之，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跨文化交際人才，大學英語教學必須適應時代要求，不斷深入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國文化學習與傳播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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