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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無規定動物疫病區；防疫現狀；鄖縣

中圖分類號：S8－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273X（2012）06-0017-04

為提高動物疫病防控水平，保障畜禽產品質量安全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促進湖北省畜牧業跨越式發展，加快畜牧強省建設，2012年3月，湖北省畜牧獸醫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開展無規定動物疫病區創建活動的通知》，決定以縣（市、區）為單位在全省開展無規定動物疫病區創建活動。總體目標是通過充分發揮創建活動縣（市、區）的示范帶頭作用，力爭到“十二五”期末，全省重大動物疫病防控水平明顯提高，動物防疫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改善，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豬藍耳病、豬瘟、雞新城疫、羊痘六種重大動物疫病達到穩定控制標準，動物發病率和死亡率明顯降低。為積極響應上級部門號召，扎實做好鄖縣動物疫病防控工作，現就如何開展鄖縣無規定動物疫病區創建活動介紹如下，與廣大同行探討。

1鄖縣動物防疫現狀

鄖縣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漢江中游，既是鄂西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又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區和連接中國中部地區的經濟走廊。全縣土地面積3 863 km2，轄20個鄉鎮（場），338個村委會，3 118個村民小組。總戶數14．4萬戶，人口60萬人。2011年，全縣豬、牛、羊、禽的飼養量分別為77．8萬頭、12．3萬頭、21．7萬只和400．7萬只，其中年出欄（籠）分別為36．12萬頭、2．1萬頭、8．7萬只和200．35萬只。禽蛋產量13 224 t，肉類總產量38 350 t，畜牧業產值過10億元。全縣有畜禽規模養殖戶1 051戶，其中生豬養殖大戶347戶，存欄生豬48 600頭；肉牛養殖大戶66戶，存欄肉牛2 300頭；山羊養殖大戶408戶，存欄山羊46 900只；家禽養殖戶230戶，存籠蛋雞120萬只，肉雞38．4萬只。

近年來，在縣委、縣政府及上級業務部門的統一領導下，鄖縣的動物防疫工作堅持深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切實落實動物防疫雙軌目標管理責任制，增加資金投入，健全防疫體系，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全面提高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能力，為畜牧業生產發揮了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

（1）動物防疫體系健全，隊伍穩定。自2005年開始，鄖縣切實按照省、市業務部門要求開展了畜牧獸醫管理體制改革。改革的目標是逐步建立起“防檢統一，診療放開，職責明確，管理規范”的動物防疫體系。目前，全縣新成立了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動物衛生監督所兩個局屬副科級事業單位。有從事動物防疫、檢疫人員205人，其中縣級30人，鄉鎮175人。全系統具有畜牧獸醫中專以上學歷143人（其中縣級30人，鄉鎮113人），取得相應專業技術職稱的有118人。政府每年安排“以錢養事”經費105萬元，專門用于解決鄉鎮防檢監督員和防疫員的勞務報酬，極大地調動了工作積極性。

（2）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機構健全。縣委、縣政府對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高度重視，先后成立了“鄖縣預防控制畜禽重大疫病指揮部”和“鄖縣預防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揮部”，縣政府主要領導分別擔任正、副指揮長，畜牧、衛生、工商、財政、公安等相關部門為成員單位。指揮部下設辦公室，由縣畜牧獸醫局局長擔任辦公室主任。各鄉鎮政府也成立了相應工作機構，做到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層層抓落實。

（3）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機制順暢。縣預防控制畜禽重大疫病指揮部制定了《鄖縣重大動物疫病防控應急預案》和《鄖縣預防高致病性禽流感應急預案》，建立健全了指揮部運行的各項規章制度。縣財政每年安排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專項儲備金10萬元。根據上級要求，縣畜牧獸醫局成立了重大動物疫情應急處理分隊，足額儲備必需的防疫應急物資，一旦發生重大動物疫情，能迅速啟動應急預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時控制和撲滅。

（4）重大動物疫病免疫密度和質量逐年提高。近年來，鄖縣嚴格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門保質量”的動物防疫工作運行機制，切實加強動物防疫工作的組織管理，使重大動物疫病免疫密度和質量逐年提高。2012年春防，全縣生豬存欄42．47萬頭，豬瘟、口蹄疫實防42．41萬頭，生豬藍耳病實防37．25萬頭，生豬免疫標識佩戴37．25萬頭；耕牛存欄7．78萬頭，口蹄疫實防7．76萬頭，免疫標識佩戴7．76萬頭；山羊存欄13．94萬只，口蹄疫、羊痘實防13．93萬只，免疫標識佩戴13．93萬只；家禽存籠402．9萬只，雞新城疫實防391．4萬只，禽流感實防402．9萬只。以上所有重大動物疫病的強制免疫密度都在95％以上，比2005年農村綜合配套改革前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

2鄖縣創建無規定動物疫病區的必要性

“無規定動物疫病區”建設是對動物疫病防制實行“區域化管理”的一種具體形式。在無疫區內，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比其他區域相對特殊而更嚴格有力的行政、法律、經濟和技術措施，進行動物疫病綜合防制，形成一個疫病防控的相對“特區”，從而實現有計劃、有重點、有目標地控制、撲滅和凈化重大動物疫病，促進動物產品衛生質量提高，增強動物及動物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出口基地。

五四運動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信用風險 金融負債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列報

在公司主體信用風險發生變動時，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會帶來“反直覺”的效應。這種“反直覺”效應很容易誤導財務報表信息使用者。具體來說，當公司主體信用風險下降時，信用風險下降意味著公司主體違約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其發行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將會升高，由于金融負債價值上升，就意味著公司有可能需要以較高的代價清償該項金融負債，因此確認了一筆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本來公司主體信用風險下降是正面的經濟事實，但是卻在會計上確認一筆負面的賬面損失；相反當公司主體信用風險上升時，由于公司主體違約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其發行在外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將會降低，這就意味著公司有可能僅以較小的代價即可清償該項金融負債，因此確認了一筆公允價值變動的收益，公司主體信用風險上升是一項負面的經濟事實，但是由此卻在會計處理上確認了一筆正面的賬面收益。這種對損益表產生的反直覺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職業團體和財務報表信息使用者爭論和關注的焦點。

本文在梳理國內外信用風險對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影響的實證和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列示匯總了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形式的變革及其爭議，旨在探討現階段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的最優形式。

對于在金融負債的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中是否應該將信用風險考慮進負債的公允價值，以及當信用風險發生變動時引起的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列報問題，理論和實務屆對此存在極大爭議。

支持者認為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應該考慮信用風險，并且需要確認由信用風險變動帶來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信用風險應該是公允價值反映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FASB在其的SFAS No.157公告中對于公允價值應用的解釋中，主體信用狀況應該是公允價值反映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考慮公司主體信用狀況影響的計量不屬于公允價值計量。因此對于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不管是在初始計量還是在后續計量中都應該考慮公司主體的信用風險及其變動情況。

第二，信用風險的變動會相對改變股東和債權人對公司主體資產的要求權，兩者之間存在財富上的轉移。公司主體信用風險上升，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會下降，債權人對公司主體在債務立即結算時的要求權則會降低，因此股東對公司主體的剩余資產要求權就會增大，這其中存在著財富從債權人到股東的轉移，反之則是財富從股東向債權人的轉移。由于存在這種財富上的轉移，所以支持者們認為應該在會計上確認這種公允價值變動的損益，以反映其經濟實質。

第三，信用風險引起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確認應該在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計量中保持匹配。當公司主體信用風險發生變動時，相對應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也會發生變動，由此帶來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都已經計入到公司的凈收益中，那么如果不對金融負債采取同樣的會計列報形式確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話，會引起“錯配”問題，不能夠全面客觀地反映公司主體的財務狀況，也達不到公允價值計量反映金融工具信息相關性的初衷。

然而對于這種由公司主體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損益表的“反直覺”影響，反對者也有其不贊成計入損益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個觀點：

第一，負面的經濟事實卻能夠帶來正面的賬面收益，這種反直覺的損益表效應將會掩蓋了公司信用惡化的實際狀況，不利于投資者做出恰當的決策。若不是經過專業知識的訓練，對于一般的信息使用者，收益意味著正面的經營業績，使用者無法想像和理解收益也能來自于公司實際惡化了的信用狀況。

第二，即使在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同樣也會引起資產和負債在計量上的錯配問題。對于負債在公允價值計量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問題，那么公司其他的資產，比如無形資產，商譽也會因為公司主體的信用風險變動而發生價值的變動，如果不對這部分資產計量，則同樣也會引起錯配的問題。

第三，對于這種由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可實現性上提出質疑。SFAC No.7中強調收益只有等到可實現或者已經實現時才能予以確認。對于這種在實現性上存在很大質疑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予以確認，既不符合公允價值計量的基礎：持續經營，也不能夠提供更具有相關性的財務信息（Lipe，2002）。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于2000年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7號（SFAC No.7）中提到：一項負債的大多數相關計量都要反映負有支付義務的主體的信用狀況（FASB 2000 SFAC No.7 para.78）。但是FASB在2007年的SFAS No.159中的態度十分含糊，表示僅關注與金融工具特有的（instrument specific）信用風險所引起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要求將這一部分變動損益計入到凈收益，對于公司主體的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問題一直未能在準則中予以考慮。2005年IASB在對IAS 39進行修正時，引入公允價值選擇權概念（Fair value option），強調負債的公允價值應該反應包括與該項負債相關的信用風險，包括在對金融負債的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中，并且規定由公司主體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要計入損益表。

基于對損益表產生的反直覺的效應的爭議，IASB在2010年5月的征求意見稿中對由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提出了新的列報形式。在征求意見稿中，FASB承認在SFAS No.159中僅僅確認了與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不充分，因為這種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風險實際上仍然是來源于公司主體自身的風險，因此該問題其實仍然是由公司主體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問題（FASB，2010a BC162）。在新提議的列報形式下，不再將這部分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計入到凈收益中，而是以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列示在綜合收益中。并且規定在金融負債被處置以后，這部分其他綜合收益不能夠再轉回凈收益中。同時將最終確定改變的部分寫入IFRS 9，而其他對于IAS 39中沒有改變的部分，繼續在IFRS 9中沿用，并且計劃于2015年開始實施。

四、結論

信用風險對權益價值的影響有兩個方面，而且這兩個方面具有相互抵消的作用。一方面信用風險上升會帶來公司資產公允價值的下降，這將直接導致公司權益價值的下降；另外一方面信用風險上升會導致公司負債的公允價值下降，而這意味著公司有可能以較小的現金流償還債務，這將導致公司權益價值的上升。

由于主體信用風險的存在，金融負債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容易造成“反直覺”效應，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在會計報表中列報形式不同會影響投資者的投資判斷；同時，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在會計報表中列報形式，以及導致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信用風險的變動，也會對財務報表使用者的判斷產生影響。鑒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于“其他綜合收益”中更能反映其經濟實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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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麗霞.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列報形式―信用風險與投資者判斷[D].南開大學，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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