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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政策范文第1篇

作為環保部門要嚴把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關，切實加強項目環保設施“三同時”管理。同時，還要與銀行業密切配合建立信息溝通機制，按照職責權限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的規定，向銀行業提供環境信息。人民銀行及各分支行要引導和督促商業銀行認真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和環境保護政策，將環保信息納入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防范可能出現的信貸風險。環保部門、人民銀行、銀監管理部門、金融機構都要加強合作與聯動，以強化環境監管促進信貸安全，以嚴格信貸管理支持環境保護，加強對企業環境違反行為的經濟制約和監督，以改變“企業環境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狀況。

筆者長期從事銀行金融工作，在多年的信貸管理工作中，深深感到：建立綠色信貸長效管理體系是綠色信貸政策具體化、規范化的表現。依據國家綠色信貸政策，搞好銀行綠色信貸管理能充分發揮金融監管部門和環保主管部門及銀行業實施國家綠色信貸政策的指導作用。這樣做，可以把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提升到銀行的戰略層面，還能增進地方黨政領導對銀行信貸政策導向及各金融機構執行相關信貸政策情況的了解和認知度。怎樣依據國家綠色信貸政策，搞好銀行綠色信貸管理工作呢？這是擺在每一位從事信貸管理工作同行面前一道值得鉆研的深奧課題。筆者認真學習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執行綠色信貸政策的經驗，探討了搞好綠色信貸管理工作先進的理念和方法。并愿與業內同行共同研討這一課題，力求通過認真研討，闖出一條創新與發展綠色信貸管理工作的新路子。

一、建立綠色信貸評估管理體系

信貸評估是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核心技術環節。建立綠色信貸評估管理體系，能有效地落實黨和國家綠色信貸政策，優化配置銀行的信貸資源，對綠色經濟的發展可以起到引導、支持、保障和控制作用。筆者了解到，最近河北省環保廳與人民銀行石家莊中心支行、河北銀監局聯合出臺的《河北省綠色信貸政策效果評價辦法》開創了綠色信貸政策評價的先例，這個“效果評價辦法”對形成綠色信貸管理機制為各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管理工作進行有效監督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筆者認為，銀行業可借鑒河北省環保廳、石家莊中心支行、河北省銀監局的做法，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綠色信貸評估管理體系。（1）建立綠色信貸工作標準。銀行業可根據各企業的建設項目、潛在影響和風險程度，將項目分成A類、B類。對A類和B類項目分別進行社會和環保評估并寫出評估報告。針對分類時發現的問題，責成貸款企業制定出以減輕和監控環境社會風險為內容的環境管理方案和企業解決存在問題的行動計劃。（2）建立綠色信貸評估標準。銀行業可成立以經濟研究專家和環境保護專家為成員的審查小組，對A類項目和B類項目遞交的環境評估報告進行嚴格審查，并請專家小組成員根據審查情況擬定評估制度。制度一旦制定，就要嚴格執行，決不能。銀行業每年還要向上級領導遞交綠色信貸評估過程報告和經驗報告。（3）建立綠色信貸審核制度。銀行業應責成借款企業在融資文件中承諾事項：遵守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和在項目建設運作周期內遵守行動計劃要求，以及定期向貸款銀行提交項目報告等。同時，還要責成貸款企業建立公開征詢意見和信息披露制度。銀行業應建立投訴機制，征求當地受影響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利用金融杠桿，促進建設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二、積極創新綠色信貸管理模式，支持低碳發展

眾所周知，我國“十二五”時期，綠色環保已成為全球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金融資本也成為綠色環保的助推力。銀行業應順應這一趨勢，大力倡導和積極推進以低碳、環保、節能為核心的綠色信貸，這不僅是貫徹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履行社會職責，也是改進銀行業業務發展和調整結構的內在需求。目前，我國將新能源、節能環保等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其中就蘊涵著巨大商機。這就需要銀行業以國家宏觀政策和監管機構的要求為導向，按照國際“巴塞爾協議”和“赤道原則”的理念，堅持政策制定著眼綠色環保，資源配置優先綠色環保，產業支持傾斜綠色環保，制度保障考慮綠色環保，客戶服務促進綠色環保，積極創新綠色信貸管理模式，支持低碳發展。筆者認為，首先，銀行業應在“綠色信貸”領域中加強滲透創新。要充分利用和發揮銀行在支持水電、風電等清潔能源領域的傳統優勢，總結推廣經驗，繼續保持信貸資源配置向綠色環保傾斜的優勢。同時，對生物質等新興領域進行跟蹤研究，積極拓展戰略新興產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設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謀求更多的發展空間。其次，滿足個性化要求，進行產品創新。筆者建議，銀行信貸部門應根據客戶的特點與資金運作模式，進行跟蹤調查研究，加大供應鏈融資、中間業務產品、并購貸款、上市融資等產品的創新，使之成為一批綠色信貸品牌。然后，銀行業要進一步提高專業化水平，加強服務創新。銀行領導應與信貸部門員工根據客戶、產品、區域的特點，組成金融專門團隊，做好貸前、貸中、貸后的風險控制工作，加強對低碳環保運作模式和清潔能源發展趨勢的研究，提高精細化管理水平，為客戶全面提供財務顧問服務。最后，充分調動全體員工工作積極性，加強機制創新。銀行作為金融企業，必須履行對社會全面負責的義務，決不能見利忘義、袖手旁觀。要著眼于低碳環保大局，對低碳環保企業在信貸政策上繼續大力支持，在資金上重點做好保障，建立一條項目申報、評估、審批、放款、管理一條龍服務的“綠色通道”積極支持低碳環保事業的發展。

三、加強利率引導作用，創新金融產品多樣化

筆者在從事銀行綠色信貸工作中深深感到：作為金融機構，銀行業應積極發揮地方銀行優勢，積極拓展新能源和環保、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市場，全力支持企業實體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尤其要突出對新能源和環保裝備制造業、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重點發展產業的支持。對以上產業要想盡一切方法確保信貸資金的優先滿足。同時，銀行領導與信貸人員還要做好企業的投資顧問，合理引導他們的貸款投向，加強利率引導作用，以提高他們的資金使用率，使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充分體現“擇優扶優，區別對待”的綠色信貸政策。銀行信貸部門要通過實施戰略合作伙伴、重點客戶、名單式管理、專項利率優惠等政策，幫助企業進一步降低融資財務成本。通過設置市場調研系數適度調節擔保風險系數，貢獻度系數及政策調節系數，有效發揮差別利率政策的投放作用。同時，銀行領導要將工作重點放到創新金融產品，滿足多樣化融資的方面上來。筆者在與同行共同探討“綠色信貸管理”工作情況時發現，目前市場融資情況是這樣的：一些中小企業、科技型企業由于擔保原因而導致融資困難，影響了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銀行領導就要與信貸人員積極采取措施，支持他們的產業發展。銀行可采取擔保方式多樣化，以不動產的抵押、動產抵押、動產質押、企業保證、聯保等手段，不斷創新和完善貿易融資類、置業按揭類、聯貸聯保類、權利質押類等產品，并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體系。銀行之間還應聯手合作，積極解決有進出口貿易背景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問題，適度利用商票、敞口、進出口銀行貸款、直接融資手段來滿足優質企業多方位的融資需求。在積極促進環保企業發展的同時，銀行業一定要嚴格執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對鋼鐵、水泥、房地產開發貸款實行余額控制，對違規建設項目采取限貸、停貸和收貸措施，對不符合國家政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項目嚴禁發放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及用信，促使“綠色信貸管理”工作不斷提高、不斷完善。

四、支持綠色工業，促進經濟發展

眾所周知，從我國的國情來看，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發展相對落后，環境承載力較弱。目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時期，建設任務十分繁重，特別是我國城市化波及13億人口，比世界現有56個高速度發展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出3億多，這種形勢對資源環境形成巨大壓力和挑戰。這就需要我們國家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資源節約型、環保友好型的綠色發展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綠色工業是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把握戰略機遇，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舉措。筆者認為，支持綠色工業，促進經濟發展，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1）銀行業要支持綠色工業發展，形成市場化、社會化、多元化投融資體系。因為綠色工業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多數處于產業初創期，風險較大，所以在融資方面面臨很多困難。銀行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資源配置樞紐，支持綠色工業發展是義不容辭的責任。銀行業要運用開發性金融的理念和方法發揮中長期投融資優勢，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為發展綠色工業起到積極作用。（2）發揮優勢，聯合作戰。銀行業應與工信部、科技部、環保部及地方政府等在綠色工業、生態環境領域的企業聯合作戰，堅持政府入口，開發性金融孵化，市場出口的方法，引導社會向綠色工業投資。（3）嚴把貸款關。銀行業一定要嚴格執行國家“綠色信貸”政策，在審批企業建設項目開發時，對因環保問題不合格的項目一律不給貸款，并積極為綠色工業領域發展提供顧問和融資服務。

信貸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業信貸；巴西；政策演變

中圖分類號：F812.8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1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5-39-03

巴西位于南美洲大陸的熱帶和亞熱帶，土地資源豐富，氣候適宜，適于發展農牧業，除小麥等少數作物外，主要農產品均實現自給，是世界上少數適宜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國家之一，被譽為“21世紀世界糧倉”。巴西是世界農業生產和出口大國，2011年巴農牧業出口占巴出口總額的42.3%，達945.91億美元，同比增長36.94%。巴西蔗糖、咖啡、橙汁的生產和出口均列世界第一；大豆產量和出口量居世界第二；酒精和煙葉和產量居第二，出口量列世界三；玉米產量和出口均列世界第三。豬肉、水產品、棉花、生物燃油、玉米、稻米、水果、干果等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巴西政府為推優┮檔目沙中發展，有規劃地制定了農業信貸、農產品最低保護價格、農業保險、鼓勵合作社和加工業發展、加強公路建設以及出口鼓勵等政策措施。其中，巴西農業信貸政策為農牧業提供了更優惠的貸款利率和寬松的支付條件，是巴農業政策的基礎之一，下面簡述巴近年來農業信貸政策及效果影響。

一、巴西農業信貸政策簡述

1965年第4829號法令確立了“巴西國家農業信貸體系”，旨在鼓勵農業生產者或農業合作社加大在農業領域投資，為農牧業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提供支持、實現生產工業化，支持中、小農業生產者的農業生產，鼓勵資本形成以及鼓勵引入合理的生產方法以提高生產效率、改善農業人口生活質量和合理保護土壤。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負責制定農業信貸有關法規，巴西央行負責政策的控制和執行。該體系由以下機構組成：巴西中央銀行、巴西銀行、亞馬遜信用銀行、巴西東北部銀行和國家合作信用銀行、巴西農業改革研究所、巴西農業發展研究所、巴西經濟發展銀行；此外，各州政府占大多數股份的銀行、巴西聯邦經濟銀行、私有銀行、信貸、金融和投資機構以及獲準經營農業信貸的合作社也作為輔助機構。

農業信貸分為3種，一是種植信貸，主要用于購買生產資料；二是投資信貸，主要用于添置固定資產，對購買土地不予貸款；三是銷售信貸，主要幫助生產者解決銷售資金周轉。農業信貸發放范圍包括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從事獲批準的種子以及用于人工授精及胚胎的研究或生產、農牧業機械服務、人工授精服務、商業用途的捕魚和水產養殖業開發、植株測量和與森林有關的活印

農業信貸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一是低成本資金，來自政府貨幣發行、為農牧業貸款提供資金來源的銀行存款和國家國庫局預算資金；二是正常金融成本的資金，如來自巴西銀行的“農業信貸票據”、來自勞工保障基金以及來自“農村創造就業項目”的資金；三是外國資金以及銀行系統獲得的資金。

二、巴西農業信貸政策演變

由于受傳統資金來源枯竭、資金使用成本提高、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連續出臺和調整、農業耕作自然條件的不確定性以及農業生產者的高額債務等因素影響，巴官方渠道提供的農業融資經歷了較大波櫻各階段政策也各具特點。根據巴西央行統計數據，經折算，20世紀70、80、90年代巴西提供農業信貸資金分別為8298.62億雷亞爾、8408.13億雷亞爾和3031.79億雷亞爾，2000-2009年為5023.30億雷亞爾。

（一）上世紀70年代的農業信貸政策

20世紀70年代，農業信貸就是巴西政府通過大規模為農業生產者提供農業信貸和農產品最低價格政策對農牧業活詠行大力干預。這期間農業信貸政策的實施主要是通過“國家農業信貸體系”實現的，在為生產成本提供融資，鼓勵資本形成、加速新技術的采納、加強中、小農業生產者在經濟中的作用，為采納農業新技術、購買現代化農業設備和促進農業貿易和倉儲的發展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因國際形勢變化，70年代中期巴西對外賬戶不平衡、通膨壓力大導致政府無法提供足夠資金和低利率信貸以繼續執行之前的政策。農業信貸體系在70年代末遭遇了瓶頸，外債高企和通貨膨脹導致了巴政府對農業政策的調整，巴國庫對農業提供的融資被削減。同時，該模式也因執行中公平、效率以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等因素遭到了一些質疑。主要體現在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產生了負面影響、表現為資源分配不平等和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均。在政策執行中，大型農業生產者更容易獲得資金，且全國僅20%的農業生產者使用了信貸資金。又因信貸增長并未伴隨著產量提高，信貸不再成為推酉钅坑行Х⒄溝恿Α6對貨幣政策產生無法預期的影響，信貸體系的運作轉為依賴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強制執行。

（二）上世紀80年代的農業信貸政策

上世紀80年代，由于巴通膨加劇和政府財政危機等困難阻礙了政府繼續成為農業信貸的主要提供者。巴宏觀經濟政策改革對巴西農業信貸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融資、政府農業信貸的逐步減少進一步增加了私營業者在融資領域的活躍性。農業信貸額從70年代末占農業GDP的85%減至90年代初占農業GDP的29%。此后的經濟不穩定進一步導致了農業信貸的減少，1989年信貸金額比1980年減少了58.2%。

80年代農業信貸政策主要包括：減少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占比，更多使用農業生產者自己的資源，改革公共賬戶以及統一預算，建立巴西國庫局，控制巴西國庫進行的各項活印4送猓還對信貸的獲取增加了一些限制，如提高貸款利率和對種植信貸的獲得增加限制。

（三）上世紀90年代的農業信貸政策

上世紀90年代巴西農業信貸政策特點主要體現在，巴聯邦政府逐步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和推誘擼鼓勵私營機構加大在該領域投資力度，政府官方資金逐步減少，同時制定政策更有重點和有針對性地關注家庭農業發展；農業生產者無法履行融資承諾，政府出臺措施進行債務重組；政策制定中開始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等因素。

90年代巴西經濟發展特點主要體現在更多地參與國際競爭，貨幣匯率的變雍突醣業奈榷ㄐ遠技為敏感地影響到了農業信貸政策。外債危機對巴經濟依然有重大影響，政府依照80年代取得的經驗，希通過對銀行利率的調整減少對農業融資的補貼并優化信貸的構成。受控制公共開支等因素制約，巴政府逐步減少了在農業領域融資的投入力度，并通過生產和信用合作社向農業生產者提供資金等其他融資手段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政府信貸補貼。巴聯邦政府逐步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和推誘擼積極尋找其他資金來源并鼓勵私營機構增加農業融資投入、為農業信貸提供資金。為此，1994年出現了“農業信貸票據”，這是農業生產者和合作社發行的一種票據，旨在獲得流幼式穡特別是購買農用物資的流幼式稹8悶本菘捎糜諗┎品的后期交貨，可現場提前銷售部分產品。這一措施的實行使私營機構加入了農業信貸領域，這是第一個農牧業私有融資機制。

此外，高利率和“雷亞爾計劃”執行初期的貨幣升值導致了農產品售價低和成本高，對農業生產者造成了損害。該行業合同不履約情況在90年代也大幅增加，根據巴西學者分析，巴西合同不履約率由1994年7月的22.9%升至1995年12月的38.8%，1997年9月達54.7%。巴西外債危機凸顯了巴農業信貸政策的一些缺點，政府對信貸提供和信貸體系管理的過度干預導致了貸款的高集中度，1999年2.11%的借款人欠下了57.3%的貸款債務。農業生產者無法履行融資承諾也引發了對債務再次磋商的激烈討論，巴政府決定提供一個廣泛的債務再磋商項目。具體解決方案是通過“資產重組特別計劃”、“擔保項目”以及“農牧業生產合作社復興項目”進行債務重組，對農業債務進行保障，使欠債的農業生產者立即可獲得免去金融稅費的農業信貸，鼓勵私營金融投資者加大投資以減少農業信貸對官方農業信貸體系的依賴。

90年代后5年，受“雷亞爾計劃”推行帶來的貨幣穩定、貿易開放深化以及把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納入政府議事日程等因素影響，巴西政府對農業政策機制進行了大幅修改。具體包括制定了植物產品分類和倉儲的新法律，調整了農牧業保護系統架構，對最低價格政策、農業信貸政策和農業保險等傳統農業支持手段進行了重新規定。為解決農業領域社會、經濟以及農村人口生活中存在的問題，1995年成立了“農村收入工作創造項目”。對環境保護的日益擔憂使得巴政府也將此納入了信貸政策，為此巴建立或修改了現代農業項目和現代基礎設施項目。此外，政府還通過巴社會經濟發展銀行投資解決融資問題，更有重點、有針對性地關注家庭農業發展。1997年政府實施了“家庭農業支持計劃”，旨在確保小農戶的基本收入、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把小農固定在土地上避免農民大量進入城市、抑制農業人口向大城市的過快流傭造成的城市社會問題。

（四）2000年以后的農業信貸政策

2000年以來，巴農業信貸增長極為顯著，2009年比2000年農業信貸額增長了152.8%。在農業信貸政策上延續了90年代后五年的政策并且加大了執行力度。2000年以來巴西農業信貸的大幅增長主要歸因于巴西國庫局對銀行利率的平衡和調整、新投資信貸渠道的建立、為減少銀行系統波有圓扇〉惱務重新談判措施以及“農業信貸票據”的使用。巴西社會經濟發展銀行的一系列項目是巴農業生產投資項目的新特征，此外巴政府還通過立法引入了新的農業融資機制。

作為投資項目結構調整的延續，2000年以來又新成立和重組了一些項目，被稱為“巴西社會經濟發展銀行項目家族”。為增加官方渠道的農業信貸額，1991年巴西社會經濟發展銀行在農牧業領域的資金投入也大幅增加，而此前該銀行傳統上是為工業行業提供投資的銀行。近年來，該銀行下設的一系列項目經過不斷整合和完善，形成了水果種植、現代農業、農業種植發展、基礎設施現代化等幾個大類的項目。經過巴西國庫局對有關稅費的平衡，這些項目均固定利率且還款時間長。

2004年第11076號法律和2005年巴西證券委員會頒布了第422號規定標志著農牧業融資的重要進展，豐富了農牧業融資的選擇。2004年頒布的第11076號法律，建立了新的農牧業融資機制，包括由倉儲商出具的農牧業存款，認股權證證書，生產者合作社或貿易、工業企業以現金形式支付的農牧業應收賬款證書，公共和私營金融機構以及信用合作社以現金支付的農業貿易信用證以及農業貿易應收賬款證書。此后，2005年巴西證券委員會頒布的第422號規定建立了“農牧業商業票據”。這些金融手段對巴西農牧業的金融衍生品構成了有益補充。2006年巴西社會經濟發展銀行建立了“種植畜牧業一體化項目”，為農業生產者提供技術支持、培訓技術人員，監控環境、經濟和社會影響。

巴西的經濟開放進程推恿舜郵屢┎品貿易的跨國公司擴展在巴貿易，這些企業對巴西農業、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很多農業生產者可以爭取到相關公司提供的大量低成本融資。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公共行業農業信貸的減少。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現代農業已開始傾向于逐漸回歸到私營行業，即除家庭農業以外，政府包括信貸、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干預的影響逐漸減少。

三、巴西農業信貸政策效果影響

信貸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央銀行；信貸政策；評估

JEL分類號：G32；E51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2)06-0038-04

一、我國建立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制度的背景

信貸政策是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央銀行在尊重商業銀行“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原則下，以貨幣政策為依據，以產業政策為導向，配合國家社會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引導和規范銀行信貸資金投向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和管理制度的總和。與貨幣政策著眼于調控貨幣總量相比，信貸政策著眼于調控銀行信貸資金投向的比例、結構和期限，具有結構性的特點。可以說，信貸政策和貨幣政策共同組成了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左右手”。

從各國情況看，盡管不一定名為“信貸政策”，但多數國家都有從結構上調控資金流向，從而事實上履行信貸政策的職責的機構。比如，為鼓勵金融機構將在社區內吸收的存款更多用于當地社區發展，美國制定了《社區再投資法》；又如，為支持中小企業，日本成立了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制定和實施宏觀信貸指導政策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責之一，我國信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與產業政策配合的信貸政策，如金融支持服務業、文化產業，限制向“兩高一?！毙袠I貸款等；二是與區域發展政策配合的信貸政策，如金融支持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三是支持社會經濟薄弱環節的信貸政策，如金融支持“三農”、中小企業等；四是涉及民生的信貸政策，如金融支持就業的小額擔保貸款政策，扶貧信貸政策、助學貸款政策等；五是消費信貸政策，包括房地產和汽車金融等；六是應急性信貸政策，如金融支持抗震救災、應對禽流感等。

從我國信貸政策操作實踐來看，信貸政策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直接調控階段(1998年以前)，中央銀行通過嚴格的貸款規?？刂坪屠使苤浦苯痈深A商業銀行的業務，信貸政策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實施效果“立竿見影”。二是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型階段(1998年——2004年)，中央銀行取消貸款規模限制，信貸政策行政干預的色彩在淡化，“窗口指導”的成份逐步提高，信貸政策實施效果總體上比較好。三是以間接調控為主的階段(2004年至今)。2004年銀監會從人民銀行分設，人民銀行專注于宏觀調控，銀監會專注于銀行監管，這種體制安排在強化調控和監管專業分工優勢的同時，也造成了人民銀行對信貸政策的實施主體制約力減弱，金融機構執行信貸政策不到位，自覺性不強，信貸政策實施效果與政策制定者的預期目標有偏差。特別是當一些信貸政策支持鼓勵的業務利潤空間有限、風險也相對較大，與金融機構在市場化原則下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相沖突的時候，金融機構執行信貸政策動力不足，人民銀行沒有更好的手段去推動金融機構予以落實，信貸政策實施效果不佳。在此背景下，人民銀行需要創新信貸政策手段和方法，探索在間接調控的方式下，如何加強外部監督和約束，更好地引導金融機構兼顧市場化目標和國家宏觀政策導向。

完整的政策體系一般包括政策制定、實施和效果評估三個環節。之前對前兩個環節討論較多，對效果評估重視不夠。只有客觀真實地評估總結政策的實際效果，才能借鑒好的經驗，并對暴露出的工作不足，加以改進完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制度就是從政策效果評估角度對信貸政策制度的創新，力圖通過建立一套指標和方法動態跟蹤監測和評估金融機構實施信貸政策的態度、措施、效果等情況，達到以下目的：一是督促和引導各金融機構更加有效地落實信貸政；策，提高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二是及時發現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利于促使信貸政策決策部門改進和完善信貸政策，提高信貸政策制訂的科學性；三是加大政策的宣傳溝通，增加社會各界對信貸政策的認識和理解。

二、我國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制度的探索實踐

(一)區域試點

信貸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金融;經濟刺激;貨幣信貸;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7-001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3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央推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一攬子計劃,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通過擴大內需來刺激經濟保增長。經濟刺激政策很快促進了宏觀經濟增長止跌企穩,在2009年1季度6.1%觸低后反彈至4季度的10.7%,經濟發展信心很快得到恢復。

一、把握適度經濟刺激政策

經濟系統是與社會系統交融的,宏觀方面表現為復雜的比例問題,微觀方面表現為對個體的激勵問題。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系統的穩定,其依賴于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即社會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等于社會消費、投資和凈貿易的有效需求,而國內生產總值(GDP)就等于總有效供給或者總有效需求,公式表示為:GDP=消費+投資+凈貿易(總有效需求)=有效產品+有效服務(總有效供給)。在生產力落后的短缺經濟下,GDP由供給決定,隨著生產發展的供給過剩,GDP轉由需求決定。在生產力較落后下,經濟發展等同于擴大供給,投資增長是決定因素,因而要節制消費增加儲蓄積累,并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在生產力較發達下,產品和服務已出現了相對過剩,投資可能是增加過剩的無效行為,經濟發展轉變為由消費決定。在全球金融危機下,由于外需急劇下降,擴大內需成為政策的著力點。需求論者因此提出刺激消費,甚至低通貨膨脹有益的觀點;供給論者強調擴大投資,以投資拉動消費和消化過剩產能。金融危機挫傷了消費和投資的信心,恢復和提振信心催生了擴大內需的政策,但運用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不可簡單化,擴大內需尤其要把握適度的問題。

(一)擴大內需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

我國經濟特點表現為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需求明顯偏低,擴大內需尤其是提高消費需求,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目前對這些基本經濟理論認識沒有異議,但對理論的應用卻大相徑庭,可能導致消費和投資政策的混亂。首先是擴大消費方面。由于消費由收入支撐,即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收入-儲蓄。消費最大值也就是全部收入,這時儲蓄為零不能進行投資擴大再生產。對于個體還可以通過借貸超前消費,然而從全社會角度看消費應當控制在收入范圍,而且從長期看個體消費也不能超過其總收入。如果說從靜態看消費受到制約,是否可以通過刺激消費實現動態良性循環呢?比如有學者建議以溫和通貨膨脹刺激消費。從短期看通脹能夠抑制儲蓄刺激消費增長,但這種因通脹刺激的消費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人們靠勞動獲得收入,對消費要求是物有所值,消費要符合勞動的付出,這樣的消費基礎才是對勞動的鼓勵。如果推行貨幣貶值的政策,人們為避免損失而被迫消費,刺激消費目標短期是達到了,但這又意味著勞動付出不能獲得合理的物質回報,當辛勤的勞動既不能致富又沒有安全感,人們只好拋棄勞動而尋求更快捷的收入渠道,這時整個社會就會充斥著不勞而獲和橫財暴富的意識。因此,通脹刺激消費經濟增長的過程,不僅不可持續且會帶來災難后果。

其次是擴大投資方面。投資能夠拉動經濟增長不容置疑,理論上投資是將儲蓄轉變為生產資料,不僅本身表現為對社會總產值的貢獻,而且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投資即是對資源的投入,需要由儲蓄轉化而來,也是收入的函數,對于透支收入的投資要在未來變本加厲的償還,而沒有效益的投資是浪費資源,投資前提是存在有效消費需求,而且資源具有稀缺性的特點,這都制約著投資的增長。由此可見,對于擴大內需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發展是因,內需是果,經濟發展是擴大內需的前提,內需不足對經濟發展也有制約。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經濟衰退導致投資和消費信心下降,使我國內需不足而矛盾更加尖銳。實施經濟刺激政策擴大內需,對恢復投資和消費者信心十分必要,但擴大內需的經濟刺激雙刃劍應當保持合適的度。我國2009年經濟增長達到8.7%,成功實現“保八”目標,①投資和消費信心明顯恢復,經濟刺激政策要適可而止,及時轉換到結構調整上。

(二)經濟結構比例與資源優化配置

簡單擴大內需能拉動經濟增長在理論上是因果關系倒置,但由于經濟結構問題的內需不足可以制約經濟增長,當全球金融危機惡化內需環境,就要及時推進刺激政策彌補內需不足。由于經濟發展動力受制于結構比例關系與資源優化配置,包括投資與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產業結構之間的比例關系,產業結構與資源配置的關系。按照木桶理論來解釋,實現最大效用是由短板決定,彌補經濟結構中的短板缺陷是經濟增長突破的關鍵因素。從我國消費與投資比例關系看,消費是制約經濟增長的短板,但消費不僅受經濟發展的制約,而且也需要資源的支撐,如果消費局部增長過快,形成木桶理論中的長板,不僅將造成資源浪費,而且透支未來的發展潛力。擴大內需是調整結構的一個步驟,只有當消費屬短板才擴消費,產業是瓶頸才擴大投資,通過內需調整來促進結構優化,而且要依托資源環境承受能力適可而止,不可把無限擴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永動機。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在80年代該比重高于50%,而1996年以來該比重就逐年下降,從47.46%至2008年的35.96%。無論從縱向比還是與國外橫向比,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消費水平有較大的上升空間。而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呈下降的趨勢,1990年前該比重大約為55%,由于90年代前期高通脹,居民收入跟不上物價上漲,該比重急劇下降至1993年的46.2%,2002年以來該比重從48.08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3.15%。對于我國居民消費不足有從儲蓄挖潛的空間,但消費比重過低主要還是受收入的制約,尤其是收入向高收入群體傾斜抑制了消費增長。擴大消費可以考慮降低儲蓄率的方法,但這樣的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而主要應考慮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占總收入的比重。對于我國經濟刺激政策是否適度則要看是否達到優化結構和資源配置的效果,特征指標要看是否存在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通脹和泡沫指標是經濟體系運行的晴雨表。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無論何程度都是不良的,要摒棄關于通脹和泡沫只要適度就有益的認識,但經濟運行中溫和的通脹和輕微的泡沫難以避免,在經濟決策中對此可以有一定的容忍度。

(三)經濟增長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硬約束

經濟增長本質是產品和服務的增長,表現為勞動價值創造及資源價值轉移,產品的生產需要占用勞動、科技、資本、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要素資源,服務的實現也需要消耗勞動并且以產品為載體,因而都受到生產要素資源有限性的制約,可見生產過剩只能是相對過剩,而不是產品和服務的無限供給。在全球金融危機環境下,中央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時恢復了投資和消費的信心,遏制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但是貨幣增長并不能創造價值,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貨幣高增長并沒有帶來持續經濟高增長,而往往是經過短暫經濟高增長后,經濟增長就呈持續多年下滑(見圖2)。經濟高增長不能由貨幣高增長來支撐,這是由資源有限性的規律所決定的。由于危機的本質是資產泡沫積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美國金融危機的泡沫風險可以憑借美元貨幣壟斷地位,通過貨幣貶值或資本流動將風險轉嫁至全球,因而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由全球來為美國資產泡沫埋單,發達國家以相對優勢也可能將風險轉嫁到發展中國家。而我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如果發生嚴重的資產泡沫,泡沫風險不僅無法轉嫁,且可能遭受嚴重的風險損失。因而我國一旦發生危機將對社會經濟產生很大的破壞力,我國經濟發展只能依托自身資源約束條件,貨幣供給也要與經濟增長潛力相適應,高度重視防止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

二、貨幣信貸政策過度寬松的風險

2009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27.7%,人民幣貸款新增9.6萬億元,增長31.6%,與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的年初貨幣政策目標的M2增長大約17%。①全年新增貸款5萬億元相比較,貨幣信貸增長速度明顯超過預計,有從適度寬松邁向過度寬松的趨勢。對于銀行大量發放貸款,短期內肯定會導致需求迅速上升,但更需要真正轉化成為長期的有效消費需求,如果最終消費領域吸納不了,最后將推高資產價格和加劇產能過剩,經濟復蘇將會有反復,必將加大銀行信貸風險。

(一)地方政府投資沖動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強烈的投資沖動,在擴張性政策指導下,更會刺激地方政府擴大信貸規模和財政赤字。中央提出擴大內需政策,推出總額4萬億元的兩年(2009―2010年)投資計劃,各級地方政府迅速響應,制定了龐大的投資計劃,陸續宣布了近20萬億元的投資計劃②。但從全局的高度看,很多項目不僅存在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問題,有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降低了產業準入門檻,給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方向的項目重生的機會,讓陷于困境的高消耗、高污染企業又有機會復活,可能使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更加嚴重,重新回到粗放式發展的老路,固化現有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尤其是政府投融資平臺債務增長很快,據銀監會非正式統計,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規模達6萬億元,絕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于銀行信貸,僅當年新增銀行貸款3.8萬億元,而2008年全國財政總收入才有6.13萬億元”③。融資平臺運作機制本身也蘊藏了巨大的系統風險:一方面,在具體的項目選擇和決策上,地方政府替代企業成為主要的決策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或加劇部分產業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銀行在與地方政府的互動中處于相對弱勢,銀行針對這些投融資平臺投放信貸的風險管理難以真正落實,貸款資金實際上完全脫離借款人監控,而目前主要依靠的往往是沒有真正法律效力的財政擔保等,如果出現償還問題,銀行實際上很難順利追溯,其帶來的后果很可能是無力償還后將債務風險轉嫁于銀行,成為銀行新的不良貸款。因此,要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完善銀行信貸風險預警機制,促進信貸資金投入到有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領域,防止出現新一輪的投資過熱,避免形成更大的產能過剩。

(二)商業銀行業自律不足

隨著金融市場化與國際化的推進,外資銀行綜合經營機制介入,銀行業層出不窮的創新活動,利率管制將逐漸被利率市場化取代,這對我國銀行業自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擴內需保增長的寬松貨幣政策下,銀行在內部管理方面要加快提高自身治理水平,在經營活動中要防止過度競爭以減少社會的交易成本,對信貸資金要防止流向虛擬經濟以降低風險。銀行業提高自律能力迫切需要解決以下問題。一是風險意識不強。銀行面對國有企業和國家支持的投資項目時,往往又會淡化風險意識,減弱約束控制;銀行也可能出于局部或短期利益,抓住國家擴張性政策的“利好”機會,放松風險控制;有的銀行職員在“業績壓力”下,風險意識也會淡化,這必然會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二是搶占市場份額的攀比沖動。國有銀行本身存在市場份額攀比的土壤,曾經有不惜成本搶存款爭份額的情況存在,現在是發放貸款和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也都在攀比。地方政府也通過行政和經濟手段施壓銀行放貸競賽,在2009年上半年貸款數據披露后,市場份額下降的銀行領導在地方政府壓力放寬條件下加大激勵來促進擴大貸款規模。三是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在寬松貨幣政策目標的環境下,銀行可能放松風險控制而“寬貸”,被迫向大量過剩的基建項目和難以生存的中小企業貸款,這就容易留下貸款過程中道德風險的隱患,國有銀行在1999年和改制上市的兩次巨額不良資產剝離已有先例。

(三)資產泡沫風險隱患

信用擴張會起到鼓勵投資者增加對風險資產的投資,Allen和Gale提出一個基于信貸擴張的資產價格泡沫模型說明信用擴張對資產泡沫形成的作用,在用信貸資金投資于風險資產市場時,會誘發資產價格泡沫[1]。使用信貸資金存在著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的情形,或者說存在風險轉嫁,投資者將風險轉嫁至銀行,這是因為投資者借款投資于風險資產,風險資產收益高于貸款利率的部分完全歸投資者所有。如果風險資產的收益低于貸款利率,則由銀行承擔風險。此次全球金融風暴源于美國,但經濟一體化已經使危機傳導至全球,我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險前夕,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也對投資自己所處的產業失去信心,轉而將資金投入樓市和股市等虛擬經濟,帶來2007年“流動性過?！钡墓墒泻蜆鞘?。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使得流動性充足日益加劇。但制造業投資環境惡化及產能過剩的問題沒有解決,資金持有人在貨幣供應量高增長下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只有將資金投入虛擬經濟規避貶值風險。自2009年以來,在全球救市措施到位、貨幣條件較為寬松的大背景下,國際初級商品價格總體大幅上漲,而國內房市和股市等資產價格大幅反彈,又可能逐步回到嚴重資產泡沫。

(四)危機復雜性的決策風險

低物價與高資產價格可能長期并存,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幾年,“在通貨緊縮和經濟穩定的同時,全球資產價格卻出現大幅波動,股票價格指數變化遠遠大于物價指數變動,各國住房價格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2]。當經濟衰退源于資產泡沫時,資產價格的暴跌使得企業和個人資產縮水,而企業和個人的債務卻沒有任何減少,日本學者辜朝明對此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他認為,此時企業的首要任務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償還債務使負債最小化,修復資產負債表[3]。全球金融危機源于資產泡沫,由于企業和個人資產突然縮水貶值,的確沒有資源來支撐更高的負債經營,而應當消化資產泡沫造成的風險損失,這樣才能再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這時企業擴大投資和個人擴大消費的意愿很低。而目前國內不少優質企業也大大減少了銀行資金的續貸,盡管銀行主動給予了大額授信,這些企業也很少提款用于生產經營。公共投資短期內創造了大量的信貸需求,但信貸資金是受政策影響最敏感的,只要政策稍微一調整,就會有大量資金集中進場或退市,這容易造成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對于資金充裕的企業來說,在資產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的預期下,無論是財富保值的需要還是增值的誘惑,最可能的決策是將資金進入股市房市一博,這無疑將對資產價格泡沫推波助瀾,既為資產市場搏擊者帶來豐厚的收益,也為經濟發展留下巨大的風險隱患?？梢钥隙ㄒ稽c的是如果政府投資不能有效拉動民間資本的投資,就難以阻止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持續衰退,一定是降低企業的償債能力的,這將大大增加銀行體系的壞賬,尤其是經濟繁榮期投放的貸款更可能產生大量的壞賬風險。因而,對于擴大內需的決策主要應依靠財政政策,在財政可掌控資源范圍內實施政策目標,注意給予民間資本更多參與公共領域投資的機會,讓更多中小企業在4萬億投資計劃中直接受益。只有這樣,才能最有效地提升社會信心,進而改善銀行的信貸結構,有效避免信貸投放的大起大落,確保整個金融體系健康穩定地運行。

三、對把握適度貨幣信貸政策的建議

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首先要認識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其次要診斷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再次要判斷危機的影響程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市場規則和運行體系不夠完善,經濟高增長依賴高投資和出口導向,危機影響主要在于出口需求下降的產能過剩矛盾。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要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和運用市場規則,借鑒常規時期由市場自由調節和危機時期由政府干預的方法,積極擴大國內投資拉動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在結構調整優化下的可持續增長。

(一)貨幣信貸政策要著重調整結構的任務

經濟增長受到資源投入的制約,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和有成本,經濟健康發展是資源合理配置利用而不是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高增長。經濟危機是結構性矛盾的爆發,處置危機措施只能是對結構的調整,要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通過調整結構達到優化資源配置。按照西方新劍橋學派的經濟增長模型,對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劃分為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當儲蓄傾向增加而消費傾向減少,經濟增長速度就趨于加快。經濟增長是以節制消費即增加投資為代價,高增長的秘密實質上是高投資率。既然經濟增長驅動力是投資增長高于消費增長,那么也意味著高增長就是產能的快速增長,并相應要求消費或出口的增長以消化產能,近年來我國高增長就是出口高增長的結果。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貿易需求大幅下降,我國經濟增長下滑主要是受出口大幅下滑的影響,要恢復高增長要么等待外貿易需求大幅回升,要么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能夠填補產能過剩,但對于一個大國發展長期依靠出口總是受人制約,以調整結構來促進消費增長成為唯一的選擇。銀行業要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在擴大信貸規模中要注意優化行業結構,落實好“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對重點工程、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對支農項目、小企業發展、消費信貸等領域,要按照統籌兼顧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要求積極予以支持。對高污染、高耗能及產能過剩的行業則要嚴格控制信貸投入,并穩妥適時退出。

(二)貨幣信貸政策要抓住擴大就業的目標

西方經濟學奉行的分配原則是“土地得地租、資本得利潤、管理得績效、勞動得工資”,即按生產要素的貢獻標準來進行分配,這種分配原則在表面上看是合理的。當強調經濟增長就要求資產升值和利潤增長,生產要素分配順序就必然為土地、資本、管理,最后才是勞動。由于土地和資本的稀缺性具有相對壟斷地位,而勞動者高度競爭處于明顯的弱勢,在資產所有者和控制者(地主或資本家和經理人)合謀下,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在分配中比重就可能不斷下降,這種分配原則的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即地主或資本家和經理人越來越富有,廣大勞動者越來越貧困。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數百年歷史里,由于壓低工人工資,不斷增加投資,使消費能力不斷下降,生產能力不斷上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每隔8～10年就發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戰后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間隔有所延長,但爆發經濟危機的本質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收入分配存在向資本傾斜的嚴重不均衡,廣大勞動者人數眾多但收入有限,對消費品購買力受到嚴重削弱,消費需求依賴為數眾多的廣大勞動者而不是幾個資本家的奢侈消費,當廣大勞動者的收入增長緩慢,有效消費需求無法跟上快速增長的產出,這種供需差會隨著生產過程的循環而不斷累積,生產的相對過剩就不可避免,這即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用西方經濟學凱恩斯的話說是“有效需求不足”。

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理論,都承認經濟增長受資源投入的制約,資源具有可否再生、是否稀缺、能否流失和有否成本等性質,而人力資源具有稀缺但廉價、支付過成本但過期作廢,實施就業目標經濟政策有利于人力資源高效利用。一是積極推進擴大就業的政策。就業是民生之本,有就業居民才有收入,逐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費需求的前提。銀行要及時明確信貸導向,資金要投向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和企業以拓寬渠道增加就業。二是增加勞動要素的分配權重。中等收入階層是支撐消費增長的主導力量,因而中等收入階層擴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按勞動要素分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階層的關鍵。2008年我國20%高收入群體占總收入的44.3%①,收入向少數人傾斜還在逐年呈擴大的趨勢,遠沒有形成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銀行信貸在培育中等收入階層的責任,主要是落實好擴大就業的金融政策,加大對服務行業、勞動密集企業及高科技產品的支持,通過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而促進消費結構的升級。三是要促進城市化進程。推進城市化是擴大就業有效途徑,銀行業要加大對城市化進程的支持,加大對城市建設及民生工程、安居工程及住房按揭的傾斜。

(三)貨幣信貸政策要以防止高通脹為底線

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刺激內需,通過在經濟低迷狀態下增加流動性,為經濟結構調整拓寬空間。但如果貨幣供給過度寬松,貨幣大量增發超過經濟增長的部分,就必須通過物價上漲來消化,但貨幣超額發行流入實體經濟,不是均勻推高各項物品價格的上漲,而是受黏性支配改變相對價格,然后推高物價總水平。哈耶克將這個特征稱為貨幣的“黏性”,更強調通貨膨脹具有“流體均衡”(a fluid equilibrium)的性質,表現為資產價格、資源價格和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4]。資產保值增值的預期最強,首先是推動資產價格上漲的資產泡沫;資源具有稀缺性的特點,繼而推動資源價格上漲的成本型通脹預期;而消費品由于受產能過剩的壓制,最后才出現消費品價格上漲的通貨膨脹。

泡沫和通脹不僅防礙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而且對廣大群眾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造成影響,這必將導致內需增長不可持續。在早期自由資本主義下,經濟停滯一般伴隨著物價下降,經濟低迷的時候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符合菲利蒲斯曲線描述的反向關系。戰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由于政府對經濟干預和刺激的增加,在危機期間物價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續上漲,存在經濟停滯與物價上升并存的“滯脹”現象。以美國為例,從戰后到80年代初其爆發了7次經濟危機,僅前兩次危機期間物價有輕微下降,其余的危機期間物價一律上漲。1980―1982年的危機中,1980年上漲了13.5%,1981年上漲了10.2%①。對經濟進行政策干預一定要把握好度的問題,更不能用所謂適度通脹來刺激消費,因為在金融全球化和高度化下,通貨膨脹往往滯后于資產價格泡沫,在還沒有看到通貨膨脹而僅在通脹預期下,資產泡沫已經將資源配置嚴重扭曲,使結構性矛盾進一步惡化。

因而,一是及時遏制資產價格和資源價格的快速上漲。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在推進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時,不僅要關注消費品價格防止通貨膨脹,尤其要關注前端的資產和資源的價格,遏制資產泡沫和管理通脹預期,只有這樣才可能遏制過高的通貨膨脹,避免經濟“滯脹”。二是適時調整利率以符合資金價格水平。全球央行不斷降息刺激需求增長有限,反而是刺激通貨膨脹預期上升,推動資產和資源的價格迅速反彈積累泡沫。刺激經濟不可違背價值規律,資金低成本政策造成流動性泛濫,將加大資產泡沫和經濟結構性矛盾。我國央行應當敢于利率政策手段的超前性,先于世界經濟復蘇周期及時調整利率,以控制通貨膨脹預期和資產價格泡沫。三是“以改革開放創造更多的市場機會[5]。我國不是真正缺乏內需,而是有效的內需,既受到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制約,又受到僵化的經濟體制的壓制。要及時把擴內需的著力點,由推進經濟增長轉向改善民生,由政府投資轉向民間需求。通過改革為老百姓提供住房、醫療和養老保障,把老百姓的潛在需求釋放出來;通過向民間資本開放交通能源、基礎設施及金融服務,把民間投資需求釋放出來就能夠創造大量的內需。

(四)積極主動防范銀行信貸風險

“要及時對經濟走勢拐點做出預判,‘反周期’操作―于經濟上行之前增加放貸,或于經濟下行之前收縮放貸,將有利于實現風險既定條件下的收益最大化,或者收益既定條件下的風險最小化”[6]。目前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向過度寬松轉化,銀行信貸增長幅度明顯過高,對于貸款越是增長快就越要注意防范風險。

一是推動民間投資才能真正刺激內需增長。目前投資增長主要依賴政府投資及其拉動的貸款,大型企業和上市公司的資金比較充裕,但對實體經濟投資還處于觀望等待狀態,中小企業融資還存在障礙,民間投資尚未充分啟動。經濟刺激計劃的攤子已經鋪得很大,如果后續投資跟不上就會形成大量的爛尾工程,銀行壞賬上升就可能導致中國式的金融危機。要注意解決對實體經濟投資增長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加快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及時向民間資本開放壟斷行業和產品,積極推出結構調整和減稅讓利的政策,以刺激民間資本投資增長。

二是推動貸款流向資金短缺的實體經濟。新增信貸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及民生工程,構成了擴大內需和宏觀經濟向好的強力支撐,但貨幣過于寬松推高房市股市的泡沫隱患,而對制造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貸款投放較少。銀行對新增貸款要嚴格準入條件,向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技術創新和服務業傾斜,支持住房建設和自住消費而嚴禁房地產投資性貸款,以促進貸款流入資金短缺的實體經濟。

三是防止投資過快增長加劇產能過剩。我國經濟主要問題在于內需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即無效供給太多與有效供給不足。擴大投資對消費拉動非常有限,因為消費制約因素是分配結構不合理和保障體制不健全,在出口還沒有明顯復蘇時,擴大投資最可能加劇產能過剩。銀行信貸要按照風險效益的原則,及時進行結構調整以促進有效需求,嚴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及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

四是各級政府要積極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龐大的地方項目投資,銀行是否積極介入取決于當地的金融生態環境。地方政府只有努力打造和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才能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降低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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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民.危機挑戰政府[J].國際金融研究,2009(2):30-31.

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2009.

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R].2009.

②數據來源:法制晚報.全國各省總投資近20萬億元四川3萬億投資居首[N/OL].news.省略/system/2008/11/27/100962938_05.shtml.2008-11-27.

③資料來源:陳士銘.中國政府如何應對地方融資平臺問題[N].聯合早報,2010-03-24.

信貸政策范文第5篇

金融產品創新的發展現狀及特征

（一）個人信貸產品創新主要呈現出的特征。一是業務品種繁多。個人消費貸款品種有住房抵押貸款、旅游貸款、助學貸款、汽車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裝修貸款、定期存單質押貸款、個人保單權利質押貸款等多種。二是業務模式多樣化。如住房貸款有個人二手房貸款、個人住房加按揭貸款、個人住房轉按揭貸款、個人商品房組合貸款、個人按揭貸款等新產品。三是貸款方式多樣化。有擔保、抵押、信用與大商家合作等，為消費者提供了完善、周到、便利的融資服務。據統計2011年，敦煌市銀行機構新增個人消費信貸占全部貸款余額的7.4％，占新增貸款的32.1%。從公司業務類信貸產品創新看，全市各銀行機構票據貼現、項目融資、保理業務等產品創新發展較快，其中票據業務信貸產品的創新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理財產品成為負債業務產品創新的亮點。一是品種越來越豐富。據統計，各商業銀行推出的理財產品已有50余種，并由最初的單幣種產品擴展到多幣種結構性產品，投資也有單一債券資產發展到與股票、債券、期貨、期權、利率、匯率、黃金等掛鉤。二是逐漸體現了個性化、組合化和綜合化。根據不同客戶或客戶群個性化的金融需求，將客戶關系管理、資金管理、投資組合管理等融合在一起，通過多種金融工具與交易方式的組合與創新，實現銀行服務方式與經營模式的綜合化。三是客戶范圍逐步擴大。個人認購起點為5萬元或10萬元，但后期少數銀行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以吸引更多的理財客戶。

（三）中間業務創新產品多，銀行卡業務競爭日益激烈。近年來，中間業務創新已成為各家銀行競爭的重要領域，歸納起來主要有支付結算、證券基金保險，收付款，電子商務、銀證通、咨詢、信托、租賃、保管箱、企業銀行、個人理財、代開存貸款證明等。從調查情況來看，中間業務交易金額很大，但基本上仍主要集中于代收代付、結售匯、結算等勞務型業務上，技術含量較低，銀行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利潤率很低，效益不明顯。

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產品創新使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下降。一是擴大了貨幣供應主體，使央行控制貨幣功能弱化。現行商業銀行部分金融產品創新如理財產品、證券化產品，使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也成為貨幣供應的主體，影響了央行對這一貨幣供應主體創造派生存款的控制。二是弱化利率傳導的杠桿彈性，使中央銀行對利率的可控性減弱。三是金融產品創新所帶來的投資實際收益的提高，使中央銀行所能控制的名義利率對儲蓄和投資的影響力下降。

（二）金融產品創新減弱了央行對貨幣供應總量的可測性。從貨幣需求來看，金融產品的創新使公眾對單純意義上貨幣的需求趨于減弱，使單純意義上的貨幣在廣義貨幣和金融資產中的比重下降。從貨幣供應來看，金融產品創新使貨幣乘數的不可測性增強，因而使貨幣供應量指標的可測性受到影響。金融創新產品所具有的產品替代特征，使通貨、定期存款的變動不再按照原有軌跡發生變化，規避管制的產品創新又使法定存款準備金和銀行超額儲備的作用機理發生變動，影響貨幣乘數等關鍵性指標。

（三）金融產品創新減弱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力。一是為規避管制，各種混業型產品如理財產品的推出，使大量的作為存款的資金流向了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繞開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對象。二是部分金融創新產品所產生的存款不符合存款準備金的計提基數，使存款貨幣銀行存款準備金的提繳基數降低，中央銀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倍數收縮或擴張銀行貨幣創造能力減弱。流動性較強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金融產品創新阻滯了再貼現政策的作用機理，擴大了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空間。票據、債券等多種金融市場創新產品的出現使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市場來滿足流動性需求變得更加便利，弱化了再貼現政策效果。

相關建議

（一）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支持體系。一是逐步將金融創新產品納入貨幣供應量范疇。從短期看，應對我國的貨幣層次劃分加以改進和調整，將部分金融創新產品納入貨幣供應量范疇，提高貨幣供應量中介指標的可控性；從長期看，社會融資總量應作為央行金融宏觀調控的主要參照依據。二是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加強調控。中央銀行應針對市場變化情況和金融創新的實際，綜合運用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等數量型工具和利率、匯率等價格型工具，適時適度調節貨幣供應量目標，對貨幣供需和信貸運行進行調控，保證貨幣供應量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引導金融創新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