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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范文第1篇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借助理論。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盤棋，理論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幾步、甚至十幾步、幾十步。

計算Facebook的路數的“棋譜”有兩門，分別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社交網絡這盤棋，棋路與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經濟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推特那樣，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會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Myspace那樣“速滅殺丁”。

鑒于國內還看不到一家SNS(社會網絡化服務)可以很好平衡這門算路，后來者目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居上機會，通過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發現未來商機，實現咸魚翻身。

網絡社交的理論界樁

網絡時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會和經濟學意義，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而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具體聚焦到網絡社交這個主題上來，我們發現“棋譜”或“菜譜”相當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會學與經濟學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兩類差異很大的學科，一類叫社會經濟學，以經濟人為重心；一類叫經濟社會學，以社會人為重心。

社會經濟學，又稱社會問題經濟學(如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第18版)，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國內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國興主編《社會經濟學》)與夏普一樣，主要研究弱勢群體利益相關的貧困、失業、環境污染、走私等社會問題，與社交網絡無關；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從經濟人角度研究成癮等社會行為背后的理性選擇。

經濟社會學，又稱新經濟社會學，以別于早期的經濟社會學。主要分為兩個流派，一個是低度社會化理論，主要從交易費用角度在經濟學中引入社會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經濟分析，國內是汪和建的《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一個是過度社會化的觀點。

如果以棋譜比喻，社會經濟學注重“實地”，經濟社會學注重“外勢”；如果以菜譜比喻，社會經濟學偏重“炒菜”，強調物化的因素，經濟社會學偏重“湯菜”，強調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這些理論中，最有助于我們分析象Facebook這樣的SNS的理論，無疑是新經濟社會學這一支，包括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代表作《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國內有張其仔的《新經濟社會學》。因為它們與網絡社交的關系最相關。

舊經濟社會學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大區別，就在網絡理論的有無。“新”主要新在網絡上。這個網絡雖然本意不是指互聯網，但與SNS關系更為密切，因為它是指人際互動網絡。

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理論，有別于低度社會化理論之處在于，他不認同交易費用的決定作用，因為認為那太經濟化、物化，而強調信任在網絡中的作用，也就是強調人心的作用。但格蘭諾維特又不同于一般社會學家以一般道德的觀點解釋誠實行為，認為那過于社會化，“人”化，而強調在人與人互動中產生的信任起決定作用，有點象經濟學中強調的有限重復博弈對合作的影響。

打下上述這些算路上的關鍵界樁，我們就可以深入實質性的分析，看理論為網絡社會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網絡社交又給理論出了哪些難題。

網絡社交中的深度判斷

1、僅有關系不行，還要有信任

中國是個非常講關系的國家，格蘭諾維特在建立社會網理論時，特別看好中國。他說“研究社會網的社會學”“應該在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據說他愛吃中國菜，而且還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廳中比較出正宗與否。于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中國學生，輪流請吃，關系大為密切。以致美國學生大為吃醋，說他愛中國學生甚于美國學生。

關系并不是社會學的專利，經濟學中也有關系。當關系作為社會概念最初引入經濟學時，還不能同經濟人行為區別開來。經濟學中講的關系是契約關系，是基于原子論的一個個孤立個人之間的物化關系。

在網絡社交實踐中，我們看到一種競爭，就是以Facebook為代表的熟人網絡與Myspace為代表的生人網絡之間的競爭。按照契約關系理論以社會化為優先的標準，熟人網絡是低級的，因為是私人關系；生人網絡才是高級的，因為是公共關系。后者比前者的社會化程度高。因此應該是Myspace贏，而Facebook輸。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給他總結的第一位死因就在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發展的是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是禮品經濟；Myspace的理念則是發現，發展的是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社會化。Myspace把SNS誤解為社會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質是社會資本，即關系加信任，相比較而言，二者都有關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殘缺。”

我個人一直認為，把SNS當作社會化，是一個SNS從業者至今仍存在的極大思維誤區。它與扎克伯克關于SNS的原創思路正好相反。堅持認為SNS是社會化模式，會由于理論基本面上的失誤，導致商業實際操作上的兩方面誤區。一是社會化必然導向認為公共關系高于私人關系，把這一點絕對化，會把社會網操作成經濟網，而失去社會網的內在活力。二是社會化會必然導向以交易成本最低為取向，而失于發揮信任對網絡的增值作用。契約本質上是非信任關系，是在信任度為零條件下進行交易的原則。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按此邏輯操作，難以把建立信任這種基于“社會”的長處和優勢真正引入經濟。

我們從理論上總結出的SNS以生命換來的教訓，格蘭諾維特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提前預言了。問題在于搞互聯網的不愛看書，也不愛通過雜志學習知識，而偏愛拿自己的小命耍著玩。我們現在來看格蘭諾維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導致Myspace死亡的問題的理論根源所在。他在批評經濟與社會結合中的“低度社會化”傾向時，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問題在于過度迷信“經濟”，而忽視“社會”。

以經濟方式，外在地處理信任問題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費用理論對待網絡關系中的誠信，有一個嚴重問題：它直接在理論基本面上，就會產生與網絡模式沖突的悖論。格蘭諾維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中基本觀點上的一個致命問題不放。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理論將直接導致以科層制，而不是扁平化網絡來處理信任和網絡欺詐。格蘭諾維特譏之為缺乏文化的“利維坦”。我們不可想象SNS為解決誠信問題，而訴諸科層制的辦法。現在小結一下，社會學和經濟學在交叉融合中，對網絡社交提出的第一個指導性的意見在于，把異質關系網絡和信任，作為社會人特有的長處加以吸收。按照社會網理論推論，網絡社交中的關系應該不是指契約關系。可以認為，網絡社交所建立的關系，是有別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約關系，而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約關系。不是物化的關系，而是人化的關系。這里與經濟相對的社會，不應被理解為社會化，而應理解為與物相對的心，即與物化理性相對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還要有個性化互動

社會學和經濟學在網絡社交模式上的交匯，不光是向經濟中引入社會的因素，也在向社會中引入經濟的元素。

格蘭諾維特在社會網理論中，批評了過度社會化的觀點。這是指，在信任問題上，只考慮并且只相信道德這種社會因素的作用，而無視經濟因素作用的觀點。在實踐中，這是指在誠信問題上，過多強調道德作用，而不講經濟規律的偏頗之見。比如，以為盡社會責任，提供公共產品，就是做善事。

社會網絡中常見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從低度社會化，直接走向另一個極端，即過度社會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經濟理性，在發現經濟解決不了信任問題后，直接把信任推給道德來解決，而忽視了可以用經濟的方法解決信任問題的隱蔽方法。

這個問題的推廣，是網絡社交如何與社會責任相容的問題。成熟的社會網理論發現，由于網絡的存在，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可以內在統一起來。也就是將社會責任內生于經濟利益，通過講求社會責任獲得經濟利益。格蘭諾維特自豪地聲稱：“我已經論證了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訴諸“普遍道德”的傾向。

格蘭諾維特發現單純訴諸“普遍道德”的社會學家的一個思維盲點，他們沒有發現人際互動是從經濟內部解決信任問題的必由之路。這就涉及到對網絡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蘭諾維特發現，“不管過度與低度社會化有何明顯不同，很諷刺的是：兩者共同地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兩個觀點對社會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為一，共通地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

格蘭諾維特的意思，“翻譯”過來，實際是想說，對于社會網，既不能(象經濟學家那樣)把它當節點理解，也不能(象社會學家那樣)當鐵板一塊的整體理解，而只能理解為節點之間的互動。社會網是異質性的個人之間的互動。這是格蘭諾維特社會網理論的精髓所在。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格蘭諾維特對網絡實質的理解。他在互聯網沒有出現的時候，就指出對網絡的根本理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其方法的特點是，脫開了網絡的技術方面，而直指網絡的靈魂，從道上理解網絡。我們現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機分子，他們根本不想去了解網絡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機會、撞大運，結果成為命運的奴隸。

當這樣理解網絡社交時，個性化和互動就成為關鍵詞。進一步深化理解，第一個方面，個性化不是一對一的小農經濟，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這個合算，還不是指從靜態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遠地從動態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這里，它利用數據挖掘，提高了個性化的效能。我國的許多SNS之所以學不像，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從深度悟到互聯網個性化的要領，因此也不知象數據挖掘之類東西有何用處。

第二個方面，互動不是簡單的對話，而是互動網的形成，在其中信任關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這一點，用經濟學可以解釋。在博弈論中，人們看到，博弈的次數，與信任關系、機會主義傾向有內在聯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關系最差，合作難以建立；在有限重復次博弈中，信任關系建立起來，但機會主義仍不能避免；但是在無限重復博弈中，信任進一步提高，機會主義得到抑制。如果這種經濟學邏輯，再加上社會學邏輯，就會演化成商業生態系統。

在義烏小企業信貸關系中，我們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過程。最初，銀行不愿向小企業貸款，因為征信成本過高。但稍加調整后，讓三個上下游小企業建立聯坐擔保機制，再一起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就欣然同意了。在這里，信任關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會學家的道德，也不是經濟學家的科層化的制度設計，而是建立了一個人際網絡，通過網絡的互動(包括責任的互動、誠信的互動)，很簡單地實現。

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各種結合實驗中，我們看到格蘭諾維特抓住了人際互動的社會網的理論特征，他幾十年前的見解，越到互聯網前沿檢驗，越覺出先鋒和前衛來。可以說，通過這個窗口，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

網絡社交帶來的新的難題

上面說到，幾十年前的理論，可以指導我們對網絡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格蘭諾維特研究的主題是“社會網與經濟行動”，但他畢竟不是研究互聯網的，而互聯網，尤其是SNS的發展，又對社會網產生著新的沖擊，帶來新的發展。那么，網絡社交發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蘭諾維特的理論概括不了的新東西呢？

擇其要者來說，平臺是格蘭諾維特不曾重點研究而在SNS實踐中越來越重要的現象。

格蘭諾維特講的社會網，只是直接的人際互動形成的網絡。但SNS正發展成為以SNS平臺為基礎支撐的人際互動網絡。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臺與增值業務的分離。其標志，就是網站直接有API(應用程序接口)，建立平臺級的人際互動服務與應用級的人際互動服務的分離。這沒有否定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但卻要求理論進一步發展，以適應更復雜的新現實。例如信任，可能成為平臺上專業化的支撐服務，得到專業化的發展。

“個人關系的特殊性”在新技術條件下，又展現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論跟上“語言轉向”的步伐。格蘭諾維特在這方面顯然落后了。話語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項，卻是SNS前沿最活躍的地帶。僅以Facebook來說，它在挖掘社會網中“個人關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傳統分析學派(從索緒爾到拉康)理論，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線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線，帶來人人界面知識挖掘的新問題，以及對意義的新疑問。這也是網絡社交給理論帶來的新問題。

社會經濟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低度社會化；過度社會化；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F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1-0216-02

《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發表于1985年美國社會學雜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馬克·格蘭諾維特曾在哈佛接受社會學的研究生教育，師從社會網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懷特，一直致力于以社會網理論建構起來的新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進行對話。

《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在與經濟學對話，尤其是與新制度經濟學大家、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奧利弗·E·威廉姆森對話。通過對話，作者提出了“嵌入性”這一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在該文中，格蘭諾維特首先批判了社會學傳統中的“過度社會化”和古典、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低度社會化”兩個問題。格蘭諾維特引用丹尼斯·羅恩的觀點，指出在社會學中存在人被視為對他人意見過于敏感且完全屈從于經由社會化過程內化的共有的價值與規范體系，即過度社會化問題。而經濟學中則存在低度社會化傾向，認為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格蘭諾維特對兩種傾向分析的結論雖然表面看來截然不同、相互對立，但卻有著驚人的共同點：均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即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過度社會化的孤立是由于機械化了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假定個人的社會屬性或范疇一旦已知，其行為方式也就被決定了。在文章中，格蘭諾維特將過度社會化中的“社會”與自然神論者的上帝相類比，來形容這種情況下社會所擁有的強大的決定性力量。而經濟學家不是完全不考慮社會關系，就是將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格蘭諾維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觀點。他認為，行動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樣游離在社會網絡之外，也不會奴隸般地依附于其所屬的社會類別賦予其的角色。人們具有目的性的行動企圖實際是嵌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

最后，格蘭諾維特通過與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經濟學的對話，針對信任和欺詐、“市場抑或科層”兩個問題論證了其提出的“嵌入性”這一理論。

“嵌入性”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會學界、經濟學界均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一場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大討論大結合，新經濟社會學學派由此興起。針對格蘭諾維特《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筆者對“嵌入性”這一理論做了如下梳理與思考。

一、嵌入性理論對于信任與欺詐的解釋

威廉姆森發現，經濟學往往假設人們是以相當溫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規避了霍布斯命題。而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往往“以騙術追求自我利益；善于偽裝掩飾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經濟學對這一問題有兩個解釋：

1.低度社會化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主張。他們使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制度的形成，認為制度的形成即為解決經濟問題。“每一個演化中的經濟問題必有一個社會制度來解決它。”因此，會有一個相應的聰明的制度被設計出來以提高欺詐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決欺詐問題。格蘭諾維特對這一解決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設計不是產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會導致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即有理性的人會想盡一切辦法鉆制度的漏洞。筆者認為，當一個制度設計出來使欺詐的成本變得很高的時候，人們會推論認為理性的他人考慮到成本不會采取欺詐行為，因此而產生一種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對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夠“聰明”。

2.過度社會化的“普遍道德”。這一觀點認為，社會會漸漸演化出來某些類型的隱性契約使人們尊重他人。這些契約即使不是一個社會能夠存在的基礎，至少也對社會有效率的運作貢獻良多。格蘭諾維特對這一理論的批判認為，道德的約束不是無時無刻的，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他舉了一個例子說，一個理智人在離家很遠的餐廳吃飯時如果付了大額的小費，在雙方過去不認識也不太會再發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內容不太會傳揚出去的情況下，除非發生暴力或欺詐事件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

相對于上述兩種解決方式，格蘭諾維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論強調具體的關系以及關系結構，即網絡能產生信任防止欺詐。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個人都喜歡與信譽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們往往尋求比“不欺詐”更好的關于他人名譽的信息。格蘭諾維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論來證明其觀點。他舉了其經典的戲院失火會發生推擠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則不會，正是因為大家相互信任，認為他人的行為是可預測的，所以沒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論對于“市場抑或科層”問題的解釋

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提出了“市場抑或科層”問題：在什么情況下經濟功能會在公司界線內執行，又在什么情況下會越界交給市場。威廉姆森本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在任何情況下組織都以最有效率地處理經濟交易為原則。因此，那些經常發生的、結果不確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資的交易較可能會留在科層組織內；那些直截了當、不常重復又不需要特別投資的交易較可能在公司間進行。威廉姆森對其原因的解釋有兩個：（1）“有限理性”，即將復雜的交易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訴求于權威關系以馴服機會主義。

格蘭諾維特認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維坦》一書中相同的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觀點。公司內科層權力的效能被過度強調了。就好像霍布斯過度社會化觀點下的國家。”“市場”則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具體來說，他從三個方面對威廉姆森的相關理論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蘭諾維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業關系和社會關系，而實際上兩者密不可分。格蘭諾維特引用馬考利的研究，證明組織之間的經濟來往亦具有穩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會使用訴訟解決糾紛。“大家在協調的時候都不喜歡談到威脅要上法院。如一個商人所說‘如果你讓律師和會計師站在一邊涼快，你可以解決任何爭端。他們完全不了解商場上讓東取西的藝術”。“證據一致顯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會動搖公司的采買政策，使他不再重復地向一家或少數幾家供貨商下訂單”。

2.格蘭諾維特認為，威廉姆森忽略了組織之間亦存在廣泛而多樣性的社會互動網絡，這也是信息傳遞的有效途徑。

3.格蘭諾維特批評威廉姆森高估了組織內科層力量的效率。格蘭諾維特引用道爾頓的《經理之人》描述的中集體欺詐行為以證明組織雖然被“設計成完全與由社會網而來的集體行動毫不相干”，但是“當人員流動低的時候，職務之間的關系會增加私人色彩的內涵，最后會改造關系網絡而改變組織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這一批判的最后，格蘭諾維特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市場交易內化成為公司內的交易，的確可以較好地處理復雜而特殊的交易，但卻不能明確的認定科層組織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許交易內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個焦點，給一個緊密連帶的社會關系網絡。”筆者認為，這一結論與其之前的批判論證相左。在格蘭諾維特對道爾頓研究進行解釋時，指出其之所以出現集體欺詐行為正是由于關系網絡對組織的滲透和改變。一方面認為關系網絡是交易內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認為關系網絡會導致組織內交易行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結論

威廉姆森讓復雜經濟活動由科層整合的組織處理來解釋經濟生活中“機會主義”與欺詐的防止及合作與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蘭諾維特則認為，秩序或者失序、誠實或欺詐與關系結構有關，與組織形態則較少關聯。一筆交易是會留在市場還是垂直整合進公司內，要看其他條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網帶來的是沖突、失序、機會主義或欺詐時，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壓力。反之有一個穩定的網絡來處理復雜交易并產生了公司間標準行為模式，就不存在這樣的壓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觀點時，格蘭諾維特 一直注意將自己的理論與功能主義和進化論撇清關系。譬如，在論證社會關系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時，格蘭諾維特也分析了網絡的局限性以強調其不是樂觀的功能主義，以關系網絡取代道德或制度執行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四、筆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蘭諾維特在與威廉姆森的對話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假設和命題。總體來說，筆者認為，其理論是將社會網分析與制度分析相結合、將社會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典范，為后人提出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切入點。譬如，他運用情境解釋的范式對經濟學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衛，認為對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問題考慮進去仍可能是有意義的。因此，筆者認為，“嵌入性”這一概念不僅僅是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范式，更是一種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的新工具。

參考文獻：

[1] 張文宏. 社會網絡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論網絡結構觀與地位結構觀的聯系和區別[J].江海學刊，2007，（5）.

社會經濟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社會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生態生產力；協同發展論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1-0122-03

社會生態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生態關系及其規律性的科學，它同研究動植物或微生物的生態關系的生態學實質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它們都有相近或相類的系統結構和功能，也都存在生態平衡與優化的系統狀態，等等。差異或區別在于：它們在進化的層次上有高低之分，而在系統的調控上則區別于是否存在意識的作用。煙臺大學葉峻教授新近推出的專著《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建構起一門全新的復雜性學科——社會生態學，首創了一個嶄新的社會發展戰略——協同發展論。可以相信并且期待，該書的出版發行是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對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對于生態科學尤其是社會生態學、經濟科學尤其是生態經濟學、社會發展理論尤其是協同發展論等的進一步研究與發展，無疑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和科學理論價值。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這個命題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和基本規范。《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進一步揭示出社會經濟又以社會生態為最根本的基礎即根基。因為社會實踐已經一再表明并且證實，社會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完全取決于由人類主體及其環境客體所構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質量和功能效率。正因為如此，社會經濟的生產、消費等基本環節，統統都離不開社會生態系統的支撐與制約：如果沒有生態環境（無機環境、有機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斷供應原材料和能源，并且調配組合相關社會人才的話，哪怕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社會產品或商品，都根本無法制造與生產出來；同樣地，如果沒有生態群體（經營者、銷售者和消費者）及時經銷和消費這些產品或商品的話，社會生產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系統都將難以為繼。不言而喻，社會生態系統是整個人類社會大系統（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生存與發展的根基。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無論是軍事還是文化，如果沒有社會生態系統為其根基的話，它們統統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顯然，社會生態根基論是對社會經濟基礎論的進一步豐富與深化，也是經濟基礎原理自身的與時俱進和時代創新。

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態根基論的基礎上，《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還提出了諸如“社會平等，必然以社會生態平等為基礎”，“社會公民的人權保障，必然以其社會生態權保障為基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然以在社會生態面前人人平等為基礎”，“天賦人權，不啻就是天賦人社會生態權”，“構建和諧社會，必然以構建和諧社會生態為基礎”，“建設生態文明，必然以建設社會生態文明為基礎”等一系列全新的學術見解和社會理念，從而為包括經濟學特別是生態經濟學、政治學特別是生態政治學、軍事學特別是生態軍事學、社會學特別是生態社會學、法學特別是生態法學、哲學特別是生態哲學、倫理學特別是生態倫理學、美學特別是生態美學等在內的相關學科的科學研究，釋出了許多新的思維與信息。

遵循經濟是社會的基礎這種思維模式，過去我們總是由經濟論經濟，也由經濟論政治，還由經濟論社會的一切。現在，社會生態研究提示我們，今后應當從社會生態來討論社會經濟，再從社會生態及其經濟來討論社會政治，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問題與矛盾，這樣才能及時找準問題的根源，由此而獲得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如，面對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重大社會矛盾和問題，社會生態學揭示，所有這些社會問題與矛盾的實質或根源，統統都是由社會生態系統的失衡或紊亂造成的。要真正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維護人類社會的均衡發展，就必須從社會生態的根基上去著手解決。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分配公平公正、貧富相宜相濟、防治，并由此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安定，維持社會生態系統的平衡與優化。

過去我們對社會生產力的研究與論述，往往忽視生態環境在生產中的作用，即忽視了生態的生產力。所以，傳統的生產力概念是由勞動者（生產者）、勞動資料（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土地、原材料等）、科學技術和管理等要素所組成。顯然，傳統的生產力概念突出地強調了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作用力，從根本上忽略了生態環境因素的力量及其對于人類社會的作用。由此，在引發和助長人類對自然界無休止地征服、改造和索取的同時，也導致自然環境不斷遭受污染和破壞，其結果是不僅加速了生態環境的急劇退化，而且招致自然界持續不斷地報復和懲罰人類。對此，學術界早就有人提出異議：傳統的社會生產力，“它把自然力量這部分生產力刪除了，剩下的只是半邊生產力；它在指導實踐活動時，造成了自然力的巨大破壞，說它是一種致殘生產力毫不過分。”（柯宗瑞，1991）為此，《社會生態學與協同發展論》一書指出，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系統，必須將“自然生產力”或“生態生產力”包括其中；也就是說，一定要把自然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力（自然力或生態力）納入生產力系統中來，即“生產力=生態生產力+社會生產力”。

社會生態學所關注的許多社會、生態與經濟問題，同樣也是生態經濟學必然要面對的一些基本問題，原因在于社會生態學的學科分類上。生態經濟學原本就是社會生態學專門研究社會經濟的學科領域，它與生態政治學、生態軍事學、生態法學、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生態教育學、生態科學學、生態心理學、生態宗教學、生態文化學等相并列，同是社會生態學的諸多分支學科和新的發展方向之一。由此，生態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同仁，應當熱忱歡迎和積極關注社會生態學的建構與發展，以便從中吸收營養和信息，從而更好地充實與完善自己。我們相信并且期盼，隨著社會生態學的建立與發展，生態經濟學等相關的學科領域和研究方向，定將迎來全新的發展。

社會經濟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經濟統計學；數理統計學；關系解析

中圖分類號：C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來，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之間的關系都是我國統計學領域研究的重點。縱觀當前統計學領域當中，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主要分成兩種看法。其一，持“分”的態度，部分學者認為應該將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分別按照各自的理論基礎、內容結構進行分割式的縱向發展。其二，持“合”的態度，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將二者融為一體，通過相互借鑒、相互學習的形式，促進二者之間的和諧共處與進步，從而既可以用來對自然現象進行認知，又可以使其成為社會現象認知的工具，切實地便于人們更好地工作與學習，為統計工作帶來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為了深入探究該問題，本文將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關系進行詳細的解析。

一、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概述

1.社會經濟統計學。社會統計學派的創始人是德國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爾、梅爾等人。他們的觀點融合了更早的國勢學派和政治算術學派，認為統計學在學科性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現象變動原因和規律性的實質性科學。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科學本身不斷地向細分化和定量化發展，社會統計學派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資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視方法論的研究。如今，社會經濟統計學分科包括農業統計、工業統計、人口統計、社會統計、金融統計、國民經濟核算等，是一門涉及范圍相對廣泛的學科。目前，社會經濟統計學活躍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社會經濟統計學是以社會再生產理論為依據，研究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流通、使用各環節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情況的科學[1]。社會經濟統計學主要針對社會經濟各項活動的相關規律內容進行詳細的研究，以反映出國民經濟運行當中的各種數量關系和數量規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為了能準確掌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社會經濟統計研究工作顯得更加重要。

2.數理統計學。數理統計學派的產生與概率論的發展緊密相關。瑞士數學家伯努利對大數定律的論證，法國數學家棣莫弗發現了正態分布的密度函數，以及顛覆經典統計學的貝葉斯理論等都極大地推動了數理統計學的理論發展。數理統計學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界中大量隨機現象數量變化基本規律的一種方法，可分為描述統計和推斷統計。描述統計的主要任務是搜集資料，進行整理、分組，以計算各種特征指標，描述資料分布的集中趨勢、離中趨勢等。推斷統計則是在描述統計的基礎上，根據樣本資料對總體進行推斷和預測[2]。數理統計學在實際運用的層面上，涉及到的范圍極其廣泛，也是一門社會基礎性的學科。并且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數理統計在理論研究和應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層次的發展。數理統計學可以切實有效地利用先進的數理統計知識，為行動和決策提供強大的數據依據。在各類社會問題的處理工作中，都可以通過數理統計學的手段，針對相關數據進行專業的分析和處理，以進行預先判斷并提供相關決策。

二、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關系

1.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聯系。統計學本身起源于對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在奴隸社會制度的早起，需要針對奴隸社會的人口數量以及土地進行丈量與統計，雖然只是簡單的登記和計數，但最初的社會經濟統計學可以說已經出現了萌芽。之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經濟的進步，人們開展了大量的社會經濟統計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社會經濟統計學的應用已經到達了一個巔峰。在資本主義環境之下，社會資源更加炙手可熱，社會分工更加明確。隨著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展開，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經濟統計學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論所研究的問題基本都來自于當時比較泛濫的賭博活動。17—19世紀，不少數學家都對概率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數理統計學隨著概率論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起來，雖然從時間上看，形成要晚于社會經濟統計學，但發展飛速。數理統計并非完全獨立于社會經濟統計，它是在統計學的發展階段中形成的一種分析數據的方法，社會經濟統計學在分析問題時同樣需要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知識的支持。近代，數理統計學的發展勢頭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認為統計學幾乎就是數理統計學。然而社會經濟統計，作為對社會經濟現象的一種調查研究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絕對有其存在的意義。有學者提出，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之間的關系與牛頓的力學和相對論力學的關系十分相似。相對論力學在接近光速時使用，而大多數情況是遠離光速的，此時使用牛頓力學既準確又方便，社會經濟統計學在描述變量時使用，數理統計學在描述隨機變量時使用[3]。隨機變量是隨機現象下的變量，變量與隨機變量的這種聯系揭示了在一定條件下，社會經濟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之間存在可以相互轉化的關系。

2.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相同之處。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具有一定的相同點，都能夠有效地針對客觀的事物進行充分的統計，并且針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趨勢、發展規律進行研究。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夠利用歸納、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問題，并針對問題提出相對客觀，且具有建設性的解決建議。學術界在對于數理統計學進行表述時，都明確地說明了數理統計學是對隨機現象的數量變化進行統計，并對研究對象進行規律性的研究和問題揭示。但是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學術界對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一些學者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是獨立的社會學科，在應用的過程中，一般是將具體時間、具體地點、社會現象中所表現出的經濟活動內涵進行闡述，有效地揭示其數量表現以及規律特點。另一部分學術工作人員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學應該被歸納到統計學當中，并在重大社會事件中詳細地分析出事物發展的規律。在經濟現象的積極引導之下，對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分析[4]。從長期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環境中來看，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的實際研究對象相同，并且兩者都能夠對統計規律進行詳細的分析和探究。兩者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都能夠將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項目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還可以針對部分進行劃分，分別是研究目標、研究客體，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對象的客觀發展規律。

3.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不同之處。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區別與差異也是非常顯著的，其主要的差異有以下幾點：其一，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研究范圍不同。針對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一般是針對社會經濟現狀內容進行分析。針對數理統計來說，不僅可以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而且還可以有效地針對自然現象進行數據分析處理。相較于社會經濟統計學來說，數理統計學所涉及到的應用問題相對比較廣泛。社會統計學雖然研究范圍相對狹隘，但是社會經濟當中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從廣義的層次上來說，社會經濟不僅涵蓋了人們的物質、精神、自然環境的再生產活動，而且社會經濟統計學當中的各項內容又存在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特點。所以，在社會經濟統計學在實際運用的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到研究對象與物質、精神、自然環境等內容之間的關系[5]。客觀來說，社會經濟統計學涉及到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層次領域當中。而數理統計學一般是針對研究對象的自然現象進行研究，利用隨機現象的手段，結合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預測和體現出隨機現象的可能性。其二，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理論基礎存在差異。客觀來說，數理統計學的核心理論基礎內涵便是概率論、統計推斷理論。尤其是針對抽樣推斷來說，更是以概率論的大數法作為核心理論基礎。

總而言之，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作為我國社會學科的基礎內容，都是在統計學的基礎上所衍生出來的內容。客觀來說，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兩者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層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之處，但是在研究范圍以及理論基礎層面當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實際運用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過程中，必須要清晰地認識到兩者的優勢和兩者之間的區別，不能夠將兩者一概而論，更不能將兩者進行分離。另外，社會經濟統計學和數理統計學的研究范圍，在一定的條件下其實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對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學科，相信今后可以相輔相成，繼續發展壯大。

社會經濟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課程內容；社會轉型；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2.7/F0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6－0206－02

作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勞動經濟學是理論性較強的應用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勞動力市場中勞動的人的學問。自哈爾濱商業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2003年招收本科生開始，勞動經濟學就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中的專業必修課，為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相關專業課程提供勞動經濟理論基礎，并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有利地支持著這個專業的發展。

當前，由于經濟社會的雙重轉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形勢正在發生變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斷深化。反映到課程內容，就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系統地闡述西方勞動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同時，讓學生在理論上明確勞動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方向；在應用上引導學生思考我國勞動經濟領域的現實問題，為學生了解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勞動力市場的實踐服務。這既是社會轉型時代的強烈呼喚，也是學科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問題研究

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面臨著龐大的就業人數及社會保障的雙重壓力。值得關注的勞動經濟問題很多。

（一）從宏觀層次來看待勞動經濟問題

1.經濟結構轉型與勞動力市場的調適問題。經濟轉型主要是指經濟結構的整體性變遷過程。經濟轉型必然引起與原有經濟結構相配套的規則與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經濟結構要素的生長亟待制度創新來促進和保障。為了扭轉高速經濟增長所造成的失衡狀態，在經濟發展目標已被社會發展目標取代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如何與各種新的經濟結構要素協調發展；勞動力市場如何消除勞動力短缺與勞動力閑置并存的局面；這都應包含于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內容之中。

2.經濟政策與就業形勢以及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由于中國社會的多元經濟并存，社會結構的全面轉型必然對就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并使勞動經濟問題更趨復雜，如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勞動力的流動，加強了社會對勞動力流動的關注；和諧社會的推進提升了勞動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勞動對資本的依賴；勞動政策對市場經濟的適應、支持與矯正功能，對政治的維護、監督與批評功能等等，也應是勞動經濟學課程的重要內容。比如，憑借“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曾經是“全球供應鏈”中的“世界工廠”。但是，隨著經濟現代化和工業化最初目標的實現，政府正在努力縮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都在上升。從今年7月份開始，深圳市把經濟特區內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1 000元人民幣[1]。這樣的經濟政策將給勞動力市場帶來很大的變化。

（二）從微觀層次來看待勞動經濟問題

1.勞動力的需求結構與輸出結構的沖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練工人到處都是，工廠是買方市場的觀點現在得到扭轉。在廣東，各家工廠不得不以兩倍或三倍的工資吸引工人。然而，隨著工資的增長，工人們卻沒有以過去的速度從農村涌入城市。

2.勞動力供給數量和勞動力需求數量的矛盾。1978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勞動力供給偏緊已經顯現。目前，每年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呈現下降的趨勢[2]。我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行將結束，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現實，必然帶來勞動力成本的提升，產業結構升級比人口紅利期長勢必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這些現實的問題，都是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問題。應該說，勞動經濟學的問世就同工業革命引起的歐洲社會急劇轉型、勞動經濟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也正是對這些勞動經濟問題的研究，使各國勞動經濟學找到了自己的學科生長點。由于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漸進式的改革又是我國所獨有的，隨之而來的各種新勞動經濟問題也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特點，很難用西方的理論體系來完全說明。因此，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內容應該關注這些特殊性。

二、著眼于學科發展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3]。我國當今的社會轉型也為勞動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提供了許多機遇。這些機遇除了表現在社會結構轉型使勞動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為勞動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課題以外，還表現在為勞動經濟學的特色打造與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內容應關注這些新要求。

（一）關于“中國特色”的打造

1.“中國特色”包含著“本土化”的內容。勞動經濟學自產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本土化特色，歐美各國勞動經濟學的發展都有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我國勞動經濟學自恢復重建以來，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也是圍繞“本土化”特色展開的。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國學者著重研究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和經濟轉軌變型初期勞動經濟理論和一些政策；近十年來，重點已經轉移到市場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上來。致力于“本土化”，是獲取學術獨立地位、實現學術社會價值的要求。

2.“中國特色”比“本土化”內涵更豐富。“中國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幾點:在課程建設的指導思想上，要以的經濟學觀點為指導，把現代西方經濟學觀點與我國當前的勞動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在學科發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國情與面向世界、關注現實與經典理論相結合；在學科發展的內容上，要充分考慮中國勞動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復雜性，把統一性與多樣性、民族性與國際性結合起來。提倡“中國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過程的片面性與狹隘性。

因此，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學的課程內容，只有堅持以經濟學觀點為指導，從研究現實的各種勞動經濟問題出發，按照各種問題自身形成、發展與解決的邏輯順序，進行深入地實證性研究，理清其脈絡，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規律，探索其解決對策，逐步積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資料，才能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學知識體系，才能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國現實的土壤，才有可能生發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學理論。但是，在突出中國問題研究的同時，要防止片面化傾向，應面向世界，繼續有重點地翻譯、介紹和評價外國的研究成果，反思國外的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增強同國際勞動經濟學界對話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與創新往往是社會科學發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關鍵在研究視角的轉換。對于社會轉型期的勞動經濟學，其研究方法正在實現如下兩個轉變。

1.從封閉的研究視角轉向開放的研究視角。開放化是時展的大趨勢，這種趨勢也反映在學科的研究方法上。從勞動經濟學發展的歷程看，二戰后，美國勞動經濟學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學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對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吸收。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我國勞動經濟學，同樣應以開放的心態廣泛借鑒和移植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學科的繁榮與發展。

2.從綜合的研究視角轉向分化研究的視角。重視分化研究也是勞動經濟學發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勞動經濟學研究的新趨勢。其實，日趨復雜的勞動經濟現象需要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去分析和認識。

此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充分考慮我國人多地廣發展不平衡的國情，綜合運用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綜合研究與分化研究相結合等方法，開展多層次、多類型的勞動經濟問題的微觀研究與分化研究。

參考文獻：

[1][日]內堀敬則.“中國制造”不再是破壞價格的根源[N].參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芻議[J].江西藍天學院學報，2007，（4）.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 Research on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Labor Economic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DENG Yong-hui， CHEN Shu-ju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