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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中心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國際金融中心；格局變化；傳統；發展

[中圖分類號] F831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Since the outburs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development trend has emerged.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s with the competi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growth is still the internal cause and last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ap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strong and steady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ength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are the base for the r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Though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driving by governments of new economic bodies are increasing， London and New York， two natur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still have competition strength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hange of situation， tradition， development

隨著經濟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日漸加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全球金融環境的動蕩一直未能完全平復。一方面，在世界各國為應對危機而不斷反思的過程中，發達經濟體一向推崇的發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質疑，國際金融發展呈現出相應的新趨勢；另一方面，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相對變化，尤其全球經濟戰略布局向亞太地區的轉移，使國際金融中心格局展現出相應的新變化。盡管來自新興國際金融中心的挑戰日漸增大，無論倫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還是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IFCDIndex）”均表明，倫敦、紐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尚無可能被撼動，強大的國際影響力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被趕超。

一、國際金融發展的新趨勢

金融的過度創新和對虛擬經濟的放松監管，被視為引爆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為應對危機不斷推出各種救市措施的同時，發達經濟體對自由市場的態度有所改變。為規避系統性風險，保障金融穩定和安全，不但對金融市場進行積極的干預，而且著手對既有金融監管制度施以改革，加大金融監管的力度，進一步展開國際金融監管協調，推動金融監管體制的一體化。無論被稱為“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格的金融改革法案”的美國2010年《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還是英國的《2009年銀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抑或歐盟2010年一致通過的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2012年“折中”通過的有關對銀行業進行統一監管的協議，其目的均在于此。G20、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在努力構建國際金融監管的新框架。前者于2009年倫敦峰會明確，加強金融監管，創立更強有力、更具全球一致性的跨國合作及高標準監管框架；發表《加強金融系統》宣言，同意以嶄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替代金融穩定論壇，并擴大監管措施的適用范圍，不但將信用評級機構納入其中，而且首次覆蓋對沖基金，要求今后監管措施必須能夠阻止過度杠桿，采取行動反對“避稅港”等不合作行為。后者于2010年形成《巴塞爾協議Ⅲ》，上調資本充足率下限標準，要求設立“資本留存緩沖”，并在信貸增長過快時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進一步加強對銀行業的風險管理。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監管將更加強調相互之間的超合作。

而改進和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管理，降低對不適當風險融資的依賴，阻止過度冒險與投機，無疑在其中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2014年G20峰會將加強風險防范作為3大目標之一，明確其所承諾的金融監管改革包括加強對衍生品市場的監督。盡管金融創新是國際金融快速發展的關鍵，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實體經濟的發展，但虛擬經濟畢竟源于實體經濟，即使相對獨立也還需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為實體經濟服務。經受過度創新、脫離實體經濟獨立發展洗禮的國際金融市場，在監管之下逐漸調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使衍生產品等金融創新立足于傳統基本業務，既能防止經濟過度虛擬化又可促進實體經濟切實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也因此呈現出與實體經濟更為緊密結合的新趨勢。2011年7月，紐約市長在“未來的紐約”會上指出，太過依賴華爾街經濟是紐約發展的桎梏之一；為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紐約5個行政區多元化戰略還包括生物科技、現代制造業和小型企業。

二、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的新變化

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發展以及地位變化，在極大程度上以自身及其隸屬國家/地區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并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相適應。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實力此消彼長，尤其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提高、全球經濟戰略布局向亞太地區轉移，均在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多層次格局的變化中有所體現。

倫敦金融城自2007年起每年3月、9月GFCI，已成為目前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盡管局限性在所難免，其還是通過相對全面的連續性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的變化。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前4位排名相對穩定，倫敦、紐約地位牢固，是國際金融中心格局毋庸置疑的核心。在2009年9月也就是危機爆發后一年的排名中，中國的深圳、上海均進入前10，分別以695分、655分位列第5和第10，深圳更是首次入圍即登前10榜單；上海還在2010年9月和2011年3月、9月連創新高，以693分和694分、724分達到第6位和第5位，2012年3月以687分排名第8；此后二者均未能再出現在前10榜單之中。從2013年9月、2014年9月、2015年3月的排名可以看出，美國經濟的緩慢復蘇，不但使紐約首次超越倫敦拔得頭籌，而且前10之中還占有3席，舊金山、波士頓相對穩定，芝加哥、華盛頓在第10位上下稍有波動；歐洲經濟仍未能走出泥潭，前10中僅有倫敦和蘇黎世入圍；亞洲經濟尤其東亞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占有4席，除傳統的香港、新加坡、東京以外，首爾自2012年進入前10榜單以來一直名列其中，并在2012年9月以685分上升到最高的第6位，2013年、2014年、2015年得分均在700分以上。這顯然與2007年9月的排名已有很大不同（見表1），來自亞洲尤其東亞的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逐步提升、地位日益鞏固，在國際金融中心格局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歐洲除倫敦繼續領先、蘇黎世相對穩定外削弱之勢較為明顯。

表1 倫敦金融城GFCI排名

注：根據Global Financial CentresIndex（1-17）整理而成。

新華-道瓊斯IFCDIndex報告自2010年開始，以其對國際金融中心成長性的首次關注而受矚目。2014年報告中，名列“成長發展”要素前茅的是上海、東京、新加坡、紐約、倫敦、香港、北京、深圳、巴黎、迪拜，歐洲2個、美國1個、亞洲7個（見表2）。在總共的5期報告中，前10位尤其前6位相對最為穩定，在地域分布上已呈現相對均衡的態勢；與GFCI一樣，紐約、倫敦無可爭議居于前兩位，只是二者的座次剛好相反；東京的位置比GFCI靠前，位居全球第3；香港在2013年才剛剛超越東京來到全球第3，2014年就不僅被東京反超，還首次排在新加坡之后僅列第5；而上海始終位于前10之列，已由2010年的第8、2011年到2013年的第6再進一步，與香港并列第5。尤其需要強調的，與GFCI相似，國際金融中心的位次變動具有較為明顯的規律，歐洲整體下降，亞太及北美均有所提升。除“成長發展”要素評價一直穩居第一外，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金融服務業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為基本目標的金融制度的不斷創新不無關系，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服務水平”要素、由“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子要素構成的“國家環境”要素評價均大幅提升8位，“綜合”排名首次進入前5之列。香港則在“環境”要素評價排名中座次下滑8位，首次跌出前10之列；“成長發展”要素評價，與新加坡提升2位不同，下滑4位列第6。而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2014年全球競爭力排名，香港也自2005年以來首次跌出三甲之列，同樣被新加坡超越、下降1位至第4。

三、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創新和功能演變：關鍵要素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最初同樣為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緩慢而長期的自然結果。但隨著其對國家/地區經濟推動作用的日漸增強和在國際戰略中重要地位的日益顯現，政府逐步介入自身金融業的發展，開始通過規劃有意識地鼓勵和推動本國/地區有條件的城市超越一定的發展階段快速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也因此轉化為一種自覺的人為結果。即，與反映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相互關系的需求反應和供給引導理論相對應，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包括自然形成型和政府推動型。前者由強大的經濟實力所推動，資金需求拉動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經濟和金融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結果；這也是為什么最初的國際金融中心通常產生于發達經濟體，倫敦、紐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通常集國際經濟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于一身。后者由政府強有力的金融政策所推動，資金供給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在經濟和金融尚未發展到相應水平、由政府抓住機遇創造并改善其必要條件跨越式前行的人為結果；這也是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離岸金融業務的興起，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美洲島嶼國家產生了包括新加坡、巴哈馬在內的各具特色的政府主導型國際金融中心，并逐步促成多元化、多層次的國際金融中心格局。由此可見，正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金融的創新，由自發轉向自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完成了自身的創新演變：不但于既有自然形成型之外增添了政府推動型這一創新模式，而且在國際金融中心隨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政府這一人為因素的作用還在增強；即使自然形成型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政府也加大了政策扶持和監管引導的力度。需要強調的是，政府推動型最終要以經濟和金融自身的快速發展為根本基礎，市場和政府相協調正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所實踐。

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簡而言之就是國際金融資源的聚集和輻射，主要包括金融信息集散和價格發現、資源優化配置及風險管理，分為金融市場中心、結算中心、信息中心、管控中心；同樣是在發展中為適應新的需要而逐步提升和拓展，即，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不斷演進。最初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提供貨幣兌換、貿易貨款結算和金融中介；國際金融中心所聚集的金融資源的種類和規模不斷擴大，投融資功能顯現并日漸增強；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倫敦國際金融中心適應世界經濟發展對美元的需求，推動歐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跨國資源配置功能進一步突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分散日漸增加的由經濟金融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國際金融中心的風險管理功能不斷發展與完善。

無論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式創新還是功能演進，經濟發展、金融自由和創新、制度的適宜供給都是其極為關鍵的要素。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實力和腹地經濟，即經濟規模的深度和廣度，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并葆有競爭力的關鍵依托和動力源泉。金融自由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基礎，而金融創新既是國際金融中心模式創新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也是其功能演進的根本途徑。制度的適宜供給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模式創新最終得以實現的決定性因素，還是其功能演進市場作用得以強化的外部推動力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推進，尤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方興未艾，經濟腹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大倫敦、大紐約金融中心圈已現雛形。

四、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共性因素與基本條件

自2010年IFCDIndex以來，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在5項要素評價中有3項，即“金融市場”、“服務水平”、“國家環境”要素排名一直穩居前兩位；“產業支撐”要素，紐約位列榜首，倫敦也在2012年超越東京上升到第2位；即使唯一“欠缺”的“成長發展”要素，紐約、倫敦也均在前7之列，2012年更是僅僅排在上海之后居第2、第3位。

就形成模式而言，倫敦、紐約均屬自然形成型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就類型而言，倫敦、紐約均屬功能中心，是“一體化”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就發展而言，倫敦、紐約均屬自由放任、開放競爭理念的積極踐行者，是金融創新最為重要的策源地。除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信息便利、社會政治環境穩定等通常特征外，綜觀倫敦、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和變革，經濟強盛、貿易發達、實力雄厚，貨幣強勢、金融自由、體系完備，是其得以形成的共性因素；順應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以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取向，適宜適度的金融創新和政策支撐，自然漸進，是其強化競爭優勢、創造相對優勢持續前行的基本條件。

無論倫敦還是紐約，其所隸屬的國家都是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的那個時代最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全球對外貿易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自發選擇、自由發展、自然結果，市場發揮主導性作用，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過程注定相對較為緩慢。雖然1880年美國就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紐約才正式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是在這一相對漫長的時間里，美國建立起現代金融制度，發展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元也被廣泛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和借貸，金融國際化程度大幅提升、聚集和輻射功能兼備，完成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積累。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又增強并拓展了自身的金融聚集和輻射功能，進一步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強化了美國的全球霸權。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顯然，從這一角度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轉換不可避免地與國家經濟實力的興衰、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倫敦、紐約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際經濟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本幣的國際化加速了國際金融資源的聚集和輻射，國際貨幣的強勢地位毋庸置疑。直至20世紀50年代，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變，而改變的原因同樣是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使國際金融中心不必完全依賴國內資金的供給，進而得以相對擺脫對國際經濟中心的依附；倫敦正是以此為契機，通過適時的金融體制改革，在國際經濟中心和本幣地位相對較弱之時重新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除頒布《2009年銀行法案》、《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并于2013年成立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和審慎監管局外，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日益提升，英國再次“盡全力讓倫敦位于全球金融創新的最前沿”。不僅密切關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繼續扮演先鋒角色：2011年把打造人民幣離岸市場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2012年4月啟動倫敦金融城建設人民幣業務中心計劃，2014年10月成為首個發行人民幣債券的西方國家，2015年3月在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中率先正式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由中國發起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面對歐債危機困擾依然顯示出良好的穩定性和持續的發展潛力。盡管如此，經濟發展及其所產生的自然需求，依然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的內在原因和持久動力；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基礎以及由此形成的國際金融實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終得以崛起的基本支撐。而國際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會產生一定的鎖定效應。尤瑟夫指出，不管繁榮還是蕭條，國際金融中心往往能保持很長時間，即使暫時落后也能快速趕上。

[參 考 文 獻]

[1]劉蘭香.巴塞爾III初定一級資本充足率底線增至6%[N].21世紀經濟報道，2010-09-14

[2]陶君道.國際金融中心與世界經濟[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

[3]李清娟，等.華爾街時代：紐約國際金融中心演變及發展趨勢分析[J].科學發展，2013（10）

[4]高長春.戰略金融：國際金融中心生存報告[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5]覃劍.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新趨勢及展望[J].海南金融，2014（5）

[6]尤瑟夫?凱西斯/陳晗.資本之都：國際金融中心變遷史（1780-2009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7]賀瑛，等.國際金融中心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

國際金融中心范文第2篇

十七世紀，荷蘭不以工業立國，而以商業稱雄于世界。荷蘭政府通過創辦規模巨大的特許股份公司，對廣闊的海外商業空間行使專營權和統治權，靠著兩大商業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荷蘭進行著規模巨大的殖民地貿易。東印度公司壟斷了東方的香料，并且在東南亞擁有規模巨大的種植園。西印度公司則壟斷了非洲西海岸、美洲東海岸以及太平洋各島嶼的貿易特權。為了發展海上貿易，荷蘭大力發展航運和造船業，荷蘭當時所造之船，技術領先，工藝先進，生產合理，成本低廉，在各方面都居于領先地位。十七世紀中期，荷蘭人的商船數約占全世界商船數二分之一強，可謂執國際貿易界之牛耳。憑借其先進的船只，荷蘭人的足跡遍布世界，有“海上馬車夫”的美譽，荷蘭也被稱作是大海的女兒，其“人民在海上比在陸地更得其所”。

作為荷蘭的重要經濟重鎮，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阿姆斯特丹，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成為歐洲最大的商港，其轉口貿易與航運位居歐洲之冠。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成為“各地物產和八方財富匯集之所”，是歐洲最大的“倉儲中心”和世界商品的集散地。憑借在商業上優勢和世界貿易中居于主導地位，阿姆斯特丹積聚起來了巨額商業資本，然后又轉化為金融領域的優勢，將銀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險，以及有限責任公司有機地統一成一個相互貫通的金融和商業體系，由此帶來的爆炸式的財富增長，成為歐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并使荷蘭最終確立了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那么，荷蘭人又是怎樣貫通金融業和商業體系的呢？

二、阿姆斯特丹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創新

1.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通過證交所向公眾發行股票融資的公司

荷蘭的證券市場以兩個世界第一而聞名于世。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一家證交所。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通過證交所向公眾發行股票融資的公司。

荷蘭在獨立之前，與西班牙的貿易是荷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1558獨立之后，西班牙封鎖了荷蘭經濟的生命線，荷蘭人決定靠自己去開辟前往東方和美洲的航線。

為了解決遠洋航行所需要的大量資金，1602年，荷蘭人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組織―聯合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第一個聯合的股份公司，成為現代股份制公司的先導。為了融資，它發行股票。早期的股票是記名的，人們來到公司的辦公室，在本子上記下自己借出了的錢，公司承諾對這些股票分紅，后來為了便于股票的交易，荷蘭人又發明了不記名股票。

通過向全社會融資的方式，東印度公司成功地將分散的財富變成了對外擴張的資本。但前10年東印度公司沒有給股東們分紅利。這樣的經營方式為什么能夠得到投資者的認可?這還得從荷蘭人創造的新的資本流轉體制說起。

2.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有組織的證券交易所

荷蘭人在創造了新的公司組織形式的同時，還創造了一種新的資本流轉體制。1609年，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誕生在阿姆斯特丹，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成為在這里上市交易的第一只股票，只要愿意，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們可以隨時通過股票交易所，將自己手中的股票變成現金。這樣就解決了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既不付紅利而也能得到投資者的青睞的問題。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金融發展史上的第一家有組織的證券交易市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標志著金融市場的形成。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不同于原來證券買賣市場，證券市場的股票具有較好流動性、公開性和投機性，交易所交易數額大，交易方式多樣，除了買賣股票、賭漲賭跌，甚至可以在沒有本錢也沒有股票的情況下進行投機活動。

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中，還活躍著超過1000名的股票經紀人。他們雖然還沒有穿上紅馬甲，但是固定的交易席位已經出現了?；钴S的證券交易使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不僅吸引大資本家的參與，而且還有普通的來百姓。一般人的交易必須通過經紀人，因為自己無權進入交易。小投資者要了解股價的高低也只能通過經紀人，因為當時沒有真正的行市。阿姆斯特丹也因此成為當時歐洲最富有魅力的城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再加上荷蘭安全的公共債券，前來從事股票交易的不僅有荷蘭人，還有許許多多的外國人，

歐洲大部分資金都流入這個城市，這里成為當時整個歐洲最活躍的資本市場，大量的股息收入從股票交易所流入荷蘭國庫和普通荷蘭人的腰包。

3.荷蘭人還發明了最早的操縱股市的技術

荷蘭人還發明了最早的操縱股市的技術，例如賣空、賣空襲擊、對敲、逼空股票等。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流亡者，特別具有創新能力，并擅長期貨和期權交易。由于買方和賣方實際上從未見到真實的貨物，而是在空對空的進行交易，因此期貨和期權交易被稱之為“風中的交易”。投機的存在，為市場提供了很好的流動性，使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保持了高度的活躍性和生機。盡管這種投資的狂熱，產生了巨大的風險，最終由于“郁金香泡沫”的崩潰，導致了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的江河日下。但是，作為人類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投機活動，荷蘭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類社會的一切投機活動，尤其是金融投機活動中的各種要素和環節：對財富的狂熱追求、羊群效應、理性的完全喪失、泡沫的最終破滅和千百萬人的傾家蕩產。荷蘭人也在這次人類最早的投機活動中發明了最早的投資技術，這些技術在以后的歷史上被反復應用。

4.創立第一家現代銀行意義的銀行和國際結算銀行

1590-1609年，荷蘭的商業取得突破性發展，擴大到地中海、遠東和波羅的海等地區，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大量的貿易往來使各地鑄幣匯集于阿姆斯特丹，但由于各地的鑄幣并不統一，引起了混亂。為了解決貨幣混亂的現象，1609年荷蘭迅速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這是歷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屬幣兌換義務而發行銀行券的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吸收金屬貨幣存款時，先對其進行稱量和檢驗，然后再據此發行“銀行票據”。這樣，在阿姆斯特丹銀行，不僅大大的方便商人們貿易款項的結算，而且使得存款人感到安全，獲得高質量貨幣的保證，很快阿姆斯特丹銀行就成為歐洲的儲蓄和兌換中心。

阿姆斯特丹市要求超過600弗羅林的匯票兌付必須在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所以幾乎每一個商人都在銀行開有賬戶。阿姆斯特丹銀行負責各賬戶之間的轉賬；除此之外，該銀行還可以兌換貨幣、購買金銀外國貨幣并將其鑄成合法貨幣，因此該銀行還以“威塞爾銀行”（即外匯銀行） 而聞名。該行經常根據硬幣存款以銀幣的形式發放貸款，使借款人能夠獲得清償力。通過這些途徑，阿姆斯特丹銀行發展成為歐洲經營外匯、黃金和白銀的中心。

由于商品交易量巨大，交易次數繁多，阿姆斯特丹銀行不得不把一切都記在帳上，這就使得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了一種允許多方面擴大結帳的匯票體系，為信用票據提供了有效的票據交換所，遲至1660年，阿姆斯特丹銀行已成為第一個國際票據清算中心，這一優勢一直維持到1710年，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能夠辦理國際清算的近代銀行。

三、金融創新提升和擴展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1.提升了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功能

利用股票籌集資金荷蘭人并非歷史上的第一人，但是，荷蘭人卻是歷史上最早使得股票被認可和流通轉讓的人。荷蘭人通過創造新的資本流轉體制，創立歷史上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使得東印度公司股票上市交易。通過這種方式，上市公司股票得到投資者認可和青睞。

為了提高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流動性和活躍度，荷蘭人還發明了多項投資投機技巧，使得二級市場異常活躍，吸引了國內外的投資者和投機者，資本的利得使得投資者的投資目標由獲得分紅轉向了資本利得。這樣，活躍的二級市場為公司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功能。

2.擴展和提升了金融中心的服務功能和中介功能

早期的金融中心主要是為商業服務，為經濟貿易的順利進行提供便利，以及充當簡單中介功能。

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的創新以及“銀行票據”的發行，有效解決了當時困擾商業和貿易中硬幣混亂問題，充分發揮了國際結算功能和流動性轉換功能，方便了國際貿易的往來，節約了款項結算的成本，提高了國際結算的效率與安全，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的發展。

阿姆斯特丹銀行吸收的金屬貨幣存款的稱量和檢驗，使得存款人感到安全，獲得高質量貨幣的保證，這樣，阿姆斯特丹銀行存款很快就成為歐洲的儲蓄和兌換中心，因此，阿姆斯特丹銀行為社會流動資本找到了可靠的存放處，并且資金需求者提供了新的重要渠道，促進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充分發揮了金融中介功能。

3.擴展和提升了國際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輻射功能

國際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輻射功能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是金融中心區別于非金融中心的標志。國際金融中心聚集度決定了金融中心的輻射力，而金融中心輻射力大小決定了金融中心的輻射范圍，金融中心的輻射范圍大小決定了金融中心的層次。阿姆斯特丹通過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聚集度和輻射力，擴展和提供了金融中心的聚集和輻射功能。主要表現在：

第一，創造了新的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帶動信貸、保險、投資等業務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的完整性，聚集了更多發揮金融功能的載體。

第二，集聚了國內外更多地交易者。阿姆斯特丹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吸引了荷蘭國內的投資者、商人、政府、居民和投機者，更多的是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商人、政府、居民和投機者，有著強大的集聚和輻射作用。

第三，聚集了更多的貨幣資金。貨幣資金是金融中心的核心金融資源。地理大發現后，西歐殖民者的海外大肆掠奪和擴張，使大量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歐洲。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歐洲大部分資金都流入這個城市，這里成為當時整個歐洲最活躍的資本市場。1713年后，荷蘭尋求安全投資的資金非常充裕，以致外流而成為英格蘭銀行、南海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的股份，以及英國政府的債務。

國際金融中心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國際金融SWOT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從各國經濟被全球市場聯系起來以后，世界經濟便產生了；有了跨越國境的世界經濟，國際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應運而生。在傳統經濟學的理論文獻中，關于國際金融中心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不過多數學者都認同這樣的說法：所謂國際金融中心，指的是國際金融活動發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國金融機構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國際金融資本的來源地和落腳點（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進一步指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8種共性：（1）擁有完備的金融機構和高度發達的市場體系；（2）日均金融產品交易額巨大；（3）國際金融中心所在國的貨幣是具有國際清算、國際借貸和國際儲備等功能的國際貨幣；（4）執行靈活而富有彈性的金融貨幣政策，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能夠及時便利進入國內市場；（5）具備完善的法律監管制度和嚴格的執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資源；（7）擁有良好的通訊設施和發達的配套服務業；（8）長期的政府公信力與國際承諾。

經驗表明，經濟實力強大的主導國家一般都擁有至少一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而這些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將發揮其巨大的資本集聚和輻射功能，通過資金融通、資本運作來實現資源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的優化配置；并且，金融作為一種相對獨立于其他產業的戰略資源，能夠持續帶來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邊地區投資的繁榮，形成產業的擴張和交易的集聚，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政府財政收入。

二、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的國際經驗

倫敦是首屈一指的國際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稱為“世界經濟的強勁心臟”。倫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指數，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顯示，根據房地產價格、監管、稅收、員工供給、政府反應速度、生活質量及其他因素進行評估，倫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總分1000分)，美國紐約得768分。

（一）為什么是倫敦？

1.競爭優勢觀點。Reed（1989）認為所有的金融服務活動都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們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國際金融網絡體系，各個金融中心都必須具有發展的競爭優勢，才可以鎖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資源，如倫敦就是憑借著濃厚的語言、文化、區位和專業服務能力，在競爭中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局（2008）進一步歸納出10大競爭優勢：深厚的全球貿易傳統；高質量的金融和相關的機構和市場體系；有效、公平已經成為國際基準的監管機制；具有連貫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統；匯集金融、法律、會計、管理咨詢公司，強力吸引投資者、營運商和客戶的集群效應；地處亞洲和美洲時間區，為中東和歐洲服務的紐帶區位優勢；廣受尊重的專業支持服務；大量的世界級實質資產；為國際互動而設的金融基礎設施。

2.貿易誘發論。Powell(1915)認為，17世紀末18世紀初，倫敦是英國的國際貿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圍內的殖民地貿易發展所引起大量結算與融資需要，大小銀行相繼產生并有很大的發展，銀行間貨幣市場由此興起，利用國際匯票這一機制，倫敦迅速從起初僅僅服務于貿易融資的低級中心，發展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Allen（1988）贊同Powell的觀點，他指出，商業和金融服務縮短了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易成本，傳送著財富創造、消費和信息，這些由全球貿易引發的復雜的貨幣流和金融業務必然推動時空集聚，而在特定時期和特點地點形成國際金融中心。

3.實力決定論。H．C．Reed(1981)則認為國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資本的逐利性是推動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決于金融服務的供求關系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和投資以及政府的政策。眾所周知，英國的工業革命和美國股份資本導致國力強大，英國是憑借工業革命帶來的高質量的工業品和低廉的價格，率先成為世界的加工廠。隨著價廉物美的英國工業品在世界各國不斷滲透，英鎊也就成為當時在國際貿易和資本輸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貨幣。最終，作為英國的核心城市――倫敦無可爭辯地成為位于經濟體系最高等級的全球金融中心（參見表1）。

4.自然演進觀點。Kindleberge(1974)從比較經濟史的角度對倫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過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認為倫敦金融中心演進的途徑是：經濟增長(決定)金融市場發展(決定)金融制度變化(決定)金融供給變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觀點，她認為，由技術變革和金融服務的國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變了金融服務業的世界格局，影響了倫敦在內的金融中心制度變化，催生了國際金融供給，并最終促進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

5.政府推動論。Mainelli（2005）認為對倫敦的金融業，政府并非簡單地采取不干預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實際上，倫敦金融體系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過國家或地區有關部門的人為設計、強力支持而產生的，比如，在戰爭和蕭條時期，倫敦金融城通過金融創新和優惠政策，推進金融資源集聚，又如，倫敦金融城和英格蘭銀行及時抓住歐洲美元市場機遇，形成巨大的國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業的國際化帶動國內金融業的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產生互動效應，最終奠定了國際金融中心基礎。

此外，國際金融中心漂移說、“輪式”演進理論、規模經濟學派以及金融地理學派對倫敦金融中心成長加以關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觀基礎進行了研究，強調信息流是金融中心發展的先決條件；金融地理學者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支持了國際金融中心漂移說的觀點，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集聚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成長機制進行了闡釋。

我們認為，倫敦金融中心的發展和完善是經濟主體集聚金融優勢的歷程，她是近900年以來，在英國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業和公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下，通過自然集聚優勢和能動集聚優勢、雙向互動集聚優勢三個方面運作的產物，其作用路徑是：在戰略、領導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過地緣、加工、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網絡等經濟聯系，發現、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區域內部優勢資源，使區域內部優勢資源之間、區域內外優勢資源之間，在合作或競爭的過程中形成國際或國內的高效金融場、經濟極，實現資源的遠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的經驗與做法

我們將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劃分為三個層面：

1.從自然集聚到自覺集聚：基于市場的觀點

從金融地理角度看，倫敦處于紐約和東京時區之間，具有顯著的區位優勢，可以形成一體化的24小時全球交易體系，擔當全球貿易和金融的紐帶。倫敦具有自然集聚的優越條件，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倫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優勢資本。

（1）倫敦吸引了龐大的跨國金融機構。倫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國證券公司，幾乎一半的國際股權交易額是在這里進行的，還管理著28290億英鎊的全球資產。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國公司的數量（453家）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匯收入的三分之一在這里交易，而紐約只有16％，東京9％，新加坡6％。倫敦金融城承攬了全球36％業務量的場外衍生金融產品。近500家外國銀行在倫敦金融城營業，經營著全球20％的國際銀行業務（參見表2）。倫敦金融城擁有全球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和有色金屬交易市場。倫敦金融城還是世界保險和再保險中心，以勞合社（Lloyd’s）為代表的倫敦保險市場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國保險公司在此營業。

（2）倫敦凝聚了獨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與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倫敦就是這樣一個城市，一旦提起倫敦，人們會想到，倫敦是一座馳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傳媒中心和時尚城市。倫敦以她悠久的歷史、斑斕的色彩、雄偉的風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來投資者和金融家產生濃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倫敦本地的居民和企業產生強烈的自豪和歸屬感。

（3）倫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資源集群。倫敦金融城是知識經濟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樣。聚集了歐洲頂尖金融人才的倫敦金融城，像磁鐵一樣吸引更多高級的人才。在倫敦，幾乎世界上所有語種人才都能夠在12小時內找到，類似于精算師、國際律師、高級財務分析師這樣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時為企業或個人提供服務。倫敦擁有數量眾多的大學、學院、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通過“產學研一體化”價值鏈整合，倫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資源集群。

2.從被動集聚到主動集聚：基于政府的視角

“市場偶爾也會失靈”，這已是主流經濟學的共識。在單純依賴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人們就會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門。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也始終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引導和監管。

（1）政商聯合共建金融中心區

金融中心區（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產業發展和金融活動的心臟帶。倫敦金融城就是這樣一個CFD，倫敦金融城擁有便捷的交通、豐富的信息、即時的通訊、高質的辦公設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務運營環境，可以大大節約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夠促進知識型、信息型、清潔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產業的發展。為了在空間上給英國的金融發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間，倫敦還將金絲雀碼頭區改造為新金融區，這里外表端莊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內涵，與整個城市風格協調，且功能性很強的樓群都是近20年內建起來的，規劃更新，設計也更現代化。

（2）高起點制定金融戰略規劃

倫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雙重屬性，對相關業務統一規劃，商業化運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協調、服務、宣傳推介與調研支持。但是，倫敦金融城是服務于整個英國長遠利益，具有全球戰略屬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從政策制定、對外承諾到管理體系，具有長期連貫性，使得外界國家、地區和企業法人對在此地進行經營運作具有堅定的信心和穩定的預期（Mainelli，2009）。英國王室和政府賦予倫敦金融城獨特的戰略地位，職能權限具有很大的獨立運作空間，在戰略機遇出現時，倫敦金融城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靈活執行創新決策權。

（3）注重優質基礎設施建設

倫敦具有國際金融中心所必須的優質基礎設施條件。倫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靈活，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由政府負責立項和投資的公共事業建設項目；二是由私人投資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倫敦聘請世界頂尖級的大師做城市發展規劃，凸顯城市的文化品位、藝術特色、生態標準、建筑質量。一方面，倫敦凝結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同時也是生態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綠化群體；另一方面，倫敦具有先進的公共服務能力，比如：治安、供電、供水、供暖等設備非常完善。倫敦還擁有非常強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國際信息交換能力，作為國際交通中心，你幾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找到飛往倫敦的航班。

（4）兼顧國際準則的柔性金融監管

從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歷史看，一方面政府進行嚴格的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對國內金融要寬松得多的金融環境。一個沒有金融安全保證的金融中心是不會有長久生命力的。倫敦金融城有一個寬松而嚴格的法規體系，作為老牌金融中心，其監管都是國際標準，在制度設計上注重原則，而不是規則。海外投資者只要遵守一組基本原則，就能在倫敦創新。金融服務監管局（FSA）、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三方常設委員會是倫敦重要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貿工部、工作和養老部、職業養老監管局、公平交易辦公室、打擊嚴重欺詐辦公室、國家刑事犯罪情報局也可以根據需要參與金融監管。為了促進金融業發展，金融城的監管也在不斷創新和調整。

（5）及時推動金融技術創新

國際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務“前臺”，這些金融服務機構需要傳送金融資訊、咨詢服務、轉賬業務、安全保障和數據處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質基礎必須建立在大規模的科技投資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計算機系統以及靈敏度和安全度極高的信息傳播體系（參見表3）。倫敦金融城在歷史上較早地應用了電報、電話、計算機以及芯片技術和衛星通訊等技術媒介，以科技創新來體現和保障金融服務業的高效和迅捷的行業特征（Strange，1998）。此外，為有效應對新技術，倫敦金融城在國際金融歷史上較早開發出利率定價體系、AIM市場、私募基金平臺和場外離岸交易等多種金融模式，進行金融方法創新，也取得顯著績效。

3.單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動態的觀點

需要指出的是，倫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單純匯集金融機構，打造良好的基礎設施，選擇合適的戰略規劃，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場道路，執行集聚優勢戰略。

（1）金融單位的互動集聚

倫敦金融城的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金融家族的內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滲透到世界其他的國際金融中心內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戰略，這些金融單位已經能夠融入所在地的經濟文化圈，并對相關區域和國家的價值取向實施控制，根據專業財富管理咨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過300個資產在1億英鎊以上的超級富豪在倫敦開設了理財機構，對家族的財產進行保值增值，同時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左右世界金融局勢；發源于金融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歐洲乃至世界超強金融壟斷家族，他們和美國紐約華爾街金融業（如摩根財團、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內瓦的金融業等保持密切聯系。除了單一家族機構之外，倫敦存在著超過100個“家族聯合機構”，由數個富有家族共同設立，通過分享信息來提高全球投資能力。在一定程度，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國際金融價值鏈串聯在一起的，具有龐大的超級金融實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聯系

盡管倫敦金融城也承認，國際金融中心之間存在著國際稅收競爭、運輸和交易成本、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等挑戰因素（Roberts，2002 ）。但總體而言，倫敦金融城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聯系。一方面，倫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紐約、東京、法蘭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設立了辦事機構，建立了聯系的成效機制；另一方面，在亞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等金融中心，由于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時期隸屬于英國管轄，所以原有的聯系機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謂的離岸金融中心，如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巴哈馬群島、百慕大群島、西薩摩亞、安圭拉群島等，他們和倫敦金融城在業務聯系、信息交流和歷史沿革上，具有強烈的協同性，已經成為整個國際金融體系資本流通虛擬環路中的特殊節點。

三、上海集聚金融優勢的可行性分析

我們通過SWOT分析，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和挑戰（Threats）加以綜合評估與分析，爾后再根據分析結果，對金融資源結構及配置策略加以調整，以實現戰略目標。

（一）優勢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審時度勢，作出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定，這為上海以及整個中國未來發展創造了新的增長空間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級政府的通力協助，也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強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歷史人文。上海具有輝煌的金融歷史，一度被譽為“遠東國際大都市”，歷經百年而凝成的“海納百川”海派金融文化，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營造了獨特的歷史人文環境。

3.實體支撐。上海的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保持均衡發展。與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狀態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業屬于正在成長的“少年”，健康進取，整體創新還有巨大空間，所依托的實體――中國大陸擁有良好經濟基本面。

4.市場體系。上海金融市場體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個由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保險等構成的全國性金融市場體系，核心要素配置齊全，定價機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域內的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學，和域外的劍橋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保持密切聯系?？萍紕撔履芰π酆?，和中國科學院、中歐商學院等機構有著長期的戰略合作。人才儲備相對充裕。

6.監管制度。上海擁有相對健全而嚴格的監管制度。隨著金融試點和人民幣結算產品的創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將有序增加，監管制度也將逐步優化改進。

7.基礎設施。上海為國際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交通、通訊、能源、文化、娛樂和安全等公共項目，上海都處于國際先進水平。核心的現代化金融貿易區更是環境優美、生活舒適、設施齊全、功能完善。

8.區位優勢。中國時區必將形成由一個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和多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連接歐亞大陸、輻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點，相對于香港等地，太陽早升起1小時（張五常，2009），這些都為上海成為金融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二）劣勢

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為，從GFCI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14項指標來看，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發地位。原有國際金融中心處于優勢地位，具有“鎖定”效應，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現有格局，發展超越成為國際級金融中心非常困難（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優勢集聚的基礎上，創造爆發力，這需要以時間換空間。

2.制度瓶頸。上海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必須依托國家行使制度選擇權。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體系居于國際標準地位，顯示了相當的生命力；在外匯政策上，中國資本項沒有開放，上海和倫敦在資金自由流動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對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嚴格要求。和倫敦等國際級金融中心相比較，上海還處于初級階段，經驗相對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聯系。世界上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構成了一個網絡體系，相互交聯。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聯系還處于發展階段，合作缺乏戰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進一步加強，人員學習、培訓和互換亟需推進。

5.金融生態。在GFCI指標中，商業環境指標體系中就有經濟自由度、透明指數、腐敗指數等，在這些指數測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質、文化傳承和工作態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機遇

上海市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正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確立最適合上海發展的戰略路徑，消除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的束縛，上海市完全有條件實現跨越式發展，逐步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1.金融“?！敝杏小皺C”。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一個金融中心洗牌的過程，傳統意義上的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給上海帶來發展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機遇。

2.國際資本轉移。發達國家金融界大規模的裁員降薪，為上海獲取相對廉價的高端人才提供機遇。金融危機沖擊發達國家資本市場，資本回報率急劇降低，不少企業需要進行戰略轉移。這使得上海成為“資本避風港”，廣泛吸收海外溢出資本。

3.2010年世博會為上海金融助力?！笆啦┚皻狻毙獙τ谏虾＝ㄔO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顯著的帶動作用，世博會所帶來的直接、間接商機，將成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動力。

4.空間擴展。上海通過將原南匯區和浦東新區“兩區合并”，形成了“新浦東”，這樣可以集約化利用土地資本，拓寬區域發展空間，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區建設提供有效載體。

5.政策機遇。隨著中央戰略的確立，上海在國內率先進行人民幣國際結算的試點，隨著這一試點的擴大，未來上海將可能發展成區域性的人民幣清算中心，這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新的契機。

（四）挑戰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確的，但是僅此還不夠。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僅是一步之遙，但是由于各種挑戰的存在，上海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很多。

1.制度。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和相關市場制度的缺失，導致金融秩序的混亂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這對上海金融中心建設構成挑戰，具體包括：相關市場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創業、自由定價、要素自由流動等制度，在金融領域主要涉及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監管體制、監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變革和創新。

2.國內競爭?，F行的行政區劃與干部制度，導致地方政府各自為政與地區間經濟的分割和惡性競爭，使得產品、要素、資金、信息的跨地區流動面臨眾多人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慶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資源展開無序競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發展定位不明確。

3.國際競爭。所有的金融服務活動都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個金融中心存在著激烈的資本競爭，比如，倫敦和歐洲大陸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監管協調上，曾發生過沖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東京就亞洲的金融資本也曾展開過激烈的爭奪，因此，上海必須打造出強大的競爭優勢，才可以取得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運用專家評分方式，結合問卷調查，整理指標體系和戰略矩陣，以得出相關結論。我們認為，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打破常規，實現跨越式發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和運作符合國際開放要求、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高端資源，勇于消除無形的、不合理的內部或外部制度束縛，積極升級自身體系勢能，增量發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實力，進而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第一，以功能建設為先導，建設金融優勢集聚的基礎平臺。功能建設比形態建設更為重要。倫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場，除了特定的歷史淵源外，關鍵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環境能夠充分滿足金融服務的需要。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是全國唯一以“金融貿易區”命名的國家級開發區，規劃面積28平方公里，已遠遠超過倫敦金融城的面積，相鄰的外灘金融區在形態建設上也已經具備規模。今后的重點，應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設上，從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由于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發揮聚集效應，攤子過大反而會影響其作用的發揮。

第二，以政策協調為保證，提供金融優勢集聚的戰略保障。國際金融中心幾乎都是在國內金融中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英國各主要的金融監管機構如英格蘭銀行、英國金融服務局等均位于倫敦市內，這使得她不僅是一個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個金融決策中心。這種安排使得金融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發揮金融中心的整體集聚和輻射作用。由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國家層面的戰略支持。上海應該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優勢，應繼續爭取并落實中央政府在機構設置、業務創新、金融監管、干部調配和法制建設等方面對上海的指導和支持。

第三，以對外開放為動力，開拓金融優勢集聚的發展遠景。全方位打破壁壘，寬領域擴大對外開放，加速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和跨國金融機構入駐。與其它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倫敦金融城的國際化程度或開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適當借鑒倫敦市場的經驗，仿照勞合社的市場組織形式，設立固定的保險交易場所。鼓勵和吸引大型跨國集團的總部或地區總部、國際著名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落戶上海，以完善國際金融中心的服務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幣金融產品中心，積極發展開放型、多層次的直接融資體系，要引入更多的商業金融債、企業債、商業票據等，推動債券跨市場交易，培育機構投資者流動性管理、風險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創新為突破，創造金融優勢集聚的裂變單元。金融創新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不竭源泉。上海應該加快“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設，管理層可以借助SHIBOR與上證指數的雙向波動溢出效應，促使SHIBOR及早廣泛進入各類金融產品的定價，如金融債、企業債、短融券、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票據轉貼現與回購、同業借款與存款、商業銀行內部轉移定價等等，運用利率手段調控股票市場，改善和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果，使其真正成為中國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倫敦同業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資本為根本，加大人才優勢集聚的規模效度。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針對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資本發展現狀，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優勢，大力引進包括專業外語人員、高級商務師、國際反避稅師、頂尖跨國精算保險分析師等高端緊缺人才。此外，還要增強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設，加大和國內外頂尖的金融領導者交流互換，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資源集聚體系和環境。在戰略上始終做到高度重視金融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發展成為一個海內外知識型人才優勢的聚合創新體。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國博士后基金面上資助（項目批準號：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資助（項目批準號：09YJC790087），同時，在研究過程中，得到英國倫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衛報Elliott先生、英國杜倫大學張志超教授等專家學者的悉心指導，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2.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學院和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倫敦周邊的牛津和劍橋都是英國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倫敦金融城與金絲雀碼頭的發展規劃，到2016年，將有超過20萬個新職位在該地區落戶。而在倫敦金融城老區域，到2016年，辦公面積將增加2500萬平方英尺，從業人員將增至40萬。

4.倫敦金融城政府還有一個重要職能，對影響倫敦金融業發展的有關重大問題組織調研，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免費提供給有關部門和企業。如2007年就組織了25項調研報告，其中關于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調查報告在全球引起廣泛關注。

5.比如為了推動倫敦碼頭金融區的開發，英國投入了大量資金，主要用于購買和平整土地、環境整治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投巨資興建了35公里的無人駕駛輕軌系統和倫敦城市機場。倫敦還在建設金絲雀碼頭金融區的新的地鐵站、環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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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國際金融中心范文第4篇

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金融中心建設，近來可謂好戲連臺：先有北京“金融立市”，后 有金融街、CBD“搭臺唱戲”，若再算上滬、深兩市“人同此心”，所謂“競爭”態勢似乎 隱現。

當然，按照李揚先生的見解，“對于國際金融中心排他性的認識是錯誤的，每個城市都 有每個城市的特點，中國的三個城市各有比較優勢，各有發展成不同特點國際金融中心的可 能，認為只有一個城市可以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思想是‘惟我獨尊’”。這種開放的心態 ，自是金融中心建設所必需的。

而問題是，關于金融中心建設，我們需要看到各自的優勢，但或許更需要看到自身的不 足。關于此，一個現實的判斷是：國際金融中心，離我們還很遠，而其中的難點，更是全局 性、歷史性、制度性的。惟其如此，我們在為各自的城市乃至城區勾畫美好前景的同時，更 應帶上必要的審慎、務實態度。

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指出，就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而言，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主要難度體 出在兩個層面：一是經濟規模約束；二是體制約束與環境約束。她認為，由于經濟規模是經 濟發展的產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膨脹，因此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解決體制難點和創造良好 環境上，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立足于制度創新。

而胡祖六先生更將這一問題具體化，他將障礙因素歸結為：資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動；金 融體系欠發達且發展不均衡；法治與監管框架不健全；高賦稅；缺乏自由傳播的資訊；人民 幣不可自由兌換。對此，他的建議是開放市場，借此引進國際先進經驗、技術與最佳慣例， 促使境內市場與國際接軌。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或可明白，金融中心建設，無論是創新，還是開放，都是放之四 海而皆準的要件。同時，作為能力及認知的體現，對于他們的考量，需要置于動態、連續的 過程。

而從國際經驗來看，一系列城市的興衰史，亦足以證明上述觀點的規律性。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下結論：對于內地的具體城市，無論其定位、目標于何種層 次、功能的金融中心，起點、路徑的不同，并不矛盾于他們面臨同樣的不足并需要同樣的手 段予以消除。成功者未必只有一個，但成功者一定是很好地實現了這一點的。

因此，以務實的態度來談這個問題，我們大可不必太過強調不同城市間可能存在的競爭 ，而應更多地看到：在他們之間，首先，合作是主流，沒有整體環境的改良，國際金融中心 只是空中樓閣；其次，建設的過程是并行不悖的，而無論其起點、結果的不同。

國際金融中心范文第5篇

確如尤瑟夫·賽西斯所言，盡管經歷了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金融危機，歐美國際金融中心的霸主地位依舊。英國倫敦智庫Z/Yen集團在業已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老牌金融中心倫敦依舊占據榜首。

但是亞洲市場顯然不甘一直屈居人下，對國際頭號金融中心的寶座一直虎視眈眈。風光了近幾個世紀的倫敦，還能繼續保持著全球頭號金融中心的位置么？

受歡迎的亞洲市場

“在爭奪倫敦全球金融中心寶座問題上，法蘭克福和巴黎都不是倫敦的對手，亞洲才是。”渣打銀行副主席哈里斯日前表示，國際金融中心的轉移不可避免，倫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受到來自香港和新加坡的極大挑戰。

關于頭號金融中心會被亞洲取代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話題，2008年次貸危機給美歐市場金融業造成災難性影響，一時之間各種“亞洲中心論”甚囂塵上。匯豐控股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預期金融市場中心將由華爾街和倫敦移向亞洲。羅杰斯（Jim.Rogers）也曾宣稱“倫敦氣數已盡”。緊接而來的歐債危機又使得這種言論繼續發酵。

之所以投資者把眼光一次次投向亞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經濟增長重心逐步轉移到亞洲，其中以中國、印度、印尼為代表。亞洲經濟增長快，預示著這一地區機會更多，國際銀行把更多的目光和業務重心放到亞洲。在各大銀行縮減在歐美業務之后，它們加快在亞太主要金融中心的排兵布陣，以搭上亞洲金融業務發展的快車。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亦在今年七月宣布在新加坡設立的分行正式開業。

“火箭”式的經濟增長速度，再輔以超高的市場儲蓄率，其中東南亞儲蓄率為全球最高，資金擁有著充裕的流動性，跟著資金走的全球銀行家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投資回報率高的“天然大金礦”。更多在亞洲投資的利好消息傳來，在商業銀行業務方面，家族控股企業急需資金進行業務擴張；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提高。

而在此次歐美受到沉重打擊的金融風暴，對于亞洲金融市場的打擊卻是微乎其微。此次的歐債危機，亞太地區銀行被認為沒有持有大量歐洲債務產品，它們不會受到歐債危機的太大影響。金融行業向來都是此消彼長，歐美普遍不景氣，亞洲自然受到了追捧。

在爆發金融危機的當下，歐美民眾蒙受了損失，普遍認為銀行專業人士為“騙子”，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亞洲國家，它們紛紛加快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銀行專業人士面對的社會環境也較友好，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也歡迎著專業金融機構的到來。

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這場災難，亞洲新興市場國家金融中心在吸納資金流入與對沖金融風險的能力上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種趨勢將持續下去。亞洲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新加坡，下一個中心？

相比較紐約、香港、蘇黎世，新加坡成為未來國際金融中心的領頭羊為眾多業內人士所看好。在英國倫敦智庫Z/Yen集團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GFCI）中，受訪的國際金融界人士認為，今后將變得更加重要的金融中心，新加坡、上海和香港名列前三位。

即使新加坡被普遍看好，成為全球頭號金融中心的道路也并不好走。在倫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競爭力包括“五個核心要素”：人才、商業環境、市場化程度和基礎設施，以及在上述四個領域領先的總體競爭力。倫敦在這五個方面都牢牢把握著頭把交椅的位置。一個真正頂級的金融中心，是在全方面都保持著領先的位置。

成為亞洲頭號金融中心，才能夠有資格去叫板歐美金融中心。而在亞洲，東京受累于日本經濟萎靡不振的影響，早已經跌出了頭號金融中心的爭奪戰。而首爾則由于其強烈的本土保護傾向，對外部投資家采取限制的態度，在研究機構科爾尼的《2012年外商直接投資信心指數》中名列倒數第二。只有香港，才是新加坡邁向頭號金融中心的真正對手。

從已公布的數據分析，新加坡超越香港似乎是遲早的事情。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數據中，新加坡的增長幅度在前四大金融中心中穩居首位。新加坡在這份榜單中得分為759，香港則是761，得分數值之差僅僅為2，這是香港超過新加坡之后兩者得分靠得最近的一次。而增長的數值，新加坡是34，香港則為28。

香港的最大優勢是大陸資源。龐大的中國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熱潮，一直是香港股票金融市場持續發展的動力。2009年至2011年間，香港市場的新股發行融資規模（IPO）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而隨著中國政府規劃在2020年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不禁讓很多業內人士擔心，中國政府還會持續投入那么多資源到香港去么？

香港受累于與上海的金融中心之爭，而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則是沒有對手。新加坡把自己定位成“東方瑞士”，重點發展資產管理和私人銀行業務，在業已公布的《2013年全球私人銀行/財富管理調查》中，普華永道預測新加坡將在兩年時間內取代瑞士成為世界財富管理中心。此外，新加坡的大宗商品交易，包括現貨、期貨交易，也很活躍。托克（Trafigura）、嘉能可（Glencore）、維多（Vitol）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商正在通過新加坡不遺余力地開展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