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第1篇

各區、縣規劃局、財政局：

為貫徹執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北京市城市建設臨時用地和臨時建設工程管理暫行規定》（京政發〔1988〕22號），現就有關的財務處理作如下規定：

一、按照《北京市城市建設臨時用地和臨時建設工程管理暫行規定》，市、區（縣）規劃管理局收取的臨時用地費和臨時建設工程費按季上繳同級財政。然后，財政根據實際需要撥給市、區（縣）規劃管理局一部分經費。

二、財政撥給的經費主要用于補充業務經費，改善辦公條件等。

三、市、區（縣）規劃管理局要對收費、上繳加強管理，健全財務制度，應上繳財政的要按規定按時上繳。

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第2篇

新課程標準規定語文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這不開語言材料的積累。學生說話和作文是調動自己平日的語言積累和語言經驗，用以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一個人語言積累、語言經驗越豐富，他表情達意也就越流暢、越準確、越生動。要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只能依賴于豐富的語言材料和語言經驗。我們在教學時應直奔語文教學的主題：積累運用語言，真正教學生學習“語文”，而不是學習“關于語文”的那些東西，進而形成一個積累的體系，提高表達能力。

一、在誦讀中積累，在情境中積累。

語文教學要抓語言，語言教學要抓語感，語感教學要抓誦讀。漢語詞匯豐富，運用靈活，可以培養學生對語言的敏銳感受力、欣賞力。

1、提倡多讀多背。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兒時誦讀過的名家名篇、兒歌，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記憶猶新，表達瑯瑯上口。對于其中的一些語言現象早已潛移默化地形成于自己的語言結構中，并且不時地在用。當然我們可選擇有價值的語言進行積累。

（1）富有表現力的詞語，如描寫人物神態、動作語言的詞語，描寫山川河流、自然百態的詞語……還有成語、諺語、歇后語等。學完每篇課文后，要鼓勵學生把諸如此類的詞語抄錄下來。如教學《美麗的小興安嶺》時，可結合“思考?練習”第三題，請同學們畫出課文中用得準確、生動的詞語，讀一讀，體會體會，然后將它們抄錄在閱讀筆記上。

（2）富有表現力的句子，如教學《富饒的西沙群島》一課，可以通過讓學生反復誦讀作者對海水色彩、魚的各種樣子描寫得十分生動優美的句子，然后在抄下來，讓學生做積累語言的有心人。另外還有細節描寫具體生動的句子等等也可以積累。這樣做不僅使學生積累語言，學習表達，還能使學生學習如何觀察。

（3）富有哲理和意蘊深長的詩句。這樣的句子詩句不僅可以在平日上課時積累，在課外閱讀時也可以進行積累，還可以聯系課文內容，補充積累的素材。如在學生朗讀、感悟理解好《黃鶴樓送孟浩然于廣陵》這首詩后，我們可以適時推出《贈汪倫》、《送元二使安西》、《送杜少俯之任蜀州》等一系列送別的詩，并引導背誦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海內存知，天涯若比鄰”等等，使得學生對離別愁緒有更多的感觸。

（4）運用修辭手法的句子，如排比句、擬人句、比喻句等句子。積累這樣的詞句，不僅使學生領悟語言的表達方式，還能使學生從中學習怎樣進行聯想和想象。

新課程標準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所以我們教師一定要從對下一代負責的高度出發，抓好學生對于語言的背誦積累。

2、引入情境，進行積累。

小學生積累語言是伴隨著清晰的表象和正確的理解不斷深化的。因此，積累語言要依據語言文字，進行定向引導，進入語文所創設的境界，進行積累。如學習《桃花心木》一課之后，可設計一道填空題，讓學生填上新學過的重點詞語，使學生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進行幾組近義詞的辨析。如，在括號里填入與句意貼切的成語：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應接不暇、琳瑯滿目。A、在博物館里，陳列著各種奇珍異寶，古玩文物，令人（）。B、老玉器店里陳列著花草、鳥獸、人物等各種玉雕展品，栩栩如生，真是（）。C、各種各樣的鳥兒歡叫著向大榕樹飛去，令人看得（）。D、商店里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商品，真是（）。學生要想做到準確填空，必須仔細品位每句的語境。這樣的練習，比簡單的抄抄背背好得多。

二、依靠積累，培養學生閱讀感悟能力。

語言的積累，不僅是字、詞、句、段、篇的積累，同時也是思想的積累，認識的積累，文化的積累，是一種綜合性的心理活動。背誦“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積累詞句的同時，不也可以領悟到“站多高看得遠”的道理嗎？誦讀“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能不受到詩人那種對家人深切思念之情的熏陶嗎？而這種閱讀感悟能力又是一種語文綜合能力，是衡量一個人語文素養的重要標準。閱讀感悟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有效的積累，語文能力的綜合反映，這需要反復鍛煉，在積累中逐步養成。沒有一定的語言材料的積累，就是說，不認識足夠數量的字，比較常用的詞語沒有內化為自己的語言儲備，對常用的句式十分生疏，閱讀就無從談起。沒有一定的認識能力，沒有一定的文化積累、，要深切地感受、理解文字材料，也會遇到許多困難。因此我們要教會學生依靠積累走進語言，感知語言。讓學生與語言多次面對面地接觸，品嘗語言的“原汁原味”，使課文中蘊涵的倫理道德、人間真情、人文境界，民族尊嚴等感染學生，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

如《桂林山水》中描寫山、水景色兩段文字，運用了對比、排比、比喻等多種寫法。教學中，可以通過引讀、對讀和吟讀等多種方式，不但積累了語言，同時也領悟了這些描寫方法。對學生理解桂林山水的特點、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和增強自身的語言美感都有積極作用。

這樣的閱讀訓練既有利于對文章內容的理解、文章感情的體會，又能使學生揣摩意會到語言的表達方法，增強了整體感悟能力。

三、積累、感悟、運用，三維互動。

新課程標準指出：“閱讀是搜集處理信息、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途徑。“因此教師要組織、協調學生對文本積累、感悟、運用的三維互動。

1、在運用中學會積累。

我們教師可經常組織學生交流見聞、交流讀書心得，組織學生在情境中討論、辯論等，讓學生在交際中學習語言、運用語言。習作時，引導學生經常小練筆。如仿寫：可仿句式，仿修辭手法，仿立意；又如寫觀察日記、寫讀后感，可側重引導學生體會語言的表達。學生有較強的表現欲，在他們有了初步的寫作能力后，教師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向少兒報刊投稿。在寫稿和投稿的過程中，學生會更關注少兒報刊的閱讀，特別是同類題材同類體裁文章的閱讀。這類練習，既能促進學生寫作興趣、表達能力的提高，又能積極促進學生語言的積累。

2、將積累、感悟的語言進行實際的運用。

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第3篇

在我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中，古詩文是一顆璀璨的明珠。它不僅映射著中國文化的文學之美，而且蘊含著中華民族的胸懷、風骨、智慧、情趣，她對于培養學生的高尚情操，鑄造學生的健全人格，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為學生打開這扇文化藝術寶庫的大門，讓古詩文這顆明珠更亮、更具光彩，筆者就自身的教學實踐談一些體會。

一、有效誦讀——讓學生“腹有詩書”

（一）“流行”制造興趣

兒童心理是很重模仿的，如果他看到很多人都讀，就比較有興趣，就好像兒童不一定喜歡上學，但人人都上學，他就上學了。也并不一定都喜好鋼琴，喜歡英文，但大家都去學，他也就不排斥了。所以一人讀古詩文較難，同學一起讀，則興趣將會大為提高。為此，我把班中學生分成幾個學習小組，每組選擇一個比較能干的同學作為學，然后將《課程標準》后面附有的古詩文背誦推薦篇目70首印發給每位學生，讓組長組織組員利用周一至周四早讀每天讀一首，周五組織復習，組長可不斷創新學習、復習方式。當然，其間教師要點燃學生養成習慣的欲望，注意發揮組長的組織功能、帶頭功能，保證好習慣在足夠的時空內發展。時間長了，學生自然就養成了誦讀的習慣。

（二）“活動”維系興趣

教師必須經常給學生的誦讀以強化，維系誦讀興趣。可以開展豐富多采的行之有效的古詩文誦讀活動，如，舉行“古詩快樂營，歡樂大家庭”的賽詩活動。以學習小組為單位進行比賽，活動分“個人背誦”、“古詩接龍”、“小組賽詩”、“誦讀成果展示”四個部分，這樣每個學生都有展示自己的機會，充分調動了每個學生的誦讀熱情，從組長到組員都全身心地投入，作了充分的準備。

在“誦讀成果展示”中，孩子們于古詩的真的很多。翻開他們五彩斑斕的手抄報、詩配畫，只見一首《憶江南》的下面，白居易正捻須眺望南國美景，而“小荷才露尖尖角”之側，一朵碩大的荷花卻早已悄然怒放……還有那一本本裝訂精美的讀后感中，孩子們把自己誦讀古詩文的心得、體會，一點一滴記錄了下來。其中有一位同學這樣寫道：古詩文像優秀的教科書，讓我們領略自然風光的秀美，祖國山河的壯麗；古詩文像歷史書，告訴我們古代的歷史以及風土人情；古詩文像品德書，影響我們的舉止、習慣，教我們怎樣做人；古詩文像作文指導書，教我們用簡練的語言、恰當的比喻。

（三）“成就”提高興趣

讀得愈好就愈喜歡讀，所以教師要維持其成就感。對功課好的學生，固然要多加稱贊，讓他有成就感；對功課差些的學生，只要稍有進步，就應當場表揚，加以贊賞，這樣也會讓他得到一種成就感，從而提高他們的興趣。

（四）“獎勵”激勵興趣

獎勵的方式很多，可以是記點數而給獎，獎品可以是一顆五星、一張卡片、一個本子等；也可以給分數，寧可給高分，有恩惠而不花費，空歡喜也有效果。只要學生每天堅持在課外讀一首古詩，教師就要給其鼓勵，學生誦讀的興趣才會持久。

古詩文誦讀的有效開展，讓學生們徜徉在中華悠久燦爛文化的殿堂里。學生們在“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理念中體驗到了惜時的重要；在李坤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中懂得了糧食的來之不易；在“春風又綠江南岸”中品賞了古詩選詞煉句之精妙；在“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中感受了意境之高遠。學生在不斷地誦讀中感悟到了中華文化的淵源流長、博大精深，豐富了他們的積累，真正做到了“腹有詩書”。

二、對話生成——讓語文學習“詩情流淌”

用尋找美的眼光去審視語文，語文是美麗的；用創造美的眼光去構建語文，語文是詩意的。學生帶著“詩人”的情懷去感受語文生活，會從一滴水中窺見斑斕的彩虹；會從一株嫩芽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會從陣陣蛙聲中看到豐收的景象……

因而，語文學習要讓學生用“詩人”的目光去感悟，用“詩人”的情感去表達，在盎然的詩意中享受語文生活。

如在《》一課的教學中，在學生整體感知這首詩的基礎上，我讓學生自由組合研讀小組，閱讀詩歌，并將課前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提煉、重組，釋句解疑，提倡創新性地閱讀。然后請同學們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說說研讀的收獲。提供的方式主要有：1、我想為同學們說說詩中詞句的意思；2、我想為同學們朗誦一首有關的詩詞；3、我想為大家講一個故事；4、我想為大家介紹的線路；5、我想朗誦一段關于的感人至深的文字……學生在與文本的對話中，在與同學的交流中，在個性化的表達中，細數中的壯美故事，述說中的艱難險阻，走進了時的艱苦歲月，感悟了的大無畏精神和英勇豪邁的氣概，從中受到心靈的震撼，使情感得到積淀，達到不寫詩無以言的境地。于是，在此基礎上，我引導學生編寫詩句，揮灑才情，努力營造一種學生與詩人共舞筆的教學意境，讓學生的情感得到釋放。有的學生寫道：“漫漫征途二萬里，路難水長敵狠毒。但喜無畏又豪邁，英勇氣概蕩乾坤。”有的學生為《》這首詩作了改編：“不怕遠征難，千難萬險只等閑。巧渡金沙心歡喜，飛奪瀘定人悲壯。四渡赤水出奇兵，血戰湘江寒敵膽。不愧人民子弟兵，鋼鐵長城衛中國。”……一首首詩體現了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對情感的表達，也體現了學生自主與合作的精神，還發揮了學生的才能和創造力。

這次的嘗試，不僅激發了學生創作詩歌的熱情，也使我認識到：在教學中，發揮學生的自主能力，讓他們用詩的形式去體會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字，也是一種方便有效的途徑。

于是，語文課上，學生充分感悟文本之后，一句句優美流暢的詩句從他們心中自然地流淌出來；課外閱讀活動中，一首首小詩像一朵朵花兒一樣不斷地開放；更讓人欣喜的是好幾位成績較差的同學也“詩興大發”，主動找上門來：“老師，我也寫了兩首詩，您能給我看看嗎？”一臉的興奮。是啊，還有什么比興趣、主動來得更重要呢？下面不妨采擷幾朵詩潮中的浪花：

桂 林 山 水梅 花漓江靜水似翡翠，吾家墻角有枝梅，桂林危峰雄姿聳。嬌小美麗讓人贊。鳥語花香千里碧，不求人夸顏色好，人間少有神仙居。傲霜斗雪才是它。

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第4篇

論文內容提要：盡管龐德本人以及中外學者將龐德的詩作“在地鐵車站”視為俳句，但是，該詩所具有的日本俳句的特性其實并不典型，更多的則是漢語詩歌的重要品性。就藝術形式而言，該詩所接受的漢詩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包含兩個復疊對比形象的典型的對偶句的特征，二是詩律學意義上的“字”這一概念的介入以及以此作為衡量單位所引發的詩律學上的探索和變革。而這一變革更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和文化價值。

Abstract: Although the famous poem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is regarded as haiku poem by Ezra Pound himself and some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we think that the features of Japanese haiku of this poem are not typical， and actually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portant quality of Chinese poetry. Artis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n this po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e is the typical parallelism which has the contrasting imagery of the two lines， and the other i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word” on the versification of English poetry that causes the prosodic expl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t is this transformationthat has its unique func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urse of China-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Ezra Pound haiku Chinese poetry parallelism prosody

龐德的“在地鐵車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英美詩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意象主義詩歌中最為著名的一首。該詩雖然只有短短的兩行，卻最能反映龐德的意象派詩學主張。對于這一首詩的藝術形式，由于龐德本人發話在先，人們無不例外地認為它是日本俳句式的詩作。盡管人們認為龐德是“二十世紀對中國詩最熱情的美國現代詩人”（趙毅衡 17），可是對于“在地鐵車站”的漢詩特性，人們則鮮有論述。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學者干脆將此詩列為俳句的范疇。①我國也有學者認為：“此詩可謂學習日本俳句而用英文寫作的登峰造極之作，表現了龐德刻意學習東方文字的銳志和巨大天才”(齊一 46)。

然而，無論龐德本人和一些評論者怎樣堅持該詩如何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我們只要仔細分析文本，僅從藝術形式方面就可以看出這兩行詩中所具有的漢語詩歌的重要品性。

一

關于這首詩，龐德曾在1916年回憶錄中作過介紹：

三年前在巴黎，我在協約車站走出了地鐵車廂，突然間，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一個，又看到一個，然后是一個美麗兒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那一天我整天努力尋找能表達我的感受的文字，我找不到我認為能與之相稱的、或者像那種突感那樣可愛的文字。那天晚上……我還在努力尋找的時候，忽然找到了表達方式。并不是說我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出現了一個方程式。……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許多顏色的小斑點。……這種“一個意象的詩”，是一個疊加形式，即一個概念疊在另一個概念之上。我發現這對我為了擺脫那次在地鐵的情感所造成的困境很有用。我寫了一首三十行的詩，然后銷毀了，一個月后，我又寫了比那首短一半的詩；一年后我寫了這首日本俳句式的詩句。（黃晉凱 150）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不管龐德如何聲稱，還是以文本為實：“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這幾張臉在人群中幻景般閃現：/濕漉漉的黑樹枝上花瓣數點) （飛白 1145）。對于龐德的這首短詩，我們從創作及修改時間上進行考察，就可以感覺到漢詩對他的影響。從時間上看，龐德正是在1913年對漢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龐德系統閱讀漢詩也是發生在1913年春夏。而到了1913年10月，他早已讀了法文版的孔子和孟子的著作。而且我們對文本進行分析，僅從藝術形式上也不難看出，這兩行詩有著漢語詩歌的一些重要特色。概括地說，這些特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偶句的特征；二是詩律學意義上的“字”這一概念的介入。我們從這兩個角度來對該詩進行分析，更能看出該詩所接受的漢語詩歌的影響。

二

先說該詩所具有的漢詩對偶句的特征。對偶句是漢詩的一個重要特征。劉勰《文心雕龍·麗辭》中的“麗”是駢儷的意思，“麗辭”即駢儷之辭，相當于今天人們所說的語言的對偶。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中說：“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獨立。夫心生文辭，運載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劉勰 421）。從而強調了客觀事物的對偶狀態。

這兩行詩中，既沒有動詞，也沒有人稱，只是兩個獨立短語，中間還用分號隔開，但包含著兩個復疊對比的意象：人群中隱約的面孔與黑樹干上的花瓣。第一行描述詩人的具體經驗：黑壓壓的人群中，突然幻影般地閃現出幾個“美麗的面孔”；第二行進行隱喻，看見人群中清新美麗的面孔，猶如看到“濕漉漉的……花瓣數點”。第二行更加突出了色彩的對比：黑色樹枝與鮮艷的花瓣。在情感力量方面，人群與濕漉漉的枝條，都令人感到冷漠、壓抑；而美麗的面孔與花瓣，又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了爽朗輕快的感覺。

盡管表達方式是非個性化的、非抒情的，但本詩仍然給人以情感方面的力量，或許通過對比，還會引起現代城市生活中的心靈對自然美的依戀，對中世紀的傳奇的向往。該詩雖然形式短小凝練，但形象具體鮮明而又淳樸含蓄。這一風格上的特征盡管日本俳句中也有，但同樣是受益于中國古典詩歌的。而在結構形式方面，漢詩的特征就更為鮮明了，不僅有黑色樹枝與鮮艷的花瓣這一色彩的對比以及強烈的畫面感，而且有將不同時間和空間意象巧妙連接的對偶句的特征。而日本的俳句主要著眼于詩的意境，是不具有這種對偶句的形式特征的，俳句的“5－7－5”的三行排列，與對偶句形成了巨大的差異。更不用說龐德本人深深理解漢詩的這一技巧了，他曾在總結漢詩的特點時極其中肯地寫道：“中國詩中常用對偶句，把抽象和具體描寫、不同時間和空間的意象巧妙地連接在一起”（宋柏年 252）。可見，龐德對于漢詩對偶句的理解和運用并非出于無意識，而是一種主動的借鑒和移植。

而俳句的英譯一般也是以3個詩行和17音節（即“5－7－5形式”）②來處理的，有些英語詩人在模仿俳句進行創作時，也是用3個詩行和17音節的結構模式。正如美國詩人詹姆斯·柯卡普（James Kirkup）用俳句形式所寫的對俳句的定義：“Haiku should be just/Small stones dropping down a well/With a small splash”（Bowersviii）與龐德同時代但比他年長的另一意象主義作家、美國女詩人艾米·洛厄爾（Amy Lowell）就曾經創作過多首俳句，用的也是“5－7－5形式”。我們現以一首為例：“Last night it rained/Now in the desolate dawn，/Crying of blue jays”（Lowell126）.

而且認為龐德的《在地鐵車站》一詩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的學者，還將此詩譯為17音節的俳句形式：“面龐千萬張，/人頭攢動如花瓣，/濕黑樹枝顫”(齊一 47)。可見，日本俳句與漢詩對偶句的結構形式方面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是模仿俳句，龐德對當時的這種俳句形式理應知曉，但他并沒有寫成人所共知的“5－7－5”的俳句的結構形式，而是力圖以漢詩中的對偶句的形式來表達他的感受和突出他的詩學主張。正是龐德對這種疊加形式的“方程式”的苦苦探索，影響了一代英美詩人。

三

我們再看詩律學意義上的“Word”這一概念的介入，探討該詩的漢詩的特性以及這種介入所引發的英語詩歌中的詩律學的變革。按照一般的詩學理論來說，英語格律詩基本屬于音節－重音詩律。漢語詩歌則屬于純音節詩律(如古體詩、近代民歌)和音節－音調詩律（如近體詩）。我們知道，漢詩中的結構單位“字”（Word 或 Chinese character）是不同于西方詩歌中的結構單位“音節”（Syllable）的。因為“字”的內涵要大于“音節”。英詩中的“Syllable”只是聲音范疇的連接，而漢詩中的“字”卻具有語義成分和聲音連接的雙重功能。只有以“字”（Word）作為衡量單位，才能真正領會漢語詩歌的獨特品性。

首先，該詩不符合傳統英詩音節－重音詩律中的任何一種格律。其次，它也不符合可歸于純音節詩律的日本俳句中的“5－7－5”17音節結構模式（就音節而言，是12＋7共19個音節）。考慮到龐德對漢詩所作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龐德的復疊對比的兩行詩中，每行各有4個實詞，第一行為apparition、these、faces和crowd，第二行為petals、wet、black和bough。在此，龐德的確關注的是實詞，而其余的虛詞，在龐德看來是可以忽略的。龐德是深知源自漢詩的這一特征的。他也曾經總結道：“中國詩簡潔、含蓄，意象之間不需要媒介，起連接作用的虛詞往往可以省略”(宋柏年 252)。

轉貼于 該詩不以音節，而以實詞作為詩律學意義上的結構模式。這種受中國詩歌形式的影響，以“Word”為結構單位的詩歌在西方詩壇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以繼承和發展，而龐德的“在地鐵車站”可視為最初的代表。

而在隨后的發展中，詩人們對新的詩律學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虛詞也漸漸被計入“Word”的數目之中。如坎貝爾（Joseph Campell）的The Old Woman一詩便是以每行4個“Word”而寫成的：

As a white candle

In a holy place，

So is the beauty

Of an aged face.

As the spent radiance

Of the winter sun，

So is a woman

With her travail done.

(如同一枝白色的蠟燭

放在神圣的地方，

一張老人特有的面龐

美得就是這樣。

如同冬日里的太陽

耗盡了自己的光澤，

一個年老的婦人

結束了一生的苦澀。）(許淵沖 337)

此外，以“字”（Word）作為衡量單位的模式，無疑也影響了漢詩英譯過程中的形式處理，給漢詩英譯提供了一種新的韻律模式。如沃森（Burton Watson）等西方譯者在翻譯王維的《鹿砦》時，所使用的不是西方詩歌傳統中的音節，而是以漢語中的字（word）為基本單位來進行處理，譯文中也是以四行的形式，每一行以六個“Word”為單位：

Empty hills， no one in sight，

only the sound of someone talking;

late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shining over the green moss again.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Saussy64)

這種以字（Word）為單位，不依音步，也不顧韻律的譯詩，以及簡潔明快凝練的翻譯風格與美國現代詩歌運動的發展是非常協調的。

由此可見，在英美詩歌從傳統到現代的詩律學的變革過程中，以龐德的名詩《在地鐵車站》為代表的深受漢詩影響的英詩創作所起的作用和價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在語言風格和修辭技巧以及詩律學方面都無疑引發了一場變革。這一變革不僅繼續影響著英詩的創作，而且為漢詩英譯的革新提供了實踐范例，從而使英語詩歌得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發揮著獨特的積極作用。

注解【Notes】

①如在1993年版的《哥倫比亞美國詩歌史》中，J.T. Barbarese 稱《在地鐵車站》為俳句。See “Ezra Pound’s Imagist Aesthetic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ed. Jay Parini and Brett C. Miller（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又如：Daniel Tiffany 在Radio Corpse: Imagism and the Cryptaesthetic of Ezra Pound (1995)中寫道：“Thus，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haiku on Imagism， for example，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exotic means of formalizing and dignifying a poetic suicide.” 再如：Kenneth Lincoln認為：就結構而言，該詩與日本俳句多多少少是相稱的。See Sing with the Heart of a Bear: Fusions of Native and American Poetry， 1890-1999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0).

② “5－7－5形式”是指俳句英文譯文中，詩句分3行排列，音節數分別為5、7、5，而日文俳句原文中，17個音排列為3行，有時也排列為1行。日文3行結構中的5、7、5音，與英文音節比較接近，但語義容量小于漢語的“字”。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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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Yuanchong. On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Beijing: Peking UP， 1992.］

關于桂林的詩句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西域文學 新疆旅游 研究價值

新疆古代被稱做西域，是中國最大的行政自治區，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處于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融合之地，地域廣袤，歷史悠久，民族眾多，風俗奇特，其歷史、民族、文化內涵和自然景觀充滿神奇色彩，因此令國內外游客紛至沓來，也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翻閱古今中外關于西域的書籍文獻，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筆者查閱了相關文獻，并將其以西域文學研究為中心做了梳理。

一、國外研究西域文化歷史的情況概述

國外學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國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闡明了古代西域各國的人種、東西交通的意義、與漢民族間的關系現狀，以及各國間宗教和美術，整個回鶻時代的文明。羽溪了諦的《西域的佛教》，論及了佛教在中亞及土耳其斯坦傳播和發展的歷史。德國沃爾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貴霜，庫車?吐魯番――中亞中世紀早期藝術導言》（萊比錫，1925年）對西域各國的藝術問題做了概述性論述。針對西域“絲綢之路”進行考證的還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時期內的新疆歷史情況進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亞歐大路交通考》（《地理與歷史》1900年）、一雄的《絲綢之路的歷史》（研文社，東京，1979年）和長澤和俊的《絲綢之路史研究》（圖書刊行會，東京，1979年）等著作，則涉及古西域的歷史和地理交通情況。德國赫爾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漢書》中所記載的西域各國的名稱及其里數的特點。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間進行了四次中亞考察，考察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其《西域游歷》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綠洲》、《從羅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瑪干》，考古范圍包括今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魯番地區、哈密地區和河西走廊一帶。在這些地區調查和發掘的重要遺址有阿克鐵熱克、喀達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爾等遺址，米蘭佛寺遺址和吐蕃城堡遺址，樓蘭古城及其附近遺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遺址。全書以考古學為核心，基本上涵蓋了前述諸多學術領域，內容十分豐富，在考古調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影響力。這部著作中提及了發現的佛經殘本，為后人研究西域文學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錄》涉及新疆古代的歷史和文化藝術。此外還有美國著名漢學家、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其中有關于新疆的內容，從生態環境、民族、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歷史演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國內地與邊疆地區各自不同的互動依存關系，討論了中國內陸邊疆歷史的豐富多樣性，展現了新疆地區獨特的歷史價值，指出了中國多民族社會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國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是世界史學界公認的關于歐亞大陸游牧民族三千年歷史的經典史著，對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對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編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險考察大系》共14冊，其中有11冊是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羅布泊探秘》，詳盡地記錄了塔里木地區水文、地質、人口的狀況，以及撲朔迷離的羅布人，神秘莫測的樓蘭古國。瑞典貢納爾?雅林的《重返喀什噶爾》，則以一個東方學家的眼光，通過對喀什噶爾的回憶思考，對喀什噶爾歷史性的變革做了準確、客觀、入木三分的描寫。這些文獻分別從各自的著眼點對西域的地理風光、民族文化和歷史發展進行了考察和介紹。20世紀初，在新疆庫車的克孜爾千佛洞，德國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勒柯克（A.von Le Coq）發現大批寫在棕櫚葉上的梵文佛教寫經。隨后，德國著名的梵文學家呂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對這批寫經進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戲劇殘本》。

據筆者收集的不完全資料，國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內容較為豐富，范圍較廣，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國外的研究多在史學考古的層面上，重在民族、歷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對西域文學的研究和考察還比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險的專著里有所涉及，關于西域文學的有影響力的研究專著還未見到，對新疆各民族歷史和文化價值及其旅游資源的挖掘也較欠缺，能夠從西域文學層面上關注文學與經濟、與旅游的關系，目前還沒有見到。

二、國內研究西域文學的情況述評

國內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是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和班固的《漢書?西域傳》，漢代以公主身份嫁烏孫昆莫（王）的劉細君的《烏孫公主歌》（又作《悲愁詩》）描寫了西域的居室與飲食，可算是西域漢文詩歌最早的杰作。漢代至魏晉時期，有傳播佛教的僧人，經過西域留下一些釋教的詩文，如西漢高僧安世高等。東晉時期康國高僧康僧淵，寫下了描寫胡人容貌的詩歌《答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戲》。唐代，詩人的浪漫主義氣質和建功立業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了許多文人先后進入西域，其中有駱賓王，因為西域的經歷而寫《從軍行》，岑參的邊塞詩最豐碩，《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和《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描繪了西域奇麗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別》、《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首秋輪臺》、《玉門關蓋將軍歌》等，則描寫了邊塞的奇俗異景，別有一番景象。高適《燕歌行》，描寫沙漠的荒涼環境，雄厚豪健、悲壯渾樸、豪邁動人。王之渙的《涼州詞》，王維的《出塞作》、《隴西行》、《從軍行》、《涼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邊塞詩派，他們的詩作傳頌千古，其詩句中的西域，西域廣袤奇異的自然景觀和神秘多樣的文化習俗，令人稱奇。至北宋時期，維吾爾族偉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寫出了長達85章共計13290行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是當時用回鶻文寫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學作品。1072至1074年維吾爾學者馬合木德?喀什噶里編寫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釋突厥語詞的大型著作《突厥語辭典》，內容極其廣泛、明確，收錄了大量的獵歌、戰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陰山》，描寫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馬祖常，其詩文中也有對西域的描寫，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數民族詩人貫云石、薩都剌等，其作品極富西域民族與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學者津津樂道、高度評價，還有西域散曲家馬昂夫，其作品頗為人稱贊。這些詩人及其作品堪稱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并且在以漢族作家為主導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極高聲譽。

到了清代，因為旅游、流放、戍邊等各種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詩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題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長流水》等，贊美了新疆的奇異風光；林則徐的《回疆竹枝詞》二十四首，則涉及了新疆的景觀、宗教習俗等；紀曉嵐貶官新疆期間也有《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關于新疆風土習俗的詩歌，反映了新疆的各個方面；游歷新疆二萬里的蕭雄長期接觸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風土人情，寫下了《西疆雜述詩》，其中有許多關于新疆地理風俗人事的詩歌，如《歌舞》、《喪葬》等；的左宗棠不僅在絲綢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邊的愛國詩《燕臺雜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鑾宣，流放新疆時寫有《浮云》等百余首有關新疆風土人情的詩歌，王豈孫的《西陬牧唱詞》六十首，對蒙古族、維吾爾族的民俗描寫非常精彩。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描寫新疆各地風景民情和戍邊生活的西域詩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羅列。在現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錄有關西域新疆的文學作品，如旅游作品選方面，張《中國旅游文選》中的《穆天子見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風土雜憶》等，均用文學的筆法再現了西域的風土文化。

二十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對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學創作的研究，我國史學泰斗陳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從文學、儒學、佛老、美術、禮俗等各個方面考察了元代進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漸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況，其卷四文學篇專門講到了西域之中國詩人、文家、曲家等，對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創作做了分析。在多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中，都論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西域文學研究的專著也陸續出現。新時期以來，馬大正等《西域考察與研究》，余太山主編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西域通史》將西域歷史的大致輪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論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萬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話》，在研究考察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時發現，作為中西交流的陸路唯一通道，絲綢之路所處的西域，必然成為東西方關注和研究的焦點，西域在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當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與西域有關的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們的事跡作為創作素材延續千年，對歷代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在很多方面，也給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現代的國內學者研究西域文學的專著和論文則更為紛繁。范友悅的《論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特點》，對西域文學的特點做了總結，對政治諷喻性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視。郎櫻的《福樂智慧與東西方文化》、段寶林編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話評論集》、李國香的《維吾爾文學史》等，主要表現在對西域的維吾爾族文學研究非常具體深入。黎薔的《西域文學藝術的戲劇化》，對新疆的文學藝術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論述和分析。研究有關西域邊塞詩人與創作的論文也非常豐富，這些論文和專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學的研究專著，都從不同的層面，分析探討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對西域文學孕育的土壤和生存發展的空間進行了研究。因為篇目實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學的現狀

對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學資源最為關注，投入最大熱情、進行執著研究的當屬新疆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及身處新疆或者曾長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傾力出版了歷代西域文學家作品研究叢書，包含詩抄、選注、評傳、游記類十本書，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鐘興麒、王有德選注的《歷代西域散文選注》，旨在介紹自漢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風土人情和開發建置的優秀散文，幫助人們認識了解西域的過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編的《福樂智慧研究譯文選》和《福樂智慧研究論文選》、阿不都克里木?熱合曼主編的《維吾爾文學史》、王堡與雷茂奎主編的《新疆民族民間文學研究》、郝延霖主編的《西域文學論集》、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編的《瑪納斯研究》等，一系列書籍相繼出版，推動了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成果日趨深入和全面。周珊與朱玉麒主編的《西域文學與文化論叢》，第1輯收錄近30篇關于西域文學的論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學具體的作家、詩人、作品和文學藝術的樣式，尤其對生活在西域的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的文學進行了研究和闡述。張玉聲的《試談西域文學特點》和《談西域文學的兩翼》兩篇論文，對西域文學的發展特征及分類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團結建設和保衛邊疆的贊歌――漫論西域詩的愛國主義》和《古代西域文學論綱》，認為“西域文學由三部分構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語創作的作品，或者他們到中原以后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以及內地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到西域后創作的描繪邊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風貌的作品”。新疆龜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杰的《中的龜茲史跡》分析了西域詩歌對龜茲的描述。陳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論稿》，詳細闡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巖畫、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態――薩滿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藝術形態――古代文學及西域民族人生歷程的宗教化――人生禮儀等。沈子華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對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論述。薛天緯、朱玉麒主編的《中國文學與地域風情：文學遺產西部論壇論文選萃》，收錄了近30篇學術論文，圍繞著地域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展開了集中討論，研究者們不僅把地域理解為文學創作、作家活動的客觀背景，而且看做滲入文學內質中的能動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學中的神話傳說、詩歌的發展及西域文人和藝術等內容。近年來，疆內的一些高校還出現了專門的研究機構，2006年新疆師范大學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創辦學術論集《西域文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輯，是新疆本土與世界學術潮流相呼應的集刊，顯示了新疆師范大學西域研究學科已經躋身于該領域世界學術之林，并且獲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評》，對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關徐松的生平、學術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綜述與評價，《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認為吐魯番文書從外形到內在的“雙重碎片”模式，以其豐富性、多樣性，構建了中古時期吐魯番漢文文學傳播與接受的過程與現場。這些成果令人振奮，也鼓舞更多的學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學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館吳藹宸先生選輯的《歷代西域詩鈔》，共搜集了漢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內地部分詩人文士吟述我國西部邊疆地區人情風物的詩歌一千余首，材料頗為豐富。當代學者星漢所著《清代西域詩研究》，對西域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細致和深入，該書對西域歷史、民族、文學文化的傳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謂豐富，從中可見古代西域詩的大體面貌。還有胥惠民教授選編的《現代西域詩抄》，將西域文學作品的研究延續到了現代。2000年孫鋼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庚辰版），2012年鄧世光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戊子版）等，則集中收錄了當代文人描寫、謳歌西域人文、景觀、民俗、風情的詩詞。

2012年8月31日，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新疆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唐代西域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來自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臺灣地區、香港，以及韓國、新加坡、日本、美國的140余位唐代文學研究專家及學者出席了此次學術會議。與會者就唐代西域與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行了交流，并實地考察了吐魯番、吉木薩爾、庫車等地的唐代文明遺存。這些活動表明西域文學研究成為世界范圍內史學界和文學界共同關注的對象，西域學（或曰絲綢之路學）已經成為國際“顯學”，“西域熱”高漲。

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是豐碩和頗有建樹的，但是我們看到，新疆針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的研究和開發還是比較薄弱的，與內地的此類研究相比是滯后的。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西域文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系受到重視。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發展路徑選擇》和《論新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兩篇論文中，以新特的地緣、人文優勢為基礎，研究了當前新疆文化旅游發展的狀況、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認為新疆文化旅游產業應將新疆豐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觀中，構建新有的人文景觀，充分挖掘新疆旅游產業中的現代文化內涵。還有一些關于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學術論文，如闞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及開發思路》，提出了對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開發很有價值的建議。鄭亮、王開元的《唐、清邊塞詩對西域旅游文化貢獻之比較》，認為唐代文人“開創了游邊旅塞的航道”，他們的“邊塞山水詩奠定了中華民族對西域旅游的審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對歷史、地理、風俗、人情、風土的詳細記錄，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歷史的民俗的文化內涵”。他們的詩歌“為今日的旅游風俗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魏凱旋的《新疆旅游景觀藝術中的形象仿生設計》，從藝術的角度出發，運用建筑學和仿生學的知識，對新疆旅游景觀的設計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對拓寬我們的研究視野有啟發意義。道爾基、李煜輝的《漢唐絲綢之路文化內涵與新疆現代旅游業發展對策》，分析了新疆旅游業對“絲綢之路”的利用現狀，指出旅游產品的開發對西域的“文化及歷史內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漢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則梳理了歷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對新疆地域、文化、風情的描述。盛春壽的《北庭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遺址與中國唐代邊塞詩人及作品的密切關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梳理文獻時，我們注意到，國內一些學者專家重視文學與旅游的關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學資源在旅游景觀中的價值，尤其內地這方面的論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張維亞的《文學旅游地的遺產保護與開發》，丁晨的《論文學的旅游價值與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徐秀敏的《淺論旅游文學在發展旅游事業中的價值》，喻學才的《論文學名著型模擬景觀的開發》，楊秀玲、王軍華的《試論我國文學藝術旅游資源的開發》，張暢的《論文學旅游資源的價值與開發策略》，余靖華、李江風、劉蕊的《文學旅游開發驅動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孫杰的《論文學與旅游的勃興互動》，陶少華的《體驗經濟視角下的文學旅游發展策略――以文學作品的旅游開發為例》，等等。這些論文都從文學與社會經濟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文學與旅游經濟的關系，都意識到文學對旅游的影響作用，都在努力探討開發文學旅游資源的途徑和策略。因此讓國內外旅游者看到內地的許多風景名勝點，在當地學者的關注下，努力挖掘文學對旅游的促進作用，在許多景區都能夠感受到文學與旅游的緊密聯系。內地做得有聲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區，致力于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開發的研究成果，目前還是極為少見的。內地的經驗和成功之處對我們的研究應該是極具啟發的。

四、研究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

我們看到，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學界已經取得矚目成就，區內外學者從文學價值、文人創作緣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學的成果非常豐富，從民族、區域層面研究“西域文學”的價值和影響的也比較充分，從文學遺產的實用性層面――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的角度關注“西域”的較少。到目前為止，把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發展聯系起來，探討西域文學對新疆旅游的影響及其資源在新疆旅游經濟中的開發與利用，這方面的成果還是很不夠的。筆者認為，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西域文學作品對新疆的旅游業具有廣告和宣傳的作用。眾多來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邊塞詩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領，是被《西游記》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學的影響不容忽視，因此，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進行研究，是西域文學研究領域和范圍的延伸和擴展。

2.西域文學能夠向旅游者傳導新特的民族文化內涵及價值，滿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這塊寶地，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積淀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瑰寶是神奇瑰麗的，也是豐富多彩的。這種文化內涵和價值，是需要西域文學作品向旅游者進行傳遞和解讀的。西域文學資源能夠成為許多旅游地的點睛之筆，重視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學資源的旅游價值，是在開發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寶庫。

3.西域文學提高了那些來新疆旅游的游客的興趣。西域文學知識能夠使游覽者在面對新疆的蒼茫遼闊、神奇雄偉的自然景觀時，因為名篇佳句的引導和感召，心生豪邁、情緒高漲，為文動情、為景動容。可見西域文學對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讓旅行充滿詩情畫意，給游客增添無窮樂趣。

研究西域文學對當代新疆旅游經濟的影響，借助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實現推進新疆民族文化發展的大目標，我們可以做的工作還有很多。“西域”研究還可以從文學與旅游價值的可利用、可開發、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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