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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私立學校范文第1篇

青島城陽主要有青島交通職業中等學校、青島高新職業中等學校、青島華夏職教中等職業學校，這三所中等職業學校，具體介紹如下：

1、青島交通職業學校始建于1952年，由三所私立學校"郁文、立達、黎明"合并而成，定為"山東省青島第十四中學"；1980年開設職業高中班，1982年學校在山東省青島第十四中學的基礎上加掛"青島第一職業中學"；

2、青島高新職業學校位于風光秀麗的海濱城市、中國的“帆船之都”，青島的東部，周邊與青島國際啤酒城、頤中體育場以及海爾、朗訊、可口可樂等國內外著名企業集團相鄰，是嶗山區唯一的一所公辦職業學校；

3、青島華夏職教中心，青島財政金融學校隸屬青島市教育局，是首批國家級重點職業學校。多年來，學校堅持為青島市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服務的辦學方向，遵循職業教育規律和市場規律，把握人才能力結構和人力資源結構供需關系。

（來源：文章屋網 ）

青島私立學校范文第2篇

2008年7月29日，時任首相福田康夫大規模改組內閣的前三天，日本文化部、外務部、法務部等六大部隆重推出了堪與安倍前首相“2025年前實現35萬外國留學生構想”媲美并在某種意義上是其具體實施步驟的“2020年前吸收30萬留學生計劃”大綱。大綱強調要把推廣日本高等教育的宣傳工作做到位，各駐外使領館、獨立行政法人的事務所、大學的海外事務部都要全力以赴，相關網站建設也要跟上。

而在疏通“進出口”通道方面，大綱提出幾點要求：一、健全留學生赴日前即可申請到獎學金和宿舍的制度；二、改善留學生在日的就業環境，并重點支持歸國學生開展創業、成立同學會等活動，培養他們成為“知日派”；三、重點扶持和打造出30所國際名校，直接與歐美大學爭奪生源。從這份“動真格”的綱要不難看出，2003年日本實現“10萬留學生”計劃之后的政策檢討過程到如今終有定論：日本希望吸納更多的留學生。

然而，不少中國人對2004年那段赴日留學的“冰河期”記憶猶新。2003年底，乘搭“10萬留學生”計劃順風車來日的中國學生為73795人，占在日留學生總數的67％。但這道洪流剛剛開閘，就因酒田短期大學事件、中國留學生殺害福岡居民一家四口事件的接連發生而被滾滾的落石所阻。媒體的質疑迫使日政府緊急收縮政策空間，而中國家長也擔心孩子赴日會遭遇排擠，因此，這道經多年努力才開啟的閘門重又關上。

與此同時，大陸留學生“金礦”的價值開始被歐洲和大洋洲不少國家認知，他們競相登“陸”辦展招生，不多久，即使東北三省這些有著留日地緣優勢的地區，其生源也將留學目光轉向別處。等到兩年后日本回過頭來的時候，再想通過一些政策的小恩小惠來吸引眼球已經不敷足用了，這才有了前后兩任首相的“擴招留學生大餅”出爐。當然，其中細節仍然充滿了東瀛本土的趣味與國際觀瞻的話由。

日本大學招生的戰國時代

東海學園大學教授杉山幸丸在其2004年出版的《懸崖邊的弱小大學物語》一書中提出，伴隨著極度少子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日本經濟復蘇遲緩，有相當一部分日本大學可能被淘汰。的確，2007年出現的日本大學“全入”現象，就已經加劇了日本國內的生源競爭，而近兩年來，日本考生在擇校時出現了不利于私立大學發展的現象。

與歐美國家私立大學獨領的情況不同，日本大學排行榜上，國、公立大學的成績向來彪炳。10月8日出版的日本著名經濟類期刊《東洋經濟》根據學校的財務水平、教育水平和畢業生就業率三方面的綜合調查，列出2008年日本百所強校排行榜。前10名里有6所國立大學，分別為：東京大學(1位)、京都大學(3位)、大阪大學(5位)、東北大學(7位)、東京工業大學(8位)和北海道大學(9位)；私立大學則有慶應義塾大學(2位)、早稻田大學(4位)、豐田工業大學(6位)和武藏野大學(10位)。這種國、公立大學領先于私立大學的優勢，一直延續到該排行榜的前60名(在前60名里，國、公立大學有35所)。既然國、公立大學的成績亮眼，而私立大學的學費又遠高于國立大學，于是，考生無可避免地流向國、公立大學。

沒有一流的學生就很難保住一流學校的品牌，因此，即便是慶應和早大這種頂尖私立大學，也不得不想方設法確保優秀生源的輸送。據調查，慶應、早大、明治大學、立教大學、法政大學、中央大學、青山學院和立命館大學等私立名校對生源的爭奪已經從小學開始，這些大學通過開辦自己的附屬中學、小學來保證生源的素質和數量。

頂尖私立大學尚且如此費盡心思保證生源，一般的私立大學就更是疲于奔命。據悉，2008年某私立大學平均用于每位報考者身上的廣告費竟高達35625日元(約等于2500元人民幣)。而日本私立學校振興共濟事業團公布的“2008年度私立大學?短期大學等入學志愿動向”統計表顯示，普通私立高校在招生時陷入苦戰，2008年招生不足的私立大學超過四成。而且，考生往往集中到首都圈和京都大阪神戶等經濟相對繁榮、學生容易找到part-time工作機會的地方，而位于日本的四國、甲信越等地方的私立大學招生則更顯吃力。而給這些苦戰中的私立大學以更沉重壓力的是，2005年到2035年，日本18歲的人口數量將從1220多萬遞減到不足900萬人。

面對這種困境，不需要空談什么大話，吸引外國優秀生源尤其是基數龐大的中國學生給日本的高教產業補血，就成為高教部門非常樂于促請政府去做的事。

日本學者看中國留日30年

10月18日，由研究現代中國各領域的在日學者組成的“日本現代中國研究學會”在東京大學舉辦了有關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現象研究的學術會。會上，有關中國留學生的主題報告由某大學異文化交流中心久野所長主講。久野認為中國學生留日30年來有5個關鍵節點：的1972年，中國重啟公派留學生赴日；1978年，中國一些事業單位也開始派遣赴日公費留學生；1983年，中國出臺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規定》，日本首相中曾根則推出了“10萬留學生計劃”，雙方一拍即合，在日中國留學生人數10年內增長了100倍，從1983年的160人，增加到1992年的16263人；2003年，日本完成10萬留學生計劃，雖然有少數中國留學生引發的事故和社會爭議，但無可否認，日本的高校接收和培養了大量的中國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參加工作后表現都相當優秀；2008年，日本推出30萬留學生計劃大綱。

久野在報告中提出了兩個關注點：一是30年來，中國留學生對出國留學態度的變化。1985年到2005年，他在名古屋分別進行的5次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留學生對留學的態度從獲得學位、自我提升，轉變為想到外國學習一段時間，也就是說，不少學生的留學意識逐漸從“留學”轉為“游學”。2005年受訪的134名學生中，68％的受訪者持這種觀點。言下之意，對于這部分學生來講，他們并沒有像1980年代的留學生前輩一樣，非要進入日本的名牌大學攻讀學位不可，他們只需要體驗留學日本的生活。那么，這無疑給一般的私立大學，尤其是地方的私立大學提供了招生的福音。

但是體驗生活也要有一定的條件要求，比如，現在很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學生經常抱怨，本來想到先進國家去體驗現代生活，但是到了一些國家的地方去留學后，反而覺得當地還不如上海等地發達。那么，如何引導這些消費至上的學生更多地去了解留學

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了解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也成了一種對留學生的教養課程。

另一個是中國家長對送孩子出國留學的復雜心態。日本某大學2007年和2008年在北京、上海、大連、沈陽、青島、福建招生考場上對學生家長的問卷調查顯示，中國家長送孩子出國留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孩子通不過國內的高考，或者考不上國內的好大學。換言之，如果中國高教產業的發展越來越擴大和完備，學生進人高校的比率不斷增高的話。相當一部分的家長對是否送孩子出國的考慮會發生很大變化，畢竟對家長來說，把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送到國外去讀書，不是一件容易放心的事。

眾所周知，中國的高校產業發展相當迅速，因此，日本的私立大學未來要爭取中國的留學生將愈發不易。這，還僅僅是就中日兩國之間的高校而言，并沒有算上在留學市場中爭奪中國生源的歐美列強。對中國留學生來講，日本的大學已經從選擇方變成被選擇方。日本大學乃至日本社會要考慮的是：了解中國學生對留學日本的具體要求，切實提供能夠吸引學生留日的有效措施、優質教學以及相關的配套服務。

青島私立學校范文第3篇

在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已無法滿足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對教育的要求，他們要求上高中、上大學。有62.5%的家長希望孩子拿到大學以上學歷。在回答升高中的原因時，64.18%的學生選擇是因為他們自己喜歡讀書，而選擇是家長要求的僅為3.49%。看來，事實上相當多的學生和家長已經認識到了受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們是渴望知識的，農村也是需要人才和技術的。但是從調查情況看，農村中小學教育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公共教育經費短缺，導致辦學條件和辦學效益差。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對素質教育不夠重視，教學設施簡陋，教師隊伍教法相對陳舊嚴重影響著素質教育的實施。

（2）師資隊伍不穩定，總體素質不高。

（3）思想觀念落后，教育價值趨向多元化、務實化、功利化。調查中沒有一個孩子表示將來會回到自己的家鄉。

（4）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脫離農村實際，人才培養與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

2．教師問題

調查發現，相當大數量的教師對生活表示不滿意（51.8%）和比較不滿意（7.8%），感到壓力很大。我總結了一下，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一）不合理的農村教育編制導致農村教師的工作量很大。（二）盡管近些年來大力倡導素質教育，積極推進實施著新課程改革，但誰都清楚高考制度不改革，老百姓認可的還是能真正改變孩子命運的考試分數，升學率也就關乎學校生存。面對動輒“下崗”“走人”的內部管理體制，老師們為了保住“飯碗”，感覺壓力很大。（三）最近幾年教育部門出于維護學生權益考慮，對老師限制很多，比如不準打罵學生，不準開除學生等。然而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學生個性越來越強，紀律越來越差，暴力傾向突出，打架斗毆時有發生，談戀愛的越來越多，教師對學生的組織與管理難度也越來越大。同時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學校和社會越來越關注學生在諸如被敲詐、勒索、恐嚇等人身、精神方面被傷害的問題，這使得老師們經常“提心吊膽”“如履薄冰”。

另外我發現，還有幾個關于教師較為集中的問題是：（一）農村教師水平遠遠低于城區教師水平。雖說教師整體學歷在提高，但大部分的學歷是通過函授和自考取得的，正規的全日制本科大學生回來的還是比較少。反而外調城鎮的幾乎全是骨干教師，以致走訪的幾所中學幾乎都沒有高級教師。（二）隨著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不斷深入，農村教師隊伍的結構已由原來的公辦、民辦、代課教師變成了全部是公辦教師，但是音樂、美術，微機等教師嚴重不足。

3．學生問題

學生自主學習的現狀與思考

在調查學生的學習態度或學習主動性方面，大部分學生都有明確的學習目標，但學生的學習目標大部分是家長、老師壓出來的，成績認可高，重視分數的達80%。在所學課程中，選擇英語最薄弱的學生比例最高，占了47.67%。然而對于“你想如何提高”這一問，我原先設計了“自己復習鞏固”，“請家教”，“參加培訓班”和“其他”四個選項，結果有56.3%的同學選了其他，詢問后發現學生們想到的更多方式包括家長指導，向同學、老師請教等等。調查表明，46.1%的農村學生在平時能努力學習，并持之以恒，但也有34.5%的農村學生平時學習沒有規律，主要靠在考前加班學習來應付考試。

通過和學生們接觸，結合自己的經歷，我覺得制約農村學生學習進步的主要因素是農村中小學生學習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需要不斷督促才能認真學習。學生們將學習效果不理想主要歸因于學習方法有待改進，但由于59.3%的農村學生一般都要承擔部分家務勞動，難以保證他們擁有充足的學習時間。此外，農村基礎教育條件較差、學習資源匱乏、教師的教育思想觀念落后等問題也嚴重制約著農村學生的學習。

4．家長問題

在回答“你覺得所在地區教育狀況如何”的問題時，75.36%的家長選擇“一般”，隨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長不滿足于當地教育，就將孩子送往城里上學。

當問及“您對孩子在校表現情況了解程度”時，只有17.5%的家長表示很了解，而選擇“基本不知道”的占20%。然而在回答“對孩子學習上關心程度”時，卻有58.75%的家長表示很關心。這其中似乎存在著矛盾，即對孩子在校表現基本不知道又何以說對孩子學習很關心呢？對此我詢問了部分家長，原來很多家長認為對孩子學習成績的關心即是對孩子學習關心的全部表現。

對家長問題的一些思考：

（1）家長沒有家教意識。絕大多數家長認為教育就是在學校讀書，學生有問題就是學校教育的問題，把自身置之于外。

（2）家長沒有教育能力。絕大部分家長最多只是初中水平，而且又不是從事教育職業，就是他們重視家庭教育，其能力也是相當有限的。

（3）家庭影響大于學校。家長們希望孩子們能考出去“將來出息會大一點”，“將來不再去忙土地”。但也許是條件、思想上的多種因素，調查卻發現沒有一個家長有超前教育的想法。

結合調查情況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認為，要解決農村教育問題，應主要抓以下幾點：

1．改善教師待遇，改革教育系統的人事制度，營造一個合理、高效的競爭環境，解決“教師行為滯后”問題。解決“教師行為滯后”問題的有效辦法：一是提高教師的工資水平，為他們提供接受繼續教育和進行終身學

習的經濟保障；二是改革教育系統的人事制度，保證教師考核的公開性、公正性、科學性，營造一個合理、高效的競爭環境；三是提高繼續教育和終身學習的質量，改變當前繼續教育中的形式主義和低效局面。2．在普通教育中滲透職業教育，使農村初中生成長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復合型人才。我們可以嘗試在農村初中進行初中后職業教育——學期職業培訓或“3＋1”制的培訓。但是從調查情況看，在我們當地，學生家長及教師對此卻不以為然。原因還是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不緊密，就業渠道不暢。調查中一位校長說到，他曾經去青島考察過，青島的職業教育培養培訓的都是緊缺人才，畢業后都能找到工作，職業教育很受歡迎。因此實行職業教育應以就業為導向、符合農村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農村經濟、文化的發展。

青島私立學校范文第4篇

這樣的熱情似乎在消退，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來到這座城市，到2006年底，布里斯托大街上中國學生幾乎隨處可見。見怪不怪已經變成主流的心態。

布里斯托是英格蘭西南部重鎮，18世紀以黑奴、煙草和白糖貿易一度成為英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昔日財富隨著布里斯托港口地位喪失，逐漸消耗殆盡。然而，歷史遺產依然有著深厚的底蘊，比如英格蘭西南部鐵路樞紐地位，發達的公路網，著名高校布里斯托大學(2007年全英排名第7名，《泰晤士報》排名)，現在當地主要產業是金融服務，IT、航空、汽車制造也非常發達，空中客車和勞斯萊斯在當地都有工廠。當地房價在英國位居前五之列。

2006年9月，蔡京林同學剛剛從附近的威爾士首府卡迪夫完成自己的本科學業，來到布里斯托讀書，他對記者說，自己所在的學生宿舍，似乎有一半是中國學生。據記者了解，事實上中國學生在那所宿舍中的比例遠遠低于50％。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的“面孔識別”具有種族效應，也就是同一種族的人對于分辨和識別同種族人的面孔總是優于對其他種族面孔的識別。這也許可以解釋，雖然這座城市中國人的增加并非是跳躍式的，然而當地的中國學生在心理上卻能夠強烈感受到自己的同胞占據著了這座城市的每條街道，同時那種他鄉遇故知的驚喜，逐漸淡化成擦肩而過的匆忙。

然而中國人，尤其中國大陸人，在當地的發展還剛剛開始。

作為見證的教堂

在布里斯托，早期的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東南亞的華人為主，主要從事餐飲行業。1999年布里斯托與廣州市締結了友好城市，應該說粵語社團是這座城市的華人主流，而香港人是這個主流的中堅。

情況在悄悄變化。在當地的白女士路的華人教堂中，每周日下午禮拜吸引了大約120名信徒，來自中國大陸的信眾大概有15％左右，因此除了英語和粵語的布道，目前已經增加了普通話服務。

華人教堂作為中國社團發展的一個標記，目前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的參加。來自山東青島的高女士就是一個例子。2003年，高女士通過勞務輸出的方式，來到布里斯托當地的醫院當護士。同時，她積極地參與當地華人教堂活動，成為市中心一個聚會小組的負責人，每周五她把自己的住所貢獻出來，讓大家查經聚會之用。在她的聚會小組里，常常有來自布里斯托大學的中國學生、大陸醫生、訪問學者參加。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世紀80年代公派出國的中國留學生鮮有參加當地華人教堂活動。據記者了解，布里斯托上世紀80年代出國并留下來的中國學者，大約有50人左右。他們一般擁有英國大學的博士學位或者專業證書，在當地大企業有著穩定工作，比如空中客車、Orange、勞斯萊斯、布里斯托大學等單位，擁有自己的物業，子女都已經是十五六歲的年紀。他們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常常有自己的社交活動。最為典型的是飯局。由于當地中餐館以廣東口味為主，他們很少光顧，同時也不是很喜歡西餐。因此，他們聚會常常在當地一家山東老板開的中餐館，只要提前預約，常常能夠吃到地道的油條和東北酸菜。

中國學生學者

英國人是擅長商業的民族。二戰之后，當英國制造業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候，他們開始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牛津詞典。而如今，英國把高等教育作為重要的出口資源。與賣詞典不同的是，留學不僅把教育賣出去了，而且把人也帶到了本土，刺激當地經濟。

布里斯托有兩所大學，其中一所是布里斯托大學，計算機科學、機械工程，化學，戲劇、心理學等學科享有國際聲譽，曾經產生過6名諾貝爾獎得主，英國著名的首相丘吉爾曾在1929年到1965年間擔任這所大學的校長。中國物理學家黃昆先生1947年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現任民盟主席、前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大學從事過研究工作，2003年被布里斯托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也正是在2003年開始，該校的中國留學生大量增加，根據當地學聯統計，2002年這所學校有600多名中國會員，到了2006年會員已突破1200人。而這所學校在英國歷來以入學條件苛刻著稱，大量申請牛津劍橋失敗的學生來到這里，2003年英國一些教育媒體曾經抗議該校招收的少數族裔學生過少。即使在這樣入學條件苛刻的大學，短短的3年之內，中國學生數量的穩步增加，顯示了中國對英國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

宋永華博士也許是目前為止布里斯托大學最值得驕傲的中國學者。1989年，他在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后，1992年宋博士來到英國發展，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2004年7月，他當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最新的消息是，今年12月，他將出任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副校長。這樣的發展速度，目前不管是在布里斯托，還是在整個英國都是罕見的。

大陸勞工的困境

2003年8月，徐先生通過溫州當地中介，以勞務輸出形式來到布里斯托，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妻子接過來。徐先生在一家香港人開的外賣店擔任大廚，妻子在市中心購物中心的美食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6年6月，徐先生把自己兩個男孩也申請到了布里斯托。由于夫妻倆人都不懂英語，他們向記者求助，幫助兩個孩子申請入學。這項申請大概進行了4個月。小兒子申請相對容易，因為所申請的學校剛好有位置空缺，幾乎就是一個電話就搞定了。

然而，大兒子的申請頗為曲折。英國小學分為公立和私立。布里斯托有著全英最好的私立學校，同時它的若干公立小學在全英是倒數之列。

由于英國公立小學入學申請，采取了就近原則。在第一所小學申請被拒絕之后，徐先生大兒子申請另外一所學校，離家3公里左右的小學，那是當地一家不錯的公立小學，以橄欖球作為傳統體育項目著稱，加上地理位置在市區，入學競爭尤為激烈。然后該學校再次拒絕了這個申請，市政府提供了一家8公里之外的小學，每天讓孩子獨自坐公共汽車往返。

記者受徐先生之托，幫助他們向市政府遞交了申訴要求。市政府安排了一個有當地三位教育界人士參加的聽證團，經過3個多小時的申訴和說明，最后裁定接受徐先生的申請。

不懂英語幾乎成為所有中國勞工在當地發展的一個瓶頸，華人社團內部的差異，也使大陸人在當地發展增加了難度。在英國沒有取得綠卡或者入籍，外國人很難把自己的事業做大，尤其是低技術的移民。

就業與社團的瓶頸

學生、學者和勞工構成了目前布里斯托中國大陸人的三大塊，每個亞群體在教育程度，語言能力、社會資源差異非常明顯。然而除了上世紀80年代留學定居下來的中國留學生之外，其他亞群體在英國發展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身份。

移民在英國尋求的身份分為兩種，一種是永久居留權，俗稱PR或綠卡，一種是加入英國國籍。前者是大多數中國人比較切實追尋的目標。

英國不是一個鼓吹“英國夢”的國家，即使他們在推行多元社會的價值觀和強調融入的今天，他們對于移民的選擇有著嚴格務實的標準。

2006年6月16日，英國內政部修改了永久居留權的申請條件，把在英國工作年限從4年延長到5年。最近修改的高科技工作簽證，加重了學歷和年齡在申請高科技工作簽證上的份量。這項修改應該說對很多中國留學生利好的消息，但是這并不能夠增加英國的工作機會。

此外，英國法律嚴密，稅收重，這對于想在英國發展自己的事業將是非常大的壓力。稅收重，對于拿到了綠卡之后的勞工，無論是開辦餐館，還是從事進出口貿易，將需要一個大筆的首期投入，這筆投入對于到海外淘金的勞工來說，尤為艱難；法律嚴密，使得在歐洲大陸常見的溫州人經濟現象，在英國缺乏一個寬松的土壤。

相比勞工的處境，中國留學生畢業之后發展似乎顯得比較輕松一些，但是挑戰依然巨大。首先，他們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在大約15萬名中國留學生中，碩士占據主流。記者在布里斯托當地做了一個簡單調查，詢問了30名碩士，他們來自英國不同大學，當地取得工作簽證的工作的人僅2人。這還是在布里斯托，英國經濟發達的地區。

青島私立學校范文第5篇

在各個城市里，孫茂這樣的年輕化的就業群體，被稱作城市“新藍領”。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和服務業繁榮發展，他們游走在城市的各個服務行業，提供家政、快遞、維修、美容、保險經紀等生活服務；有別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遠離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遍有一技之長，能解決城市生活各種現實需求；他們年輕有活力，熱愛城市生活，同時又期望改變城市底層勞動者的身份。

然而，由于面臨社會保障缺乏，勞務權益保障不足，職業培養渠道不暢等現實困境，無法融入城市成為這些城市“新藍領”最大的困擾。他們，是城市里的“邊緣人”。

“像是水面上的浮萍”

對于大多數戶籍并不在城市的“新藍領”來說，匹敵白領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并不意味著他們能夠像白領那樣享受城市生活。因缺乏社會保障，他們總感覺自己是城市里的“漂一族”。

28歲的梁廣鵬管理學本科畢業，是一個酷愛倒騰電子消費品的“發燒友”，在一家企業做了白領后，5年前投身廣州百腦匯一家電腦維修部，變身城市“新藍領”。3年前，他跳槽到一家專業的蘋果設備維修部。

他告訴記者，僅百腦匯這個專業市場，這兩年興起的類似的店鋪就有幾百家，全廣州估計有幾千家之多。一般情況下月入7000元，加班多的時候月入上萬元，還有大約5000元的年終獎。

在外界看來，城市“新藍領”是一個普遍收入高的群體。以育嬰師為例，一個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育嬰師月薪一般在6000元左右，甚至逾萬元。今年2月，濟南舉辦的一場“月嫂育嬰師”拍賣活動上，8位月嫂和育嬰師的單月服務權被雇主家庭以最高15500元、最低5200元拍下。在快遞、小兒推拿、汽車美容等行業，城市“新藍領”的月收入也普遍高于普通上班族。

收入高了，消費水平自然水漲船高。“90后”唐小霞在深圳一家手機商城做銷售及手機裝機服務。去年9月，她用按揭貸款買了一輛通用凱越轎車，首付3萬多元，月供約1400元。她說：“買房子太難，有車能夠大大提高在城市生活的品質。”

根據天貓商城的調查，城市“新藍領”是與城市白領消費能力相當的群體，而且都是品牌店的主力消費群。在3C（計算機、通訊和消費電子產品）市場，“新藍領”特別IT新民工的消費需求更旺。他們集中在22至28歲，月收入在4000至8000元之間。

盡管收入高于一般打工者的城市“新藍領”被視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后備軍，但因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地位，他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

青島一家快遞公司快遞員張凱說，他拼死拼活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老婆沒有工作。公司不給買社保，自己每月大約要花600元買社保，小孩上幼兒園每月開銷700元，看病住院買衣服喝牛奶每月要1500元左右。一家六口人現在住父母40平方米房子內，一直想買房，首付夠了，但怕還不起貸。

湖南籍廣州出租車司機劉良樂說，因為很難進入當地公立學校，女兒從小就在湖南石門縣老家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十多年來一家人一直聚少離多。作為廣州的納稅人，最希望女兒能有機會在廣州公立學校上高中，甚至參加高考，享受廣州的各種優質教育資源。

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針對“新藍領”的調查顯示，“新藍領”群體大多來自農村，父母為農村戶口的比例約為40.5%和46.75%。在京滬津工作的“新藍領”中超過7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山東、廣東、遼寧等省份接近6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

從事消費社會學研究的中山大學社會學管理學雙聘教授王寧認為，與傳統產業工人不同，“新藍領”階層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為了攢錢回家，也不只是為了生存，他們渴望成為真正的城里人，但又遭遇著落戶、社保養老等“攔路虎”，消費成為他們獲得自我認可和拉近與城里人距離的一種方式。

“看不到日出日落”

為了改善生活條件，“新藍領”在他們夢想扎根的城市付出了更多的汗水。然而，高強度的勞動沒有緩解“新藍領”的生活壓力，由于工作單位往往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使得他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法律的保護。

“每天中午12點開工，晚上11點半收工。客人多時還要加班，基本上每天都要服務五六個客人。有時候手都按麻了，來了客人還是要‘上鐘’，手上繭子結了一層又一層。”在長沙市岳麓區銀盆南路一家足浴店里，足療技師李維告訴記者，“干我們這行的，從來看不到日出日落。真羨慕白領和公務員能朝九晚五啊。”

李維說，2009年，她在親戚的介紹下進入足浴業，由于技術不錯，回頭客較多，近兩年月工資都接近4000元，但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都沒有。

在距離李維生活的城市1200千米外的山東濟南，育嬰師張紅的生活同樣疲憊而飄搖。

5年前，張紅從工作了7年的一所私立學校辭職。先是在山東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了兩年，在濟南一所家政學校培訓拿到育嬰師資格證后，正式成為一名育嬰師。

因技術過硬和態度不錯，張紅有接不完的訂單。即將生育小孩的家庭往往提前預約，這使得她一年到頭都處于有活干的狀態。張紅一般在每個客戶家里能上兩個月班，最長的達到9個月，工作地點在山東省內各個城市不斷變換，流動性很大。工作26天后集中休息的4天時間里，她才可以回淄博老家看看孩子。

根據育嬰師的工作特點和雇主的要求，工作時間內張紅每天都和雇主家庭吃住在一起。負責產婦的飲食和照顧嬰兒是育嬰師的工作范圍，但事實上常有雇主要求張紅做更多的事情，如為雇主全家人洗衣做飯，幫助跑腿辦事等。張紅時常為超負荷工作感到疲累。

由于和家政公司是一種掛靠關系，雇主也是與家政公司簽署合同，包括張紅在內的不少家政人員都沒有繳納社會保險，她們不得不自討費用在老家購買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參保新農合。

記者發現，部分行業的城市“新藍領”勞動強度較大，而且面臨社會保障缺乏的問題。一些從事家政、汽車美容、保險經紀等工作的城市“新藍領”說，工作單位沒有或未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情況已成為他們無法承受之重。和張紅一樣，他們不得不自掏腰包在老家購買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參加新農合。

趕集網和北京大學媒介與市場研究中心一項針對36個城市的58681份問卷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新藍領”一周工作時長超過50小時，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調查還顯示，在“新藍領”人群中，與雇主簽訂勞動或勞務合同的人群比例不到一半，有57.33%的“新藍領”沒有與雇主簽署相應的勞動合同，這使得他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法律的保護。

“干10年20年一個樣”

很多“新藍領”進城不只為了生存，他們希望通過努力換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談到自己的職業前景時，一些“新藍領”戲稱“一眼萬年”，定格在入職之初的崗位上。

2004年專科畢業的河南小伙子左萬景南下珠海，做過快遞員、流水線式貨倉管理員，后進入一家打印耗材公司，成為“IT新民工”。他說，受限于專科學歷和崗位的“天花板”，一直難有加薪提職的機會。

2010年，他參與了廣東省團委與北京大學聯合組織的新生代產業工人繼續教育的“圓夢計劃”，成功被北大網絡教育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錄取。如今，他已轉崗晉升人事部經理，收入也翻了番。

然而，像左萬景如此幸運的“新藍領”鳳毛麟角，類似的提升機會著實太少。左萬景參與的這項官方關愛民生工程，同期僅100人被錄取。

記者走訪發現，城市“新藍領”一般參加過系統性的培訓，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并且相關職業經驗也比較豐富。如育嬰師均參加過系統的職業培訓，并有執業資格證書，汽車美容人員曾在大中專院校學過汽車修理等專業知識等。但能夠在一定規模的企業工作的“新藍領”尚且很難獲得上升通道，那些分散在僅幾人、幾十人的小微企業或個體戶工作的“IT新民工”則感覺“一工作就到了頂”。

在廣州中華廣場電子城做手機軟件服務的本地小伙子李志賢說，工作一做就是5年，除了工資漲了些，并沒有其他變化。“有機會，當然想去手機公司做個工程師”。

“吃青春飯”、“干活兒沒啥激情”、“干10年20年一個樣”……不少“新藍領”都發出了類似的抱怨。怨聲背后，是時常縈繞他們心頭的對職業生涯的強烈無歸宿感。

已在廣東、福建和山東從事了6年多育嬰師工作的王榮說，雖然自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仍為工作前景擔憂。她說：“年齡越來越大，體力和精力都逐漸跟不上了。想從一線崗位上轉為這一行的技術指導，但由于只有高中學歷，繼續深造的機會不多，也找不到更高層次的學習培訓機會。”

對于前途的失望，讓“新藍領”將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期待下一代能改變城市“邊緣人”的尷尬。長沙李文鎖城鎖具中級技師高道祥來自湖南安鄉縣農村，從事開鎖業將近13年。他說：“公司派活兒的電話一個接一個，我每天就騎著這摩托車滿城跑來跑去。10多年了，整天風里來雨里去，我決不讓我兒子再干這行了。”

部分受訪的“新藍領”表示，自己這一代人扎根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了，希望自己能夠給子女打好基礎，幫助他們擺脫父輩身份帶來的種種限制，融入主流生活中去，不再做城市“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