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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對現行的證券法規中的數量要求(主要是數字比率)進行了探索,發現在現行的證券法規中除有關關聯交易的規范不同的規章之間有一些差異外,法規涉及到的數字比率的控制意義和《公司法》、《證券法》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體現了在社會意識中人們對比率的基本觀念以及對中國證券市場的一般認識。
一、研究方法
1、對數字比率的分類
百分數:假設監管對象的要素為一個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標或者參數是達到某個數量的點,最常見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進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為互補的六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組中只有一個獨立的邏輯含義。
分數:用分數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轉化成百分數,相當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盡管在絕對的數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義。
通過這樣的分類,法規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種,這一簡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規律性結論。
2、分析和比較
在對數字比率分類的基礎上,本文根據現行證券法規對有關數字比率作了以下歸納和比較:(1)現行法規中按照5%、10%、20%、30%、50%的順序相鄰的兩個比率之間的控制意義的差別;(2)現行法規中相同的數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義的差別;(3)相同的經濟變量在不同的法規中控制比率的差別。
3、分析對象
包括《公司法》、《證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以及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等部門規章包括《審核備忘錄》等在內涉及到現行證券發行制度的主要法規。
二、不同數字比率之間控制意義的差別
1、比率的控制意義
每個數字比率在不同法規中有大量的應用,但只有相鄰的兩個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內涵才有可能產生混淆。本文經過分析歸納,列出其基本含義(見附表)。
2、比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義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幾組:
5%和10%的差異。5%和10%在100%之中都為小數,在5%以下一般認為微不足道的小數,5%的含義是值得關注,而10%一般的含義是相當重要,標志著該部分組分已經成為100%的集合中一個獨立的主體。
涉及股東權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東具有提案權,而持股10%以上的股東則具有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權。在有關公開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東的持股變化、對外股權擔保等必須披露,體現了值得關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業資產的變化一般以10%的凈資產為關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資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過基金資產凈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資產超過總資產10%以上必須披露等等。
在收益變化中,也有幾處法規涉及到5%,如年報中期間數據變動幅度超過30%,或者占總資產5%,報告期利潤總額的10%應說明情況以及變動原因。這里因為是變化幅度,所以更加嚴了;發生大額銀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動資金的5%以上)應予以披露(《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細則》),可能退票隱藏巨大風險所以特別關注。
25%與20%、30%的差異。20%的概念通常讓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們通常認為世界“80%的財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義是非常重要,但并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因此在法規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斷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檢查者關注起潛在的風險,另一種應用是為控制集合的性質,某些參數需要嚴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響,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實質上是相對應的一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義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個團體中有可能成為控制力量。30%在100%團體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具有實質性的影響”。這里的實質性影響指這些參數的變化,可能導致體系功能、性質等重大的變化。
介于20%和30%之間的25%盡管在數字大小上和前兩者差距不大,但意義上卻截然不同。如在確定涉及補價的交易是否為非貨幣易時,收到補價的企業應當按照收到的補價轉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確定。
30%和50%的差異。30%的控制意義是具有實質性影響,50%則是控制的實現。某一集合參數超過50%以后,在數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統的性質則將發生質變。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來自經營管理層的董事不能超過董事會人數的50%,其目的顯然是避免形成現代企業委托管理中“內部人控制”問題。因此,在一般會議表決過半數通過就認為是決議生效,但重要的決議則需要出席會議三分之二表決權的股東通過,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東意見一致,以便公司經營管理穩定。
三、同類比率代表的控制意義的差別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異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針對人員而言,在數量上應該相當于33%,但在證券法規中30%很常用,33%幾乎沒有(所得稅),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對于執行和使用中便于記憶、簡化的考慮。但這種差異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義加強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對資產負債率不超過70%的要求,相對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完工進度不低于70%的要求則有所加強。
35%和65%在法規中非常少見。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發起人認購部分不少于股本總額的35%,體現了確保達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國有資產折股中有一個65%的下限,大致體現了政策制定者在促進國有資產的盤活、重組和國有資產流失壓力之間的矛盾心態。
2、有關20%在法規中意義的細微差別
20%的基本意義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對體系的性質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法規中有兩種不同的應用:
非判定性質的應用。在非判定性的應用中,法規要求公眾或者監管者(股東)關注某些重要的事項如持股超過20%的股東,投資占20%的股權,但并沒有強制性規定不能超過這一界限,其意思為可能對公司造成較大的影響。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為超過20%可能對公司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對某些經營的情況進行公開披露,如投資者持有公司可轉換債券達到20%、發行人持股超過20%,等。
限定性質的應用。在限定性的規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關的資產、人員等組分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如非專利技術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資、合格境外投資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為必不可少的組分,把風險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20%以上、80%以下則是強調其重要性,如要約收購中保證金,保證收購方的收購誠意。
四、同樣的經濟系統參量在不同法規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證券法規中,一般很少有對同一參數作出不同規定的情況,但有關關聯交易出現了一種例外。
現有證券法制的局限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我國證券市場逐步成長起來,有關證券市場的規范性文件陸續推出,市場規范化建設得到加強。
在證券市場法制的發展過程中,證券市場的基本制度有了明顯的改進。但是,證券市場的規范化、國際化還存在不少問題,相關的法制建設還需要大大加強和完善。從WTO的相關制度來看,現有制度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在價值取向方面,現有制度對公平、公正、公開的價值目標體現不夠,在促進市場和交易自由化方面有明顯的缺陷。第二,在法制體系的內部協調方面存在不足,最突出的是地方法規與全國性法規的矛盾。第三,證券市場的法制化受到了非制度化的政策因素的干擾。第四,在具體的交易規則方面,影響公平、公正交易的因素尚未得到有效禁止,既有規則的執行效益并不明顯。第五,在對外開放方面,我國證券市場的開放程度是有限的,與WTO的法制要求相去甚遠。第六,對證券市場中券商的規范化管理和監督執法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表現在對一些特殊主體監督的不力,如對少數證券公司在從事證券及非證券自營業務時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和處理缺乏力度。第七,在規范上市公司的制度方面存在缺陷。
加入WTO后我國證券法制的完善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針對證券業所作的承諾將對證券市場制度化建設產生一系列影響,與WTO法律框架相抵觸的制度必須做出相應的修改,尤其是WTO所確立的一般責任和紀律,以及專門針對金融業的《金融服務協議》的相關要求,將直接影響我國證券法制建設。為此,證券法制的未來發展,必須遵循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和逐步自由化原則。
《金融服務協議》對證券市場開放的一般要求主要有:對各締約方開放證券和金融信息市場;允許締約國在國內建立證券服務公司并按競爭規則運行;締約國公司享受同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市場的權利;取消跨境服務的限制;允許締約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的比例超過50%.
對照這些要求,結合前文分析的我國證券法制的局限性,筆者認為,要適應世貿組織法律制度的要求,我國未來的證券法制發展須注意以下幾點:
1.在證券法制的立法取向上,應該立足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價值目標,并應有步驟地修正現有制度與這些精神相抵觸的規則。在今后的制度創建中,應該盡可能地選擇和借鑒國外先進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范例,避免法制目標的滯后。
2.在適應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要求方面,我國現有制度必須做出相應的變革。
首先,在市場準入方面,應在承諾的范圍內將世貿組織的制度要求反映到證券法制建設中來。世貿組織法律框架在證券市場方面所構建的準入原則要求;各締約方的證券市場應該向其他締約方開放,除非在承擔義務清單中有明確的排除性規定,否則任何締約方不得限制外資進入本國證券市場,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權比例及對單個的或累計的外國投資實行限制;不得要求締約方必須通過特定法人實體或合營企業從事證券業務;不得限制境外投資者的數量,包括采用數量配額、壟斷、專營服務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資經營證券業務的總量。我國在證券市場準入原則方面所作的承諾主要有:確保在華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取得證券服務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允許外國證券服務者在華設立機構并有開業權;確保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境內提供本國暫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務。鑒于此,現有的嚴格禁止準入制度將必須修改。
其次,在證券市場的國民待遇方面,我國相關制度更需要做出相應的修正。世貿組織的規則要求:締約方給予外國證券投資及投資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給予本國證券投資及投資者的待遇,包括投資品種、投資數量、投資比例等方面都不應有差別。我國已經做出的承諾主要有:外國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取得境內證券組織成員資格,進入任何形式的證券市場時享有與本國證券服務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資品種、投資數量、投資比例等方面。但是,國內現有的制度在這些方面都處于空白狀態,需要及時地補充和完善。
第三,在證券市場的透明度方面,我國雖已經有所落實,但是還有諸多不足。世貿組織規則要求:除緊急情況之外,每一締約方必須將其與證券市場有關的法律、法規、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他決定、規定以及習慣做法,最遲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使國內外市場主體有充分的時間予以了解和掌握,盡量使得市場環境變得可以預見,并進而決定自身的行為取向。鑒于此,現有的證券市場制度建設,一方面,應堅持以明確而公開的規則為真正的市場規則,盡可能減少或避免通過不透明的政策性的干預來調整證券市場;另一方面,應該在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透明化方面,加強常設性的、專門化的服務機構建設,以確保制度的透明化。
第四,在逐步自由化原則方面,我國一方面要積極利用該原則對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性待遇,另一方面更應積極地推進市場法制建設。
3.在現有法律體系構建的科學性、協調性方面也需做出努力。迄今為止,我國證券法制體系已經形成了以證券法、公司法為核心,國務院及證監會的行政法規、監管規章為補充的體系。組建該體系的規范性文件已經較為豐富,但是體系內部的協調性問題沒有得到重視,今后的建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確保證券法、公司法的權威性,不能簡單地通過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來修改,其中確有滯后或缺漏的,應該及時地通過修正案來解決;二是行政法規和監管規章內部的協調問題應予重視,尤其是對于那些過時的規章制度應該及時地清理,不能只管推出新的規章,忽視了新舊規章之間的協調;三是必須加強監管規章發展的計劃性和系統性,不能發現什么問題就立規,而需增強規范性文件的系統性、前瞻性,以便于監管機構和被監管者對規章的實踐。
論文關鍵詞 證券市場 證券民事責任 證券法
我國《證券法》制定初衷是維護證券市場的秩序,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從而發展和完善證券市場。但是現在看來我國《證券法》并沒有有效履行它的責任,發揮它的功能。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重視證券民事制度的建設。證劵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它們也不能發揮證劵民事責任的功能。要知道提起民事訴訟是最好的保護投資人權益的方式。因此,我們必須擺正證券民事責任的位置,不斷改進民事責任制度,使其更便于操作,也更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現在我來談談我的一些認識。
一、我國證券民事責任制度存在的幾個問題
第一,我國《證券法》中的民事責任仍受到立法者的輕視。投資者是證券市場的最基本組成,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應該是《證券法》最基本的要求。而投資者提起民事訴訟是保護他們自己權益的最有效也是最普遍的方式。然而我國立法者對證券民事責任不是十分關注。我國現行《證券法》相對以前的舊《證券法》在民事責任方面規定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仍然是證券法律體系中的核心,民事責任更像是一個補充規定,沒有系統而又明確的規定。我們從《證券法》條文中可以看出(當然實際情況也是)對于證券市場違法者的處罰我國的處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例如沒收違法所得,吊銷營業執照資格證書,責令停產停業和罰款等等,當違法者行為觸犯刑法時再施以刑事處罰。而對于證券市場中的違法者的民事責任我國《證券法》規定往往比較概括也可以說籠統,只是規定違法主體應當對投資者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規定既沒有給出相對具體的關于民事賠償細則規定,也沒有制定與證券民事訴訟的相關的訴訟制度。所以立法者尚未肯定民事責任的重要性;或者說立法者認為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優先于民事責任,認為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到位了就是對投資者權益的最大保護。
第二,投資者難以通過民事訴訟保護自己合法權益。提起民事訴訟是公民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主要形式,但是《證劵法》卻限制了公民的這項權利。首先,我國《證券法》對現在存在的主要違法行為的民事責任都有一些明確的規定;但是對于程序上的規定卻是十分缺乏,既沒有規定賠償的范圍和計算損失的方法,也沒有對責任的構成要件和舉證責任的承擔做出明確而具體的相關規定。其次,證券民事訴訟前置程序嚴重限制了投資者訴訟權利,等到證券違法主體受到行政或者刑事處罰后再去起訴的話,可以說“黃花菜都涼了”。最后,我國證券訴訟方式也存在缺陷。我國尚未引入集團訴訟方式,集團訴訟現行國際上普遍實行,對證券類案件最有效的訴訟方式。在缺乏集團訴訟的情況下,在一些情況下很多投資者根本無力提起訴訟。因此,投資者在起訴證券違法者時面臨相當大的困難,起訴難,起訴成本高,是一直存在的問題。
第三,立法者沒有意識到完善證券民事制度對監管證券市場有巨大幫助。證券市場是個隨時能獲得巨大利益的市場,為了獲取巨大利益必定有大量違法分子挺而走險;證券市場也是個十分復雜而專業性很強的市場,那么在追究違法活動時也必將困難重重。證監會監管方式是現今我國證券市場的主要方式,違法分子多使得政府花銷巨大且疲于奔波,專業性高又使政府監管力不從心。如果放寬證券民事訴訟限制,鼓勵投資者自己的名義提起民事訴訟,那么廣大投資者將是監督證券市場廉價而又盡職盡力的監督者。這樣政府必將節省大量財力物力,也能節省大量精力。所以完善證券民事制度同時也是在完善證券監管制度。
二、關于完善我國證券民事責任制度的一些構想
第一,提高證券民事責任在證劵法中地位,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投資者是證券市場賴以生存的基本元素,但是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卻是是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如果再不能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那么會打擊投資者投資熱情對證券市場造成相當消極的影響。所以保護投資者權益應成為《證券法》的一個重要方面,立法者也應該樹立保護投資人權益的重要觀念。而提高《證券法》中民事責任的地位,鼓勵投資者以民事訴訟方式提起訴訟是保護自己權益的最有效手段。刑事處罰和民事處罰可以說對違法者有相當大的威懾力,但是光憑這兩種處罰方式并不能很有效的預防證券犯罪。因為證券類犯罪獲利巨大,往往在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過后仍能獲得不菲的利益。再則,這兩種處罰方式也不能很好保護廣大投資者權益。而以民事責任方式保護投資者的權益,不僅能讓廣大投資者追回其所受的損失,也能使違法者無法獲得巨額利益。相比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大大提高了違法者的違法成本。所以我認為必須提高民事責任在證劵法中的地位,應該把它放在與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可以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第二,取消證券民事訴訟前置程序。首先,證券民事訴訟前置程序的存在,使得投資者必須等到違法者被處以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后方能提起訴訟。這樣證券民事訴訟前置程序限制了投資人以自己名義去提起訴訟的權利,不便于投資人及時的追回所受損失。我們要知道證監會的審理有嚴格而又多的程序,這必將是一個耗時長久的過程。很有可能在投資人起訴時,投資人既找不到侵權的公司,也找不到公司的負責人,自然也很難保護自己的權利。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證券違法行為都會被政府發現,也不必然需要受到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但是這些行為的確損害了一些投資人的權益,而由于前置程序的存在,投資人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提起民事訴訟,那么他們利益損失就無法追回。最后,雖然《證券法》已經規定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但是在先前兩種處罰中,違法者的不當得利需要上繳國庫,一旦上繳就很難追回。那么即使投資者打贏了民事官司卻也無法得到相應的補償。所以取消證券民事訴訟前置程序是大勢所趨。
第三,在繼續實行的共同訴訟制度基礎上引進集團訴訟制度。我國現行的共同訴訟制度對于投資者來說成本比較高昂,不利于小投資者保護其合法權益;而對法院來說也經常出現一個證券案件出現幾個民事索賠案的情況,造成司法資源嚴重浪費。所以應該考慮借鑒外國先進經驗,引入集團訴訟制度。但是由于我國復雜的基本國情,廣泛適用集團訴訟制度尚不現實。這是因為集團訴訟制度一旦實行,一方面,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可能根本無法無力賠償,造成金融動蕩;另一方面,我國法官也缺乏處理集團規模案件的能力。再加上投資者之間也存在沖突,未必能達成一致。所以引進集團訴訟制度還需一個過程,現行共同訴訟制度還應繼續使用。
第四,合理分配原被告雙方的舉證責任。對于雙方的舉證責任要堅持保護弱者優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首先,應該必須加重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的舉證責任。因為在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相對投資者處于十分強勢地位,它們熟悉證券市場規則,有專業的職業隊伍,掌握信息多且辨別能力強。這樣在舉證能力上投資者們完全不能與它們相比。所以被告應該承擔原告提出的損害事實與自己損害行為無關的舉證責任,否則認為兩者存在因果關系。其次,對于舉證責任也不能一刀切,不能認為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就該承擔所有的舉證責任,應考慮雙方當事人實際情況。因為并非所有的案件被告都處于強勢地位,還應從雙方實際情況出發。誰處于強勢誰就應該承擔更多義務。最后,由于舉證倒置使得被告在訴訟中處于一種不利的形勢下,可以借鑒美國引入以系統風險等一系列合理的情況作為被告的抗辯理由,保證舉證責任公正公平。
第五,完善現行證券民事賠償制度。由于證券交易存在多樣性、復雜性和專業性等特點,而我國法官職業素質和職業能力又普遍不高,所以應該進一步完善證券民事賠償制度,明確賠償范圍及計算方法,作為法官判決的標準。考慮到證券市場復雜情況,既要加大違法者的違法成本,又要防止原告獲得因訴訟而獲得額外利益;我認為可以借鑒美國已經成熟的關于確定賠償范圍及賠償金的三種計算方法,即實際價值計算法、實際誘因法、實際差價計算法。也就是說,證券民事賠償應注重直接損失,不包括間接損失,而且賠償額不得超過原告實際損失總額也不應該超過違法者不當得利總額。這樣既保護了投資者合法權益,也沒有超過違法者實際賠償能力,有益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現有證券法制的局限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我國證券市場逐步成長起來,有關證券市場的規范性文件陸續推出,市場規范化建設得到加強。
在證券市場法制的發展過程中,證券市場的基本制度有了明顯的改進。但是,證券市場的規范化、國際化還存在不少問題,相關的法制建設還需要大大加強和完善。從WTO的相關制度來看,現有制度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在價值取向方面,現有制度對公平、公正、公開的價值目標體現不夠,在促進市場和交易自由化方面有明顯的缺陷。第二,在法制體系的內部協調方面存在不足,最突出的是地方法規與全國性法規的矛盾。第三,證券市場的法制化受到了非制度化的政策因素的干擾。第四,在具體的交易規則方面,影響公平、公正交易的因素尚未得到有效禁止,既有規則的執行效益并不明顯。第五,在對外開放方面,我國證券市場的開放程度是有限的,與WTO的法制要求相去甚遠。第六,對證券市場中券商的規范化管理和監督執法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表現在對一些特殊主體監督的不力,如對少數證券公司在從事證券及非證券自營業務時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和處理缺乏力度。第七,在規范上市公司的制度方面存在缺陷。
加入WTO后我國證券法制的完善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針對證券業所作的承諾將對證券市場制度化建設產生一系列影響,與WTO法律框架相抵觸的制度必須做出相應的修改,尤其是WTO所確立的一般責任和紀律,以及專門針對金融業的《金融服務協議》的相關要求,將直接影響我國證券法制建設。為此,證券法制的未來發展,必須遵循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和逐步自由化原則。
《金融服務協議》對證券市場開放的一般要求主要有:對各締約方開放證券和金融信息市場;允許締約國在國內建立證券服務公司并按競爭規則運行;締約國公司享受同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市場的權利;取消跨境服務的限制;允許締約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的比例超過50%.
對照這些要求,結合前文分析的我國證券法制的局限性,筆者認為,要適應世貿組織法律制度的要求,我國未來的證券法制發展須注意以下幾點:
1.在證券法制的立法取向上,應該立足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價值目標,并應有步驟地修正現有制度與這些精神相抵觸的規則。在今后的制度創建中,應該盡可能地選擇和借鑒國外先進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范例,避免法制目標的滯后。
2.在適應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要求方面,我國現有制度必須做出相應的變革。
首先,在市場準入方面,應在承諾的范圍內將世貿組織的制度要求反映到證券法制建設中來。世貿組織法律框架在證券市場方面所構建的準入原則要求;各締約方的證券市場應該向其他締約方開放,除非在承擔義務清單中有明確的排除性規定,否則任何締約方不得限制外資進入本國證券市場,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權比例及對單個的或累計的外國投資實行限制;不得要求締約方必須通過特定法人實體或合營企業從事證券業務;不得限制境外投資者的數量,包括采用數量配額、壟斷、專營服務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資經營證券業務的總量。我國在證券市場準入原則方面所作的承諾主要有:確保在華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取得證券服務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允許外國證券服務者在華設立機構并有開業權;確保外資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境內提供本國暫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務。鑒于此,現有的嚴格禁止準入制度將必須修改。
其次,在證券市場的國民待遇方面,我國相關制度更需要做出相應的修正。世貿組織的規則要求:締約方給予外國證券投資及投資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給予本國證券投資及投資者的待遇,包括投資品種、投資數量、投資比例等方面都不應有差別。我國已經做出的承諾主要有:外國證券服務提供者在取得境內證券組織成員資格,進入任何形式的證券市場時享有與本國證券服務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資品種、投資數量、投資比例等方面。但是,國內現有的制度在這些方面都處于空白狀態,需要及時地補充和完善。
第三,在證券市場的透明度方面,我國雖已經有所落實,但是還有諸多不足。世貿組織規則要求:除緊急情況之外,每一締約方必須將其與證券市場有關的法律、法規、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他決定、規定以及習慣做法,最遲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使國內外市場主體有充分的時間予以了解和掌握,盡量使得市場環境變得可以預見,并進而決定自身的行為取向。鑒于此,現有的證券市場制度建設,一方面,應堅持以明確而公開的規則為真正的市場規則,盡可能減少或避免通過不透明的政策性的干預來調整證券市場;另一方面,應該在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透明化方面,加強常設性的、專門化的服務機構建設,以確保制度的透明化。
第四,在逐步自由化原則方面,我國一方面要積極利用該原則對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性待遇,另一方面更應積極地推進市場法制建設。
3.在現有法律體系構建的科學性、協調性方面也需做出努力。迄今為止,我國證券法制體系已經形成了以證券法、公司法為核心,國務院及證監會的行政法規、監管規章為補充的體系。組建該體系的規范性文件已經較為豐富,但是體系內部的協調性問題沒有得到重視,今后的建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確保證券法、公司法的權威性,不能簡單地通過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來修改,其中確有滯后或缺漏的,應該及時地通過修正案來
解決;二是行政法規和監管規章內部的協調問題應予重視,尤其是對于那些過時的規章制度應該及時地清理,不能只管推出新的規章,忽視了新舊規章之間的協調;三是必須加強監管規章發展的計劃性和系統性,不能發現什么問題就立規,而需增強規范性文件的系統性、前瞻性,以便于監管機構和被監管者對規章的實踐。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當日就《規定》的出臺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記者:如何理解《規定》中對原告和被告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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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七條對被告進行了列舉式……
記者:在證券市場被虛假陳述侵害的投資人如何提起民事賠償訴訟?
李國光:《規定》針對我國證券市場現狀和實際國情,在第三部分對證券民事賠償訴 訟明確規定了原告可以選擇單獨訴訟或者共同訴訟方式提訟。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4 條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規定》確定的共同訴訟是人數固定的代表人訴訟方式,即 原告人數應當在開庭審理前確定。共同訴訟的原告人數眾多的可以推選二至五名訴訟代 表人,每名訴訟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訴訟人。由于目前證券市場投資人以自然 人為主,一旦發生侵權行為,受侵害的投資人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訴訟請求各不相同, 情況相當復雜。在沒有民事訴訟前置程序和當事人訴訟請求意愿不明的情況下,人民法 院對人數不確定的權利人發出公告、通知登記參加訴訟,不僅與“不告不理”訴訟原則 相悖,而且使得訴訟周期拖長,人民法院難以進行審理,投資人合法權益難以及時有效 得到保護。應當說,《規定》對訴訟方式作出的安排是符合證券市場實際情況及合理的 。
記者:民事賠償責任的歸責和免責,是民事侵權案件實體審理的關鍵。《規定》對歸 責和免責是如何界定的?
李國光:《規定》在第五部分對各虛假陳述行為人所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按無過錯 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和過錯責任順序,分別作出了明確規定。對發起人、發行人或者上 市公司,根據證券法第13條、第63條和《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16條、第17 條的規定,確立的是無過錯責任。除非這些被告證明投資人存在《規定》第十九條關于 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事由,或者投資人提起的訴訟已經超過訴訟時 效等,他們應當對與其有因果關系的投資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規定》對發行人、 上市公司的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證券承銷商、證券上市推薦 人及其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中介服務機構及其直接責任 人;在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四條,規定為過錯推定責任。這些虛假 陳述行為人如能證明自己無過錯,或者投資人存在《規定》第十九條關于虛假陳述與損 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事由,或者投資人提起的訴訟已經超過訴訟時效等,應予免 責。《規定》對上述責任人以外的其他作出虛假陳述的機構或者自然人,在第二十五條 確立為過錯責任。這些機構或者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前提是其主觀上具有過錯、客觀 上造成投資人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