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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作風？作風是一個人、一個團體在工作、學習、生活等各方面，亦即在其社會關系及社會交往活動中，一貫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和特征。

領導干部的作風為什么重要？因為它與公共權力、公共事務聯系在一起，從而與其他人的行為相比，具有更大范圍更大程度的外部影響。

領導干部沒有監督，而有良好的作風，這是否可能？少數人可能，多數人不可能，一時可能，長期不可能，所以說到底是不可能。為什么？因為沒有監督（制約）的權力一定會被濫用，一定具有高度的腐蝕性，以至會把好端端的人變得“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照這樣說，難道竟沒有不肯濫用權力，不受權力腐蝕的“好人”？當然不是。盡管這樣的好人是大多數，但如果權力沒有監督，不受制約，在權力“市場”上就一定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反向淘汰機制。所以，與沒有監督的權力相聯系的行為方式和特征，其惡質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所謂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之說。

這就說明，監督是領導干部始終保持良好作風的一個極為重要、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實質和要領都在于對權力的監督。

然而對權力的監督，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恰恰又是最困難的。這有多種原因，其中，首要的原因是充分獲取真實信息很不容易。由于工作的復雜性和目標的多重性，特別是由于決策與操作上高度的可選擇性，領導干部的日常工作，權力運行的過程、狀況和結果，遠不像工地或車間流水線上的生產勞動那樣易于觀察和考核。在社會轉型時期，這個特點更加突出。這時，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社會關系、社會交往方式（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等）、收入與財產的來源和持有形式，都日益復雜多樣，變動不居，決非舊體制下那種簡單、單一、封閉的狀況所能比擬，但同時，各方面的體制改革還處在渡河未濟的半途，舊體制的控制方式仍具有相當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權力帶來的誘惑更多更大，領導干部的作風受到侵蝕的危險亦更多更大，因而監督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要充分獲得為監督所必需的真實信息恰恰由于同樣的原因而更不容易，相反，對有些人來說，隱藏信息的條件和招術倒是更多了，于是有效的監督也就成了更為困難的事情。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要有效地解決監督問題就要首先從這里著手。也就是說，雖然監督要靠一系列具體的制度來保證，但首要的制度是信息披露制度。如果不從制度上保證與權力運用有關的信息能夠充分公開，則其它關于禁止、懲戒的種種規定無論怎樣完備細密，也都可能流于形式，當然不會完全不起作用，但這種作用可能是偶然的，或一時的，或因人而異的。

《水滸》里的好漢天不怕地不怕，有的事卻也決不肯做，因為就怕傳到江湖上被人恥笑。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監督問題的三個要點。第一，信息的公開本身就能起監督作用，并且是事前防范的作用。而我們知道，監督之最重要的目的正在于事前的防范而非事后的懲罰。第二，能起這種監督作用的信息公開是傳播于較大范圍的信息公開，不是只有個別人、少數人知道，既不是瞞上不瞞下，也不是瞞下不瞞上。第三，信息的公開傳播便形成輿論，進而對具體的行為主體而不只是對抽象的行為形成社會評價。信息、輿論、社會評價三者的連接，自動構成了一種有長效的監督機制，叫做輿論監督。

現代社會的傳媒恰好為這三者的連接提供了最有效的工具。事實上，就其實質意義來說，它正是為此而發明，而發展起來的。如何解決監督困難的問題呢？一個切實的辦法就在這里，就在發揮傳媒特別是報紙的作用。在黨的作風建設中，黨的報紙的基本功能之一，它充分達到正面宣傳效果并真正形成和主導健康、良好的輿論氛圍的途徑之一，乃至構成黨報影響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形成這樣的監督機制，有效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而黨的報紙在這方面的狀況，本身便是黨的作風狀況的一個反映。

因此，黨的報紙及時發現情況，傳播信息，實行公開的輿論監督，應當被視為一種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態而發展起來，并使黨的各級組織、干部和黨員隨之而逐漸習慣起來。這樣做，最能別良莠、明獎罰、正風氣，所以它的最大好處是破除上面說的那種反向淘汰機制。換言之，對堅持良好作風的領導干部來說，信息公開、輿論監督機制正是一種最有效的識別、保護和激勵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