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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二十個字表明了，我們要建成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和諧發展的新的農村社會。其中，“管理民主”體現了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要求。

一、建立符合新農村建設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

目前在農村，許多地方都將“撤鄉并鎮”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大舉措。但是，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改革的實效性是一個有待認真思考的問題。

從理論上講，“撤鄉并鎮”的行政體制改革，由于減少了行政管理的中間環節，不僅可以減少行政治理的成本，而且還能減輕農民負擔，緩和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系。但是，從實際出發，對于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來說，其實并不具備“撤鄉并鎮”改革所要求的社會條件。

我們以內蒙古自治區的農村牧區為例來進行分析。調研表明，內蒙古自治區的廣大農村牧區蘇木鎮實行了“撤鄉并鎮”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后，雖然也產生了一些積極的作用，初步改變了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狀態，但也產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由于新的蘇木鎮行政區域大，工作人員少，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影響了蘇木鎮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能力，而且也增加了群眾辦事的難度。由于原來牧區蘇木鎮行政區域就比較大，撤并后幾個蘇木鎮合在一起，其行政所轄面積大都在上千平方公里，而改革要求在編人員一般為行政30―40人、事業30―40人。由于牧民居住分散，路況和交通條件又差，行政范圍的擴大，使政府部門下基層為老百姓服務以及老百姓進蘇木鎮辦事，都非常困難，大大增加了雙方的辦事成本，工作的時效也很受影響，而且,也導致了基層政府的不作為、以及服務的不到位等消極后果。又比如，牧民子女就學成本相對提高，部分貧困家庭出現子女輟學現象。教育資源整合是機構改革的一項內容，改革中多數蘇木鄉鎮里的中學搬到旗所在地，甚至連小學都搬到了旗所在地。雖然義務教育期間實行“兩免一補”政策，但是，牧民的子女，特別是小學生的車船費、住宿費等就學成本都不同程度地提高，加重了牧民的經濟負擔，甚至可能引起其他社會問題。再如，在一些農村地區，伴隨著農村基層組織行政功能的逐漸弱化，在那些尚未建立起農民組織的地方，出現了大量的非良性組織，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健康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對“撤鄉并鎮”的改革不能全國搞“一刀切”，必須要進行比較科學、詳細的、從宏觀到微觀的規劃。而且，制定的規劃應當有遠期目標和階段性任務，一個縣域經濟、社會達到什么程度，與此相應的應是什么樣的鄉（鎮）、村社區結構，都需要有科學的依據。

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世界各國、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已有大量的事實證明：一個符合實際需要的、執行有效的體制對一個社會的全面發展或整體振興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在一定的條件下，要遠遠超過一項重大的科技進步。

二、積極培育代表和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

農民組織主要是指由農民自發組織的，或者是在政府的推動下組織的民間社團，它不是一種政權組織，而是一種草根組織，也可稱為農民協會。

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面對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的客觀現實，面對參與意識不斷提高的廣大農民，建立起代表和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日益成為了一種迫切的要求。其實，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曾講過，成立農民協會的意見可以考慮，真正需要即可籌辦。

我們要建立的農民組織，是農民利益整合和表達的組織，是農民與政府溝通協商的政治參與組織，充當著調節農民和基層政權組織關系的中介角色。農民組織建設的實質，就是調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民之間的依賴、合作與博弈關系，目的在于更好地實現農民的政治、經濟利益或完成某種社會保障的功能，促進農民利益的最大化，進一步實現基層的民主和善治。

著名的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曾經分析指出，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農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愿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沖和調解。因此說，農民的社會組織化程度越高，社會就越穩定。

三、逐步建立起農村的新型政治文化

在中外歷史上，每一次大的政治變革都伴隨著一場政治文化的變革。一種新質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應該先于政治變革的實踐，并且成為政治體系變革與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正是因為認識到了政治文化與政治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在失敗后就提出：必須大力倡導新思想以造就新國民。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新型的政治文化，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備受學術界和政壇的關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羅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指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帕特南根據他對意大利南部和北部長達20年的研究，得出了震動學術界和政壇的結論：意大利北部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比南部正常，就是因為擁有意大利南部所沒有的政治文化——社會資本。因此，他指出：社會資本是市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是市民社會的“一筆啟動資金”。

我理解，簡單地說，社會資本其實就是指，在一個社會或一個特定的群體中，成員之間互惠互利的程度。經驗表明，在一個社會資本匱乏的社會或群體里，人們之間的交往必然會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

那么，我國農村的社會資本存量如何呢？關于這一點，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曾指出：“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何為公德？梁啟超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然而，長期以來，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方式，導致國民（當然也包括農民）沒有合作意識，沒有利他主義，人與人之間的互惠互利只是在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和家族，以及比較親密的朋友中間才存在。而在社會公共生活的領域，陌生人之間普遍缺乏信任和合作的精神，“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現象非常普遍地存在著。美國哲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寫文章把這種現象概括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

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同理，沒有具有良好的公共道德精神的農民，我們就不可能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尤其是，隨著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深入，對廣大農民的公共道德的培育和建設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我們必須倡導和建立起農村的新型政治文化，使廣大村民具有一種互利、合作、開放的公共道德，從而為農村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發展提供積極的倫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