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知識社會學發端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當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時，形成了三大學派，即“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曼海姆提出了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釋學和現象學方法的有效應用，成為知識社會學成熟的標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實質上是對傳統“知識二分法”，即科學技術知識和非純粹知識的詰難和批判；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轉變。

一、知識社會學的發端與形成

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形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它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普遍一致性特點；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是受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隨著世界科學中心向德國轉移，以培根和笛卡兒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勢態迅速移向德國，自然科學知識的優越性亦與日俱增。

“知識社會學”一詞源于德文，為哲學及社會學大師舍勒（M·Scheler）所首創。“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他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2版，第2卷，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說來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家赫克曼（S·J·Hekeman）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即使是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決定的。不過，此時的馬克思意在強調社會需求因素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恩格斯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自然科學知識也要借助于社會及歷史因素來解釋。這一思想進一步豐富了知識社會學理論，以至于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馬克思主義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在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中，狄爾泰強調知識的社會決定作用與環境制約性，韋伯在沿襲馬克思“社會決定論”的基礎上又補充了精神因素的歷史作用，認為社會存在是各種因素整合的產物，當訴諸社會因素對有關知識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時，應積極訴諸精神因素。

不論是實證主義者還是人文主義者，都對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知識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認。二者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該不該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照搬到社會科學中來。由于這場爭論關系到兩種知識形態的孰優孰劣，兩種文化的直接沖突，甚至一種文化歧視另一種文化，或用一種文化規范另一種文化的重大問題，故而爭論此起彼伏，自知識社會學發端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20世紀初，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具雛形，并形成三大學派，它們分別是：“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從進化論視角看，最有意義的是德國學派，它是知識社會學的源頭，對知識社會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繼馬克思之后，韋伯廣泛研究了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關系，認為社會、文化等因素決定知識的內容，反過來，知識的內容也影響社會和文化。狄爾泰則從認識論視角，用解釋學理論解釋產生知識的“客觀因素”。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是該學派的舍勒。舍勒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但和單向的社會決定論不同的是，他認為絕對客體的實在范疇基于信念而非物質因素。舍勒試圖用絕對主義因素解決相對主義問題，同時又保留“知識二分法”及“知識的社會決定論”，這顯然是矛盾的。不過，舍勒的最大功績在于：他能夠洞察出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尋求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已。從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觀點來看，他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深受狄德羅思想的影響，在堅持“知識二分法”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嘗試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去研究知識的社會決定，他們的著眼點放在知識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們的知識社會學又叫“知識發生學”。“美國芝加哥學派”因語言和地理上的障礙而循著自身的路徑發展，該學派在遵循實證主義原則的同時，注重考察社會心理對知識形成的重大影響，故被稱為“社會心理學學派”。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知識社會學發端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當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時，形成了三大學派，即“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曼海姆提出了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釋學和現象學方法的有效應用，成為知識社會學成熟的標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實質上是對傳統“知識二分法”，即科學技術知識和非純粹知識的詰難和批判；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轉變。一、知識社會學的發端與形成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形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它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普遍一致性特點；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是受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隨著世界科學中心向德國轉移，以培根和笛卡兒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勢態迅速移向德國，自然科學知識的優越性亦與日俱增。“知識社會學”一詞源于德文，為哲學及社會學大師舍勒（M·Scheler）所首創。“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他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2版，第2卷，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說來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家赫克曼（S·J·Hekeman）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即使是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決定的。不過，此時的馬克思意在強調社會需求因素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恩格斯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自然科學知識也要借助于社會及歷史因素來解釋。這一思想進一步豐富了知識社會學理論，以至于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馬克思主義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在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中，狄爾泰強調知識的社會決定作用與環境制約性，韋伯在沿襲馬克思“社會決定論”的基礎上又補充了精神因素的歷史作用，認為社會存在是各種因素整合的產物，當訴諸社會因素對有關知識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時，應積極訴諸精神因素。不論是實證主義者還是人文主義者，都對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知識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認。二者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該不該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照搬到社會科學中來。由于這場爭論關系到兩種知識形態的孰優孰劣，兩種文化的直接沖突，甚至一種文化歧視另一種文化，或用一種文化規范另一種文化的重大問題，故而爭論此起彼伏，自知識社會學發端以來就一直存在著。20世紀初，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具雛形，并形成三大學派，它們分別是：“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從進化論視角看，最有意義的是德國學派，它是知識社會學的源頭，對知識社會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繼馬克思之后，韋伯廣泛研究了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關系，認為社會、文化等因素決定知識的內容，反過來，知識的內容也影響社會和文化。狄爾泰則從認識論視角，用解釋學理論解釋產生知識的“客觀因素”。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是該學派的舍勒。舍勒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但和單向的社會決定論不同的是，他認為絕對客體的實在范疇基于信念而非物質因素。舍勒試圖用絕對主義因素解決相對主義問題，同時又保留“知識二分法”及“知識的社會決定論”，這顯然是矛盾的。不過，舍勒的最大功績在于：他能夠洞察出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尋求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已。從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觀點來看，他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深受狄德羅思想的影響，在堅持“知識二分法”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嘗試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去研究知識的社會決定，他們的著眼點放在知識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們的知識社會學又叫“知識發生學”。“美國芝加哥學派”因語言和地理上的障礙而循著自身的路徑發展，該學派在遵循實證主義原則的同時，注重考察社會心理對知識形成的重大影響，故被稱為“社會心理學學派”。二、知識社會學的成熟及存在的問題舍勒雖然為知識社會學的理論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譯成英文。語言的障礙阻止了他的思想傳播及影響范圍的擴大。今天我們談論的知識社會學，就其成熟形態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識社會學。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陸續譯成英文，其影響波及歐美，知識社會學中心亦隨之轉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也源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他強調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結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發生學意義而言，不僅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韋伯和狄爾泰，主張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認為解釋學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強求使用自然科學方法。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理論有兩個優點：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則”，即在知識的社會學考察中，無論是觀察者還是被觀察者都必須服從社會學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非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個人是不可能從他自身的經歷中形成世界觀的，知識是群體互動和社會協商的產物。曼海姆曾試圖突破傳統的知識劃界，打破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長期對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對主義的面孔。用當代科學社會學家馬爾凱（M·Mulkey）的話說，曼海姆的相對主義研究綱領接近于科學哲學的后庫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盲從。此點在實證主義思潮占據統治地位時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曼海姆因其相對主義態度而受到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兩面夾擊，他也承認社會看起來不僅決定人們的觀念而且決定人們的思想內容，包括數學思想內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學思想內容。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有向自然科學領地進行邊際擴展的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識二分法”傳統之中。30年代后期知識社會學又分化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分支，一是集中探討日常知識的社會根源，它導源于現象學傳統；二是考察知識與外部社會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沿襲解釋學研究傳統。至于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研究傳統在這兩個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其中，現象學傳統的代表人物舒爾茨受胡塞爾現象學思想影響，他的目標是要為知識社會學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會現象學方法，旨在解釋知識的意義構成及充當知識生產之實在的社會建構。此后，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圍繞著這兩個分支又形成了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兩大陣營，前者傾向于將自然科學知識從社會決定論中分離出來；后者通常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它進一步揭示了社會對知識的決定作用，并將這些知識同其賴以產生的物質存在方式加以對照。這兩個陣營分別在美國和英國找到了各自的歸宿，美國是實證主義陣地，英國是“新馬克思主義”陣地，前者強調個人因素和歷史方法論，后者強調社會因素和環境制約作用。[1][2][][]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問題也不少，首先是兩類知識的劃界是否合理？劃界的標準是否成立？科學知識該不該享有特權？其次是兩種文化之間存在的歧視現象該不該消除？科學知識該不該免予社會學研究？所有這些問題均留待人們進一步思考。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的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它們不僅為社會學家所探討，而且也為哲學家所思考。晚年的維特根斯坦開始對自然科學知識享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特權提出異議，認為科學知識也有其限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他進一步指出，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的，我們與他人互動、加入其他群體不能歸于偶然因素，他人與群體是我們認知過程的具體語境，它構成了我們知識信念及知識的全部內容。按此線索，維特根斯坦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明確表示了對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懷疑，這種態度直接危及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他還認為，在科學文化的早期進化階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會的認同都可能被人們視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布魯爾所言，維特根斯坦無論是對一般事物的刻畫，還是對科學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對數學家論據的分析，均滲透著社會學特征。哈貝馬斯的批評也極有分量。他試圖確立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知識只是知識體系中的一種形態而已，它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人類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們在發展這種知識時不可能不滲透利益因素。哈貝馬斯的意圖在于：他想借助對科學知識的利益解釋來否定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設，而這對于奉行培根主義的科學始于觀察，經驗事實是建立在客觀觀察基礎之上，科學理論又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歸納方法來說是致命的一擊。此外，他還強調解釋學和批判的重要性，認為認知主體不可能是被動地、無情感地面對客體，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體，人類的利益動機才是維系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力。以上幾位大師雖有懷疑主義的批判精神，有啟發人們對傳統知識社會學遺留下來的問題積極思考的導向作用，但真正實踐并致力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愛丁堡學派。他們在廣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面通過批判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尤其是傳統的知識劃界標準來達到對自然科學和數學等領域知識體系進行社會學考察；同時，他們否認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標準來證明各種理論體系不僅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論據，而且還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標準。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廣泛汲取當代科學哲學思想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堅信經驗知識是滲透著理論的，而理論又受制于科學共同體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獨立于理論的經驗知識是無意義的，所謂的客觀觀察、感情中立等原則在經驗知識生產實踐中是很難貫徹到底的。既然如此，“傳統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認識論基礎。由此可見，庫恩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哲學上的缺口。布魯爾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制定了“強綱領”，他認為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進行徹底研究，沒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真理的、客觀性的本質之中。“強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1.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和產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兩方面都要解釋。3.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4.反身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布魯爾的上述思想至少從認識論意義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來的全部問題。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維度積極建構其“利益模型”，認為傳統知識社會學將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拒之于門外是錯誤的，科學知識也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之下，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巴恩斯進一步指出，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要么作為默禱的產物，這就是無私利性的個人被動面對實在的產物，如笛卡兒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家頭腦應脫離科學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類的主觀因素去觀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環境中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個人或群體所生產。巴恩斯主張后者，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和接受與否也是在科學家個人偏愛及群體利益追求中得以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是在個人偏愛與群體利益相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產品，是在特定群體利益，有時是在民族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品。巴斯卡也積極從事建立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工作。與布魯爾、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張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即對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作相對主義理解，既達到對傳統的“知識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顧自然科學知識的特殊性。至此，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終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礎和理論構架。在該學派的長期努力下，終于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歷史性轉變。主要參考文獻：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5J·K·特納．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6T·Parsons.StructureandProcessinModernsocieties.1sted.NewYork:TheFreePress,19657R·Pawson.AMeasureforMeasures.1sted.Londres:Routledge,1989

當代西方哲學存在著兩大思潮：以英美為主體的分析哲學和以歐洲大陸為主體的人文哲學。兩大思潮的哲學家之間缺乏溝通的接觸。但是最近幾十年，哲學家們開始進行“綜合”和“貫通”的努力。其中較為出色的當推美國哲學家庫恩與羅斯。作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創始人庫恩，通過提出范式和科學發展動態模式，把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心理學引入了科學哲學。羅斯是當代美國新一代的科學哲學家。他通過考察自然科學的社會和政治重要性，提出了對作為多方面的、復雜的社會實踐的科學知識的一種分析，從根本上改變了經驗主義科學認識論的混亂局面。但是庫恩和羅斯并不是“簡單地把英美和大陸研究結合”〔1〕而是在不削弱科學知識力量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對科學進步及其合理性的更好理解。但是在一系列相關問題上，兩人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摘要: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效果不佳，存在有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教師的教學模式，一個是學生對課程認知偏差。要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歸位，發揮它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就應該在馬哲課的教學中結合社會、自然科學、變革教學手段入手。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自然科學

一、目前高校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的困境及其原因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課程，它對樹立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相關的任課老師為了提高課程的實效性做了很多摸索，但是其效果與投入的精力相比，收效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當前大學生對學習這一課程積極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究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教師的教學模式出了問題。有的教師采取的是填鴨式的灌輸教育，課上缺乏引導啟發，這種單向度的教育模式對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無益;有的教師的教學內容落伍，講的是十幾年前老掉牙的事情，講稿甚至十幾年沒變;有的教師講述的內容缺乏重點，面面俱到，主次不突出，學生對知識點的消化無從下手。有的老師講課方式呆板，照本宣科，沒有激情，言語嚴肅。這樣的教學方式自然對學生沒有吸引力。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學生就業問題的突出。學生平時的學習都集中在各種實用性課程以及在將來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這種功利主義的心態與本身就是具有高度抽象化的、概括性的哲學是矛盾的，于是，哲學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向邊緣。再者，學生對馬哲課的觀念就是做筆記，劃重點，考試通過拿學分就可以了。以筆者本科階段上馬哲課的情形為例，學生的普遍想法都是認真記錄重點，到時背誦以應付考試，而任課老師為了提高學生上課積極性，也迎合學生的想法，造成學生學一門、考一門、丟一門的不良后果。這樣馬哲的教學效果就在機械式的背誦中弱化了。

二、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結合

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取得了很多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只是體現在報刊、雜志上，并沒有進入到課堂中。大學生手里使用的教材還是過去的老版式，書本以冗長的論述居多，例子陳舊不生動。哲學本身就是一門深奧的學科，學生在理解相關的概念時會比較吃力，讓學生更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哲學是智慧之學，它來源于對社會生活的高度抽象概括，這種概括呈現在書本中就是條文性的理論知識。哲學教學就是要把這種條文性的理論知識變“活”，讓它回歸到現實生活中，發揮哲學使人變得“聰明”的功能，唯有這樣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高學生對理論的利用能力，避免學一門，丟一門的后果。回歸現實生活，就要讓馬哲與黨和國家的政策、社會發展、社會事件結合。從主要矛盾理論來理解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運用質量互變規律原理來分析為什么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別、貧富差別問題;運用發展觀點，來闡明當前為什么黨在十二大以來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為什么要鼓勵創業和發展小微企業發展來解決就業問題。

摘要：初中階段是學生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迅速發展，主體意識和勞動意識逐漸形成的時期，他們受教師的教育影響并非無條件地接受，更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獲取新知識以及親身實踐探究未知領域。作為教師要善于把握學生的年齡特點，組織活動內容，設計形式，為學生進行綜合實踐活動創造條件和理論指導，也不斷激發、鼓勵學生實踐活動的活動性，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使綜合實踐課得以順利開展。兔媽媽論文

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重要組織部分，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分別落實到相關教研組和教師。其中自然科學的實踐活動是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內容之一，為此，我就自然科學教學中談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開展。

一、轉變觀念，嘗試新教學模式

轉變觀念是切實保證新課程改革實驗成功與否的關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徹底改革，教師要樹立“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的理念，堅持學生的自主選擇和主動參與，充分發揮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和綜合思維能力。注重學生的親身體驗和積極實踐。即由重結果轉向重過程，由單向信息交流向綜合信息交流轉變，所以，教師角色不單是知識傳授者，而是學生活動的引導者、組織者、參與者、領導者、評價者。根據自然科學的學科特點（科學性、實驗性），以及充分利用學校實驗條件，社會資源，制定切實可行的活動目標和內容。嘗試以學生綜合實踐活動為主的新教學模式。如：

初一：側重感性認識及知識直接運用，簡單操作技能培養、情感培養

主要內容：自然科學教材中的實習和探索，當地的自然環境中的自然現象：水杉樹的生長、考察蕨類、苔蘚植物的生長環境……觀察白鷺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