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爾《美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籠罩著，統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一、基礎知識目標：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和標志；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及基本內容；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巴黎和會對中國問題的無理決定；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五四愛國運動的意義。

二、思想教育目標：

1.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它促使人們追求民主與科學，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2.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表現了偉大的力量。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三、能力培養目標：

論文摘要:曾以詩言志“不因政治忘學術,不因學術忘政治”的張君勱先生,在中國憲政史上被譽為中國的憲政專家,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當代新儒學大師之稱,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前者基于張君勱的憲政思想和憲政活動對中國憲政建設的影響,后者基于張君勱在中國當代學術上的貢獻。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張君勱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矢志于中國憲政事業的著名憲政專家,也是以學術為業對儒家義理作了悉心抉發的新儒學大師。在政治和學術兩大領域里,張君勱倍嘗艱辛建樹卓著。張君勱的一生,不論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奔波勞作,還是在學術獨立王國的強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都是致力于推動民族文化向現代化轉軌。學術與政治比起來,學術是張君勱的第一生命,而作為第二生命的政治則置于學術的理境中。或者說,學術是張君勱賴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動則是張君勱對自己學術思想的身體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的20歲的張君勱,在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約翰穆勒議院政治論》,這篇關于憲政的基本見解,貫穿于他一生追求憲政的活動中。1907年張君勱與立憲巨子梁啟超共同發起推動清立憲的政聞社,第二年即回國奔走于憲政活動。1912年在外蒙獨立的問題上,張君勱在《少年中國》上發文抨擊袁政府,歷數政府十大罪狀,并推政府袖手旁觀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礙,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從而得罪政府。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國。1916年,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保衛共和,張君勱千里迢迢回到國內。繼之而來的詭譎的政治風云,將張君勱及其立憲派的努力化為一段不堪回憶的經歷。盡管如此,張君勱對憲政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國是會議憲草》并作說明書《國憲議》,1924年他創辦國立政治大學,該大學于1927年被國民黨當局下令關閉后,他著手翻譯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張君勱在上海行知學院義務講授歐洲政治思想史,因曾著文批評國民黨的,遭政治綁票。1932年張君勱與二張中的東蓀一起發起成立國社黨,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國之道》發表,張君勱再次闡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的協調為手段、以個人自由與社會公道為目標,對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國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憲政運動潮,張君勱是歷次憲政活動中真誠而又活躍的人物。他組黨、參政、斡旋、再次起草憲法草案。這段時期發表的對后世有影響的憲政文字有《現代憲政之背景》、《人民基本權利的三項保障》、《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等。張君勱為中國的憲政事業嘔心瀝血,但他沒有看到他理想中的憲政在中國的建立。

自青年時代即有志于中國的制憲事業、早在留學日本時就對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詳的張君勱,可以說是中國憲政進程一敗再敗、再再失敗的參與者擔當者和清醒的認識者,他經歷多次的失敗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憲法草案時,曾這樣述說心中的沉重:“我從二十歲左右起,熱心憲法問題,中間也從事過憲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從事的還是一部憲草。對于自己,這是一件傷心事,對于國家又是一個大不幸。”[1]盡管民初以來的制憲活動屢屢失敗,張君勱還是希望從1946年起,這次起草的憲法草案能造成國家統一、奠定國家和平、促成國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壇憲草、曹錕憲草、中華民國約法那樣,成為一紙空文,陷于同一命運。在草案起草完畢后,張君勱還以絕痛的筆調這樣寫到:“我自己是參加憲草的人,有的時候自己身當其境不能不負起責任,但是回顧民國初年以來的歷史,幾乎自己沒有勇氣來執筆,替字紙簍再加上一堆廢紙。”[2]但他畢竟以絕望中的希望再次執筆憲草,因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難舍此而他求。”[3]況且,不論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線希望之想”。當現實將這絕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歲的張君勱講學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張君勱拒絕臺灣國民黨的重金拉攏,堅持獨立不倚的立場,一如既往地堅持憲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學術事業中,這是對他青年時代就確立的學術價值取向的回歸。實際上,“受到理論和實際雙重刺激”的張君勱,自從在青年時代決心師從一代哲人倭伊鏗以學術為業的時候起,就從未疏離過學術,不論是在什么條件下,不論是在為民主憲政奔走的年代里還是在被國民黨軟禁的日子里,不論是在為抗日為國難而四處演講的時期還是在流亡海外的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張君勱的學術活動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其中一以貫之的祈向則在于會通中西文化,并通過儒學的復興以復興民族文化,通過儒學的復興推動民族文化向現代化轉軌。

以年代為序,張君勱對民族文化現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著述有:20年代的科玄論戰中的系列文字,《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國文化》、《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立國之道》、《中國與歐洲之文化比較》,40年代的《科學與道德》、《現代文化之危機》。50年代之后的《義理學十講綱要》、《中國現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等等。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工業設計的文化屬性；工業設計參與文化認同的構筑；設計創造力與創新文化的相互演化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工業設計是一種文化事業、工業設計只是企業內部的“私事”、設計創造力是指工業設計的核心專業活動、創新文化大多是個人與團體以往和現在的創造行為所積累而成的、許多國家開始意識全球化已演變成一場文化危機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工業設計常被視為經濟活動的一環，其專業價值側重于為企業服務的個體經濟行為和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的總體經濟行為，但工業設計與構成整體國力不可或缺的文化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反而被忽略了。本文從若干涉及文化層面的內容切入，闡述了工業設計屬文化生產專業、工業設計積極參與了文化認同的建筑過程、設計創造力與創新文化因素相互演化三個命題。

[關鍵詞]工業設計創造力文化競爭力

一、工業設計的文化屬性

工業設計是一種文化事業，這是中國提升產品文化競爭力過程中一個重要命題。過去中國工業設計主流論述是往經濟與工程的靠攏，將新產品設計開發視為其核心專業活動，並以“形式—機能”、“技術—市場”等二元對立來理解產品。前者大多是遵循現代主義“形式追隨功能”的教條，后者則不外是強調技術創新主導消費市場的生產導向派和注重消費者需求引導產品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派。這兩者過去很少受到質疑，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情況才大有改變。“存在”的問題是工業設計發展最根本的哲學基礎。不論有多少種可能的答案，忽略了產品象征意義的層面，就根本無法掌握當今工業設計專業的基本性質。上述的問題或多或少都牽扯到文化層面，要掌握工業設計的本質就不能無視于文化課題。其次，過去的技術與市場觀點一方面偏執于消費者的基本需求與好用、可用、實用的設計考慮，忽略了較高心理層面上的需求、渴望與身份認同。結果一些善意的老師得出幾條過度簡化的公式來教導學生，例如“工業設計=工程十市場十人體工學”。然而，德制高級汽車的技術與舒適感未必比日制同等級汽車優越，但是所謂“德國雙B”的Benz與BMW仍然是眾多亞洲消費者的最愛，這類消費行為很難單憑傳統的技術與市場層面來理解。

在消費文化興起之際，大家逐漸意識到在后現代社會脈絡中，所謂消費其實就是消費符號，所以產品就是提供消費者塑造自我形象和風格的符號，而且代表符征的產品與服務形式可以和代表符旨的所詮釋的象征意義脫鉤。以上的例子說明了工業設計總是涉及象征意義、價值與認同等文化層面的內容。工業設計師所從事的是一種遠比僅涉及技術與市場問題或形式與機能問題還要高深莫測的文化事業。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00）03—0023—04

在述評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下簡稱“兩用”）這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時，理論界一般只是將“兩用”方針與其方向即“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以下簡稱“二為”）簡單地分開解釋、論證，以至沒有闡明“兩用”方針與“二為”方向事實上的內在聯系。這就使人覺得不夠嚴謹，不夠充分。本文試圖對此作進一步探討，以求有助于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

“兩用”方針與“二為”方向，是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變化而逐步形成的。

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由于深受其師楊昌濟“貫通古今，融合中西”和“經世致用”治學方法的熏陶，在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就比較注意繼承傳統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來發展中國的新文化。191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說，“觀往跡制今宜”；“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1]。表明實際上萌生了“兩用”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