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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鄉村老齡居民的生活質量在學術界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通過對2006年的安徽省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發現城鄉老齡居民的生活質量與其退休前職業層級存在顯著的正向聯系，干部與教師和醫生的生活質量明顯高于其他職業，而農民的生活質量最差。中國的農村老齡居民處在經濟轉軌與人口轉變的雙向運動中，這對其生活質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關鍵詞：生活質量；老齡人口；農村；中國；安徽

一、介紹

近年來學術界對城市發展比較關注，而中國鄉村居民的生活質量作為一項研究課題卻關注較少，尤其是以務農為生的老齡居民。農村老齡居民作為弱勢人群，其生活狀況尤其令人擔憂。根據最近的報道，鄉村里的年輕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務工，讓老人們留守鄉村，獨自面對沉重的經濟和生活負擔。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的縣域流動人口為7,900萬，高于法國或英國的全國人口總數。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輕人口由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農村老齡人口的生活狀況，后者往往獨自承擔起務農和照料孫輩的責任。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農村醫療保險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統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絕對收入計算的2008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31。值得指出的是，這個數字的計算是基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鑒數據可能低估了真實收入，尤其是城鎮居民的真實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資僅為城鎮居民真實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醫療、消費品和教育在內的各種補貼構成了可觀的額外福利，而這些并沒有反映在官方統計數字中。考慮到補貼因素，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應比這個數字大很多。中國存在的城鄉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國內外觀察家將其視為政治不穩定的最大隱患。

中國當前的現代化進程主要發生在市場導向的工業部門，工業發達的沿海地區比內陸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盡管從長遠的角度看，農村地區將從現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場化改革卻有可能加大城鄉差距，農村貧困人口將面臨遷移或現住地資源惡化的兩難選擇。目前，從市場改革中受益的農村往往是離城鎮中心較近的地區，而偏遠地區往往難以從社會變遷中受益。內陸地區的農村家庭，尤其是務農家庭受益更少，農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讓位于城鎮的快速發展。㈣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體系正面臨著技術落后、缺乏規模效應、環境惡化與價格扭曲等因素導致的競爭力不足的問題。此外，一些官員的腐敗也對農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在逐漸顯現。盡管中國目前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數據為8.3％，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卻在世界上處于前列。專家預測，中國將在205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盡管農村地區的生育率遠高于城鎮，農村卻比城鎮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主要是由于大范圍的以年輕人口為主體的農民向城鎮的遷移。根據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農村和城鎮地區的老齡人口比率將分別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農村和城鎮地區的老齡人口比率將分別為31％和26％。從而，中國農村將同時面臨經濟轉軌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服務于城鎮居民。各種福利項目在農村地區極不完善，尤其是社會保障覆蓋率很低。養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農村地區。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長期滯后，2009年底正式實施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盡管進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參保人數為5,199萬，但與農村72,135萬的總人口(2008年數據)相比，需要做的工作顯然還有很多。而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則在2008年達到了21,891萬，占城鎮總人口的36％，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在2006年底就已經達到了76％。比數字更能揭示實際情況的是，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養老保障，許多農民必須依賴家庭成員尤其是其子女，來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撐。盡管龐大的下崗工人和城鎮流動人口值得密切關注，農村老齡人口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關于中國農村貧困和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獻浩如煙海，而對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尤其是農村老齡人口生活狀況的研究卻非常薄弱。現有研究發現，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但對發展中國家老齡人口生活質量的研究卻十分缺乏。中國農村老齡人口受到經濟轉軌和人口轉變的深刻影響，其生活質量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對老齡居民有什么影響?不同職業階層的老齡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質量?他們對其生活質量的自我評估有什么特點?生理和心理健康與職業分層有沒有關系?這些都是我們的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研究設計

本項研究以安徽省為地理對象。安徽是一個農業人口大省，2008年總人口為6,135萬，其中農村人口為3,650萬，占59.50％。安徽位于華東地區的西北角、長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核心城鎮，而貧困的農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來耕種。在本項研究中，我們將務農與從事城鎮中常見職業的老齡居民進行對比。城鎮退休居民的職業在以往研究中經常受到忽視，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因為職業分層的效果往往延續至退休之后，而且職業分層集中體現了城鎮和農村生活的許多區別。對于許多以務農為生的農民來說，職業具有終身性，而退休并沒有實質意義。

對職業的定義非常直觀，對生活質量的界定與衡量卻要復雜很多。生活質量是由許多具體判斷組成的總體判斷，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義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質量”包括對生活滿意程度的總體上的、主觀性的評測以及其他內化的主觀狀態，例如心理焦慮和健康、病痛和不適、精力與疲勞、自尊、自我駕馭與控制感、認知能力、生理能力、社會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維護與自我護理在內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對健康的主觀評測。

除了多元維度，Stewart和King的定義強調了生活質量的主觀性。當然，一個人對其生活質量的主觀評測并不一定與客觀觀測者的評估一致，但限于資料的不足，本項研究暫只考慮主觀評測。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職業分層體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響。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僅比城鎮居民低許多，許多農民、尤其是65歲以上的大部分女性農民，從未接受過正式教育。這些未受過教育的農村居民同時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城鎮里從事常見職業的居民，例如工

人、醫生、教師、干部等，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夠領取退休金、享受養老保障以及市場經濟為城鎮生活帶來的諸多便利。

我們把對生理健康的自我評估看作生活質量評估中的一個獨立的風險因素，而不是生活質量定義的一部分。這允許我們考察生活質量在職業上的差異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狀況評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是否獨立于職業歷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為生活質量的預測指標，我們還考察了老齡居民的婚姻狀況(已婚或喪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與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鄰近。

三、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依據的調查由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持，教師每隔一年開設社會研究方法課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學生返鄉的機會，通過結構式問卷在學生家鄉進行調查。在2006年的問卷調查中，57名學生承擔了調查任務，調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區，調查總樣本為930位農村老齡居民。盡管沒有經過概率抽樣，這個樣本已經是一個大型樣本，涉及的地域足夠多元，能夠反映安徽省農村老齡居民的總人口特征。問卷調查包括55個問題，涉及農村老齡居民生活質量的各個方面。

(一)自變量

我們選用的自變量包括退休前的職業、生理健康狀況以及社會背景。在職業選項中，受訪者在包括農民、工人、職員、教師或醫生、干部在內的選項中選擇。

我們還選擇了下列背景變量：年齡、性別、教育、婚姻狀況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離。距離包括下列選項：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鎮或同區、同縣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縣或同一市。我們在某些分析中將上述部分變量重新編碼，以進行對比研究。例如，將“教育”重新編碼為“未受過教育”，與受過某些教育相對比；將“婚姻狀況”重新編碼為“與配偶同住”，與離婚、分居、從未結婚和喪偶相對比；將距離中的“同住”與其他合并后的選項相對比。

為了衡量生理健康狀況，我們構建了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側重五官健康，包括的問題涉及聽覺、視力、嗅覺與味覺。例如，受訪者可在下列對其聽覺的描述中進行選擇：(1)雙耳都有障礙；(2)一只耳朵有障礙；(3)一般；(4)良好；(5)極好。其他方面的問題和描述也基本類似。

第二個指標側重于身體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與生殖器官、內分泌器官、神經器官以及心臟。經過重新編碼后的選項包括：(1)有疾病；(2)輕微不適；(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們構建了一個名為“身體器官”的指標。

第三個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標覆蓋了日常生活活動，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嚴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上廁所(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賴幫助、有時需要幫助、自己完成)。我們將這個指標稱為“自理能力”。

(二)因變量

我們采用的關鍵因變量是生活質量。經過重新編碼，生活質量包括下列七個范疇：對心理狀態的總體評估(1：差，2=一般，3=很好)；對心理健康狀況的態度(1=擔憂，2=一般，3=滿意)；對財務狀況的態度(1=困難，2：輕度擔憂，3=不錯)；對生活舒適程度的態度(1=不舒適，2=一般，3=舒適)；對子女孝順程度的評估(1=拒絕評估，2=一般，3=滿意)；親屬和鄰居的態度(1：差，2=某些態度好，某些態度不好，3=不令人滿意)；對子女工作與生活的態度(1=滿意，2=擔憂，3=不清楚)。

(三)數據處理

問卷調查的缺失數據極少。極少數的缺失數據已被剔除。基于范疇的類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將原始數據中的某些數據加以合并。我們還評估了所有指標的連貫性與可靠性，并在此基礎上剔除了某些指標。為了分析便利，我們將主要指標稱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體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與生活質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數據分析

我們對數據采取了循序漸進的分析路徑，從職業與社會背景、生理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的交叉列表開始。然后生活質量被分解為單獨的項目，并將其與退休前的職業一起考察。最后，我們控制了社會背景與生理健康狀況，通過最小二乘回歸對生活質量進行了預測。除了量化分析，我們還考察了問卷調查中的某些質化數據。

四、研究結果

表1報告了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背景特征與生理健康指標。受訪者的年齡從62歲至101歲，平均年齡為71.78歲，41.4％的受訪者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數低于初中，約60％的受訪者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訪者與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訪的單身者主要處于喪偶狀態；38.5％的受訪者與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還報告了感官健康、身體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標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總體而言，大部分受訪者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訪者相對較少。盡管如此，數據內部差異仍然相當大。

與上述指標相類似，生活質量指標的平均值(2.43)顯示對生活質量的評價也是傾向“滿意”的。職業方面，農民在受訪者中所占比例為59.7％，其他職業的比例分別為工人(14.7％)、職員(6.9％)、教師或醫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職業類別與人口變量之間的關系。所有比較都具有統計顯著性。農民與其他職業的對比可以歸納出大部分差別。例如，總體而言，農民的年齡最大，婦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實上，約2／3的農民為文盲，而其他職業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務農婦女中，78.2％的受訪者沒有受過任何正式教育。

從表2中還可以看出，農民、工人和職員已婚并與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師或醫生與干部最有可能處于已婚與配偶同住狀態。我們還發現，農民喪偶的比例最高。35.5％的農民處于喪偶狀態，而其他職業受訪者的喪偶比例為26.4％。最后，與其他職業類型相比，農民最有可能與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約43％的農民與親屬同住。

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職業的老齡居民在健康狀況方面的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經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職業人群的生活質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生活質量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會經濟分層的底部，即農民、工人與職員。農民的總體生活質量最低，而教師、醫生和干部的生活質量最高。職業與生活質量的關系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4將生活質量指標分解為7個項目，并報告了每個職業對應項目的平均值。除了親屬和鄰居的態度，所有比較都具有高度的顯著性。與其他分析一致。農民在所有生活質量指標的自我評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對財務狀況的態度”，其中農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異，后者對其財務狀況最為滿意。“對子女孝順程度的評估”差異同樣較大，干部的滿意程度比農民高出0.31。農民對其子女的工作與生活滿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對生活舒適程度的滿意程度比其他職業都低出許多，尤其是與教師或醫生相比較。關于“對心理健康狀況的態度”，教師或醫生的滿意程度最高，而農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質量的每一項指標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師或醫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與職業歷史相對應的總體生活質量的差異，其結果的顯著性水平較高。與上述結果相一致的是，與其他職業相比，農民生活質量最低，而教師或醫生與干部對其生活質量的滿意程度最高。

通過對自變量的不同排列，我們還用回歸方程進行了不同的計算。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與其他職業類型相比較，農民與工人的相對劣勢以及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相對優勢均具有顯著性。具有顯著意義的控制變量包括健康狀況、教育、婚姻以及與子女同住情況。更好的健康狀況、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與配偶一同生活以及與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質量的指標。

我們還對受訪者主要關注事宜與擔憂進行了分析。受訪者的回答被歸為幾個類別：第一類是對自我或配偶的關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經濟狀況，例如收入、工作與住房，社會關系；第二類是對成年子女的關注，包括健康，經濟狀況，包括教育，社會關系，例如婚姻狀況；其他事宜包括對孫輩教育、工作、婚姻與住房等的關注，對社區的關注，以及對國家和全球問題的關注。

在這些關注的問題中，普遍關注的是：自身的社會關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經濟狀況(17％)。受訪者還對其成年子女的經濟狀況(16％)與社會關系(10％)表示出了關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農民、工人與職員的關注事宜類型與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關注事宜類型并沒有顯著的差異，教師或醫生與干部對社區和全球事宜更為關注。

五、結語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農民、工人、職員與教師或醫生、干部之間在生活質量上的差異，然而，他們在生活質量上的共同點同樣值得關注：無論其從事何種職業，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其健康狀況處于一般與良好之間，而每個職業群體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將健康列為主要關注問題；喪偶是所有受訪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擊；許多受訪者將心理健康列為關注的問題，尤其是社會關系的緊張以及孤獨感。

同時，調查結果顯示，職業類型與生活質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關系。職業層級較低的老齡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準上都處于劣勢，前者以較高的文盲率為指標，后者以較高的喪偶率為指標。這些人身上的唯一優勢是與親屬同住的比例較高。然而，與親屬同住同樣伴隨著社會關系的摩擦，因此并不總是優勢，況且其有可能與較低的經濟水平相關。在所有職業群體中，農民對于子女孝順程度及其子女工作與生活狀況的抱怨最多。

從許多指標上看，職業層級較高的老齡人口生活質量更高。教師或醫生與干部的財務狀況要穩定許多。他們的情緒更好，生活更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不僅對生活質量而且對個人發展的機會也造成了進一步的影響。

此外，職業類型與生理健康之間不存在顯著的聯系。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選擇性生存”，即更為脆弱的人群已經死去，剩下的是生存能力較強的個體。因此，我們不能急于得出農村老齡人口的生理健康狀況良好甚至優于城鎮老齡人口的結論。事實上，相關的研究告訴我們，社會經濟地位常常對老齡人口的生理健康起著重大的影響。

最后，筆者認為本項研究的結論需要放在宏觀經濟變革的背景下加以闡釋，這些變革為城鎮老齡人口帶來的利益要遠遠大于為農村老齡人口帶來的利益。農村老齡人口相對較低的生活質量反映了終身的經濟劣勢與職業壓力的累計效應，而受教育水平低和低預期壽命進一步惡化了其生存狀況。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近期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改善農村養老保障的措施，相信隨著相關措施的進一步完善，農村老齡人口的生活質量將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