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燈前影后話分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不同于游牧英雄傳奇的展現商人生活的《一千零一夜》，成書時間長、跨越地域廣，其中所收集的故事產生于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因而前后部分的故事在內容、形式與思想上，都有較大的差異。從阿拔斯王朝早期商人正道直行，恪守規矩，到后期商人爾虞我詐，唯利是圖，其中的變化明顯，而在不同時期故事對比中有強烈的體現。商人的社會地位高升體現在和哈里發的良好關系與得到眾女子的紛紛青睞上。隨著城市商業化程度越甚，貧富差距越大，普通市民求欲望而不得的補償與幻想心理也在故事中有所蘊涵。將具體的故事層層剝開，細細觀賞，一部《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眾城市中眾生相的集大成者。

【關鍵詞】《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游牧，商人，道德，貧富差距，欲望自本世紀初周桂笙著譯《新庵諧譯》——其中上卷為節譯的《一千零一夜》——之后，這部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以文字形式在中國讀者中大范圍流傳，直至今日，幾乎已達無人不知的程度。張騫公元129年首次打通中國內地與中亞的直接交通線，絲綢之路開通，駝鈴聲聲，不僅交換西域的象牙蜜蠟與中國的絲綢麝香，也交換中國的文墨故事與西域的牧獵風情，鑒于此，《一千零一夜》所述故事極有可能受中國民間故事傳說影響，甚至由中國民間故事直接演化而來。或許因為此種緣故而生共鳴，《一千零一夜》廣受中國民眾好評，一度節譯成為兒童必讀。而縱觀全本《一千零一夜》，可知故事具有幻麗豪放的力量。麝香新氛里，山魯佐德一個又一個夜晚地娓娓道來，中古阿拉伯社會與人群在燈前簾后若隱若現。

一、從沙漠英騎到商政大賈——以生產方式變革為背景的主流人物身份改變

通讀《一千零一夜》，從開講國王的故事，到最后鞋匠的故事，像是翻閱眾城志：大馬士革、巴格達、巴士拉、庫法、開羅、亞歷山大……城市里街道縱橫，房屋櫛比，花園林立，市場上綢緞錦繡、玻璃絢麗，叮咚作響、伴著音樂的美妙噴泉在王公大臣的私家花園里，周圍環繞著薔薇、睡蓮、紫花地丁。

《一千零一夜》中少有鄉村景象，只有個別短小篇章以農村為背景；《一千零一夜》中沒有沙漠奇兵，大漠駝隊和游牧戰爭不在它描寫范圍之內。差不多同步調成書、發展與定型的騎士詩人昂泰拉的《昂泰拉傳奇》與之大相徑庭。昂泰拉雖為黑女奴所生，卻因驍勇善戰在部落中聲名顯赫。“一旦他的權利遭到侵犯，他要求索回權利的行為是激烈的”[1]，這與早期阿拉伯部落的精神是符合的，甚至影響于今日的阿拉伯民族性格與精神，正如艾哈邁德·愛敏所說，阿拉伯人生性“炫耀武功與口才，心性急躁易沖動，一旦感到首領軟弱無能，迅即反叛抗命”[2]，他們贊賞英勇無畏、武功高強、雄才詭辯、慷慨大方的英雄人物，“只有那與駱駝和馬群為伍、與強盜打交道者，才能成為真正勇敢的人”[3]。

事實上，這是阿拉伯蒙昧時代的主流文學形象與文學內容。蒙昧時期是對伊斯蘭教產生前的阿拉伯社會的指稱。這一時期的主要文學形式是詩歌，因為詩歌便于口頭流傳，適合強烈的感情抒發。“據說在沙漠中趕駱駝的吆喝聲就是詩歌的起源，阿拉伯詩歌的詩律就是和著駱駝的腳步聲產生的”[4]。阿拉伯人的絕大部分，即貝督因人，散居在阿拉伯半島北部。他們是沙漠之子，面對曠野，目無遮擋，“烈日當空，則腦髓如焚；明月悠悠，則心花怒放；星光燦爛，則心胸坦蕩；狂飆襲來，則所擋立摧”[5]。沙漠荒涼美麗。游牧人與駝馬羊群為伴，將自然天籟發為詩歌。詩歌記載著他們的歷史：用牲畜交換其他必需品所不得時，或者僅單純為復仇時，他們進行搶掠；部落間爭奪水草，引發大規模的戰爭。這是沙漠的殘酷。在沙漠的美麗與殘酷之下，劫掠在貝督因人的社會中由一種盜賊的行徑被提升到民族風俗的地位。劫掠是一種職業，且是少數表現丈夫氣概的職業之一。因此，在劫掠的交戰、保衛、救援中表現尤其勇敢的人是部族推崇的對象，在文學作品中成為主流形象也就不奇怪了。

昂泰拉的故事至14世紀才最后定型，在發展過程中被人們加入了許多虛構的部分，直至昂泰拉成為神似的人物，這說明早期部落生活故事依然激蕩人心，但這不等同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是大眾所追求。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拜占庭的屬地、波斯、中亞、北非的大片土地后，參加戰爭的游牧民的活動舞臺從沙漠轉向城市，他們由牧民變為城市居民或封建主，生產方式脫離了沙漠，自然就不會再有皓日當空、炎炎黃沙的吟詠。不僅如此，他們還開始對搶劫商隊的游牧阿拉伯人痛恨非常，因為此時游牧阿拉伯人對商道和商人的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脅，損害了商人的利益。在逐漸穩定與發展的阿拉伯商業社會，那些原本在駿馬上一呼百應，貢獻部族的、為人稱道的騎士英雄，人氣直轉急下，落為害群之馬，被社會譴責與驅逐。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末經過伊拉克摩蘇爾地區時候寫道：“在摩蘇爾的丘陵地帶，居住著庫爾德人，他們中一部分是基督教徒，而另一部分是伊斯蘭的信仰者。這些人極不講道德，專門以劫掠過往商旅為職業。”[6]從這里可以看到打劫搶掠的游牧阿拉伯人已經成為匪徒式的人物，社會的輿論譴責之盛甚至影響了西方人對游牧民——甚至整個貝督因人群——的看法。這些完全負面化的形象在《一千零一夜》中，多半以殺人越貨的強盜或可笑愚蠢的笨蛋面目出現，下場大部是被俘與受到無情的嘲弄。最為讓人忍俊不禁的是女騙子戴莉蘭被官兵抓獲吊在木架上，哄騙一個過路的貝督因匪徒說，她之所以被吊起來是因為被懲罰吃酥油煎餅，卻不喜甜食吃不下，只好一直被綁吊，喜不自勝的貝督因匪徒裝作自己有博大胸懷與同情心，立刻將戴莉蘭放下，與戴莉蘭互換裝束，讓自己被吊上去，自以為可以吃到夢寐以求的酥油煎餅了。

在游牧阿拉伯人的形象被丑化，聲譽一落千丈之時，商人的地位卻是同其事業一樣，如日中天，水漲船高。正如在蒙昧時期飽受推崇與景仰的騎士英雄是文學作品的主流形象，在阿拔斯王朝前期崛起的中產階級成為《一千零一夜》中的主要主人公，演繹了眾多故事。在神話與傳奇性質的故事中他們借助仙人或神物大顯身手，成為眾人青睞的對象；在現實性較強的故事中，他們的經商冒險、戀愛曲折、家庭紛爭輪番上演，百說不厭，各有奇觀。后期在埃及形成的故事中還涉及到了更為深刻、廣泛、細致與復雜的社會家庭關系的初步表現（雖然還沒有能夠深入刻畫與追根探源）。一方面，他們繼承了阿拉伯人在早期部落社會中就已經形成的吃苦耐勞，自由獨立，不輕易屈從低頭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們與事事知足，不事開拓的貝督因人不同，商人勇于冒險與開拓，樂于求新和進取，雖然大部分是為了獲取利益，但同時也是為了探險獵奇，游覽世界風光，滿足好奇心。

商人社會地位之高主要表現在兩方面：與哈里發關系良好和備受女性青睞。與哈里發保持良好關系是有互助雙贏意味的。雖然農業仍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但經濟無疑是帝國全盛的支柱。王室最關心財政收入，阿拔斯王朝時期帝國稅賦制度十分嚴格，國家歲入靠天課、人丁稅、土地稅和什一稅。其中什一稅就是外國非穆斯林向穆斯林國家輸入貨物而繳納的稅項。除國家稅收之外，商人在市場上為哈里發做人，經營買賣，管理賬目，給哈里發賺“私房錢”。在錢財貢獻之外，商人還給哈里發講述有趣的故事，海外見聞和奇談，成為哈里發酒桌和飯桌上的客人，天南地北，吟詩作樂。哈里發外出時也樂于扮作商人模樣，既可以避人耳目，又不至于太過降低身份。這樣商人經常進出宮廷，不必經過通報與允許，無形中與皇室關系更加親近，也是吸引宮廷女子青睞與愛慕的一個渠道。商人受女性的青睞，其男性魅力甚至高過哈里發。故事《艾博·哈桑·阿里和佘赭勒圖·頓魯》中的宮女佘赭勒圖雖受哈里發寵幸，卻鐘情于商人艾博·哈桑，并為與他在一起，不懼拒絕同哈里發飲酒，不惜拋棄宮中生活。《一千零一夜》中還不乏女子看上某小商人并以智慧幫助他發家致富的故事。當然，商人與哈里發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以上另當別論，而與女子的愛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物質做基礎，但可以看出商人富足闊綽，處于上層社會，與政界人士平起平坐，甚至更有自由，也因此贏得眾美女眼球。

二、從不分彼此到爾虞我詐——以商品經濟發展為背景的商人目標追求的變向

及由此帶來的道德標準的變化

《一千零一夜》雖借一個山魯佐德之口講了很多“夜”的故事，但事實上其成書的時間跨度是很大的，關于其成書的具體考證，在郅溥浩先生《神話與現實——〈一千零一夜〉論》中十分詳細。時序的差異會帶來觀念的變化，早期與后期的故事在內容上有很大不同。即使是同樣以商人為主人公的故事，有形式上的重復與借用，但內涵上的側重已然生變。

《洗染匠和理發師的故事》講述了開洗染店的艾布·勾爾與開理發店的艾布·綏爾一同遠行謀生的故事。艾布·勾爾好吃懶做，坑騙顧客，艾布·綏爾按部就班，老實本分。在遠航的船上，艾布·綏爾整日為船客理發以獲取食物淡水，艾布·勾爾心安理得地吃、喝、睡覺，靠艾布·綏爾養活。航行到陌生的城市，兩人在旅店中，同樣的寄生故事重復進行。直到艾布·綏爾病倒昏迷，艾布·勾爾席卷一切財產獨自離開，發現這個城市的洗染匠只會染藍色，收費昂貴且拒絕外援。艾布·勾爾憑借自己會染許多顏色，吸引國王“注資”，為他開了一家“王家洗染店”，從此生意興隆，地位高升，儼然王公貴族一般。艾布·綏爾在旅店老板照料下康復，在城中經過“王家洗染店”，滿心希望昔日的朋友念著自己的無私幫助，可以得到回報，卻被艾布·勾爾痛打重傷。傷勢痊愈之時發現這座城市沒有澡堂，于是同樣找到國王細數澡堂種種好處，由國王投資開了“王家澡堂”，名利雙收。此時艾布·勾爾才登門拜訪，艾布·綏爾不計前嫌，并接納了艾布·勾爾向國王獻用拔毛藥的計策。殊不知另一頭艾布·勾爾誣陷艾布·綏爾在拔毛藥中下毒，艾布·綏爾因此惹來殺身之禍。被船長救起后揭穿了艾布·勾爾的陰謀，上演了一幕惡人遭懲治的結局。

這個故事以埃及亞歷山大為背景。亞歷山大自古就是地中海東部的著名海港，至阿拔斯王朝前期更加繁盛。穆斯林商人和猶太商人將西方商貨運到這里，再通過埃及內地進入紅海，轉運東方；或由亞歷山大港轉到安條克登陸，到巴格達卸貨，再轉運東方各地。

因為定型較晚，這個故事更具有現實性。兩個“艾布”離開亞歷山大，到外面去闖蕩，正是海港信息交換量大，人們眼界開闊的表現，也是商人為更大的經濟利益所吸引，愿意開拓進取，冒險出游的精神體現。為了吸引聽故事的人，還加入了神物——一個神戒指——以增強其神話性、傳奇性、趣味性與刺激性。這個神戒指是國王得以號令三軍的“秘密武器”，誰不聽話，用帶著戒指的手指當空劃其頭顱，頃刻間人頭落地。戒指在發號施令時從國王的手指上脫落。艾布·綏爾落難不死在海邊打魚，從一條大魚肚中將它剖出，戴在手上。因為不知情，還在打招呼的時候錯殺了兩個水手，自己驚訝無比。神物是增強主人公力量最快速有效的輔助手段，往往借助神物使“不可能”變成“可能”之時，也就是故事最高潮而引人入勝的段落。

但在這個故事中，神物的引入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這是個教諭意義明顯的故事，結尾處艾布·綏爾替艾布·勾爾處理后事，立碑祭祀。祠堂門上刻著一首詩：

詩句有明顯的抑惡揚善、宣揚因果報應的傾向。既然有抑惡揚善的詩句，說明必有善與惡分別的存在；而善是在已出現的惡的反襯下明晰的。這個故事中有一處細節：艾布·綏爾在船上航行之時，曾與船長一同喝咖啡。咖啡在阿拉伯世界中被使用，至多出現在十六世紀。雖然船長可能航行各地，見多識廣，比阿拉伯國家其他人民先喝咖啡也說不定，這個細節也可能是最后成書的人才加進去的，但這說明這個故事至多在十四、五世紀才定型。也就是說，這個故事出現的年代應該至少是在阿拔斯王朝后期了。在這一階段，突厥軍人當政，伊斯蘭帝國的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商人創造了更多財富，國家官吏進入商場成為風氣，商人也開始追逐錢財之外的名氣。商業繁榮必然導致競爭加劇。兩人的互助行為起于以《古蘭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宣誓：“今后有事做的人，盡力幫助失業的人，彼此同舟共濟，努力謀求幸福。”[8]但艾布·勾爾的背叛行為是違誓的，這種合伙人出現矛盾甚至背叛的情況，在當時的商業活動中，應該是屢見不鮮的。商業競爭中也可能出現使用卑鄙手段打擊對手的行為。艾布·勾爾和艾布·綏爾不是在國王面前一先一后對對方使用手段嗎？如果說艾布·綏爾之前對艾布·勾爾的懶惰與偷竊行為還一直給予容忍，那么在艾布·勾爾險些置他于死地之后，艾布·綏爾便不再客氣，成功反擊。神戒指的丟失與尋回正是為艾布·綏爾翻身設置的情節。這是一枚毫不含糊的子彈，直中惡人之心。

為了幫助艾布·綏爾，故事還設置了兩個不起眼卻起了關鍵作用的小人物：旅店老板和御船船長。旅店老板在看到艾布·綏爾病倒，其財物被席卷一空時，慷慨出手救助他，使他從病中恢復；在他被翻臉的艾布·勾爾打成重傷之后，又一次不計回報悉心照顧。故事對這一幫助行為的解釋是，旅店老板說：“贊美安拉！你痊愈啦；我服侍你，那是看安拉的情面嘛。”[9]在故事中，艾布·勾爾可從來沒有贊美過安拉，艾布·綏爾卻曾為了朋友的發跡衷心贊美安拉，這是因果報應的善惡觀，并宣揚了宗教信仰的必要性。另一位是御船船長，只因為之前在艾布·綏爾的澡堂受到了艾布·綏爾免費的、熱情的親自服侍，“對他的為人，留下很好的印象”[10]。在艾布·綏爾被國王判處裝在石灰袋里扔下海的刑罰時，船長用了偷梁換柱一計，使艾布·綏爾免于慘死。這兩個人物之所以對艾布·綏爾施以援手，都是因為艾布·綏爾信仰安拉，有良好的品行。這些情節的設置加強了“好人有好報”，品行良好、信仰宗教的人會有神助，總是有好運氣可以化險為夷的心理暗示的作用。而最后的結局更是倡導人們從善如流，打擊惡勢力，以使生活更加美好。

故事的前半段與中國流傳甚廣的“農夫與蛇”的故事有神似之處。好心的艾布·綏爾幫助了看似可憐的——他在船上經常以頭暈為由臥床不起——艾布·勾爾，卻在不設防中被艾布·勾爾幾次三番地差點害死。

故事對于艾布·勾爾或多或少地進行了刻意的丑化，以進一步渲染惡人的可惡。他的吃相十分之難看，“把面餅一大塊一大塊撕下來，塞在嘴里，狼吞虎咽，仿佛幾天沒吃東西的餓相，第一口還沒咽下，第二口便塞進嘴里，活像一個食人鬼，邊嚼，邊瞪著手中的食物，鼻孔里還喘出粗氣，跟餓牛吃草時的呼喘毫無區別”[11]；也通過吃相表現了他的本質上的狠毒與貪婪，“像餓狼撲到小兔，兇禽攫著鴿子，也像快餓死的人突然發現食物一般，貪婪地吃喝起來”[12]。

可以對比的是，早期故事中的商人形象還不是這樣卑劣的，商人之間的關系還是以互助合作為主，甚至有很嚴格地恪守承諾、不侵吞他人財物的高尚品行。《辛伯達航海旅行記》就是很典型的早期商人活動的文本典范。辛伯達兩次遇難，在荒島野海之中度過一段歲月后輾轉巧合回到原來的船上，船主就算已經易換，也仍然為他保存貨物，經過解釋之后物歸原主。

早期商人重視道德，講求信用，這種品行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傳統精神形態遺留的。早在貝督因人生活在廣漠之中之時，就具有好客慷慨的品質。一方面是因為生活困難，若有過路的客人無食無睡，很有可能死在荒漠之中，仁義的人點燃篝火、宰殺牲口來款待避難者；另一方面，他們想在危險四伏的荒原中獲得良好的聲譽并且得到同樣的報答。款待可以多少減輕劫掠的罪惡，對于客人的款待更像是神圣的義務，對客人拒絕接待，或接待以后加以損害，是有損門楣，違抗真主的行為。此外，貝督因人還相當忠誠，往往為保護親人、鄰居或避難者進行戰斗，甚至不惜犧牲一切。被高度美化的昂泰拉就具有一切高尚的阿拉伯人應該具有的品質。他豪爽大度，本性高尚，表現在各個方面，不被人侵犯的話，“他不做任何低下的事情，不攫取戰利品；他不屑向人伸手，不食不義之食；他不侵犯別人，卻易于與人相處，待人寬厚容忍”，“他尊重別人的權利”，“一旦拿取了某個人的東西，必須加倍償還”[13]。這些品行在早期的商業活動中仍被商人們所保持恪守。但資產的積累有莫大的好處，卻也會帶來種種負面的影響。正如艾哈邁德·愛敏的評價，雖然阿拉伯人有種種豪放大度的優點，“能很快適應環境，接受文明”，可是“一旦接受了文明，便沉溺于吃喝玩樂之中，喜過奢華生活，食不厭精，衣不厭輕，極盡講究之能事”，他們“原本勇敢、率直、樸素，一旦迷戀于享樂，便染上了種種文明的弊病，他們不再坦率，不再樸素，不再真誠。”[14]這也是為什么阿拉伯人創造了種種諺語和箴言，引用先知的言論，如“忠誠老實的穆斯林商人在復生日同烈士們在一起”，“城市的商人復生日居于安拉寶座的蔭影之下”，“商人是世界上的信使和安拉在地上的忠實奴仆”[15]，目的為了在商業發達的繁華浮世召喚沙漠游牧民的單純品性，倡導人們不至于在金錢晃眼的光芒中迷失方向，反而走向黑暗無盡的道德淪喪深淵。

三、從現實窘困到夢里輝煌——以貧富差距為背景的欲望之夢

阿拉伯蒙昧時期的游俠詩人塔阿巴塔·舍拉，是糾集草地英雄，打家劫舍的“好漢”（以當時的道德標準，前面已有論述）。他有一首描繪他的理想的詩，這樣寫道：

“既不高興，也不悲傷

禍福臨頭，緘默不語

多少希冀，多少努力

天涯四海，遨游四方

中午在這個沙漠，黃昏又流落他鄉

恰似一頭野驢，他孤獨地

翻過條條崎嶇險阻的山崗

他前進，不停息

他向前，不松弛，遠比狂風快疾

竭力支撐起沉重的眼皮，他的心仍然

覺醒，時刻等待著

抽出犀利青龍劍，插進糜集的敵人的心房”。這是一位像昂泰拉一樣，只是不如昂那么有名的，但也有很多傳說的詩人。他的詩很樸素，很簡單，反映了沙漠詩人在空空曠野中同樣空空的思維——非哲理性的，淺層的。他的理想僅僅是行走，不受任何阻攔的行走，如有阻攔，那么，來一場硬仗吧。

阿拔斯王朝后期，巴格達已經是一座高度國際化的繁榮都市，東西方貿易的集散地和國際政治中心，正如同一百多年以前的唐朝長安一樣。市井民風，早已不同于游牧時期。社會經商風氣的普遍與商人名利雙收的局面，刺激了市民對于財富的渴望與追求。富商畢竟是少部分的，經商貿易的繁榮雖然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財富不可能流入溢滿每一個家庭。財富不均，貧富懸殊，這時表現得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在以金錢為主導的商業社會中，發跡機會相對比較多，財富的轉移，資產的流動，地位的變化，可以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發生。經商致富可以循規蹈矩，兢兢業業，但海外冒險，或以個人特長贏得統治者的青睞，獲得財富來得更快，財產的增值幅度也更大。艾布·勾爾與艾布·綏爾原本流落異地，一文不名，靠自己的口才，“只此一家”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動用國王的勢力，一舉成名，名利雙收；辛伯達航海每次歸來，都能賺上一筆，好好享受。

但得天獨厚的條件不是人人都有，出海冒險的風浪不是人人都能承得住。占據人口大部分的城市小工業者和貧民，或破產的商人，所處經濟地位較低，卻有對財富的熱切渴求與盼望，而難以實現。在文學作品中，尤其是《一千零一夜》這樣由說書人在市井街頭吸引聽眾的故事，往往更會貼近街坊鄰里的生活，捕捉他們的心態，超越現實可能，將這種心態演變為幻覺，達到欲望的虛幻存在，起到慰藉的作用。

《睡著的人和醒著的人》（一譯《睡著的國王的故事》）講述了一個阿拉伯的“莊周夢蝶”的故事。紈绔子艾布·哈桑將老父的遺產揮霍殆盡之后，終于醒悟，不再接待狐朋狗友，甚至只招待過路的陌生人，從不讓交情進一步深化。哈里發哈倫·拉希德路過他家門口，被請進家中吃飯飲酒，受到慷慨熱情的招待。拉希德很是欣賞他，知曉他只與陌生人交往的緣故后，用藥讓他睡著，將他帶進宮中，吩咐奴仆們第二天以哈里發的名號對其相稱，以哈里發的待遇伺候他。艾布·哈桑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中醒來，大吃一驚。奴仆們演技高超，艾布·哈桑糊里糊涂，半信半疑，真的哈里發拉希德在簾子后面樂得肚子痛。艾布·哈桑不再害怕之后還號令懲罰的四個壞鄰居，給母親送了錢財。載歌載舞度過一天之后，第二天拉希德就將還在熟睡的艾布·哈桑送回家中。艾布·哈桑醒來還以為自己是哈里發，剛要發號施令，卻看到母親的臉龐。因為不相信自己的處境，還被人當做瘋子受了很大折磨。當拉希德第二次光臨他的家，鬧劇又一次上演。拉希德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告訴了艾布·哈桑真相，并賜他婚姻，庇護他生活。

艾布·哈桑將錢財揮霍一空后，他的母親吟道：

“我的錢少了，親友遠離我去

我的錢多時，人人親近我

朋友啊，親屬啊，為錢交我

一旦錢財盡空，只剩孤獨的我”

詩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已經出現趨“金”若鶩的情況。拉希德在做客時問艾布·哈桑有何要求，艾布·哈桑回答說：“我要是得勢，掌握大權時候，就非發泄心中的憤恨不可。”權欲之心昭然示人。這故事中出現了夢一樣的處境變換，這故事的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夢，一個可以讓欲望在虛幻中實現的夢。

這是一個沒有神物、神仙、神境的新型神話，從民間故事的角度來看，它有一定的補償功能，它的使命是“使農民在繁重的勞動之余，傍晚疲憊地回到家時是消遣解悶，振奮精神，得到慰藉，把他那塊貧瘠的田地變成芳香馥郁的花園，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憐的徒工的簡陋閣樓變換成詩的世界和金碧輝煌的宮殿，把他那身體粗壯的情人變成體態優美的公主。”[16]

這種故事的出現，正是欲望不得時的補償辦法。《睡著的人和醒著的人》后面還加了一段艾布·哈桑結婚后與老婆一起裝死騙取國王和王后的金幣和布匹的滑稽故事，國王、王后、王后的女仆人和國王的男仆人統統被騙的團團轉，四個人之間意見不一，笑料百出。情節設置雖然不完全天衣無縫但是卻讓人忍俊不禁，目的只是為了逗人一樂。言語在這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通過自我控制影響他人的思想或行為。正像山魯佐德用故事平復了國王躁動暴力的情緒，《一千零一夜》里的欲望之夢也可以暫時慰藉小商人們熱切的金錢追求。這些故事有娛樂大眾，安定社會的作用。講故事更像是心理治療，與今天的心理治療不同，那些聽故事的人才是患者。這是故事神奇的力量所在。超級秘書網：

【文獻資料】

[1]《阿拉伯文學簡史》，漢密爾頓·阿·基布【英】，陸孝修，姚俊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年

[2]《阿拉伯文學史》，漢納·法胡里著，郅溥浩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3]《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五冊，艾哈邁德·愛敏著，史希同譯，納忠審校，商務印書館，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