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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前虎1楊萍萍2作者單位：1浙江工業大學2浙江工業大學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分為3個一級變量，13個二級變量。各自變量的類型及假設說明如下:1．個人屬性。年齡較小者比較大者市民化意愿強烈;女性農民工比男性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文化程度高者比文化程度低者市民化意愿強烈;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工比擁有小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

2．家庭屬性。已婚農民工比未婚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子女人數越少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強烈;已舉家遷移的農民工比未舉家遷移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留城時間長的農民工比留城時間短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

3．社會屬性。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農民工比子女不在城市受教育者市民化意愿強烈;已參加社保的農民工比還未參加社保的市民化意愿強烈;住房滿意度越高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強烈;工作滿意度越高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強烈;收入水平高的農民工比收入低的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強烈。

變量賦值

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將因變量轉換為二分變量，用P表示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概率，當P=1時表示農民工希望成為城市居民，當P=0時表示農民工不希望成為城市居民。為了便于實證分析，將各個自變量歸類、合并、賦值。

1．個人屬性。性別:男性=0、女性=1;年齡:0-21歲=0、22-35歲=1、36-45歲=2、46-55歲=3、55歲以上=4;文化程度:文盲或識字不多=0、小學=1、初中=2、高中=3、中專=4、大專及以上=5;戶籍狀況:農村=0、城鎮=1。

2．家庭屬性。婚姻狀況:未婚=0、已婚=1、離異=2、喪偶=3;子女人數:0人=0、1人=1、2人=2、3人以上=3;舉家遷移:否=0、是=1;留城時間:0-1年=0、1-3年=1、3-5年=2、5-8年=3、8-10年=4、10年以上=5。

3．社會屬性。子女受教育情況:沒有子女=0、在農村接受教育=1、在城市接受教育=2;參加社保情況:否=0、是=1;工作滿意度:不滿意=0、一般滿意=1、非常滿意=2;住房滿意度:不滿意=0、一般滿意=1、非常滿意=2;收入水平:0-1萬=0、1-2萬=1、2-3萬=2、3-5萬=3、5萬以上=4。

交叉分析

(一)個人屬性變量與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交叉分析

表1的卡方獨立檢驗數據表明:性別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無顯著性影響，而年齡、文化程度和戶籍狀況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

(二)家庭屬性變量與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交叉分析

表2的卡方獨立檢驗數據表明:婚姻狀況、擁有子女人數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顯著性影響，而舉家遷移、留城時間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

(三)社會屬性變量與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交叉分析

表3的卡方獨立檢驗數據表明:子女受教育情況、是否參加社保、住房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和收入水平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

Logistic回歸分析

通過上文各自變量與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單因素分析，初步了解了個人屬性變量、家庭屬性變量、社會屬性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但是由于單因素分析在研究各個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的同時，并未控制其他重要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因此結果并不一定準確。單因素分析盡管可以大致判斷各自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無影響、影響的方向，但是很難獲得各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協同影響程度。為了克服這種不良影響，本文將利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做出更加準確的分析和判斷。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前先將各自變量進行共線性診斷。結果表明容忍度在0．409-0．925之間，均大于0．1;方差膨脹因素在1．081-2．447之間，較小;特征值不等于0;條件指數小于30，均在要求范圍之內，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共線性問題。因此，可以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詳見表4。

(一)個人屬性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從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數據來看，性別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無顯著性影響，符合單因素分析的判斷，與研究假設不符;年齡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低顯著性影響，符合單因素分析判斷，與研究假設相符;文化程度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符合單因素分析判斷，與研究假設相符;戶籍狀況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符合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

(二)家庭屬性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從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數據來看，雖然婚姻狀況變量在家庭屬性因素單獨進入的模型2中對農民工市民化的選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866，P=0．005)，但是當其他變量全部進入模型4中，該變量的作用大大減弱了，表明雖然已婚會增加農民工市民化意愿，但是這種影響是不顯著的，無統計學意義，與研究假設不相符;子女人數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低顯著性影響，符合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是否舉家遷移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與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均符合;留城時間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與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均相符。

(三)社會屬性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從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數據來看，子女受教育地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低顯著性影響，與研究假設相符;是否參加社保、住房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高顯著性影響，與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相符;收入水平影響不顯著，無統計學意義，這與單因素分析判斷和研究假設均不相符。這說明當所有的變量都進入模型中后，收入水平這個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作用大大減弱，沒有其他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強。

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文化程度、戶籍狀況、舉家遷移、留城時間、參加社保情況、住房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程度在0．01高顯著性水平上支持研究假設，表明這七個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程度最為顯著;年齡、子女人數、子女受教育情況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程度在0．10低顯著性水平上支持研究假設，表明這三個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低顯著影響;而性別、婚姻狀況、收入水平三個變量的顯著性水平與研究假設不一致，表明它們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無顯著性影響。換句話說，年齡較小、文化程度高、擁有農村戶籍、子女人數越少、已實現舉家遷移、留城時間越長、文化程度較高、已參加社保、住房滿意度高、工作滿意度高的農民工期望市民化的可能性更高。這一結果表明，在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響因素中，無論從影響程度還是影響范圍來看，社會因素顯然都具有主導地位，家庭因素次之，而個人因素最弱;也就是說，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根本上取決于社會工程，或者說社會公共品的建設力度。

(二)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建議從以下幾方面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1．強化農民工素質提升工程建設力度。各級政府(輸出地與輸入地)統籌規劃，將提高農民工素質、做好農民工的培訓工作納入地區的整體規劃。作為農民工輸出地，各級政府要做好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引導性培訓，通過崗前培訓、夜大培訓、實踐培訓等多途徑、多方式提高農民工能力;通過報紙、廣播、電視、講座等形式，宣傳輸入地地理知識、民風民俗、行為習慣等知識，使農民工盡快融入輸入地生活;同時要設置宣傳欄、專業網站等，定時定期輸入地用工需求。作為輸入地，要做好農民工現代觀念、文明規范、法治意識的教育，引導農民工形成與城市生活所相適應的現代觀念和思維意識，摒棄自由散漫、隨心所欲、封閉保守的小農思想和意識;同時增強農民工競爭意識、服務意識、生態意識與合作精神，以使其更好地適應城市社會環境、內化城市的文明準則與價值觀念，更好地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2．優化農民工市民化的系列政策與制度設計。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就是要針對農民工這一特定群體，為其全面公平有序地享用城市公共品而進行的一系列政策與制度設計的過程。城市化說到底，就是人力資源素質不斷提高、資本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個人繳納租金，政府提供公共平臺，每個人持續努力。因此，如何公平有效地甄別既有公共領域的“新進入者”，是事關城市化進程中的公共品持續建設的關鍵技術。所謂公平，是指既不能以“搭便車”的形式侵占原有市民的利益，也不能以“車位已滿”為由，拒絕農民工的正當要求;所謂有效，是指識別的程序不能太繁瑣，操作成本不能太高，宜簡單可行。可能的思路是:第一，總結完善現有各地的“積分制”經驗，有序推進農民工進城。公共品建設是一個由納稅人通過付租并委托人(政府)進行建設管理的過程，付租是進城者的基本義務，也是對他的最大激勵。當前一些不顧公共財政能力、片面作秀的政策行為是注定不會長久的。“鄭州戶籍新政”的無疾而終、嘉興“兩分兩換”的無奈打折都表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因此，根據各地現有經驗，結合本文的因素研究，建立和完善以個人素質、工作情況、居住情況、投資納稅、慈善公益等為指標體系的農民進城積分制度，是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性工作。第二，切實加大各類事關民生的公共品建設，有力推進農民工進城。長期以來的上學難、看病難、高房價、高成本的城市運行狀況表明，城市經營理念偏位導致的各類公共品建設長期滯后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不和諧音符。尤其是大量農民工更是一直以來被排斥在現有公共服務的體系之外。因此，根據“積分制”統籌安排各類公共品的規模、布局與建設，將農民工納入到城市公共資源的分配與供給保障計劃中來，特別是解決好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社保、住房等問題，加大影響農民工生活的各項民生事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和資金投入力度，是有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根本性保障。第三，優化各類公共品的進入與退出機制設計，有效推進農民工進城。長期以來，與居民社會保障相關的諸多公共品存在著進入與退出、轉移與承接方面的困境，這些都在農民工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農民工自身繳納的醫保無法實現異地就醫結算，社保無法異地享受與領取，還有公積金等住房保障性優惠措施無法異地流轉，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積度上增加了農民“參保”的交易成本，挫傷其進城的積極性。因此，不斷優化公共品在不同區域、城鄉之間的進入與退出機制，特別是要建立諸如醫保、社保、住房等公共品的異地結算與享受制度，是有效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