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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對“對象化”和“異化”的關系進行過三次理論建構，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論的變革。青年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影響下，用應然狀態的“對象化”批判實然狀態的“異化”，是一種價值性的、人本學的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則是在對經濟學理論加以哲學透視的基礎上，將理論與現實相對照，是一種經驗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通過對“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辯證分析，內在地解析了“異化”的生產關系本質與現實歷史基礎，實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

關鍵詞：馬克思；對象化；異化；對象化勞動；活勞動

在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對象化”與“異化”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對概念。不過，大部分關于這對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相關論述，較少提及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關系，更罕有指出一個事實，即馬克思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對象化”概念，并且對“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做出了新的建構。而“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的變革，恰恰折射出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變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為基礎，重新梳理馬克思對這一對概念的運用和闡釋，旨在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論的理解。

一、人本學邏輯中的“對象化”與“異化”：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

要想理解馬克思文本中“對象化”與“異化”的關系，先要了解這兩個概念的原初含義，及其在馬克思文本中的出場語境。總的來說，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爾派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影響。起初，青年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影響下，“對象化”與“異化”逐漸成為馬克思建構批判邏輯的一對概念。“對象化”對應于人的本真性的應然狀態，而“異化”則用來指認和批判實然狀態。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馬克思對“對象化”與“異化”的最初使用情況。“對象化”對應的德文動詞為“vergegenst?ndlichen”，來源于形容詞“gegenst?ndlich（對象性的）”，意為“使某物成為對象性的”。一種常見的誤解是，馬克思的“對象化”概念來自黑格爾。事實上，黑格爾從未使用過“對象化”，真正先于馬克思而大量使用“對象化”的思想家是費爾巴哈。［1］（P17）另一個往往被忽略的事實是，馬克思并不是從《手稿》才開始使用“對象化”這一概念的。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的觀點。［2］（P61）顯然，當時他的“對象化”還服務于自我意識哲學的唯心主義邏輯，也沒有和“異化”構成邏輯上的對應關系。“異化”對應的德文動詞為“ent?fremden”，原意為“疏遠”、“脫離”，這是一個具有深厚黑格爾傳統的概念，不過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異化”并不是一個完全消極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辯證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環節。馬克思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也開始于博士論文時期，當時，“異化”也不是一個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現實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對象化”和“異化”是如何成為一對具有對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這可以追溯到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正是費爾巴哈對這兩個概念的用法對青年馬克思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基督教的本質》《未來哲學原理》等文本中，費爾巴哈正式提出了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并將其標定為基督教神學與思辨哲學的本質。這樣，一種人本學的新思路就建立起來了。“新時代的任務是上帝的現實化和人化——就是將神學轉變、化解為人本學。”［3］（P245）這種人本學的新思路賦予了“對象化”以新的意義：“神學的客體不是別的，就是主體的、人的對象化了的本質（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為基點，費爾巴哈展開了對神學及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批判。“黑格爾哲學通過將其整個體系建立在這種抽象活動的基礎上，使人同其自身相異化了。”［3］（P227）“絕對哲學就這樣將人固有的本質、固有的活動與人相外化和異化了！這就產生出這個哲學加諸我們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這里，費爾巴哈強化了“異化”的負面意義，并將“對象化”與“異化”對立起來，前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的本真狀態，后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在神學與思辨哲學中的喪失和被支配狀態。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之前，首先將“對象化”和“異化”作為一對相對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之后的費爾巴哈。受此啟發，青年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將市民社會中的商業活動與金錢統治貶斥為“人的自我異化”［4］（P192）。不僅如此，馬克思還依循費爾巴哈的理解，為這種異化批判設定了一個邏輯的基點，即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正像一個受宗教束縛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質成為異己的幻想的本質，才能把這種本質對象化，同樣，在利己的需要的統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和自己的活動處于異己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異己本質——金錢——的作用，才能實際進行活動，才能實際生產出物品。”［4］（P197）在這里，“對象化”和“異化”尚未直接作為一對概念出現。但是，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是依循費爾巴哈的從“對象化”到“異化”的思路開展其批判的，而這種批判的性質同樣是人本學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的“對象化”與“異化”正式作為一對概念出現是在《手稿》中。青年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經濟學批判的基本邏輯架構，也第一次賦予“對象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以原創性的獨特內涵。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的特質在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4］（P273），這應當表現在人的生產中，因為“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4］（P273）。這是青年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一個新的說明。在現代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對象作為“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4］（P274），卻沒有使人真正實現自由的類生活，因為勞動對象并不屬于生產者本人，而是被剝奪了。不僅如此，勞動對象被資本家剝奪和占有之后，還反過來成為了支配著工人不斷繼續勞動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4］（P268）。既然勞動對象同時具有了人本學的意味，勞動對象的喪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質的喪失的高度：“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類生活。”［4］（P274）這樣，馬克思就初步構建起了他的異化勞動的批判構架：以人的本質（自由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作為批判的邏輯基點，把現實勞動中人的本質的喪失和被奴役即“異化”作為批判的靶子。不難看出，馬克思是在人本學邏輯的支撐下，用應然的“對象化”的理想狀態來批判實然的“異化”狀態。這是對費爾巴哈人本學異化批判邏輯的一種創造性的發揮。

二、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透視：重新理解“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

在初次批判經濟學的過程中，馬克思不僅談論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且創造性地將“對象化”與“勞動”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勞動的對象化”“對象化勞動”。不過，以往的研究對這種結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視不足。有些學者將“對象化勞動”理解為人本學意義上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勞動，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人面對自然對象的永恒存在的生產勞動。這就引起了關于“對象化勞動”性質的爭論：它究竟是人本學的概念，還是接近于后來的“實踐”“生產”的科學概念？筆者認為，二者都不是——“對象化勞動”既不是一個暫時的、后來被馬克思放棄的人本學概念，也不是一個科學的、可以被理解為物質生產活動的實踐哲學概念，而是一個在經濟學分析中偶然出場的經濟哲學概念。進而言之，“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關系既不能被歸為人本學的“對象化”與“異化”的關系，也不能被理解為后來馬克思成熟理論中“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在《手稿》中，馬克思對“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的分析具有特殊內涵與意義，它不僅溢出了人們熟悉的人本學邏輯，而且對馬克思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先導性作用。我們還是先來看看《手稿》中的“對象化”究竟是怎樣出場的。馬克思說：“勞動的產品就是勞動（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這種勞動將自己固定在一個對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變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①［4］（P267—268）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個名詞，來自動詞“verge?genst?ndlichen”。作為一個名詞短語，“勞動的對象化”形容的是這樣一個結果：勞動變成了對象性的東西，變成了對象。變成了怎樣的“對象”呢？“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

［4］（P267）可見，不同于我們過去的理解，在馬克思的原文中，和“勞動”相結合的“對象化”并不是用來形容勞動“過程”，而是用來描述勞動“結果”，即勞動產品的！馬克思想要說明的是，勞動產品不是單純外在的物性“對象”，而是以對象的形態存在的勞動。再簡單一點，按照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勞動的產品就是勞動本身。以上分析了“勞動的對象化”。那么，“對象化勞動”呢？在《手稿》中，“對象化勞動”是作為“勞動產品”的同位語出現的。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勞動產品即對象化勞動”［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勞動”即“Arbeit”不是動詞，而是名詞。這是一個在中文語境下無法辨明而極易產生誤解的問題。這個短語中的“對象化”是動詞的第二分詞形式，相當于描述被動態的形容詞，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準確的漢譯不是“對象化的勞動”，而應為“被對象化的勞動”。是什么被對象化了呢？正是“勞動”。也就是說，“對象化勞動”不是勞動主動地去把別的什么東西對象化，而是勞動本身被動地被對象化了。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的原意，“勞動產品”=“勞動的對象化”=“被對象化的勞動”，最后一個短語即通常所說的“對象化勞動”。“對象化”中的這個“對象”，不是指勞動過程中所面對的外部自然對象，而是指勞動最終所生產出的對象，就其本質來說，這種對象正是勞動本身。這樣，青年馬克思就把勞動生產出來的“對象”重新指認為“勞動”。嚴格地講，這番指認并不包含人本學的邏輯預設，而是貫徹了一條經濟學的理論原則：“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本質。”［4］（P290）馬克思是將“對象化”的邏輯轉用于理解經濟學語境中的“勞動”——在人本學語境中，人的產物就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在經濟學的語境中，“勞動”則成為“財富”的“本質”，勞動的產物成為勞動的對象化。這里的“主體”已經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勞動”。當然，此時馬克思還沒有準確區分“財富”和“價值”。但是，他已經將“對象化”的分析邏輯原創性地用于經濟學闡釋，實現了對勞動價值論的一種哲學透視和說明：勞動產品看起來是物、是對象，但其實是勞動。正是在這一點上，“對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學的邏輯，馬克思才超越了費爾巴哈。闡明了“對象化勞動”的基本含義之后，再來理解“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系便有了全新的視角：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勞動的對象化”的秘密，不僅是要呈現“勞動”這一財富的本質，更是要進一步批判“異化”的經濟現實。在理論上，勞動產品是勞動的對象化；在現實中，勞動產品卻不歸工人所有，而且反過來支配著工人的勞動過程，“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4］（P267）。請注意，這里仍然是對經濟現實的指認，同樣尚不涉及人本學的邏輯預設。可見，在《手稿》中，馬克思并不是一上來就用人本學的應然設定來批判現實，而是從經濟學理論和現實出發，討論現實的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對象化”與“異化”，考察國民經濟學所不關注的“對象即工人產品在對象化中的異化、喪失”［4］（P269）。

換言之，指認“勞動的對象化”是為了從國民經濟學對勞動產品的分析出發，“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4］（P266），進而證明“國民經濟學由于不考察勞動者（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系而掩蓋了在勞動的本質中的異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話，揭示“對象化勞動”的道理，是批判“異化勞動”這一現實的前提。這種“異化”，不是從“人”的本質的應然設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對“勞動”的本質的理解，故而有所謂“在勞動的本質中的異化”。至此，我們可以對“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原初關系做出兩點概括。其一，“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都不是純粹的哲學設定，而是基于經濟學的研究。脫離經濟學理論特別是脫離了勞動價值論，就會誤將其看作純粹思辨的、非歷史性的話語，這不符合青年馬克思真實的研究語境。“對象化”、“異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學的，但在關于“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最初討論中，它們所涉及的內容都是現實的——“對象化勞動”所表述的勞動創造財富的道理是現實的，“異化勞動”所反映的勞動與財富的顛倒支配關系也是現實的，是馬克思通過大量實證研究的摘錄筆記而確認的。馬克思是在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可以被描述為“對象化”和“異化”的東西，而不是預先就打算用哲學話語去“改裝”自己所不熟悉的經濟學。其二，“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出場首先是將理論與現實相對照的一種經驗性批判。按照馬克思最初的表述，“對象化”是基于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描述，而“異化”是對經濟學所掩蓋的現實的批判。換言之，“對象化勞動”是一種理論透視，“異化勞動”則是在理論之外揭露了現實。二者不是兩種勞動，也不對應于勞動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論與現實的反差關系來批判經濟學理論的片面性，這種批判歸根結底是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批判。總而言之，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的提出是基于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而非人本學設定。限于經濟學水平，此時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還持有一種否定態度。［5］（P20—22）他雖然提出了“對象化勞動”，卻不是為了肯定勞動概念和勞動價值論，也沒有由此出發進行深入的經濟學分析。可以說，“對象化勞動”的出場是偶然的，其含義和性質也是極易被錯認的。后來，馬克思很快地轉入了一種人本學維度的批判，這才有了前文分析過的《手稿》中人本學意義上的“對象化”和“異化”。在那里，“對象化”的賓語從“勞動”回到了“人的本質”。這說明，《手稿》中的“對象化”和“異化”的內涵與關系具有復調性質，不能簡單地做出單一定性。但無論如何，對“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的闡釋已經邁出了超越人本學邏輯的第一步。而這個被忽視的新的方法論的萌芽在歷史唯物主義確立之后，在馬克思晚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過程中，才展現出其深刻性與重要性。

三、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學批判：用“對象化勞動”“活勞動”解析“異化”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大量使用“對象化勞動”，同時頻繁使用一個新概念——“活勞動（lebendigeArbeit）”。在這一階段，“對象化”與“異化”沒有成對出現的情況，反倒是“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反復地成對出現。這說明了什么？筆者認為，馬克思不再用“對象化”與“異化”的反差來表征現代經濟關系，而是更多地通過對“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分析揭示現代經濟關系的本質，從而實現了對“異化”現象的內在解析：在資本主義交換和生產過程中，“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現實地發生辯證的互動，二者之間的顛倒支配關系最終表現為“異化”。一句話，“異化”其實正是“對象化勞動”顛倒支配“活勞動”的結果和表現。前文指出，“對象化勞動”不是指勞動“活動”，而是指勞動“結果”，即勞動凝結成的“對象”。在馬克思后來的論述中，真正用來形容勞動“活動”的概念是“活勞動”，而且，馬克思明確將其與“對象化勞動”對立起來：“唯一與對象化勞動相對立的是非對象化勞動，活勞動。前者是存在于空間的勞動，后者是存在于時間中的勞動；前者是過去的勞動，后者是現在的勞動；前者體現在使用價值中，后者作為人的活動處于過程之中，因而還只處于自行對象化的過程中；前者是價值，后者創造價值。”［6］（P39）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對勞動價值論和“對象化勞動”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點不是勞動在表象層面凝結為“產品”，而是勞動在抽象的層面形成“價值”；不是勞動產品被透視為“對象化勞動”，而是“價值”被透視為“對象化勞動”。以此為基礎，勞動力并不掌握既有的價值即“對象化勞動”，卻要不斷創造新的價值。其中，超出勞動力商品自身價值的那一部分就構成了“剩余價值”。“價值只是對象化勞動，而剩余價值（資本的價值增殖）只是超過再生產勞動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對象化勞動而形成的余額。”

［7］（P377）可見，馬克思通過“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這兩個概念，把資本家及其“資本”和勞動者及其“勞動”在現代生產過程中的關系，重新歸結為兩種形態的“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活勞動”轉化為“對象化勞動”，后者卻反過來支配前者不斷創造出剩余價值，這正是資本的形成和作用機制，也是資本主義“異化”關系的本質。這樣，馬克思就用“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新闡釋破解了“異化”之謎。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樣，只在經驗層面上強調“異化”現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說清楚了這種現象的生產關系基礎，即資本在生產中對勞動的支配，從而說明了“異化”。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作為“對象化了的活勞動”［7］（P442），轉變為“異己的、外在的權力”［7］（P442），成為“在不以活勞動能力本身為轉移的一定條件下消費和利用活勞動能力的權力”［7］（P442）。于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就表現出這樣的顛倒：“勞動的產品，對象化勞動，由于活勞動本身的賦予而具有自己的靈魂，并且使自己成為與活勞動相對立的異己的權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說，“主體和客體的關系顛倒了。……勞動自身的這種對象化，即作為勞動的結果的勞動自身，則作為異己的、獨立的權力與勞動相對立”［6］（P125—126）。乍看起來，馬克思還是從“對象化勞動”引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顛倒與“異化”；仔細分析，差別卻是根本性的：只在“資本”的總體邏輯之下，在雇傭關系中，作為“活勞動”產物的“對象化勞動”成為資本，才會反過來驅使“活勞動”，從而形成“異化”。也就是說，只有從生產關系層面出發，從“對象化勞動”的循環增殖及其對“活勞動”的支配關系出發，才能闡明社會關系層面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現實對立和“異化”。通過“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馬克思還強調了現代“異化”關系的現實歷史基礎。社會財富的增長造成了不斷堆積的“對象化勞動”對于“活勞動”的優勢地位不斷強化。“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對象性條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對象化勞動，在對活勞動的關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長。”［8］（P243）①正是這種優勢造成對象化表現為異化。“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為異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權力同勞動相對立。

這里強調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對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異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屬于工人，而屬于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屬于資本的巨大的對象化權力，這種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作自身的一個要素而同自己相對置。”［8］（P243—244）②馬克思這里的說法，并不是要單純批判異化，而不批判對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導致前者的真實歷史基礎。資本主義的異化既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雇傭關系的結果。“就這一點來說，這種扭曲和顛倒是真實的，而不是單純想象的，不是單純存在于工人和資本家的觀念中的。但是很明顯，這種顛倒的過程不過是歷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歷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見，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對象化”和“異化”的關系做出了新的理論建構。乍看起來，1844年的馬克思肯定“對象化”而否定“異化”，在后來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實際上，馬克思所實現的理論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馬克思超越了主體性的哲學視角，不再先在性地設定“主體”。在青年馬克思的人本學批判架構中，主體性是第一位的，勞動者的勞動產品、勞動活動，都是由他的主體性派生出來的。而在后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中，馬克思不再預設先在的“主體”，不是主體派生出了“活勞動”，而是“活勞動”本身成為了經濟學分析中的邏輯“主體”。作為其產物的“對象化勞動”，反過來支配了“活勞動”，便成為了資本。這里只有不同形態的“勞動”之間的關系，而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其二，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經驗物性層面談論勞動產品和勞動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據經驗事實中的工人境遇來批判理論與現實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經濟學理論的內在矛盾之中，通過“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的靈活運用，實現了對經濟學邏輯的深層哲學把握，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科學說明。其三，從邏輯架構上說，馬克思雖然仍然由“對象化”出發，但本質上是以價值和資本關系的總體性建構為線索，最終導引出“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之間的現實顛倒關系，并將之描述為“異化”。在批判模式上，馬克思已經不是簡單地從“對象化”到“異化”，而是用“對象化”和“活勞動”的辯證關系闡釋“異化”。總而言之，馬克思對“對象化”和“異化”的概念內涵和邏輯關系進行了三次不同性質的理論建構，這三重建構逐漸具體化、深入化，反映了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基礎上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論的進程。青年馬克思人本學架構中的“對象化”和“異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質的實現）去批判現實（人的本質的喪失），是一種價值性的、隱性唯心主義的批判；《手稿》中出現的“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相關論述是用經濟學理論（勞動創造財富）去對照經濟現實（勞動者受制于財富），是一種實證性的、經驗主義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闡明了“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矛盾關系，從而結構性、歷史性地解析了現實的“異化”。這才是真正內在性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

參考文獻：

[1]學批判的哲學意義》，載《哲學研究》2016年第3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圖利亞、維戈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遺產》，馬健行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張義修 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摘要：馬克思對“對象化”和“異化”的關系進行過三次理論建構，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論的變革。青年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影響下，用應然狀態的“對象化”批判實然狀態的“異化”，是一種價值性的、人本學的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則是在對經濟學理論加以哲學透視的基礎上，將理論與現實相對照，是一種經驗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通過對“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辯證分析，內在地解析了“異化”的生產關系本質與現實歷史基礎，實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

關鍵詞：馬克思；對象化；異化；對象化勞動；活勞動

在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對象化”與“異化”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對概念。不過，大部分關于這對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相關論述，較少提及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關系，更罕有指出一個事實，即馬克思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對象化”概念，并且對“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做出了新的建構。而“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的變革，恰恰折射出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變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為基礎，重新梳理馬克思對這一對概念的運用和闡釋，旨在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論的理解。

一、人本學邏輯中的“對象化”與“異化”：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

要想理解馬克思文本中“對象化”與“異化”的關系，先要了解這兩個概念的原初含義，及其在馬克思文本中的出場語境。總的來說，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爾派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影響。起初，青年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影響下，“對象化”與“異化”逐漸成為馬克思建構批判邏輯的一對概念。“對象化”對應于人的本真性的應然狀態，而“異化”則用來指認和批判實然狀態。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馬克思對“對象化”與“異化”的最初使用情況。“對象化”對應的德文動詞為“vergegenst?ndlichen”，來源于形容詞“gegenst?ndlich（對象性的）”，意為“使某物成為對象性的”。一種常見的誤解是，馬克思的“對象化”概念來自黑格爾。事實上，黑格爾從未使用過“對象化”，真正先于馬克思而大量使用“對象化”的思想家是費爾巴哈。［1］（P17）另一個往往被忽略的事實是，馬克思并不是從《手稿》才開始使用“對象化”這一概念的。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的觀點。［2］（P61）顯然，當時他的“對象化”還服務于自我意識哲學的唯心主義邏輯，也沒有和“異化”構成邏輯上的對應關系。“異化”對應的德文動詞為“ent?fremden”，原意為“疏遠”、“脫離”，這是一個具有深厚黑格爾傳統的概念，不過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異化”并不是一個完全消極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辯證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環節。馬克思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也開始于博士論文時期，當時，“異化”也不是一個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現實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對象化”和“異化”是如何成為一對具有對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這可以追溯到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正是費爾巴哈對這兩個概念的用法對青年馬克思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基督教的本質》《未來哲學原理》等文本中，費爾巴哈正式提出了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并將其標定為基督教神學與思辨哲學的本質。這樣，一種人本學的新思路就建立起來了。“新時代的任務是上帝的現實化和人化——就是將神學轉變、化解為人本學。”［3］（P245）這種人本學的新思路賦予了“對象化”以新的意義：“神學的客體不是別的，就是主體的、人的對象化了的本質（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為基點，費爾巴哈展開了對神學及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批判。“黑格爾哲學通過將其整個體系建立在這種抽象活動的基礎上，使人同其自身相異化了。”［3］（P227）“絕對哲學就這樣將人固有的本質、固有的活動與人相外化和異化了！這就產生出這個哲學加諸我們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這里，費爾巴哈強化了“異化”的負面意義，并將“對象化”與“異化”對立起來，前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的本真狀態，后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在神學與思辨哲學中的喪失和被支配狀態。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之前，首先將“對象化”和“異化”作為一對相對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之后的費爾巴哈。受此啟發，青年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將市民社會中的商業活動與金錢統治貶斥為“人的自我異化”［4］（P192）。不僅如此，馬克思還依循費爾巴哈的理解，為這種異化批判設定了一個邏輯的基點，即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正像一個受宗教束縛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質成為異己的幻想的本質，才能把這種本質對象化，同樣，在利己的需要的統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和自己的活動處于異己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異己本質——金錢——的作用，才能實際進行活動，才能實際生產出物品。”［4］（P197）在這里，“對象化”和“異化”尚未直接作為一對概念出現。但是，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是依循費爾巴哈的從“對象化”到“異化”的思路開展其批判的，而這種批判的性質同樣是人本學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的“對象化”與“異化”正式作為一對概念出現是在《手稿》中。青年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經濟學批判的基本邏輯架構，也第一次賦予“對象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以原創性的獨特內涵。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的特質在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4］（P273），這應當表現在人的生產中，因為“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4］（P273）。這是青年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一個新的說明。在現代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對象作為“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4］（P274），卻沒有使人真正實現自由的類生活，因為勞動對象并不屬于生產者本人，而是被剝奪了。不僅如此，勞動對象被資本家剝奪和占有之后，還反過來成為了支配著工人不斷繼續勞動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4］（P268）。既然勞動對象同時具有了人本學的意味，勞動對象的喪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質的喪失的高度：“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類生活。”［4］（P274）這樣，馬克思就初步構建起了他的異化勞動的批判構架：以人的本質（自由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作為批判的邏輯基點，把現實勞動中人的本質的喪失和被奴役即“異化”作為批判的靶子。不難看出，馬克思是在人本學邏輯的支撐下，用應然的“對象化”的理想狀態來批判實然的“異化”狀態。這是對費爾巴哈人本學異化批判邏輯的一種創造性的發揮。

二、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透視：重新理解“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

在初次批判經濟學的過程中，馬克思不僅談論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且創造性地將“對象化”與“勞動”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勞動的對象化”“對象化勞動”。不過，以往的研究對這種結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視不足。有些學者將“對象化勞動”理解為人本學意義上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勞動，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人面對自然對象的永恒存在的生產勞動。這就引起了關于“對象化勞動”性質的爭論：它究竟是人本學的概念，還是接近于后來的“實踐”“生產”的科學概念？筆者認為，二者都不是——“對象化勞動”既不是一個暫時的、后來被馬克思放棄的人本學概念，也不是一個科學的、可以被理解為物質生產活動的實踐哲學概念，而是一個在經濟學分析中偶然出場的經濟哲學概念。進而言之，“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關系既不能被歸為人本學的“對象化”與“異化”的關系，也不能被理解為后來馬克思成熟理論中“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在《手稿》中，馬克思對“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的分析具有特殊內涵與意義，它不僅溢出了人們熟悉的人本學邏輯，而且對馬克思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先導性作用。我們還是先來看看《手稿》中的“對象化”究竟是怎樣出場的。馬克思說：“勞動的產品就是勞動（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這種勞動將自己固定在一個對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變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①［4］（P267—268）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個名詞，來自動詞“verge?genst?ndlichen”。作為一個名詞短語，“勞動的對象化”形容的是這樣一個結果：勞動變成了對象性的東西，變成了對象。變成了怎樣的“對象”呢？“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

［4］（P267）可見，不同于我們過去的理解，在馬克思的原文中，和“勞動”相結合的“對象化”并不是用來形容勞動“過程”，而是用來描述勞動“結果”，即勞動產品的！馬克思想要說明的是，勞動產品不是單純外在的物性“對象”，而是以對象的形態存在的勞動。再簡單一點，按照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勞動的產品就是勞動本身。以上分析了“勞動的對象化”。那么，“對象化勞動”呢？在《手稿》中，“對象化勞動”是作為“勞動產品”的同位語出現的。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勞動產品即對象化勞動”［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勞動”即“Arbeit”不是動詞，而是名詞。這是一個在中文語境下無法辨明而極易產生誤解的問題。這個短語中的“對象化”是動詞的第二分詞形式，相當于描述被動態的形容詞，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準確的漢譯不是“對象化的勞動”，而應為“被對象化的勞動”。是什么被對象化了呢？正是“勞動”。也就是說，“對象化勞動”不是勞動主動地去把別的什么東西對象化，而是勞動本身被動地被對象化了。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的原意，“勞動產品”=“勞動的對象化”=“被對象化的勞動”，最后一個短語即通常所說的“對象化勞動”。“對象化”中的這個“對象”，不是指勞動過程中所面對的外部自然對象，而是指勞動最終所生產出的對象，就其本質來說，這種對象正是勞動本身。這樣，青年馬克思就把勞動生產出來的“對象”重新指認為“勞動”。嚴格地講，這番指認并不包含人本學的邏輯預設，而是貫徹了一條經濟學的理論原則：“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本質。”［4］（P290）馬克思是將“對象化”的邏輯轉用于理解經濟學語境中的“勞動”——在人本學語境中，人的產物就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在經濟學的語境中，“勞動”則成為“財富”的“本質”，勞動的產物成為勞動的對象化。這里的“主體”已經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勞動”。當然，此時馬克思還沒有準確區分“財富”和“價值”。但是，他已經將“對象化”的分析邏輯原創性地用于經濟學闡釋，實現了對勞動價值論的一種哲學透視和說明：勞動產品看起來是物、是對象，但其實是勞動。正是在這一點上，“對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學的邏輯，馬克思才超越了費爾巴哈。闡明了“對象化勞動”的基本含義之后，再來理解“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系便有了全新的視角：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勞動的對象化”的秘密，不僅是要呈現“勞動”這一財富的本質，更是要進一步批判“異化”的經濟現實。在理論上，勞動產品是勞動的對象化；在現實中，勞動產品卻不歸工人所有，而且反過來支配著工人的勞動過程，“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4］（P267）。請注意，這里仍然是對經濟現實的指認，同樣尚不涉及人本學的邏輯預設。可見，在《手稿》中，馬克思并不是一上來就用人本學的應然設定來批判現實，而是從經濟學理論和現實出發，討論現實的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對象化”與“異化”，考察國民經濟學所不關注的“對象即工人產品在對象化中的異化、喪失”［4］（P269）。

換言之，指認“勞動的對象化”是為了從國民經濟學對勞動產品的分析出發，“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4］（P266），進而證明“國民經濟學由于不考察勞動者（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系而掩蓋了在勞動的本質中的異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話，揭示“對象化勞動”的道理，是批判“異化勞動”這一現實的前提。這種“異化”，不是從“人”的本質的應然設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對“勞動”的本質的理解，故而有所謂“在勞動的本質中的異化”。至此，我們可以對“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原初關系做出兩點概括。其一，“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都不是純粹的哲學設定，而是基于經濟學的研究。脫離經濟學理論特別是脫離了勞動價值論，就會誤將其看作純粹思辨的、非歷史性的話語，這不符合青年馬克思真實的研究語境。“對象化”、“異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學的，但在關于“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最初討論中，它們所涉及的內容都是現實的——“對象化勞動”所表述的勞動創造財富的道理是現實的，“異化勞動”所反映的勞動與財富的顛倒支配關系也是現實的，是馬克思通過大量實證研究的摘錄筆記而確認的。馬克思是在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可以被描述為“對象化”和“異化”的東西，而不是預先就打算用哲學話語去“改裝”自己所不熟悉的經濟學。其二，“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出場首先是將理論與現實相對照的一種經驗性批判。按照馬克思最初的表述，“對象化”是基于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描述，而“異化”是對經濟學所掩蓋的現實的批判。換言之，“對象化勞動”是一種理論透視，“異化勞動”則是在理論之外揭露了現實。二者不是兩種勞動，也不對應于勞動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論與現實的反差關系來批判經濟學理論的片面性，這種批判歸根結底是一種基于經驗事實的批判。總而言之，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的提出是基于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而非人本學設定。限于經濟學水平，此時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還持有一種否定態度。［5］（P20—22）他雖然提出了“對象化勞動”，卻不是為了肯定勞動概念和勞動價值論，也沒有由此出發進行深入的經濟學分析。可以說，“對象化勞動”的出場是偶然的，其含義和性質也是極易被錯認的。后來，馬克思很快地轉入了一種人本學維度的批判，這才有了前文分析過的《手稿》中人本學意義上的“對象化”和“異化”。在那里，“對象化”的賓語從“勞動”回到了“人的本質”。這說明，《手稿》中的“對象化”和“異化”的內涵與關系具有復調性質，不能簡單地做出單一定性。但無論如何，對“對象化勞動”與“異化勞動”的闡釋已經邁出了超越人本學邏輯的第一步。而這個被忽視的新的方法論的萌芽在歷史唯物主義確立之后，在馬克思晚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過程中，才展現出其深刻性與重要性。

三、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學批判：用“對象化勞動”“活勞動”解析“異化”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大量使用“對象化勞動”，同時頻繁使用一個新概念——“活勞動（lebendigeArbeit）”。在這一階段，“對象化”與“異化”沒有成對出現的情況，反倒是“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反復地成對出現。這說明了什么？筆者認為，馬克思不再用“對象化”與“異化”的反差來表征現代經濟關系，而是更多地通過對“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分析揭示現代經濟關系的本質，從而實現了對“異化”現象的內在解析：在資本主義交換和生產過程中，“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現實地發生辯證的互動，二者之間的顛倒支配關系最終表現為“異化”。一句話，“異化”其實正是“對象化勞動”顛倒支配“活勞動”的結果和表現。前文指出，“對象化勞動”不是指勞動“活動”，而是指勞動“結果”，即勞動凝結成的“對象”。在馬克思后來的論述中，真正用來形容勞動“活動”的概念是“活勞動”，而且，馬克思明確將其與“對象化勞動”對立起來：“唯一與對象化勞動相對立的是非對象化勞動，活勞動。前者是存在于空間的勞動，后者是存在于時間中的勞動；前者是過去的勞動，后者是現在的勞動；前者體現在使用價值中，后者作為人的活動處于過程之中，因而還只處于自行對象化的過程中；前者是價值，后者創造價值。”［6］（P39）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對勞動價值論和“對象化勞動”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點不是勞動在表象層面凝結為“產品”，而是勞動在抽象的層面形成“價值”；不是勞動產品被透視為“對象化勞動”，而是“價值”被透視為“對象化勞動”。以此為基礎，勞動力并不掌握既有的價值即“對象化勞動”，卻要不斷創造新的價值。其中，超出勞動力商品自身價值的那一部分就構成了“剩余價值”。“價值只是對象化勞動，而剩余價值（資本的價值增殖）只是超過再生產勞動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對象化勞動而形成的余額。”

［7］（P377）可見，馬克思通過“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這兩個概念，把資本家及其“資本”和勞動者及其“勞動”在現代生產過程中的關系，重新歸結為兩種形態的“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活勞動”轉化為“對象化勞動”，后者卻反過來支配前者不斷創造出剩余價值，這正是資本的形成和作用機制，也是資本主義“異化”關系的本質。這樣，馬克思就用“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新闡釋破解了“異化”之謎。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樣，只在經驗層面上強調“異化”現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說清楚了這種現象的生產關系基礎，即資本在生產中對勞動的支配，從而說明了“異化”。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作為“對象化了的活勞動”［7］（P442），轉變為“異己的、外在的權力”［7］（P442），成為“在不以活勞動能力本身為轉移的一定條件下消費和利用活勞動能力的權力”［7］（P442）。于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就表現出這樣的顛倒：“勞動的產品，對象化勞動，由于活勞動本身的賦予而具有自己的靈魂，并且使自己成為與活勞動相對立的異己的權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說，“主體和客體的關系顛倒了。……勞動自身的這種對象化，即作為勞動的結果的勞動自身，則作為異己的、獨立的權力與勞動相對立”［6］（P125—126）。乍看起來，馬克思還是從“對象化勞動”引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顛倒與“異化”；仔細分析，差別卻是根本性的：只在“資本”的總體邏輯之下，在雇傭關系中，作為“活勞動”產物的“對象化勞動”成為資本，才會反過來驅使“活勞動”，從而形成“異化”。也就是說，只有從生產關系層面出發，從“對象化勞動”的循環增殖及其對“活勞動”的支配關系出發，才能闡明社會關系層面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現實對立和“異化”。通過“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馬克思還強調了現代“異化”關系的現實歷史基礎。社會財富的增長造成了不斷堆積的“對象化勞動”對于“活勞動”的優勢地位不斷強化。“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對象性條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對象化勞動，在對活勞動的關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長。”［8］（P243）①正是這種優勢造成對象化表現為異化。“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為異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權力同勞動相對立。

這里強調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對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異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屬于工人，而屬于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屬于資本的巨大的對象化權力，這種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作自身的一個要素而同自己相對置。”［8］（P243—244）②馬克思這里的說法，并不是要單純批判異化，而不批判對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導致前者的真實歷史基礎。資本主義的異化既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雇傭關系的結果。“就這一點來說，這種扭曲和顛倒是真實的，而不是單純想象的，不是單純存在于工人和資本家的觀念中的。但是很明顯，這種顛倒的過程不過是歷史的必然性，不過是從一定的歷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見，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對象化”和“異化”的關系做出了新的理論建構。乍看起來，1844年的馬克思肯定“對象化”而否定“異化”，在后來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實際上，馬克思所實現的理論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馬克思超越了主體性的哲學視角，不再先在性地設定“主體”。在青年馬克思的人本學批判架構中，主體性是第一位的，勞動者的勞動產品、勞動活動，都是由他的主體性派生出來的。而在后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中，馬克思不再預設先在的“主體”，不是主體派生出了“活勞動”，而是“活勞動”本身成為了經濟學分析中的邏輯“主體”。作為其產物的“對象化勞動”，反過來支配了“活勞動”，便成為了資本。這里只有不同形態的“勞動”之間的關系，而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其二，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經驗物性層面談論勞動產品和勞動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據經驗事實中的工人境遇來批判理論與現實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經濟學理論的內在矛盾之中，通過“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的靈活運用，實現了對經濟學邏輯的深層哲學把握，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科學說明。其三，從邏輯架構上說，馬克思雖然仍然由“對象化”出發，但本質上是以價值和資本關系的總體性建構為線索，最終導引出“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之間的現實顛倒關系，并將之描述為“異化”。在批判模式上，馬克思已經不是簡單地從“對象化”到“異化”，而是用“對象化”和“活勞動”的辯證關系闡釋“異化”。總而言之，馬克思對“對象化”和“異化”的概念內涵和邏輯關系進行了三次不同性質的理論建構，這三重建構逐漸具體化、深入化，反映了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基礎上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論的進程。青年馬克思人本學架構中的“對象化”和“異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質的實現）去批判現實（人的本質的喪失），是一種價值性的、隱性唯心主義的批判；《手稿》中出現的“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的相關論述是用經濟學理論（勞動創造財富）去對照經濟現實（勞動者受制于財富），是一種實證性的、經驗主義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闡明了“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矛盾關系，從而結構性、歷史性地解析了現實的“異化”。這才是真正內在性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學批判的哲學意義》，載《哲學研究》2016年第3期.［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圖利亞、維戈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遺產》，馬健行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張義修 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