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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文聯正式創辦機關刊物《牧笛》雜志，成為創作和宣傳裕固族文學的重要窗口。這些成績足以證明裕固族作家文學的空前進步。裕固族作家的質樸、熱誠、執著和淡定集中了民族精神的優秀品性。在他們身上，很少看到都市的先鋒“寫作”賣弄技巧的花哨和個人化寫作渲染欲望體驗的俗氣，他們是擔得起人們的贊許和期盼的。他們所取得的成績無愧于生活的時代，無愧于自己的民族。與裕固族作家文學創作的蓬勃局面和突出成績相比，相關的理論批評長期處于滯后狀態。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多是有關作家、作品的個案評論，質量參差不齊，數量較為有限。研究對象也多是獲得普遍認可的作家。評論者則集中在少量關注民族文學研究的本族或異族學者、作家中。其中，鐘進文的《祁連山的啟迪———記裕固族青年詩人賀繼新和他的詩歌創作》(《民族文學》1991年第6期)和張維國的《跋涉———記裕固族詩人乞根拉吾爾》(《民族團結》1991年第5期)是對裕固族作家文學的最早評論;杜秀英的《裕固族當代文學創作概述》(《甘肅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就建國后裕固族近40年的書面文學創作作了概述，第一次把當代裕固族作家以集中評論的方式推向外界;阿堅的《不甘心的懷念———談賀中長詩》(《西藏文學》1994年第5期)則就賀中的長詩《世紀末紀事》作了富有感性和理性的賞讀;鐘進文的《尋根的人———裕固族詩人妥清德詩歌中的民族情結》(《民族文學研究》1999年第3期)對妥清德的詩歌給予充分肯定;巴戰龍的《鐵穆爾的寫作旨趣及其意義》(《陽關》2002年第4期)、柯英的《民族心靈史的激情抒寫———淺談裕固族青年作家鐵穆爾的創作》(《飛天》2002年第2期)和王銳的《裕固族作家鐵穆爾的詩性寫作》(《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第1期)均對鐵穆爾創作作了高度評價;著名作家葉梅的《瑪爾簡的天鵝琴聲》(《文藝報》2008年4月17日)給予瑪爾簡創作熱情洋溢的鼓勵和厚望;白曉霞的《新世紀以來的裕固族小說———以達隆東智的小說創作為中心》(《甘肅文藝》2011年第1期)重點分析了達隆東智小說中所重視的文化問題，并對裕固族小說創作提出個人建議;王銳、宋云的《近三十年的裕固族作家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1期)就裕固族作家文學分詩歌、散文、小說創作三類作了整體概論。

近幾年，裕固族作家文學研究已由過去的淡漠逐步升溫為裕固族研究的熱點。除了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和張掖市文聯的持續關注與積極扶持外，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河西學院文學院及甘肅省內外其它高校的部分教師共同組成了一支充滿生氣的研究隊伍，共同的學術興趣和文化愛好使大家不約而同參與到裕固族文化建設和宣傳的時代洪流中，力所能及推進裕固族文學的不斷發展。2010年7月16－18日，“魅力肅南•裕固文學———中國裕固族文學創作與研究論壇”在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召開。與會學者對近年來裕固族文學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今后裕固族文學事業的發展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意見。此次論壇為裕固族作家和民族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交流、對話的平臺，并期望增進裕固族文學創作、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營建濃郁的學術氛圍，進一步推動裕固族乃至中國各民族文學事業的發展，必將對裕固族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意義。［1］在民族文學快速發展的今天，裕固族作家同樣面臨新的挑戰和必需的突圍。無論是作品數量、質量還是表現技巧均有待提升。作家藝術素養和創作水平也顯得參差不齊。著名評論家李建軍曾對第三代西部小說家寫作中存在的局限和問題發表見解，“從整體上看，他們的作品雖然不乏新意和詩意，不乏樸實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內容，但是，缺乏境界擴大、思想成熟、技術圓練的優秀作品。更為嚴重的情況是，他們寫到一定程度，一旦被社會認可，就不自覺地在已經形成的模式里進行復制性的寫作，寫出來的作品給人一種彼此雷同、似曾相識的印象。”［2］筆者認為裕固族作家的創作中有著的同樣的不足。地域和民族特色是一柄雙刃劍，雖體現了其創作中的優勢，卻同樣限制了作家“向外看”的視界，容易形成一味“向內看”的寫作慣性和適應性寫作的自足，以及題材相對單一、表現手法不夠豐富的缺憾，很難產生內外兼容、歷史與現實并重的有氣度和有力度的文學巨著。真正具備鐵穆爾那樣的民間體驗、歷史承擔、精神追求、民族人格與藝術胸襟的作家、作品還極少。而到目前為止，長篇小說仍是裕固族作家文學的空白。如何寫好，寫得更深刻，更有內容，愈顯“豐富”和“變化”，是對裕固族作家的一大考驗。尤其是如何把本民族豐富的民間文化資源，有機滲透到他們的創作中去，“在變異中的民俗里創造新生活的人”［3］，更是今后著力的地方。作家一方面“要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不僅與自己的過去比較，還應該與自己的周圍現實比較，即與先進民族或先進國家的優秀作品比較，在橫的交叉點上尋找自己的優勢，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點的完美的文學作品”［4］;另一方面“民族作家需要在民族本位、中國氣派和世界胸懷的三位一體的空間架構中對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行有意識的建構。”“只有明白了這種有意識的文化身份建構，我們才能從狹隘的民族意識中走出來，吸納全人類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走出一條民族文學創作真正的康莊大道。”［5］裕固族作家同樣需要這種宏觀的戰略眼光和不斷開拓的堅毅勇氣，穩定隊伍，潛心創作，唯如此，才不會被時代激流所淘汰，也才會使本族文學走得更遠、更高。

裕固族文學研究更要積極響應國家西部大開發和加快人口較少民族全面發展的迫切需求，熱切關注民族作家文學的創作。繁榮和發展裕固族作家文學，可以為本民族的文學消費群體提供更加豐盛的精神食糧。無論從作品本身、還是從作者的創作和讀者的消費來看，裕固族作家文學已經具有了保護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建設文化生態環境的功能，“是裕固族文化復興最重要的載體”［6］。經過幾十年的辛勤耕耘，裕固族作家文學已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缺少全面的歷史總結和深入的規律探尋，而對于作家在民族文化宣傳與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也未引起充分重視，裕固族與各民族之間的文學(化)交流仍相當被動。裕固族文學研究一方面要在單個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仍需再下功夫。比如曾經在文學上取得顯著成績并為本族早期文學發展作出突出貢獻，卻很少有定性評價而后日漸淡出文壇視閾的作家杜曼•納姆加、白文林，以及在民族地區頗有影響而評論界尚缺少足夠發掘的作家賀中。考慮把鐵穆爾作為裕固族文學的品牌，通過多種宣傳途徑擴大其創作在國內的影響，繼續深化其作品的研究，從而提升裕固族文學的創作意義與影響力。對一些尚未進入研究視野而創作潛力與個性突出的作家，如杜曼•扎斯達爾，應給予熱心的關注。另一方面可進行整體研究，探討其發展過程中的演進規律、思想意義、藝術特征和地位影響等基本問題，為裕固族作家文學的后繼發展與理論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歸納總結應建立在對重點作家作品的細化分析上，既能發現單個作家的藝術個性，又要提煉出多個作家創作中的藝術共性，以點帶面探討裕固族作家文學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把文學的本質性和民族性，文化的獨特性和互融性，藝術的守成和開放姿態相互吸納貫通，史論結合多角度、多層次建構理論思考的空間。另外，應該考慮申辦一本能在全國發行的以文藝作品和文化研究為主要內容，兼具宣傳功能的裕固族文化雜志，擴建一個內外對話、互相交流的文化平臺。

雖然裕固族作家文學是新中國成立后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但作家的寫作思維和表達方式，作品中的民間習俗、文化細節、民族信仰等均體現出其獨特性，因此，異族研究者閱讀作品時產生的文化隔膜是不爭的事實。為了盡量避免理解文本時的偏差，使論述更趨嚴謹合理，研究者一方面要認真閱讀相關的作家作品，真正把作家、作品裝到心里;一方面要多渠道了解裕固族的歷史文化與宗教風俗，了解作家的創作姿態、創作理念和創作背景，深入到作家生活和作品中去，并盡可能多創造條件與作家互通心得，才可能做出適宜的判斷。論述過程中，既能從文學本身出發尋找理論的根據，又要注重挖掘研究對象的多元文化價值和在民族文化發展中的突出影響;既能認識到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的演進與中華民族當代文學發展的同步性，又要體察其同步中的變化和特殊性;既能看到作家對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借鑒，又要發現作家對現寫作作技巧的探索與內化。同時，還應著眼于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藝術自覺和身份構建，堅持立論的高度和深度。西部大開發對民族文化生態構建的影響，也是論述中還需發掘的新空間。考慮把裕固族和其他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文學當作一個群體現象進行研究，提升研究的廣度和層次，如鐘進文的《我國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初探》(《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4期)就是這方面開啟理論先河的文章，還如李長中的《“重述歷史”現象論———以當代人口較少民族文學書寫為例》(《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第4期)等。另需加強與各高等院校和裕固族研究學者、作家的聯系，不斷拓寬信息渠道，暢通交流空間，擴大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在當代文學(化)界的影響，推動中華文學(化)多元一體化進程的實現。

作者：王銳單位：河西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