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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原因

（1 ）長期以來資源配置的失誤（主要是重復建設和效益低下）造成了總量上的供大于求。國家國內貿易局對600 多種主要商品的統計分析表明，從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達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這60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種占25.8％，幾乎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 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 ％。 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 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 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 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 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 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 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 ％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可見，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 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 20.1 ％，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 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 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 （ 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 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 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專款專用，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們要想利用稅收減免或優惠發展經濟，必須強化稅收征管。西方國家稅收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稅收懲罰制度，用重罰提高人們的納稅意識，體現了稅收的剛性原則。因此，在西方國家，如果實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其減稅效應是非常明顯的。可見，稅收環境的好壞是一個國家采取減稅措施能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在我國，逃稅漏稅十分嚴重，這必然影響到稅收政策的發揮。故加強稅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為減稅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環境。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摘 要 相機抉擇是財政手段調控經濟運行的靈魂。一直以來,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在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成功實現財政政策的轉型,特別是在加快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方面成效明顯,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值得我們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為今后更好地運用財政稅收手段優化國民經濟運行環境奠定現實基礎。

關鍵詞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 效應綜述 評析

一、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環境決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保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適應宏觀形勢的變化,采取改變財政支出水平、調節稅收等措施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一套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在我國分別稱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認為,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應當“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需求不足,出現衰退與蕭條時,采取刺激需求的擴張性財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經濟繁榮時期,應當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性財政措施。我國各項財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觀點,相機抉擇,適時進行調整并成功實現了一種政政策向另一種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有效熨平了經濟大幅度波動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在體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進入了快速增長期,與此同時投資需求過度擴張、通貨膨脹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確定了實行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基調。1993年―1997年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地反周期調節效果,不僅有效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發展中的“急剎車”現象,而且在消除經濟劇烈波動的同時,保持住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金人慶(2006)認為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實現了反周期調節的預期目標,促進了經濟穩定增長;朱建設(2007)通過對1993年―1997年我國財政支出與GDP的增減變化進行計量經濟學的實證檢驗得出結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是顯著地;張通(2009)認為,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環。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的負面效應。長期緊縮性政策的實施,使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低迷,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使得供過于求的比重不斷提高,投資需求增長乏力,物價水平持續走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趨勢。賈康(2003)認為,1993年―1997年適度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力度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后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二)以擴張性政策手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扭轉經濟衰退趨勢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主要分兩個階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沖擊,長期重復建設帶來的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矛盾,在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和國內市場約束雙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顯現出來。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我國政府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在物價快速上漲的壓力下,“防過熱、防通脹”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國先后遭遇了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在國際、國內各項經¬濟指數出現明顯下降的情況下,2008年11月5日,我國再度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間連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是明顯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同時,還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并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劉漢屏(2002)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抵御東南亞金融危機、擴大投資、刺激消費、鼓勵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呂煒(2004)認為在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我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是很明顯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制度變革不足所產生的增長缺口;解保華、李彬聯(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實現了民間投資1999年-2007年間年均19.5%的高速增長,有效地遏制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頹勢。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實施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陳共(2003)認為,不斷擴大的國債規模,雖然對我國財政近期來說不存在大的風險,但情況不容樂觀;項俊波(2008)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我國投資消費失衡的體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減緩了經濟的衰退,但是其在對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課題組、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等(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凸顯;胡少維(2009)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的偏好有點過強,財政政策創造持續性、長期性就業崗位的能力較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段炳德(2009)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對教育培訓的投入相對不足,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不詳、不細、不透就倉促上馬等一些問題。

(三)我國穩健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更靈活體現了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

連續6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使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也亟待改善。面對這種非均衡發展,我國轉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著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努力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在穩健財政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增長,各項經濟運行指標波幅明顯減小,經濟運行繼續向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發展。

對于穩健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國內學者絕大多數都持有肯定的觀點。金人慶(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田成川(2006)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對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效應進行了評析,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提供了一個健康的、有保障的平臺,其調整經濟結構的效果也較為突出;張通(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推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并加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而對于穩健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近期國內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逐漸增多。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組(2008)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偏松,使得財政收支赤字的壓力有所擴大;吳駿(2008)等通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我國穩健財政政策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評析及其未來政策取向

作為一項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不論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它們的實施成效都是明顯的,對我國“熨平”歷次的經濟周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豐富了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經驗,同時也加快了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步伐。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本身并沒有問題,之所以會產生負面效應是由于在各項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關的配套設施不完善所導致的,在某些方面也歸因于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經驗不足。此外,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為了應對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波動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慮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視了長遠利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財政政策的不斷更迭,從抑制通貨膨脹到調控通貨緊縮再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循環“怪圈”。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是必要的,而且其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是非常大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僅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適應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變革、逐步消除體制,還要保證其實施的連續性、穩定性、科學性和靈活性,以及政策出臺的時機選擇和切入點選擇恰當以及力度的恰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并不適宜作為調控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我國財政發展的目標應當向平衡預算財政發展,向公共財政轉型,逐步構建與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相適應的財政政策體系,不斷推進主體功能區的建設。此外,我國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還必須具有獨立性、前瞻性和國際性,在確保財政政策獨立實施、不預的基礎上,既要充分考慮到我國未來相關財政政策實施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又要緊密關注國際社會的時局變化、風起云涌,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謹慎嚴防由于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不當實施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發生,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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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一、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首先，2008年以來，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大規模地進行貨幣投放，從而累積了相當程度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我國的貨幣供給處于供給量大于需求量的狀態。同時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我國的涉外經濟趨于活躍，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格局。并且我國的儲蓄量大于投資量，我國的產品市場處于需求不足的狀態。綜上，我國當前的經濟狀態處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A點位置，在國家不采取政策干預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將自行調節經濟至均衡點B點（如下圖）。

但是源于物價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通脹壓力不容忽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貨幣政策基調從去年的“適度寬松”改為“穩健”。圖中表示為LM1向左移動，至LM2位置。

出于保障經濟穩定增長，提高就業的目的，2011年我國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搭配使用。2011年的中央財政預算54360億元是2010年執行數48322億元的1.12倍。與過去不同的是，2011年及今后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加注重于產業結構調整。圖中IS1向右移動。

人民幣繼續緩慢小幅升值。美元、歐元的相對變動，經濟危機后歐美國家經濟的復蘇，我國順差格局的延續都是促使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因素。圖中BP1左移動。

2011年，中國經濟一方面要面對通脹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經濟增長，面對就業的壓力。緊縮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制定正是對應這兩方面。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為了抑制通脹，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為了刺激國內需求，以調整結構、轉變方式。對于經濟的增長這是兩種相反的力量，如上圖，如果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搭配得當，則經濟將會在C點達到新的均衡，C點與原均衡點B點相比較，產出增加、利率上升。而如果財政政策不能有效的抵消緊縮貨幣政策所產生的減少產出的作用，我國經濟將會在D點達到均衡，D點與原均衡點B點相比，國民產出減少，利率升高。

綜上，我們發現，將來我國的國民經濟既有增長的可能性，又存在衰退的風險，同時我國將面臨利率上升的壓力。

二、我國經濟形勢對股市的影響

（一）經濟狀況對股市的影響

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經濟發展狀況對股市行情的決定作用是內在的、長久的和根本的，但這并不代表兩個周期是完全同步的。在實際運行中，股市周期與經濟周期存在不同步，甚至背離的現象。原因在于，股市投資具有一定的預期性。買入股票和賣出股票均包含著投資者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測。因此，往往在經濟過熱還未滑坡時，股市先下跌，而在經濟觸底，還未回升時，股市先反轉。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011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7%，而2010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2009年增加了10.3%，經濟增速開始放緩。并且我國經濟已經保持了幾年的高速發展，存在經濟過熱的可能。結合“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分析，在當前經濟政策干預下我國經濟既有上升的可能也有衰退的風險。投資者更傾向撤出資金觀望經濟的走勢，造成股市上漲推力不足。

（二）經濟政策對股市的影響

宏觀政策對股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宏觀政策是針對經濟發展狀況制定出來，并且影響經濟將來的發展態勢。投資者通過宏觀政策的分析可以判斷將來的經濟走勢。并且股市對宏觀政策所導向的經濟形勢有夸大的作用，也就是說股市的漲幅和跌幅會大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后的國內產值的漲幅和跌幅。

我國當前的宏觀政策是緊縮貨幣和積極財政并行，跟原來采取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相比，開始使經濟的發展態勢放緩。政策導向使經濟開始放緩，則股市的上漲推力也將減弱。

（三）利率對股市的影響

利率上升對股市的影響主要源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利率上升會提高存款收益率，投資者在股票、銀行存款與債券之間進行資產重新組合時更偏向銀行儲蓄和債券，同時利率的提高會增加投資者籌集資金進入股市的成本。這兩方面的因素將會導致流向股市的資金量減少。

另一方面，根據股息貼現模型，股票的內在價值主要有未來的現金流和折現率來決定，而在一個理性的市場中，股票的價格是以股票價值為基礎的。利率的提高將會增加企業的貸款利率，貸款利率提高會加重企業利息負擔，從而減少企業的盈利，進而減少股票分紅派息。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將會提高貼現率。股息的減少和貼現率的提高將會使股票的內在價值降低，進而使股價降低。

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分析中，我們得出我國具有利率上升的壓力，利率上升將促使我國將來的股票市場行情會有下跌的趨勢。

三、投資策略

綜上所述，我國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通貨，4月份CPI同比上漲5.3%，環比上漲0.1%，PPI同比上漲6.8%，環比上漲0.5%，通脹壓力仍然存在，通漲未消除之前，我國從緊的貨幣政策將不會改變。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存在于將來經濟發展中的下行和上行力量，投資者對將來的發展態勢的預期不確定。緊縮的貨幣政策不放松的話股市大盤走勢下跌和震蕩的可能性較大。在這期間的投資策略的重點因該是鎖定收益，適量減倉，觀望物價水平的改變。等到物價穩定，通脹壓力消除之后，國家貨幣政策將會適量放松，這時可以補充倉位待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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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記者：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導致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何教授，請您談一談對我國國債規模的判斷。

何教授：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認識到：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從來都是為實現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物價水平總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鑒于此，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又進一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濟各項指標下滑的趨勢得到控制。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1%。

認識我們的債務規模，關鍵就要看國家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實施反周期調節的經濟效果如何。至于在亞洲金融危機得以緩解，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復蘇以后，我們的財政政策將如何改變，則需另當別論。但從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還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到我們國家，國債規模的大小，我想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籠統地說發債空間大小與否，我認為不具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國家從1993年開始實行宏觀調控，并在1996年順利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是，在軟著陸以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這集中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而且，這三種矛盾交織并發、錯綜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三大風險、三大困境，即國有企業處于困境，銀行處于困境，財政處于困境。鑒于這三大矛盾同時并存，要擺脫困境，當然要從經濟入手，從企業入手。而國民經濟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國企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財政和銀行的支持。但是，在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時出現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臨著這樣一個現實矛盾，那么，我國的國債規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大小，既要考慮到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為經濟服務的，不能夠只求財政平衡而放棄總的經濟目標，又要從客觀形勢出發，考慮到財政自身的運行問題。我們可以用兩個總量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國際標準不能超過3%；二是債務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以60%為警戒線。從公開的數字來看，目前我國的赤字率還不高，好象發債空間還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他一些隱性赤字，就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時，我國還有幾點與西方不同。第一，我國的債務余額積累是從1982年開始的，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歷史，因而其債務率遠遠高于我國；國與國情況不同，債務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比重都在30-40%，財政能力比我國要強得多；而我國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這一點在比較債務率時必須加以考慮。第三，我們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很不發達，發行的國債還不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流通。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市場應當說是比較成熟的，無論國債發行多少，都能進入資本市場流通，通過市場的循環消化，債務問題便很難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也要發行國債，以便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所以說，為什么西方國家債務率高于100%都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道理就在這里。因此，我們在作國際比較時，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債的空間應該說不是很大了；我認為，現在財政已經盡力了。

記者：今年我國仍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那么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財政風險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何教授：1998年以來我國適度增發國債，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二是為了扭轉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實施反周期經濟調控的重要舉措。從目前情況來看，亞洲一些國家已經相繼走上了經濟復蘇的道路，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減退。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物價也出現止跌跡象。因此，我們的反周期調節也將告一段落。在經濟運行恢復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深層次的矛盾問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都應當以此作為調控目標。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運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有一種傾向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體情況，一味地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需求不足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出現買方市場時，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主要應當靠市場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處于輔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過分依賴財政政策調整市場需求，事倍而功半。處理不好，還會導致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就是一個明證：首先是債務危機，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國債政策也是要謹慎使用的。

記者：當前，我國的財政風險已成為財政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國的財政風險問題？

何教授：企業風險以及銀行風險，這兩種風險在社會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而對財政風險問題卻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在我看來，財政風險比其他任何社會風險都嚴重。首先是財政自身的風險，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決定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越來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風險，如企業的風險，銀行的風險等，這些風險有相當大的部分最終都要轉化為政府的風險，轉化為財政的風險。所以說，財政風險是最大的風險，應當引起全社會充分的關注。

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摘要：相機抉擇的財政整策要求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形勢變化情況，采用不同的財政整策，我國近年來的財政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相機抉擇的反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并且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調控差。

關鍵詞：財政政策相機抉擇市場體系

一、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概論

財政政策相機抉擇，意味著某些財政政策沒有自動穩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對經濟產生調節作用，一般來說，需要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形勢變化情況，采用不同的財政政策，以消除通貨膨脹缺口或緊縮貨幣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財力有意識干預經濟運行的行為。相機抉擇的主要內容是：當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總需求，反經濟衰退；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總需求，反通貨膨脹；在總供求基本平衡時，實行中性財政政策，主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根據財政政策早期理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補償政策。“汲水政策”，從字面上看，這種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進地下水，需要諸如少許引水，以恢復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漢森的財政理論，汲水政策是對付經濟波動的財政政策，是在經濟蕭條時靠付出一定數額的公共投資使經濟自動恢復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個特點：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種誘導景氣復蘇的政策，是以經濟本身所具有的自發恢復能力為前提的治理蕭條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載體是公共投資，以擴大公共投資規模作為啟動民間投資活躍的手段；其三，財政支出規模是有限的，不進行超額的支出，只要使民間投資恢復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種短期的財政政策，隨著經濟蕭條的消失而不復存在。補償政策是政府有意識地從當時經濟狀態的反方向調節景氣變動幅度的財政政策，以達到穩定經濟波動的目的。補償政策相對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點：其，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的干預政策，它不僅在使經濟從蕭條走向繁榮中得到應用，而且還可用于控制經濟過渡繁榮；其二，補償政策的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有所得稅、消費稅、轉移支付、財政補償等；其三，補償政策的財政收支可以超額增長，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額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調節對象是社會經濟的有效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多次經濟波動，而每次經濟波動，政府都實施了相機財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緊”的手段來作用于經濟周期，這些財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穩定效果。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實際國情、相機抉擇原則自身特性、及運用相機抉擇原則的藝術性和科學性還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果，實際效應呈現不同程度偏離預期路徑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二、相機抉擇產生調控效應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場體系尚不健全，調控手段難以有效運用

一是由于各種要素市場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資本、土地等市場發育滯后，價格形成機制過多地受到行政干預和管制，要素價格非市場化導致市場信息的不準確或扭曲；二是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尚未根本消除，為追求行業部門和地區發展而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市場分割加劇，價格杠桿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場還處在初期階段，運轉尚不規范，對宏觀調控反應遲緩。

(二)市場主體地位尚不清晰，調控對象難以理性反應

一是由于現代企業制度尚不健全，產權制度和退出機制不健全，部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規范，其中，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顯現不夠，作為宏觀凋控的主要調控對象，企業的反應并非完全按理性預期“出牌”，例如，由于賴賬機制的存在和許多國有企業的軟約束，企業借貸需求對利率的彈性過低，導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等配套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城鎮居民作為市場主體顯現也不夠，由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就業制度、縣鄉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尚未真正打破、農民也還沒有真正成為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作為宏觀調控的另一調控對象，公眾也難以形成穩定的理性預期，例如，利率調低并未影響個人儲蓄持續高速增長，政府赤字消費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導和刺激公眾的消費需求。

(三)我國實際國情的影響

運用相機抉擇原則以實現預期凋控目標應更多地運用市場化方式進行，運用與改善市場化調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國特有的國情。目前，我國部分經濟現象與一般經濟理論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較低時，宏觀經濟就出現了產品過剩危機，當生產性投資日益高漲，卻未能帶動消費需求增長，儲蓄持續高速增長。但在中國卻出現銀行惜貸現象，這一方面緣于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階段；另一方面與我國實際國情相關聯。我國長期存在區域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由于東西部之間經濟水平與自然環境的差異，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資金又通過市場渠道流回。資金運用效率較高的東部地區，導致東西部之間經濟增長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導致城鄉之間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的差異。一方面是城市投資生產的消費品難以向購買力較弱的農村市場擴展；另一方面農村儲蓄又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城鎮，擴大城鎮投資和總供給能力。因此，消費總量擴張和結構升級受到制約，導致我國在低水平收入條件下的消費產品過剩，顯然，中央政府通過財政投資手段來平抑區域與城鄉差異的有效性受到制約。

(四)相機抉擇自身特性的影響

相機抉擇在宏觀調控中的運用一般描述為政府為追求給定的最終政策目標，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則的約束，而是依據現實情況靈活取舍，最優地制定與經濟運行態勢相適應的調控政策與措施，并加以實施其自身特性決定了在運用過程中產生實際效應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滯后性。由于相機抉擇是見機行事，缺乏預警機制無疑決定了調控時機把握、調控方向確定、調控目標選擇等環節在時間r的滯后性。相機抉擇是建立在對宏觀經濟形勢準確判斷的基礎上經濟波動到何程度需要調控，何時調控，如何選擇調控方案和調控目標等都取決定于對經濟運行態勢的準確判斷，但是當經濟運行形態比較清晰時往往調控時機已錯過確定方向、選擇目標、出臺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時間，加上調控效應的實際發揮也具有時滯性，因此，相機抉擇的事后調控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容易導致調控效應偏差。另一種情況是當經濟運行形態還不太清晰時就搶抓時機，無疑會導致調控方向與目標的不確定性。

二是振動性。由于相機抉擇具有滯后性，一般是在經濟過熱或過冷情況比較嚴重時再調控，政策力度容易過大過猛，再加上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應發揮也具有滯后性，容易導致調控過度，經濟波動振幅過大，從而會對下一輪經濟波動起負面影響。如此周而復始，不僅容易出現調控效應偏差，而且容易出現經濟大起大落。以往幾次宏觀調控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三是隨機性。由于相機抉擇是靈活取舍，具有隨機性，能在公眾中形成確定的預期，容易導致公眾的觀望和等待。進一步強化調控效應的實際發揮的時滯性。一旦公眾停止觀望，政策效應容易在短時間集中釋放，經濟會產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導致政策效果不顯著，“持幣待購”和“群體搶購”現象在我國并不少見。

顯然，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國特有的國情條件下，由于相機抉擇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機抉擇運用的科學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從開始建立至今不過二十多年，宏觀調控與經濟預警體系還有待健全運用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練程度和準確程度還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業與公眾的預期與反應也呈現較為復雜的局面等等。相機抉擇在運用中產生偏差也是一種必然，實際上，要解決相機決擇財政政策的科學合理運用問題，關鍵在于控制和壓縮政府支出規模。我國的公共財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會公眾、不受市場和資本的約束、規范和監督。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財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預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財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體制之上。

參考文獻：

[1]童兆坤我國宏觀經濟形態分析[J]武漢工業學報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