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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保姆照顧老人范文第1篇

在美國，對保姆不能歧視，保姆進了你的門，就要當家庭成員對待。如果英文靈光，到美國人家里干保姆，月薪在3000到5000美元之間，雇主還會給你買保險；如果英文不好，在華人家里干保姆，月薪通常也在2000美元左右。不論是看小孩，還是照顧老人，或是專門打掃衛生和做飯，雇主和保姆都得事先講清楚，干啥和不干啥規定得越細越好。比如，看小孩的保姆只要事先說好只管看小孩，其他家務雜活一律不干，到時雇主就不能怪保姆沒眼色。如果保姆體力好，也會和雇主商量加活加薪。

加州有法規，雇主如果不要求保姆住家里，須遵守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不得超過40小時的勞工法規定。如果超時工作，每小時須給付1.5倍工資。如果雇主要求保姆住家里，須按超出時間加倍付工錢。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殘障者，工薪肯定比一般保姆高。但很多保姆寧可少賺錢，也不愿到殘障者家里拿高薪，因為太辛苦。可不是嘛，保姆也是人，不可能一天從早干到晚。

無論是在美國人還是華人家里，保姆和主人完全吃一樣的飯。華人家庭似乎更體貼保姆，雇主大多會帶保姆一起去買菜，讓保姆也選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雇主吃的牛排有多大，給保姆的牛排也要一樣大，否則就是不公平。就算主人喝葡萄酒，一定也會問問保姆是否想喝。

保姆和主人喝一樣的水嗎？當然。很多美國人家里都喝大桶裝的純凈水或瓶裝水。如果美國人也像桑蘭那樣，自己喝瓶裝水，不準保姆喝主人的水，那么阿姨會問你：我是家庭成員嗎？如果是，怎能不讓我喝自家的瓶裝水？在美國，要是碰上桑蘭這樣的主兒，保姆早跑了。這叫不公平，誰還給你干活？

正因為雇主是把保姆當家庭成員看待的，所以保姆的洗面奶洗發水等洗漱用品包括擦臉油，都由主人買。從桑杜之爭的視頻上看，桑蘭嫌小杜洗澡浪費水，并讓小杜到外面去洗澡，就顯得刻薄了，這事在美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住家保姆照顧老人范文第2篇

然而，由于家政服務業在我國處于起步摸索階段，保姆行業缺乏市場化的運作和管理，老人們在請用保姆的問題上十分煩惱：“請保姆難!請個好保姆難上加難!”

這邊說起請保姆　倒不完苦水

退休金不夠給保姆開工資

家住四川成都市五塊石的吳玉瓊婆婆，請了一個男保姆照顧她中風在床的老伴。吳婆婆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她和老伴的退休工資每月3000元左右，請保姆每月支出1700元，水電氣電話費每月最少150元，日用品每月差不多50元，剩下1100元就是3個人的生活費。“幸好這房子還是我女兒的，如果再出點房租、再生點病，簡直不敢想象。”

保姆缺乏基本服務技能　家住成都市文廟前街的退休干部宋國強通過家政服務公司，請了一個來自四川眉山市江口鎮雙江村的保姆。誰知家用電器除電視機外，她一概不會使用。宋先生只得充當培訓員，給她一一做示范。她雖然跟著學，但把電飯煲燒壞、把熱水器弄爛之類的事情時有發生。如此折騰了半年，宋先生只好將其辭退。

保姆把疾病帶進了家　更糟糕的是，有的保姆身患傳染病，卻不知從何處搞來了健康證。老人本想獲得服務，反而被染上了疾病。成都蓮花小區的王女士為母親請的保姆患有滴蟲病，保姆進家不久，便將這種病傳染給了老太太。78歲的老太太受了不少的罪，才把病治好。如今，老太太寧肯一個人呆在高樓里十天半月不出去，也堅決不讓找保姆。

引賊入室為錢物擔憂　個別保姆進了家門會起盜心。家住成都李家沱小區的袁菊英婆婆通過某家政服務中心，請了一個姓王的保姆。這人看上去挺老實，干家務也有些經驗。不料數日后的一天上午，袁婆婆晨練回來，發現保姆失蹤了，兩天后又發現抽屜里5000多元現金和一條祖傳的金玉項鏈不知去向。原來保姆偷了鑰匙，打開柜子盜走了錢物。家政服務中心接到袁婆婆電話后一查，才發現那個保姆提供的證件、資料都是假的。

獨居老人受保姆欺負　家住成都西御河街的鄭朝國老人向記者訴苦：自己有嚴重的哮喘病，他的老伴癱瘓在床，一雙兒女又去了國外。保姆見老兩口身邊無人，要挾漲工資。不到一年，已給她漲了3次，但服務卻做得越來越差。臟衣服堆在洗衣機里一個星期都不洗，衣服曬在陽臺上久久不收，而且常常外出，有時徹夜不歸。老伴腿麻，他讓保姆給她揉揉，哪知保姆說：“揉什么揉?再說你也沒給我揉腿的錢!”一句話噎得他直落眼淚。

家成了保姆的驛站　有的保姆把老人的家當成了交友中心，沒事到處打電話。有的把老人的家當成了進城后的落腳之處，待找到其他的事做后立馬走人，弄得老人措手不及。四川遂寧市安居區姑娘小林，來成都當保姆就是為了在遂寧籍打工仔中找個對象，只要主人不在家，她就四處打電話，和同學聊天，和老鄉聯系。不到兩個月，就和一個打工的小伙子有了意思，不辭而別。待主人交電話費時，發現比平時多了近300元錢。成都錦江區綠野天城小區蔣桂香婆婆家的保姆來自郫縣農村，來沒多久，竟有一個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讓保姆跟他走。保姆不走，他就帶著孩子住下來大吵大鬧。原來，這保姆與丈夫鬧離婚，當保姆是想找個分居住處。

那邊保姆叫屈：誰知我們的苦

對于雇主們的抱怨，許多保姆也感覺“憋屈”。對于不少老年人說她們要價太高，保姆們紛紛表示：目前的行情就是這樣，如果同樣的工種，別人去做能拿1500元，雇主只開出1200元，多數應聘者會覺得非常吃虧，故而不愿意接手。

已經從事家政行業10余年的黃姓婦女說：“少了2000元我不會干。如果2000元都掙不到，我還不如回家養牛呢!”

很多保姆表示，她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雇主家遭受委屈。保姆李翠霞說：“在他們的眼里，我們就是丫環、傭人!”

工作內容超過合同規定，往往也是保姆離開雇主不干的原因。來自瀘州的保姆計光瓊說：“一些雇主稱家里面積只有120平米，可是去了發現，他家實際面積160平方米以上，工資卻不提高。還有一些雇主來找保姆時說，家里只有3口人，可是我們去了一段時間以后，爺爺奶奶、七大姑姨都過來一起吃喝，無形中增加了我們的勞動量，我們又不是機器人，啷個遭得住?”

業界人士：求大于供　保姆身價飆升

家政專業人士認為，是求大于供讓保姆成了香餑餑，有了挑剔雇主的資本。成都市某家政公司經理邵雙城介紹說：保姆分住家保姆、鐘點工兩種，住家保姆多來自農村，從事保姆職業的98％為女性，大多小學、初中文化。其中，17～45歲之間靈醒一點的或是樣子長得好一點的，更熱衷于轉行當收入更高的“月嫂”。

邵雙城坦言：保姆緊缺的直接結果是工資漲價。2004年，成都雇一位在家吃住的保姆月工資只需400元，現在1200元都未必有人做。因為市場走俏，使得保姆們的“眼界”也高了。

成都市長順下街一家政中介機構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的保姆，經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流心得，甚至結成價格同盟，有雇主來找保姆，她們有時還湊過來抬高價錢。

專家：雇主與保姆應該相互尊重

保姆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大，可是人們在請用保姆時通常只關注其身體狀況和人品，很少有人注意保姆的心理健康。據了解，目前成都市辦得比較好的家政公司都對保姆免費開展了家庭禮儀、家電使用、廚藝等方面的培訓，但針對保姆的心理培訓卻并未開展過。

對此，四川大學心理學博士張浩呼吁：雇主、社會對保姆的心理問題應給以足夠重視，對保姆多關心多了解，一旦發現情緒有異，應及時溝通疏導。

找稱心如意的保姆難，除了保姆素質與市場的因素外，也與有的雇主用保姆的誤區有關。有的把保姆視為下人、奴仆，苛刻對待。有的看不得保姆稍微休息一會兒，一看到歇下來就支活兒干……凡此種種，歸根到底，是缺乏一種平等意識，是對保姆人格的不尊重。因此，雇主要開放自己的心態，走出觀念上的誤區，學點用人之道。

詩人余薇野家用了近40年保姆，夫妻倆同大多數被用的保姆都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們的體會是：寬厚待人，是與保姆相處的基本前提。居高臨下，說話不尊重對方，都可能產生矛盾。對待保姆的工作，要寬嚴結合，對保姆有什么要求，要事先講明，不要等到她出了錯再說。她要是打壞個碗、燒糊了飯什么的，也要原諒她，不要為一點小事嘮叨沒完，對保姆要平等相待。

趨勢：保姆市場規范化勢在必行

隨著社會的發展，相關機構已經開始對保姆開展正規培訓，提高保姆的職業道德和服務技能。

據悉，國家勞動保障部今年準備以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沈陽、鄭州、廣州、深圳、成都等10個城市作為試點，借鑒國外家政服務方面的經驗，重點開展家政服務業的規范化管理和提高家政服務員素質的工作，以此建立示范性的家政服務窗口，然后向全國推廣。

住家保姆照顧老人范文第3篇

“保姆變身繼承人糾紛”頻發的背后，你看到了什么？

新聞聚焦

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全國老齡辦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顯示，我國空巢老年人口規模繼續上升， 2013年突破了1億人大關。在空巢家庭中，除了父母子女兩地分離的情況之外，無子女老年人和失獨老年人也開始增多。

因此，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里，將有更多老人不是由兒女而是由保姆陪伴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對這些老人來說，能夠陪伴自己度過生命最后一程的人就是親人。因此，子女與保姆爭財產的糾紛也隨之頻繁出現。

其中，有的老人被保姆騙走全部身家財產，有的老人是主動留下遺囑，將身后財產悉數送給保姆。

盡管財產問題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或者法院判決等方式解決，但更深層次的家庭關系問題卻無法用法律手段來衡量……

鏡頭1

親情被利用 保姆變臉

騙房產

年過八旬的王秀玲怎么也想不明白，這個曾經乖巧可愛的小保姆，居然騙走了他們老兩口惟一的一套房產。要知道，他們曾經把她當成親孫女一般疼愛……

保姆成了“親孫女”

1996年，王秀玲夫婦作為退休工人，用集資的方式買下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那時他們的兩兒一女都已各自成家，兩個老人獨自生活。后來，老伴兒李良因病癱瘓在床，生活無法自理，子女們也都不愿回家照顧老人，王秀玲只好請了保姆。

2004年，前一個辭職的保姆把小玉介紹給了王秀玲。那年，小玉只是個16歲的丫頭，而王秀玲已經年過七十。

“她身高有一米六左右，有點瘦，皮膚偏黑。”來自云南的小玉給王秀玲的第一印象是“很乖巧、很老實”。

按那時的收入水平，除了給小玉包吃包住外，王秀玲每月還支付她500元的工資。剛來到這個家庭時，小玉每天的任務就是做飯、打掃衛生和洗衣服。

為了讓小玉有家的感覺，除了每頓飯在同一張桌子上吃以外，王秀玲還把一間臥室騰出來給小玉住。這個乖巧可愛的小保姆慢慢成了兩位老人的精神寄托，王秀玲很快喜歡上了這個年輕的小保姆，把她當成孫女一般疼愛，甚至跟她談心聊天。

5年時光荏苒而逝，很少得到兒女關愛的王秀玲夫婦慢慢把小玉當成了親人。但讓王秀玲夫婦無法預料到的是，他們夫妻唯一棲風避雨的一套房子，竟蹊蹺地被小玉賣給了別人，鬧得年逾古稀的老兩口差點流落街頭……

而為了房子一事，王秀玲夫婦和小保姆親若一家的情意，也因此走到了盡頭。

房子過戶給了小保姆

2009年，在王秀玲家中做了5年保姆的小玉哭著找到王秀玲，稱自己家里出了事，急需一筆錢。聽到小玉要向他們借十多萬元時，王秀玲也無能為力。

經過一番商量，王秀玲答應用他們的這套房子作抵押到銀行貸款。可銀行的工作人員告訴王秀玲，他們夫妻年紀太大，不能貸款。隨后，小玉提出將房子過戶到自己名下再去貸款。為了幫助小玉，王秀玲夫婦和小玉簽了購房合同，答應以30萬元的價格將房屋過戶。但在沒有拿到小玉一分錢的情況下，王秀玲夫婦就將房子過戶給了小玉。

誰知才過去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套房子卻被小玉轉手賣給了朋友小青。小青支付了小玉10萬元首款，并約定尾款以每年2萬的方式歸還。而從始至終，王秀玲夫婦也沒有從小玉那里得到一分錢。

夫妻倆居住多年的房子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他人的，這讓只靠退休金過日子的老兩口難以接受。原本身體不好癱瘓在床的李良聽說后更是禁不住打擊，身體每況愈下。

無奈，王秀玲夫婦聯系了一名律師，希望能奪回房屋所有權。律師認為，小玉在取得房屋所有權時并沒有向王秀玲夫婦支付房款，違反了合同法規定的等價有償的原則。老人把房屋過戶給小玉的本意是想讓她拿去貸款，小玉卻將房子私自轉讓他人，騙取了老人的信任。之后，老人將小玉和小青到法院，法院一審判決房屋所有權歸王秀玲夫婦。

雖然房子最后歸還了王秀玲夫婦，李良的身體也漸漸康復，但經歷一場變故后，老兩口的生活卻再也回不到以前。

親情淡薄成了禍根

王秀玲說，其實早在2008年初的時候，她就發現小玉有時候夜不歸宿，白天也常常在外面玩，家里該做的家務也不做。

后來，小玉從朋友那里弄了一個服裝鋪面，白天在外面做生意，晚上又回來住在王秀玲家里。小玉沒有再給王秀玲家里做任何事，王秀玲也沒有再支付她工錢，但王秀玲心里仍然舍不得小玉，讓她在家里吃住，也沒有收錢。

王秀玲說，后來的一段時間小玉還時常來找他們兩位老人借錢。王秀玲沒有錢，只能向朋友借了再給小玉。王秀玲計算了一下，小玉至今仍有2萬多元沒能還清。如今，小玉留下的電話號碼已是空號，王秀玲也不知道去哪兒尋回這筆欠款。

王秀玲說，后來小玉賣房子的事情敗露后，她寫了一份悔過書。悔過書里，小玉提到自己在小青的提議下，利用她和老人之間的親情來騙取房子……

“如果孩子們對我們好點，我們也就不會被保姆騙了。”提到自己養育的兩兒一女，王秀玲失聲痛哭，一直坐在旁邊默不出聲的老伴兒也突然表情嚴肅，拿起拐棍敲著地板。

王秀玲說，丈夫患病后，不管是住院治療還是買藥，3個子女從沒有給過一分錢。去年春節，兩個兒子破天荒地每人給了王秀玲夫婦1000元錢，兩位老人都感到無比驚訝，“這么多年了，還是第一次。”

渴望能兒孫繞膝的王秀玲夫婦，眼看著子女們都成家立業卻無法承歡膝下。王秀玲說，因為兩個兒子都曾提出讓他們把房子過戶給孫子、孫女，王秀玲沒有答應，所以當初在小玉提出借錢和把房子過戶給她時，王秀玲并沒有向子女透露半句。

而對于母親的說法，王秀玲的兩個兒子聽完之后都后悔莫及。“我們平時也惦念父母，不過確實回去的次數比較少。這起變故讓我們都覺得意外，幸虧父母都還好好的，以后我們一定要多關心父母，照顧父母，讓他們寬心，不讓這類的事情再發生……”

（故事中人物均為化名）

鏡頭2

同睡一張床 保姆主動

要房產

79歲的劉世昌在雇傭保姆羅小紅十幾天后就立下遺囑，將所住房屋和所有錢財在其百年之后贈與保姆。對此，老人的兒女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老人活活地被羅小紅給欺騙了……

新保姆不要工資要房子

20多年中，劉世昌先后換了近百名保姆，但幾乎沒有滿意的。

“我身體不好，找到一個脾氣性格既好又能好好照顧人的保姆挺難的。”劉世昌是一名退休工人，現在的退休工資是每月2200元。他說，自己三十多年前患上了類風濕性關節炎，如今不僅不能走路，而且吃飯、穿衣、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雖有一兒一女，但他們都已經成家很多年了，兒子一家在別的城市生活。女兒家雖然離得近，但她也是殘疾人，生活不能自理，還得靠女婿照顧。

直到前年，47歲的貴州女子羅小紅出現，劉世昌老人的生活突然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2年春節前，羅小紅經人介紹到我家當保姆，她剛來的時候工資說好2000元，十多天后，她跟我聊了一次天――她說她肯定會好好伺候我，但在我百年后得將房屋等遺產全部贈送給她。如果可以的話，她自己的保姆工資也不要了，我的退休工資全部交給她作為兩個人的生活費……我覺得她人不錯，就答應了。”

2012年2月16日，羅小紅找來一位律師，幫劉世昌立下了遺囑。在遺囑中，劉世昌愿意將現居住的房屋及其它所有財產，在他百年之后全部贈與羅小紅。

保姆和女兒各有遺囑

劉世昌說，子女起初并不知道他立遺囑將房產贈給保姆。過了沒多久，聽街坊鄰居說起這事后，女兒女婿不樂意了，女婿時不時就到劉世昌家里，大吵大鬧一番……

“我女兒女婿平時從來不來照料我，聽說我把房子給了保姆，女婿經常上門來吵，要把羅小紅趕走。”為此，劉世昌還報了警。

然而，在劉世昌的女兒劉玉靜看來，父親腦子真是老糊涂了，一個剛剛認識十多天的保姆，就把他給徹徹底底忽悠了。

劉玉靜比保姆羅小紅大一歲，她說：“我和父親一樣患類風濕性關節炎30年了，四肢干瘦，雙手都已經變形了，病情比父親還嚴重，平時都是坐在輪椅上，日常生活都要靠老公照料。對父親現在的情況，我們做晚輩的真的是又無奈又氣憤。以前我老公經常去照料他，給他送飯。但老爺子脾氣很古怪，前段時間，我還讓老公買了一些糕點給他送了過去，老爺子當時就把東西扔到門外……”

隨后，劉玉靜拿出一份遺囑說，這份落款日期為2005年10月11日的遺囑是父親70歲時立的，老人說將本人名下的120平方的房產，包括家具都贈送給她。遺囑由一名許姓律師代書，劉世昌作為遺囑人簽的名。“誰能想，這才幾年的時間，父親就另立遺囑要把房子送給保姆。”說完，劉玉靜深深地嘆了口氣。

保姆曾經就有“受贈史”

對于劉世昌的做法，他的小兒子也不支持。“我們想過送他去敬老院，但父親的脾氣很暴躁，要求又多，在那里也呆不下去。我因為沒有時間在家照顧父親，所以擔心如果保姆走了沒人照料父親，所以也就沒多說什么。”

不過，在街坊鄰居的眼中，自從保姆羅小紅來了以后，劉世昌老人確實像變了個人一樣：精神煥發，原因就是老人和保姆每天晚上都睡在同一張雙人床上。對此，劉世昌老人也毫不猶豫地表示承認，“我不能動，需要她照顧……”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保姆羅小紅此前曾受贈一套房屋和30萬現金。羅小紅稱：4年多以前，她給一位林姓獨居老人當保姆，2011年年底，80歲的老人去世前，立遺囑把自己的一套50平方的房產和30萬現金全部贈給了她……

（故事中人物均為化名）

鏡頭3

保姆變繼母 揣著遺囑

爭房產

在子女的眼中，她只是伺候父親多年的保姆；在她眼里，自己已經是孩子們的繼母。一份公證遺囑，讓逝去的老人將房子留給了保姆。老人永遠離開了，留給兒女們的卻是無盡的遺產糾紛……

突然冒出的結婚證

據常力建四兄妹講，涉案的這套房子一直由母親與父親居住，直至1999年母親離世。

母親去世后的兩年里，年過八旬的父親身體每況愈下。老人脾氣執拗，接連幾個保姆都辭工而去，直到四兄妹找到胡梅。

干凈利索、做事細心的胡梅很快讓老常的臉上又有了笑容，四兄妹看在眼里，放心多了，保姆費也從每月的500元逐漸漲到了1500元。

2012年11月，老人去世。料理完后事，四兄妹坐下來商量如何處置父母遺留下來的房子。就在這時，胡梅將一本《結婚證》放在了他們面前，“我跟你們的父親已于2001年12月30日登記結婚，老常的財產有我的份。”

保姆竟然變成繼母，四兄妹驚呆了。他們無法接受這個現實，斷然拒絕了胡梅的要求。2013年初，無奈的胡梅將四個子女一起告到了法院。

結婚證之外還有遺囑

對于被胡梅告上法庭，四兄妹并不意外。意外的是，“直到收到法院送達的書時，我們才知道父親生前還立有遺囑。”

經過法院調查，原來2008年2月老常立了一份遺囑，自愿將屬于他的那部分房屋產權留給胡梅一人。此外，他還請公證員對遺囑做了公證。

“父親立遺囑時是否清醒，是否自愿？” 常力建四兄妹做了“詳細調查”。隨后，他們向法院提出：公證遺囑違法無效。

“胡梅是保姆，月月拿著保姆費。我父親臥床多年，她不但沒有好好照顧老人，還多次毆打他，虐待他。” 在常力建看來，所謂的公證遺囑肯定是在老父意識不完全清醒、不自愿并在胡梅的脅迫下寫的，而且子女們毫不知情，“胡梅的行為侵犯了我們的合法權益，房屋應由我們繼承。”

而法院認為，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包括房屋。按照法律，應由第一順序繼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予以繼承，同一順序繼承人均等繼承。有遺囑或有遺贈的，按照遺囑繼承或遺囑辦理。本案中，胡梅及四兄妹均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對于四兄妹認為公證遺囑違法無效，法院認為，其父親有權對財產以遺囑方式予以處理，且遺囑經公證處公證，合法有效。

最終法院一審判決：對該房產，胡梅繼承6/10份額，四兄妹各繼承1/10份額。胡梅所占份額多，房屋由她全部繼承，給付四兄妹相應的補償款。

歷經波折再次上訴

然而，對于法院做出的一審判決四兄妹“如鯁在喉”，經歷多次波折，常力建四兄妹于2014年年初上訴至中級人民法院。

“這份遺囑是在我父親患腦梗、腦萎縮、癡呆多年，而且所有子女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立下的，我父親完全被人利用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意見》之規定，“所立遺囑如違反有關法律、政策的不予保護。”因此，四兄妹要求法院撤銷一審判決。

面對跟自己爭奪遺產的子女們，胡梅心里很難受，法庭上，她數度落淚，“雖說是繼母，可我和他們的父親生活了十多年。老伴一身病，是我一直悉心照顧著他。”

胡梅的說法遭到了四兄妹的反對，四兄妹的律師說：“胡梅常打罵老人，不讓他吃飽飯。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尿到床上，她不給換床單，致使老人身上出現多處褥瘡。自1997年老人患病后，四兄妹精心為其治病，盡孝道。尤其是老人住院期間，所有的護理和其它事務均由四兄妹承擔，胡梅卻以自己歲數大、身體不好、不是保姆工作范圍為由，不到醫院護理老人。”為了證明上訴理由，四兄妹手里握著16份證人證言。

聽到此，胡梅坐不住了，“結婚后，我盡了一個妻子的義務，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你們的父親，可作為子女，你們不尊重我，將我當保姆對待。我是如何照顧你們父親的，鄰居和醫院醫生、護士都能證明。”最終，雙方約定，在下次開庭時各自帶著證人當庭質詢。

如今，這份公證遺囑是否有效？胡梅和四兄妹的證人又是如何證明的？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如果老爺子泉下有知，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親人為了一套房子而陷入如此混亂的境地……

（故事中人物均為化名）

專家觀點

特邀專家 孫 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特邀專家 李 松

北京盛峰律師事務所房產法律事務部首席律師

銀發族財產成了“唐僧肉”

孤獨寂寞是“禍根”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得不到充分關懷是最根本的問題。”采訪中，孫鳳教授說，現實中，不少子女“湊份子”給獨居老人請來住家保姆，認為老人生活有人照料就算完成任務。但對于大多數有退休工資的老人來說，他們更需要有兒女陪在身邊說說話，有個感情寄托。

很多老人常感慨：有了電話，孩子回家都少了……而隨著年齡的增大，老年人的生活圈子往往變得狹小，這時的老年人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與寄托。這種狀態下，老人便很容易對保姆產生情感依賴。

作為子女，應當擺正親情與財產繼承之間的關系，不論是從法律上還是道德上都應當對父母盡贍養義務。

老人容易為愛“昏頭”

此外，生理退化、心理弱點等多種因素決定了老年人在生活中成了地道的弱勢群體。尤其是一些單身的老年男性，因為自身獨立生活能力比較差，不會洗衣服，不會做飯，加上子女不在身邊，會更加對他人產生依賴。而此時，他們手里那些“壓箱底”的錢很可能會成為騙子們眼中的“唐僧肉”。

有些保姆就是抓住老人的這些弱點和心理，利誘老人，如有的保姆會對老人說，如果你跟我結婚或者把財產分給我多少，我就一輩子伺候你；如果不同意，我就不管你了……她們以“愛情”來哄騙老人的“童心”，用設計好的圈套一步步地將老人迷惑、俘虜，最終奪取老人的遺產。

當然也有很多老人在和保姆的相處中感到溫暖，從而萌生“結婚”的念頭。

有調查顯示：喪偶男性老人再婚需求高達77.8%，其中，70歲左右的男性有再婚愿望的比例較大。對于他們來說，為了能找到伴侶，結婚不問年齡，只問滿意度和幸福度。這種婚姻往往具有雙重責任，既有妻子對丈夫的責任，又有年輕的妻子對年老丈夫的贍養責任。而兩者的結合需要丈夫在物質上予以補償，這是雙方生存利益下的一種等價交換。

現實中，對于社交渠道有限的男性老人來說，保姆很容易就成為了日久生情的對象，這也是為何保姆變為老人伴侶的客觀原因。

家政行業缺乏監管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家政服務行業一直缺乏監管，從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一個高素質的家政人員，理論和經驗都要有，然而現在大部分的保姆文化程度都不高，缺少理論，缺少技能，更缺乏職業道德。

對于這一點，不少國家都很重視，比如菲律賓，他們就有著號稱“世界上最專業的保姆”――很多“菲傭”都有大學文憑，且在菲律賓本國受過至少 3個月的家政專業培訓。

再如，美國有很多高校都開設家政系。因為美國人認為，人人都有家庭，幫助家庭提高生活質量和管理水平，就是在提高全體國民的生活質量。

而在我國，目前全國高校開設家政專業的大學寥寥無幾，畢業生更是屈指可數。再加上家政行業缺乏監管，各類家政糾紛的頻發也就不足為奇了。

特別提醒

“財產案”強調尊重遺囑人

傳統觀念認為：財產不能給“外人”，子女繼承父母的財產天經地義。因此，當遺囑人把友情、愛情作為確定繼承人的標準時，親情在此時就表現得難以接受。

但在法律框架內，財產所有人可以以遺囑、捐贈、贈與等多種形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只要是本人的真實意愿，就受到法律保護，他人無權干涉。

采訪中，李松律師說，他在工作中經常遇到類似的案件，大多是主人立遺囑將財產留給保姆，從而引發子女與保姆之間的“戰爭”――子女們往往會將保姆告上法庭，要求保姆返還老人財產。但在司法實踐中，處理遺產案件時非常強調充分尊重遺囑人的遺愿，按死者遺囑來處理其財產。

生活中一旦遇到此種情況，建議首先鑒別遺囑的真實性及有效性。如果遇到不懂或不明白的地方，應及時向專業人士咨詢，不要盲目應訴。

再者，作為子女，對于財產分配等事宜，亦可在老人身體及精神狀態俱佳時早作安排，避免給一些有意圖謀不軌、搶奪遺產的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機。

對于有些親屬懷疑遺囑是在老人喪失行為能力的情況下所立，這種情況必須要舉證――比如老人患了老年癡呆，病歷中明確指出相關喪失行為能力的病癥，或者可以舉證立遺囑時老人正在搶救中，非清醒狀態等。

住家保姆照顧老人范文第4篇

寂寞單調下的人性需求

“陪床保姆”挺吃香

“‘陪床保姆’這個職業其實早已在北京等地出現，保姆既做家務，也給單身的男主人當‘老伴’，故稱為‘陪床保姆’。”

在鄭州西區一個大型社區居住的張大爺說，前幾年老伴去世后，在鄭州做生意的孩子把他從農村老家接到了城里。“房子怪好的，也不愁吃、不愁花，可是一個人住在里面像裝進了籠子。”后來，張大爺到家政公司一問，還真找到了“陪床保姆”。張大爺說，他對“陪床保姆”還挺滿意的，孩子們對此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經營一家公司的張先生表示，父親是某單位退休干部，家里條件不錯，他是家里的獨子，已經成家。母親去世后，眼看老父親日漸衰老和孤寂，他便托人先后給父親介紹了幾個“老伴兒”。可是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雙方都有顧慮，怕今后因為財產問題給自己和父親“添麻煩”。后來，聽說有“陪床保姆”，他就幫父親找了一個，“眼下看還不錯”。張先生覺得，找個“陪床保姆”，既照顧了老人的生活和健康，也顧全了老人和子女的顏面，而且也不會有任何財產糾紛。據了解，尋找和雇傭“陪床保姆”的雇主主要是獨居的男性老人，還有的是子女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老人的孝心。這些老人生活單調、精神空虛，渴盼有人能說說話兒、做個伴兒。“陪床保姆”的出現，正好滿足了喪偶老人精神和生理上的需求。

家政公司挖財路

敢把被寫進合同

小李是某報線人，他曾去多家家政公司冒充客戶找陪床保姆。他說，當時接觸了一家家政公司。“我假裝成客戶，稱父親今年50歲了，要給他找個保姆，當然是能‘做伴’更好。”而對方卻問他：“你父親這么年輕，為什么不直接給他找個老伴？”小李稱自己家里很有錢，要給父親找老伴的話財產分配會很復雜。對方說：“不就是要找‘陪床保姆’嗎？”隨后，這家家政公司答應幫忙。“既使彼此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對方依然不會直接說有，而是說幫忙聯系。”小李說，對方特別警覺，和他們說話要裝成什么都不懂，而且一般要用很粗俗的語言，如果太溫文爾雅了，會引起對方的懷疑。后來，他給父親找的“陪床保姆”的事情也有了結果，一些家政公司告訴他已經約好了對象要求見面。

小李說，他見過的這些“陪床保姆”一般都來自農村，也有城市下崗人員,年齡大概在30歲到40多歲。至于工資，有高點的，大概是1800元到2000元；而低的也就是600元左右。小李在前幾天就見過一個女的，30歲出頭，說是每月要800元，而當小李“提醒”說這比普通保姆干的“活兒”會更多時，那個女的竟說，這個業務她做了很長時間，都知道。其實，這種保姆和普通保姆一樣，白天和主人聊天、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等，區別就是可以和男主人“上床”。小李還來到位于鄭州市建設西路的一家家政公司。在一間簡陋的房間內，家政服務部的負責人毫不避諱地指著一名40多歲的中年婦女說，她就是“陪床保姆”。“有些問題咱需要當面說清楚，不能等出事了再說，那樣大家都不好說。”小李說。負責人爽快地說：“對，有些問題必須要說清楚，但保證不會有事，有啥疑問說吧。”小李問：“除了日常的做飯、打掃衛生外，陪床服務包不包括？”家政負責人說：“當然包括了，光陪床不包括，那叫什么陪床？”小李說：“我唯一擔心的是，如果發生關系后，女方進行誣告或說非禮不就麻煩了？”負責人說：“哪會出現這種事情！俺做家政講的是信譽，這些做保姆的都和我們簽訂有協議，提供陪床服務是她們自愿的，咋會誣告呢？”

這位負責人建議說，可以先簽訂協議，把需要的內容（包括）都寫進去，將來和家政公司直接結賬就行了。如果感覺不合適，可以隨時進行調換。這時，另一家家政公司給小李打來電話，說是為他找好了“陪床保姆”，要求前去洽談。小李以到其他地方對比一下為由離開了這家家政公司。旁邊當“陪床保姆”的婦女一直沒有吭聲，但她已經帶好了行李。“其他地方感覺不合適再過來啊，可以給你找年輕一點的。”小李離開時，負責人如此叮囑。

在金水區的一家家政公司，負責人告訴小李：“如需要和男性老人生活在一起，至少也得每月2000元。”“老年人若想再婚完全可以另找老伴結婚啊？”對方不屑一顧地說：“這你就不懂了，找個老伴再婚多麻煩。雙方子女不同意，容易發生矛盾。另外,將來老人去世了，分割財產也是個問題啊。所以，現在城里大多數人為了圖個方便就給老人找個特殊保姆，外人看是保姆，實際上是老伴。”中午12時許，小李趕到位于大石橋附近的家政公司。在一間簡陋的門面房內，負責人指著一名近50歲的婦女說，她就是當“陪床保姆”的。小李看后，稱年齡太大了。負責人說，前幾天有個女的才30歲左右，但不湊巧的是，人家已經找到活兒了。這名負責人見小李不滿意，忙說：“我們是經過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客戶滿意就是我們的宗旨。只要遇到合適的，我們會隨時和你聯系。”負責人還說，來這里當保姆的大多都是自偏遠地區來的農村婦女，年齡基本上都在35歲以上，只要給錢，那些保姆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一個月包吃包住800元就行。這位負責人還表示，完全可以根據雇主的要求尋找到“特殊”的保姆，因為這種保姆的工資要比其他保姆高，許多農村婦女都愿意當“陪床保姆”。

“陪床保姆”似家人

老人得伴兒女也樂

何某是陪床保姆，她家原來在陜西漢中市漢陰縣的一個相對比較偏遠的山村，1999年7月，因丈夫對自己不忠而離婚。為了擺脫當時的境況，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何某便只身來到了西安，走上了打工之路。無奈她經過了許多周折，2004年冬天她終于被一家姓戴的雇主聘用了。雇主是個退休的單身老人，當年64歲，兒女都在國外。何開始每月得到的工資是200元，管吃管住，為了避免不方便的因素，何女士每晚干完家務，很自覺地回到了自己所租住的房間，“當時能找到一份工作，有一頓飽飯吃，我覺得200元已經很滿足了，為了能讓雇主滿意，我盡力做好一切家務。“老戴平時吃完飯就自己出門到環城公園去逛了，我在家里洗洗涮涮，為老戴的下一頓飯做著準備。干了大概不到兩周，一天晚上，老戴對我說，租住的房間沒有暖氣，太冷。反正自己的房子大，如果不嫌棄就讓我住在他家另外一個房間里，說實話，當時的確沒有多想什么，在老戴的極力勸說下，我就在另外一個房間住了下來，這一住直到今天。”何某如是說。在老戴家做保姆大概兩個多月左右，老戴的女兒從國外回來過春節，看到她爸一切都很好，老戴的女兒對何女士感激不盡，為了表達感激之情，老戴的女兒還特意給何買了一套衣服和首飾。何的工資也從原來的每月200元一下子漲到了每月600元，令何某特別過意不去，自己只有靠一雙手，不停地干家務來報答主人，償還這份人情。“老戴一家人對我如此熱情，也是出于我將他們家的事當作自己家的事干，從來沒有偷懶呀什么的。”春節臨近，老戴一家人極力挽留何留下來，一塊兒過年，何女士內心也非常清楚，即使回漢中，也沒有固定的棲身之地。

“陪床保姆”爭議多

法律難有作為

大部分市民認為，“陪床保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人晚年生活的孤獨和寂寞，但卻有著很多弊端和危害。市民張先生認為，這種行為敗壞了社會風氣。“陪床保姆”和老人之間，不是單純的情感往來，而是一種錢色交易。老人是為了滿足生理和心理需求，而“陪床保姆”則純粹是為了掙錢。此外，如果老人比較有錢，而“陪床保姆”又貪心的話，極容易引發犯罪。市民王先生認為，“陪床保姆”會影響老人和子女的關系。有些子女可能覺得老人需要找個這樣的保姆，但這種“孝順”要不得。長此以往，子女跟老人的關系就會變得更加陌生、疏遠。此外，“陪床保姆”不僅涉嫌違法，更容易產生經濟糾紛，甚至給家庭帶來不安全的隱患。建議一些獨身老人應冷靜慎重，以免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河南裕達律師事務所高勇建律師說，“陪床保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老人的。從表面上看，這種現象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有需求就有市場，屬于道德層面上的問題。但“陪床保姆”實際上就是一個長期包養的情人，獨居老人和“陪床保姆”已經構成了一種“非法同居”關系，有悖公序良俗。“陪床保姆”的出現，既擾亂了家政保姆市場、敗壞了家政保姆的形象，又踐踏了社會公德，給社會和家庭增添了不穩定、不和諧因素。

工商部門說，因為家政公司公開介紹的是“保姆”，工商部門根本無法認定他們是超范圍經營。而公安部門也認為，這種特殊的非法同居，既難取證又無相應的法律制裁措施，超出了公安部門的職權范圍。

去年，有近一成的北京家庭雇傭了保姆，北京家政市場基本處于求大于供的局面。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工商局和商務局制定的《北京市家政服務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公布。按照示范文本，雇主在簽約時應明確告知并注明是否安排保姆與異性成年人同居一室。據了解，在出臺這份合同前，有關部門曾舉行公開論證會，其中初稿中“男雇主不得與保姆同居一室”的規定引起激烈爭論。正方認為，此規定可避免不良雇主對保姆的犯問題；而反方認為，一些獨居老人，住的就是一居室，由于行動不便以及在晚上可能出現的危險情況，很多時候需要保姆在同一個房間進行照料。在正式出臺的合同范本中，有關雇主是否可與保姆同居一室的條款改為：雇主應如實告知并明確注明是否安排家政服務人員與異性成年人同居一室。同時，還要如實告知家中是否有惡性傳染病人、精神病人等。對于此前爭議較大的法定假日要給予家政服務人員雙薪的規定，在正式合同中改為“在雙休日以外的國家法定假日確需家政服務員正常工作的，要給予適當的加班補助，或在征得家政服務員同意的前提下安排補休”。并特別強調“應保證家政服務員每月四天的休息時間和每天基本的睡眠時間，并保證其食宿”。此外，示范合同還對家政服務的內容、服務地點、期限、費用及支付方式等設計了細致的條款，對容易發生糾紛的環節予以明確。據統計，截至去年8月底，北京共有正式注冊的家政服務機構近3000家，從業人員20余萬人，其中全日住家型用工模式占一半以上。去年城八區兩百四十萬戶家庭中有逾一成聘用過家政服務員。

“陪床保姆”現象在社會上出現以來，曾引起熱議，其內容大多是指責和否定甚至責罵，認為有失社會倫理道德，但從未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注意。北京市政府出臺的《北京市家政服務合同》中，對“陪床保姆”給予人性化的寬容，只是規定“雇主應如實告知并明確注明是否安排家政服務人員與異性成年人同居一室。”意思是說，只要顧主明確告知應聘者需要安排家政服務人員與異性成年人同居一室，而且應聘者也同意，就不算違法。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逼近，老年人問題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由于社會人均壽命越來越長，也由于獨生子女越來越多，加之年輕人的工作越來越繁忙，而隨之帶來的孤獨的老年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晚年失去伴侶的老年人更是孤身獨影，寂寞難熬。有人說，“陪床保姆”的出現，解決了一部分老人的晚年孤獨生活，這是社會的一種進步。隨著人們傳統觀念的進一步改變，北京市的這一政策是對老年人關懷的一個人性化政策。

住家保姆照顧老人范文第5篇

摘要: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保姆行業凸現出許多問題。通過問卷調查反映出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適應保姆群體的基本特征和特有的需求。通過法律和社會手段來調整和規范保姆行業勢在必行。

關鍵詞:勞動關系;雇傭關系;家政服務;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G633.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24102

1現狀調查

有學者對北京市的住家保姆為主進行了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調查方式進行了調查。保姆對問題的回答構成基本調查數據,依據此數據對保姆的基本特征、保障現狀、參保意愿等方面展開描述與分析,為保障制度的設計提供了現實依據。

(1)年齡。從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看,年齡呈現年輕化特點。21至45歲的人數占到了71.1%,21至30歲的占到總體的46.67%。

在我國男60歲或女55歲就作為我國養老保險待遇享受的條件之一。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其生理特征和心理狀態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而他們面臨的風險以及對風險的態度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不同的特點和存在的差異對其保障需求、保障意愿以及對各個保障項目的偏好有直接影響。

(2)保姆的戶籍特征。

從表中可看出被調查的保姆中來自農村的人口占調查主體的四分之五,這表明保姆的主體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依據二元社會結構建立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分別享有不同的保障制度,而戶籍是決定國民社會保障歸屬的核心指標之一。保姆群體的保障問題同樣不可忽視戶籍的重要作用。

(3)保姆參加社會保險的情況。

(4)保姆對目前的社會保險不滿的原因。

40多歲的趙某夫婦為了自己的事業耽誤了生孩子的事情,抱著再貴也要請個好保姆的想法,他們預訂了一家家政公司推薦的月薪為4000元的特級月嫂,據說特級月嫂不僅能對孩子進行日常護理,還能幫助做早期智力開發。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市場,價格并非與服務品質成正比。第一任月嫂是妻子產后第七天就被解雇,原因是雙方就月嫂究竟該承擔那些義務達不成一致。月嫂宣布做飯等事情不屬于自己的職責范圍。屬于其職責范圍內的就只剩下給孩子洗澡、換尿布。找出當時與家政公司簽訂的合同,發現其中對月嫂的責任范圍規定得很粗糙,只寫了照顧產婦與新生兒,但根本沒有列舉那些該做,那些不該做。

不得已向家政公司申請更換位勤快一點的月嫂,公司馬上換了。幾天后,趙某才發現這位月嫂是個冒牌貨,這位阿姨除了帶過自己17歲的小孩外,根本沒帶過其他小孩。看著月嫂笨手笨腳地給孩子洗澡卻弄得孩子嗷嗷大哭的狀況,趙某只得再次申請換人。有了前幾位月嫂的經歷,趙某夫婦把婆婆從農村請來,雖然婆婆并不懂得早教,但是給孩子洗澡、換尿布還是信手拈來。

個案二:好保姆不是雇來的。

河北大學生保姆進入上海家政市場,引發80名雇主搶13名保姆的熱鬧場面,這些有著高學歷的大學生保姆能否填補北京高級保姆的空缺呢不久前,有媒體報出有一位女研究生立志當保姆的消息。在媒體報道中,“大學生保姆”被不斷地和“高級保姆”聯系在一起,是不是高學歷保姆就是高級保姆呢?北京某家政服務公司總經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明確表示這是一個誤區:“學歷高,做保姆不一定就做得好”。

保姆行業是個強調實踐的行業,它不像車工一樣可以用技術高低來劃分等級,關鍵要看雇主的滿意度。如果一個保姆,得到雇主80%的認可,那么即使她文化水平不高,她也可以成為高級保姆。曾經有一個家政服務專業畢業的女大學生來他公司應聘,那名大學生一開口就是每月1500元的工資。一位雇主來找保姆,他對保姆的要求是:懂得照顧78歲癱瘓在床的父親,有一定的護理知識,照看老人每天的吃喝拉撒,還要為老人擦身子等等。雇主告訴女大學生,“能把這些做好,每個月給你2000元都可以”。但是女大學生不愿做。最后,找了個農村婦女,只要了600元,完成得還很好。因此看來一個保姆是否算得上“高級”,與她的知識不成正比。

業內分析人士表示,大學生是知識有余但實踐操作不足,而在國際保姆行業當中有口皆碑的菲傭要進中國還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而雇傭菲傭的主要是一些企業高管、明星大腕以及外國公司駐京總裁、總經理IT從業人員或者是一些海歸派。他們對保姆的要求比較高。據說素質高、有雙語優勢的菲傭,有的甚至每個月能拿到7000元。因此目前能稱得上“高級保姆”的,應該是那些有至少兩年以上從業經驗,有一定文化水平,又受80%以上雇主好評的保姆。

2保姆行業存在的問題

(1)保姆提供的服務難以讓人滿意,缺乏專業培訓,沒有技能。在我國,保姆的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大多數只有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無論從工作條件還是福利待遇跟主要勞動力市場相比都差得多。

(2)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是此行業缺乏社會保障。

在我國一些沿海發達地區連農民工也可享受社保,但保姆就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這也導致了即使保姆的工資漲的很快,但依然招工困難。對于很多人來講,要不是沒有出路,絕對不會干保姆,這個行業目前還不能吸引素質高的人群進入。從調查情況可看出大多數保姆希望得到社會保障,但現有保障制度設計的理念和缺陷使得保姆的保障需求很難得到有效滿足。

在我國1995年頒布的《勞動法》中第三條就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可見參加和享受社會保險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但當某項制度允許某一類勞動者參加而把另外若干類的勞動者排除在外時,就會產生不公平。這個時候社會保險就成為一部分人的“特權”,實施的結果是擴大了貧富差距。

一般的社會保險基金是由雇主和雇員共同儲存的,交給相關政府部門進行統籌管理。當雇員遭遇風險時就可以得到此項制度而提供的社會保險金。對于參加社會保險的人而言,遭受不幸風險的機遇是很小的,人也是少部分。而風險也不是每天都會發生,參加社會保險的人在平時繳納較小的數額,在遇到風險時就能得到較多的保險金。

是否可以變換一下思路,目前的社會保險制度把雇主跟雇員捆綁在一起,沒有雇主繳納的保險金,則雇員不能參加這項制度。如果相對地把繳納社保金的雇主與雇員分開,只要雇員按照規定向政府的社會保險機構繳納了應交的保險金,就被承認是參加了社會保險;而雇主交的保險金按照稅收的辦法,根據其利潤以累進的方式由政府來征收。當保險基金入不敷出時,由財政來負擔。按照這種方式,家政服務等中介機構可以讓雇主和保姆簽訂勞動合同,合同中可寫明雇主幫助保姆參加人身意外保險的條件等,否則保姆可以拒絕從事存在高危風險的工作。

3對保姆保障制度的思考和建議

依據保姆的群體性特征,需要建立一個區別于正規就業群體的差別性保障制度,提出如下的建議:

(1)加強對保姆行業立法和增強社會保險制度對保姆群體的適應性。針對我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在保障保姆上與這個群體特征的不適應,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對社會保險制度來加以完善:諸如改變社會保險需要依托用人單位的做法,對于保姆群體所建立的勞動關系不穩定的特點,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繳費時間、繳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上更加靈活,可否考慮采用“社會保險個人服務窗口”的形式來簡化參保程序,盡可能為保姆參加保險和享受社保待遇提供方便。同時社會保險信息庫的建設要逐步實現社會保險信息庫在省市間、地市間的聯網和信息共享,最終實現全國社會保險關系的信息互相聯通為目標,從而保證保姆不會因變換工作而失去社會保險。

(2)應當建立適應保姆群體特征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此基礎上再建立其他社會保險的其他項目,日臻完善,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體系。同時注意現行制度與新制度的兼容問題。保障非正規就業群體也是社會保障制度根本理念的體現,社會保障追求公平,把這部分群體置于保障體系之外是不可取的。

(3)加強對保姆的業務水平的培訓和技能提高。培訓是關系到保姆群體長期發展的大問題,政府和各種社會組織要不斷吸引更多高學歷、高技能的保姆加入進來,還要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來有效解決保姆素質和技能偏低的問題,把這個行業做大做強。

(4)走品牌保姆之路。重慶的“川妹子”、“米脂婆姨”等保姆品牌已經叫響全國保姆市場,而“涉外保姆”、“高級保姆”等現象的出現,說明保姆市場可開發和發展的潛力還很大,將保姆由“游擊隊”整合為“正規軍”,既可以按照民事法律關系來調整,還可以通過行業自律、競爭等手段來規范,而走品牌保姆之路則是規范和發展這一市場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鄭秉文,孫捷.社會保障改革的一個政策工具:“目標定位”[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4,(8).

[2]石先廣.勞動法律問題與實務操作[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