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第1篇

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又看了一遍他的《我所理解的生活》。而我所理解的生活，很簡單，就是要自由。

最開始關注韓寒，是因為看了他的博文，犀利中不乏幽默感，有強烈的人格魅力。我由于個人原因，不喜歡看青春愛情小說，所以自然而然的喜歡上了看韓寒的時評。在高中畢業時，同學給的同學錄上的“你的愿望”，我寫的都是，成為一個像韓寒一樣的人。在我看來韓寒是個自由的人，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生活在當今這個“和諧”的社會，我感覺自己都快被和諧了。雖然我還能走能跳，能花錢買東西，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上去也挺自由的。但那不叫自由，而叫權力。但我的權力原本不僅僅是這些，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由于眾所周知的社會原因，我們都不得不做一些不喜歡的事或者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而韓寒卻能再這樣的一個社會里過的很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喜歡的事。因為韓寒至今沒有領導，所以沒有人能約束他。他寫作，是他的特長，可以隨便寫自己想寫的。他賽車，只有對手，而幸好這是他喜歡的事業，他可以盡力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放眼觀望現在的人，讓巨大的生活壓力壓迫著，上班看領導臉色，出了門還得警惕不能惹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在外忙忙碌碌一天，晚上拖著快要虛脫的身體上床睡覺，因為明天又要開始又一輪的壓迫。終于等到期盼的休息日，還只有一天，還只能補覺。就像一個經濟學家說的：你讓一個人每天六七點起床、穿衣服、洗漱、上廁所、頂著交通壓力坐一個多小時車去上班，物價那么貴還吃著有毒食物，呼吸著有毒氣體，每天還得看老板臉色，還得堤防有扣工資的危險，這樣你還要人家享受這種生活，你當人家缺心眼啊。

我也討厭全部模仿，畢竟每個人都不能復制，性格再改，本性不能改，不能邯鄲學步，學到最后學的連自己都不是了。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現實，面對這個扯淡的社會偶爾用扯淡的態度面對。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學會不滿足，我們有太多得權力都沒有得到。就像網上一位朋友說的：都說中國人多難治理，其實中國是最好治理的。因為中國人從來不問政府要什么，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好治理的國家。

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第2篇

作者：蔣旭峰等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記者的視角，如何看待、解讀美國？從超市里的購物袋看美國的環保作為，從服務生馬克到牙醫布萊頓看美國人的期待，從超級碗賽事到美國樓市看美國經濟……這些真實的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符號會逐漸在讀者心中變得清晰，讓原有的誤讀逐漸糾偏。作者從不同的時空、角度看美國、品美國、解析美國，有很強的直觀沖擊力。

簡評：本書作者全部為新華社國內部、國際部年輕優秀的記者。本書通過記者們的獨特視角，為讀者展現美國的人文地理、風土人情以及記者們的心靈感悟、人生思考。在全球視野下，如何看待我們的地球，如何解讀我們的生活？這本書打破地域、國別、民族的界限，給我們帶來最前沿、最真實，最有意味的美國國土上正在發生著的故事……

《我所理解的生活》 三十歲的韓寒第一次自我剖析

作者：韓寒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該書是韓寒推出的新雜文集。討論民主自由，針砭時弊，分享個人成長經歷，談及感情、家庭、偶像，韓寒第一次全方位地向讀者展示生活中真實的自己，以及他對生活的具體理解。1982年出生的韓寒，正值而立之年，三十而立，韓寒在此時推出新書，全方位剖析自我，無疑是要讓自己來一次成熟的轉變。那么現在這樣的生活是不是他所期盼的呢？韓寒說：“Yes，I do！”

簡評：三十歲的韓寒，發表了“韓三篇”，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引發公眾熱烈討論；“韓寒文集英文版”美國出版；文藝應用《ONE一個》App，上線當日，下載位居榜首；《ONE一個》安卓版，覆蓋數百萬用戶；衛冕賽車手雙料冠軍，成為中國賽車第一人。韓寒30歲，爭議不少，成績更多。年度新作《我所理解的生活》，韓寒想說的都在這里了。

《我十五歲，還不想死》 有苦難有陽光有堅持

作者：〔法〕阿爾諾迪 譯者：戴巧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第3篇

關鍵詞:解釋學;“回到馬克思”;“回到列寧”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9)11-0027-05

作者簡介:王金福(1942- ),男,江蘇無錫人,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哲學。

十年前,張一兵教授的《回到馬克思》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從書名到內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評。俞吾金教授就批評說:“回到馬克思”是“回到康德”命題的翻版。針對這一批評,我寫了《“回到馬克思”與“回到康德”》一文(原載《唯實》雜志2003年第5期),指出“回到馬克思”與新康德主義者提出的“回到康德”雖然在表達形式上相似,卻是不同學科視野中的命題:“回到康德”是一個認識論命題,它認為只有康德的理論是真理,要求人們的認識回到康德的理論上去,這顯然會助長教條主義、思想僵化,不利于理論創新;而“回到馬克思”卻是一個解釋學命題,它不是要求我們今天的認識都要回到馬克思的理論,而是說,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必須以馬克思的著作為依據,正確地理解這些著作表達的真實思想。顯然,在解釋學視野中,“回到×××”只涉及讀者的理解與文本意義(文本表達的作者的思想)的關系問題,不涉及作者思想的真理性問題。因此,一兵的“回到馬克思”的命題絕不是新康德主義者“回到康德”命題的翻版,俞吾金對張一兵的這一批評是“無效的”。

俞吾金對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的命題還有一個有效但在觀點上卻是錯誤的批評。俞吾金說,“回到馬克思”是以設定有一個不依賴于理解者的馬克思為前提的,而實際上沒有純粹客觀的、不依賴于理解者的對象,作為理解對象的馬克思是受到理解者的“污染”的,因此,我們不可能“回到馬克思”,只能回到我們理解創造的馬克思;我們不能言說馬克思,只能言說我們理解創造的馬克思。這一批評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為它是在解釋學意義上的批評,是在“回到馬克思”的同一視野中的批評;這一批評在觀點上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它不符合人類的理解實踐,包括俞吾金自己的理解實踐。

沒有想到,時過10年,張一兵自己的解釋學立場卻后退了,退回到俞吾金當年批評他時所主張的那種解釋學立場上去了。張一兵在《回到列寧》一書中說:他已經“從假想的真理向主觀構境論后退了”(見“作者的話”第16頁)。當然,一兵自認為這一“后退”是一個真正的進步,是“我在獨立的哲學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論創新嘗試”,“是對我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創立的文本學解讀法的一次超越”(見“作者的話”第10頁)。一兵在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叫《回到列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從書名的文字和表達方式來看,人們會以為這只是“回到馬克思”命題的翻版。然而,認真讀了《回到列寧》一書的“作者的話”、“導言”和“后記”,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回到列寧”既不是“回到康德”命題的翻版,也不是“回到馬克思”命題的翻版。“回到列寧”和“回到馬克思”一樣,都是解釋學命題而不是認識論命題,因而都不是“回到康德”命題的翻版,這一點應該沒有分歧。但據一兵自己說,“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一樣,都是表示要“回到事情本身”。張一兵在《回到列寧》一書中說:“‘回到列寧’與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馬克思’一樣,都不是那種諸如從今天回到過去、從現實生活回到塵封的書本一類的可笑膚淺的知性判斷,從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構境出發,這不過是借喻了胡塞爾-海德格爾那種現象學意義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邏輯方法”(見“作者的話”第2頁)。而我們看到的,恰恰是“事情本身”在“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的命題中有了不同的含義。在“回到馬克思”的命題中,“事情本身”指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義或這些著作所表達的馬克思的思想;而在“回到列寧”的命題中,“事情本身”不再指列寧著作本身的意義或這些著作所表達的列寧的思想,而是指讀者閱讀理解列寧著作時的思想狀況,即讀者的理解。這就是說,在“回到馬克思”的命題中,“事情本身”是讀者意識之外的存在,是不依賴于讀者意識的存在;而在“回到列寧”的命題中,“事情本身”變成了讀者意識中的存在,是依賴于讀者意識的存在。由于對“事情本身”有著不同的理解,“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就表現出不同的解釋學立場。這樣一來,“回到康德”、“回到馬克思”、“回到列寧”等命題實際上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例,說明要正確理解一個文本的意義,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去看,而是要把握這個命題所表達的作者的真實思想,也就是說,文本的意義是由作者賦予的而不是由讀者賦予的。

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地分析一下“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在解釋學立場上的對立。

一、關于理解的對象

抽象地說,“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都承認所要“回到”的那個人的客觀存在,而且,任何人(包括過去的俞吾金和現在的張一兵)都無法否認在我們的理解之外有馬克思、列寧、康德等等的存在,他們不是我們思想的產物。在解釋學的視野中,馬克思、列寧等是作為思想者看待的。在理解對象上,解釋學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是否是我們理解的“客觀”對象?當然,我們這里只是在省略的意義上提出這個問題的。因為,從直接的意義來說,馬克思、列寧等的著作才是我們理解的對象,而他們頭腦中的思想是不能直接成為我們理解的對象的。只是在閱讀他們的著作是否就是要把握他們的思想的意義上,我們才提出他們的思想是否是我們理解的對象的問題。

“回到馬克思”,就是承認馬克思的思想(通過他的著作)是我們理解的“客觀”對象。正如俞吾金所說,“回到馬克思”是以承認馬克思的客觀存在為前提的。但他認為這只是一個“假設”,在事實上,理解對象不具有“純粹的客觀性”,它是受到理解者“污染”的。而承認理解對象(馬克思的著作,或馬克思的思想)的“客觀性”,即承認理解的對象不依賴于理解者而存在,承認理解的對象不是理解者的思想創造物,這是“回到馬克思”的基本的解釋學前提。張一兵的《回到馬克思》一書,就是以馬克思的思想作為“客觀”的研究對象的,是他所要“回到”的目標,是他的整個理解圍繞的軸心。在寫作《回到馬克思》時,一兵并不認為這里的馬克思是他的思想創造物。

“回到列寧”卻持相反的理解對象觀。寫作《回到列寧》時,一兵不再承認列寧的思想(通過他的著作)是自己理解的“客觀”對象(當然,是以一種矛盾的、猶豫的、動搖的方式來否定的)。一兵雖然抽象地承認列寧及其思想的“客觀”存在,但卻不承認它是理解的“客觀”對象。在他看來,作為理解對象的“列寧”,是我們自己的思想創造物,是讀者“構境的存在”。一兵說,他的《回到列寧》一書,不是構建(也就是理解)列寧的思想,“而是重新建構出我所理解的列寧的思想之境”[1]11(引文中的黑體均為原文所有)。在一兵看來,列寧的思想當然是不依賴于理解者的,不是理解者的創造物,但它并不是理解的對象,理解的對象只是“我所理解的列寧的思想”。這也就是說,理解的對象不是客觀存在的列寧,而只是讀者構建、創造的產物。這相當于俞吾金當年說的,沒有純粹客觀的對象,理解的對象是受理解者“污染”的。一兵把他的《回到列寧》一書的新的文本解讀方法叫做“思想構境論”,而“思想構境論”不過是他的總體性哲學“構境論”在文本解讀方法上的一個應用。一兵在談到“構境的存在”時說:“構境之存在就是當下同體發生的建構與解構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1]13這一觀點應用于文本解讀,實際上就是把理解的對象看作是由理解者“辛苦地重建”的。一兵還說:“可以直言不諱地說,根本不存在離開了讀者的文本。”[2]53如果說,“文本”是相對于“讀者”的概念,沒有讀者也就無所謂文本,在這個意義上說“根本不存在離開了讀者的文本”是對的。但被一兵當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能說出來的“根本不存在離開了讀者的文本”這一命題,是想表達這樣一個思想:“文本”是讀者的構境的存在,沒有讀者的構建,就沒有作為理解對象的文本。一兵在另一些地方直接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說:“這類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構出來的,因為它們本身不存在。”[3]“歷史學研究中作為研究對象的所謂的‘歷史事實’是被建構的。”[4]

上面說過,一兵對理解對象的客觀性的否定不是堅決的、徹底的,而是猶豫的、動搖的。作為一位者,他很難公開地、堅決地否認理解和認識對象的客觀性。但他確實明確地說過,他的《回到列寧》一書的文本解讀立場是對《回到馬克思》一書的解讀立場的“后退”、“超越”,是從“客觀真理論”向“主觀構境論”的后退。這一后退,在邏輯上必然要求從否認理解對象的客觀性開始,從肯定理解的對象是讀者的“主觀構境”開始。因為,若不從理解的對象觀上后退,一兵的整個“思想構境論”將很難邏輯徹底地建立起來,“回到列寧”就真的成了“回到馬克思”的翻版了,而這又是他決不肯承認的。

二、關于“文本的意義”

理解的對象是文本。文本有其物質存在方面,又有其意義方面,而后者才是其本質。文本的物質方面的客觀性,是任何解釋學家都不會去否定的,但是,文本的意義是否具有“客觀性”,不同的解釋學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回到馬克思”的命題肯定馬克思著作的意義是由馬克思賦予的,馬克思的著作表達的是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讀者的思想,馬克思文本的意義決不會隨著時代和讀者的變化而變化。文本一經產生,文本的意義就固定了。只有肯定馬克思文本意義的“客觀性”、“不變性”,才有可能“回到馬克思”。“回到馬克思”,就是正確地理解、把握、還原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義,即馬克思著作所表達的馬克思的思想。

《回到列寧》一書對“文本意義”的理解是矛盾的。它有時也承認列寧的著作有自身固有的意義(“原初語境”)。但是,作為對“回到馬克思”命題的“后退”、“超越”的命題,“回到列寧”必然要否定文本意義的“客觀性”、不變性。一兵說:文本的有些意義“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觀存在的’。這就使這種所謂文本的原初語境本身留給后來文本閱讀者的不是一個鎖定的、封閉的意義空間……”[3]。在“生成文本以后”發生的意義,當然不可能由作者賦予,而只能是由讀者賦予的;文本閱讀者面對的“不是一個鎖定的、封閉的意義空間”,就是說文本的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是會隨著讀者的變化而變化的。一兵還說,“根本不存在離開了讀者的文本”;“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始終為上”[2]53,這實際上也是說讀者決定文本的意義。正因為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賦予的,所以,“回到列寧”就不是回到列寧本來的思想,而是回到“我所理解的列寧”的思想,也就是回到我們創造的列寧著作的意義。不過,當把列寧文本的意義看作是由讀者賦予的時候,“回到列寧”的說法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病句。只有把所要“回到”的東西看作不是我們頭腦的產物而是他人的思想時,“回到×××”這一說法才有意義。若“列寧”只是我們頭腦的產物,“回到列寧”就成了回到我們頭腦中的思想,這顯然是毫無意義的。例如,當恩格斯說“于是我們又回到了希臘哲學的偉大創立者的觀點”時,[5]他是決不會把“希臘哲學的偉大創立者的觀點”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創造物的。

三、關于理解的目的

從文字、表達形式來看,“回到馬克思”和“回到列寧”似乎表現了共同的理解目的觀,即理解的目的是要回到文本作者的思想。其實不然,它們在理解目的觀上是對立的。

“回到馬克思”表達了這樣一種理解目的觀:閱讀理解馬克思的著作,目的就是要把握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還原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走進馬克思,或者叫讓馬克思走進我們。

“回到列寧”表現了另一種理解目的觀:閱讀理解列寧的著作,目的不是要把握、還原列寧的思想,而是要構建、創造列寧的思想。一兵明確地說出了他的閱讀目的觀。他說:“閱讀不是為了還原,而是指向創造性的生產。”[2]50客觀主義解釋學也把理解叫“重建”,理解就是重建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從字面意義來看,“重建”與“構建”并無多大區別。但是,客觀主義解釋學所說的“重建”與“回到列寧”所說的“構建”的實際意義卻是不同的。“重建”是通過讀者的理解活動使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在理解者頭腦中復原、復現,也就是把握作者的真實思想;而“構建”則是創造出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作為“構建”的理解,在目的上就不是要復原、復現文本自身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

四、關于理解的結果

“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在解釋學立場上的對立,最明確、最集中地表現在關于理解結果的性質上。如果說,在理解對象觀、文本意義觀上,“回到列寧”的主觀主義解釋學立場還存在著明顯的猶豫、動搖、妥協、折中的話,那么,在理解的目的觀和理解的結果觀(性質觀)上,“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的對立就以比較明確、堅決、徹底的形式出現了。

“回到馬克思”,就是承認理解與文本自身的意義有同一性,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這樣那樣地把握了馬克思的思想,還原了馬克思的思想,我們走進了馬克思,或馬克思走進了我們。所以,馬克思創立的學說能夠得到流傳,或贊成、堅持、發展,或反對、否定、拋棄。在馬克思創立他的學說一個半世紀以后,我們今天還可以言說馬克思,還可以堅持和發展,就是因為馬克思的思想能夠通過對他的文本的閱讀理解為我們所把握。當然,人們也可以賦予“回到馬克思”以這樣的意義:我們對馬克思的理解絕對地、完全地回到了馬克思,馬克思的思想能夠絕對地、完全地為我們把握。顯然,我們和現在的一兵一樣,不能贊同這樣的解釋學立場。但我們不贊同的不是它的客觀主義立場,而是它的絕對主義立場。我們反對在絕對的意義上講“回到馬克思”。我們認為,絕對地、完全地“回到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相對地、歷史地“回到馬克思”。但既然是“回到馬克思”,就總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地把握了馬克思的思想。離開這一點,就談不到“回到馬克思”的問題。

“回到列寧”卻表現了對理解結果的另一種相反的看法,就是否認理解與文本自身的意義有同一性,否認對列寧著作的閱讀理解總是這樣那樣地把握了列寧的思想。也就是說,理解只是我們自己的思想創造和建構,而不是對列寧思想的把握。對此,一兵有大量的論述,試舉幾例:

(1990年閱讀列寧的“哲學筆記”時)“我第一次還原式地體會到了列寧讀書時的真實情境(這一方法后來也是我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解讀馬克思《巴黎筆記》等摘錄性文本時的做法。可是,現在的我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現代性文本學的幻象了)。”[1]5

“我在一定的意義上承認了后現代文本學的合法地位,特別是晚期巴特那種‘文本閱讀的本質不是還原,而是創造性的生產’的思想。”[1]10

“我逐步意識到,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過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強加在歷史文本之上,當我們拼命堅持說‘馬克思認為’、‘列寧的辯證法’或‘海德格爾主張’,并試圖為自己的理解和認識爭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紅耳赤時,我們都沒有覺察到,這些觀念不過是我們讓文本在當下語境進行我性言說的結果,而非對象文本語境的真實綻出。所以,在這一次對列寧‘哲學筆記’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覺地放棄把自己的主觀認識直接等同于列寧原初觀念的幻覺,從一開始就將文本作者的不在場認定為前提,也承認這種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語境絕對還原的不可能性。這樣,我只能依據已經成為歷史的不在當下言說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細節,重新建構出我所理解的列寧的思想之境。”[1]11

“毋庸置疑,面對靜態的歷史性文本,我們絕不可能完全復原原初文本的語境。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反對簡單的反映論。”[2]44

“寫作時的原初語境……不可還原。”[2]48

“與原先的文本學解讀不同,我不再口口聲聲宣稱列寧哲學的思想邏輯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認這種今天由自己生產出來的本質為模擬的思想構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內心中的誠實和學風上的踏實。我的就是我的,別硬說是他人的。”[1]12

“文本作者尚在當代,處于同一個時代背景、同一種文化情境和語言系統中的人們在面對其文本時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形(指讀者的理解與文本意義之間有‘間距’),倘或面對遠距時空、另一種文字系統中的文本時,讀者與作者思想構境之間的鴻溝自然就更加難于超越了!解讀已經是思想的重新擬現和再構境,而非對原初語境的還原。”[2]51

“每一種文本詮釋,其實都是讀者以文本的名義進行一種當下性的為我式言說,而非對象性文本語境的真實綻出,甚至在歷來以史料客觀性為追求的文獻學研究中,情況同樣如此。”[2]58

需要指出的是,一兵有時候會用“不可絕對還原”這樣的說法,這使有些讀者以為他反對的只是絕對還原論,而不是反對還原論。實際上,一兵反對的就是還原論。在他那里,還原就是絕對還原。這種情形在過去的爭論中也存在。例如,“超越論”者有時說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有時又會說馬克思超越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后一說法似乎表明“超越論”者認為馬克思反對的只是唯舊物主義而不是反對唯物主義。其實,在“超越論”者那里,唯物主義總是被看作一種舊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存在與舊唯物主義相區別的新唯物主義;馬克思思維方式的變革就是超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而不是創立了新唯物主義。

五、關于理解中的爭論

“回到馬克思”的解釋學立場,肯定理解既然有客觀的對象,理解的目的和結果便是把握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我們言說的是馬克思,那么,我們對馬克思文本的理解就存在一個是否回到了馬克思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回到了馬克思的問題。也就是說,對馬克思文本的理解總是存在著一個對錯的問題,不同理解者之間關于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的爭論就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實際上,人們只能在自己的視野中理解馬克思,任何理解既不可能絕對正確,也不可能絕對錯誤,通過理解者之間的爭論,有利于正確地“回到馬克思”。

而“回到列寧”的解釋學立場,認為理解的對象是由理解主體建構起來的,文本沒有自身固有的不變的意義,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賦予的,文本的意義隨著讀者的變化而變化,理解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列寧而只是回到我們自己建構、創造的列寧,理解的結果也不是這樣那樣地回到列寧,我們不是言說列寧,而只是言說自己閱讀時的真實思想,“我的就是我的,別硬說是他人(例如列寧)的”。這樣,就必然要否定讀者的理解有一個正確性的問題,進而否認理解者之間爭論的必要性。怪不得一兵在從“回到馬克思”的解釋學立場后退到“回到列寧”的解釋學立場后,要對理解者之間的爭論加以嘲諷,說這是在為“爭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紅耳赤”。我們當然不應為“爭取真理霸主地位”而爭論,但卻應該為“真理”(理解的正確性)而爭論,哪怕爭得面紅耳赤也不要緊,這難道不正是“真理”發展的正確途徑嗎?

總之,“回到馬克思”和“回到列寧”,在這兩個命題的提出者張一兵那里,實際上表現了兩種對立的解釋學立場,前者是客觀主義的解釋學立場,后者則是一種主觀主義的解釋學立場。從“回到馬克思”到“回到列寧”,是張一兵在解釋學立場上的一種后退。而這一后退,在我們看來,會對理解運動的健康發展、對堅持和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張一兵.回到列寧:作者的話[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2]張一兵.回到列寧[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3]張一兵.“思想構境論”想說明什么?――答王金福[J].學術月刊,2009(7).

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第4篇

那個時候，你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么。不就是你們再一起吃了一段飯嗎，然后被你的朋友看到了，傳了謠言，說那就是你男朋友。你理解不了，那怎么就變成了他所說的那么嚴重了。

現在的時代，不全都是自由戀愛嘛。

也許，我們所喜歡的那一切，從來都是能夠讓自己保持在舒適區的，要么就是讓自己從這一路上的孤獨之旅，開始有了一個巨大的反轉，或者是創新。

要么就是從這一路上，讓我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或者能夠帶給我們利益，或者就是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愛情。

人之常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我所理解的生活范文第5篇

我知道，再這樣的場景之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獨，可是后來我才知道，原來是我太幼稚，孤獨是人人都有的，只不過程度不一樣。

那個時候我們自己來說，其實這一切，都還是生活在自欺欺人中。我所念念不忘的江湖和故事，突然，都變成了自己不太懂得的樣子，也是在我們交流的時候，都開始變成了自己都不得不去眷顧的表情。

我們一直都知道，這樣的心態，都在一個地方，開始懂得所有的愛情故事，都開始做日常生活中下功夫。

如果我還是在這里，我想這樣的柔弱，不一定在每個女孩子身上，都可以體現的如此淋漓盡致。如果對于未來作出的決定，你都可以如此耀武揚威地去說著以前，都是讓人開始看得懂的所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