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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的詩句范文第1篇

的確，通往財富管理的成功道路并不平坦。令他們最頭疼的莫過于國內投資者的投資心態不成熟――一味追求的收益率與國內機構所能提供的理想值總有一定差距。財富管理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屏障顯然非常困難。

“信”字難求

在外資金融機構眼里，中國現在很多錢被稱作“新錢”，就是短期內暴富所得。這部分資產的擁有者，首先會問將有多少回報。如果是8%、10%的話，他們往往覺得落差太大。不屑于把錢放在這里。

而海外市場的很多錢則是“老錢”，也就是繼承所得。這部分資產的擁有者，用國內的說法可稱“富二代”、“富三代”……他們可能是藝術家或者詩人，需要的一定是為自己量身定做的財富管理方案，需要的是一個穩健的方案，因為他們并不指望這塊財富去盈利。

皮埃爾是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一名優秀特許財富管理師，曾給廣發證券赴加培訓的學員講過課。他受托管理了兩億多加幣的資產，客戶對他非常信賴。皮埃爾不但負責客戶資產的保值增值，還幫助客戶做稅務規劃、退休養老、遺產信托，甚至小孩教育方面的財務安排，涉及到客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每年會花大量的時間和客戶溝通，客戶有各式各樣的需求也會找他。蒙特利爾銀行每年按照資產金額提取管理費，皮埃爾從中獲得提成。

但是國內的財富管理師就沒這么幸運，因為很難得到客戶的高度信賴。現在國內商業銀行推出理財產品后，經常是從客戶經理到業務主管輪番上陣，向客戶講解產品特性并游說其購買。但客戶對此甚至有點惶恐，總會因此前不成功的投資經歷擔心重蹈覆轍。

確實，中外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中國暫時難以開展完全意義上的財富管理。成熟的海外市場有著歷史悠久的信托文化，私人銀行最早起源于時期，當時的歐洲貴族帶兵遠征圣地耶路撒冷，只好把自己的財產交付給其他貴族管理，這樣便漸漸發展出了最早的私人銀行業務。在成熟的信托文化下，客戶對私人銀行家完全信任，受托人也用很高的職業道德要求自己履行職責。

招行私人銀行常務副總王菁介紹說，在中國乃至亞洲，這種信托文化還沒有形成，所以國內的私人銀行業務一般是以“咨詢”為導向的，就是給客戶提供資產配置建議，由客戶自己決定來操作，很少有全權委托的。

廣發證券財富管理中心負責人表示，中國人傳統的理財觀念，是不習慣讓別人拿主意。并且恪守中庸之道，使得客戶也不輕易將其真實、全面的需求告訴財富顧問等等。對于財富管理而言，中國內地的客戶群體還遠不夠成熟。這需要通過長期的、扎實的客戶教育，讓客戶逐漸接受財富管理理念。

國內最大的獨立第三方財富管理公司諾亞財富CEO汪靜波認為，從事財富管理工作，有60%是理念溝通，20%是客戶教育，投資產品的選擇只占20%。在加拿大，以KYC“KNOWYOURCLEINT了解你的客戶”原則為核心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從業人員行為與道德標準，其KYC原則已經不僅僅是浮于表面的對客戶基本情況的了解(包括客戶的基本信息、個人和財務狀況、以及投資目標)，而是要求對客戶行為的“適合性”，而這種“適合性”要求確保你基于客戶的基本信息提出的建議，必須適合于該客戶。

而記者調查發現，中國的情況似乎相反，很多金融機構的產品推介至少占到60%。國內各大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目前大部分還是難以擺脫“以產品為中心”的模式，主要是向客戶推銷產品，未能真正達到“以客戶為中心”。

體制困惑

與尚且稚嫩的中國投資者心態相伴的，是正在發展中的中國金融市場環境。

海內外財富管理市場的本質區別，可能還源自金融監管體制差異。發達金融市場國家普遍實行混業經營體制，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的產品在同一個公司平臺上就可以獲得。國內采用分業經營的監管體制，客戶需求被分散到多種金融機構。中國富裕人士要想在一家機構獲得“量身定制”的綜合服務，目前并非易事。

在分業體制下，無論銀行還是券商只能從各自優勢出發，開展高凈值客戶服務。現實情況是，盡管近年來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產品為代表的機構理財產品市場逐步興起，融資融券、股指期貨相繼開閘，但國內市場能運用的財富管理工具和手段仍不算豐富。

目前，國內財富管理可運用的工具大多為二級市場的股票投資輔以部分理財產品配置。對沖、套利、套期保值這些成熟市場所具備的日常管理工具的有效運用，仍有待時日。

行業的共識是，依靠風險較高的股票單個品種讓一個群體的大部分客戶長期滿意，顯然不現實。研究多品種平衡配置是國內金融機構布局財富管理不容回避的重要出路。

更重要的是，財富管理所需求的全業務鏈輪動，對國內機構的資源整合提出的要求迫在眉睫。而這一點，由于政策限制，大多數機構多年來難有突破。

以海外投行為例，其之所以能夠獲得長期穩定的財富管理收入，最重要的便是覆蓋企業咨詢、投資、上市、業務整合、交易、資產管理等全業務鏈的服務優勢。通常來講，企業策劃并購與上市業務是前端服務，財富管理屬于后端服務。前端服務恰恰是替財富管理業務提供未來富人的重要渠道。

瑞銀證券董事總經理、財富管理部總監梁甜昭認為，當前的行業現狀是由中國市場發展階段特點決定，也定會隨著市場發展而逐漸改變。國內各金融機構能做的是發揮創新能力，盡快豐富產品體系。

這樣監管就成了一個問題，“我們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國內還沒有針對私人銀行的專門監管法規。”招商銀行的王菁說，中國對私人銀行的監管仍然使用的是對普通商業銀行業務的一套法規，有些規定并不適合私人銀行業務。比如說，為了防范個人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風險，監管部門規定商業銀行不能向60歲以上的老人銷售風險較高的產品，但國內私人銀行的客戶往往是年齡偏大的，有的客戶是60歲以上的企業家，他們的風險承受能力肯定大于許多普通年輕人。

人才瓶頸

與體制障礙并存的，還有國內機構財富管理人才上的匱乏。在國外，為高凈值客戶提供財富管理服務的被稱為私人銀行家，一般都是兩鬢發白的中老年人，生活閱歷和理財經驗都很豐富，有長期積累下的信譽。

中國金融業發展歷史較短，但凡去過銀行的人都會發現，客戶經理都很年輕，私人銀行部門恐怕都多是俊男靚女，平均年齡都在30歲上下，證券機構人員普遍也很年輕。毫無疑問，目前中國財富管理顧問的成長遠遠趕不上業務的增長速度。

調查顯示，國內私人銀行的客戶大部分年齡集中在45-55歲之間，相當一部分是中年企業家，他們閱歷豐富、十分自信。業內人士分析，為這樣的人服務不僅要求客戶經理具備十分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要有親和力，要有長期表現出的誠信才能讓客戶信服，許多年輕的客戶經理尚難做到這一點。無論是專業知識上還是人生閱歷上，一個私人銀行家的成長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志向的詩句范文第2篇

1、銀香菊種植于全日照，貧瘠至中等肥力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中，耐干旱、鹽堿和沿海環境。定植株行距20×20cm，成活后不需再澆水和施肥，但應注意做好排水工作，如果苗子較高，應注意修剪。

2、春季當萌芽后剪至基部，一個月后即會形成一個良好的冠型。如果不進行修剪，夏季會由于徒長而造成倒伏。

（來源：文章屋網 ）

志向的詩句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歌劇電視；錄制；攝像機；機位設置

歌劇電視不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獲取信息和娛樂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歌劇電視所演繹的事件都是演員們在導演的指導下并按照劇本所演繹的，被攝像機拍下來的表演記錄。如果沒有攝像機，那么演員的表演就不會被記錄下來，我們也就無法欣賞到錄制的節目。而此時只有正確擺放攝像機的位置才能錄制出畫面清晰，聲音動聽的歌劇電視。

1.歌劇電視錄制現場中，攝像機機位設置對節目錄制的影響

目前，影響電視節目錄制質量的因素有很多。而在保證主要硬件設施的前提下，電視節目質量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情況。導播崗位僅僅存在多訊道的電視節目的錄制中。在這種電視節目錄制過程中，導播需要和團隊的其他工作人員之間分工合作，從而完成這項集體作業。在這種多工種合作的集體作業中，導播的基本職能總的來說就是首先從鏡頭中觀看是否存在不合理之處；其次，通過調節各個攝像機拍攝和相關來源的畫面；最后利用視訊切換器進行手動選擇和切換，最終得到所需要的畫面。歌劇電視是由許多人共同努力而打造的視覺盛宴。此時，如果導播操作不當，就會出現視覺錯亂的現象，觀眾就會對該電視節目大失所望，進而失去觀看的興趣。因此，導播在進行錄制節目時需要提前和攝像師進行充分的溝通，設置好攝像機的機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觀眾在最佳的角度、距離和視點收看到拍攝的每一個精美的鏡頭畫面。

2.在歌劇電視錄制現場，由于機位不當而產生的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多訊道電視節目的現場制作分為兩種節目類型，即“可預演節目”和“不可預演節目”。其中戲劇、歌舞、音樂會等這類可以提前觀看和預演的節目就成為“可預演節目”；而像新聞聯播以及現場直播等不能提前預看的節目就叫做“不可預演節目”。通常情況下，對于可預演的節目一定會提前觀看，例如：歌劇或話劇的現場播出。此時，導播人員和攝像人員都會將事先拿到的排練劇本進行仔細的研究；其后，再根據研究結果以及對節目主題和情緒的把握來制定各個分鏡頭方案。通過對整個劇本進行分解和提煉就可以生成一本關于攝像鏡頭提示的劇本。最后，通過研究分析節目錄制現場的規模、節目的類型以及現場情況來確定錄制節目所需要的攝像機的數量和機位。通過多次彩排演練，最終切換出精致的畫面，從而滿足觀眾，征服觀眾。而“不可預演的節目”一般是指將不能按照人的意愿而改變的事和物現場播出和報道。因為這類節目事件的不可預測性，所以要提前對這樣的節目進行了解和周密的安排，并對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推測和估計。

在進行節目錄制的過程中，要根據節目的類型來安排攝像機的數量，再根據現場的環境狀況進行機位的設定，從而保證節目的錄制效果。在節目錄制的時候，大多數觀眾都不在節目現場，而攝像機就替代了他們的眼睛來觀看。為了使場外觀眾感受到現場的氛圍和情況就要合理的安排攝像機的位置。如果攝像機機位設置很常規，那么就有可能導致錄制的畫面不完善，即畫面丟失，也就有可能導致錄制現場的觀眾之間的交流和情感流露等畫面不能及時的撲捉到。而對于春節晚會的直播這類節目來說，如果機位安排不合理，難么場外觀眾就無法感受到現場那種恢弘的氣勢。總之，如果攝像機的機位設置不合理，那么錄制的節目就存在遺憾，觀眾也就不能全面的了解現場所傳達的信息。

3.攝像機位設置的解決辦法

3.1安排攝像機位要遵循合理性

第一，保持攝像機位的動態性。在節目錄制的過程中，被攝對象一般都是運動的，而攝像機的職責就是緊緊的跟蹤被攝對象，保證畫面沒有缺失。可是，錄制畫面的構圖結構和情節重點也隨著攝像機和被攝對象的運動而發生了改變。這就對攝像人員隨機取材和構圖提出了嚴峻的要求和挑戰。

第二，保持時限性。電視畫面的負載和傳達信息的多少與攝像機的拍攝時間有關。而觀眾每次觀看和接受的畫面信息量都是受到時間的限制。所以，為了使觀眾獲得較好的觀看感覺和獲取信息量就要對攝像機位設置一定的時間，從而構建出簡潔、明了的電視畫面。

第三，多視點。電視畫面構圖時隨著攝像機在不同的角度和事物之間不斷變化的。因此，為了滿足觀眾的信息需求和獲得豐富的視覺感受，攝像機就要進行多視點、多角度以及連續性的拍攝。

3.2同時利用多機拍攝和多級切換等拍攝方法

對于大型節目來說，只有同時利用多臺攝像機才能拍攝到整個節目現場的畫面。其次，再通過多個分區導播進行多級切換將畫面切換到總導播那里；最后，總導播將收到的畫面進行篩選和切換。這樣不僅能夠表現出現場熱鬧的盛況，還能表現出它恢弘的氣勢，達到增加畫面效果的目的。

3.3充分發揮鏡頭的作用

通過利用不同的攝像鏡頭將現場的特點充分的表現出了，從而給觀眾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3.4調節燈光，與攝像機完美配合，保證畫面的效果

我們通過電視來觀看節目，而電視卻是一個通過光線、影調等營造出三維平面的二維平面。為了突出三維平面的感覺，就要調節錄制現場的燈光。

4.機位設置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為了使觀眾從最好的視角、最佳的距離以及最好的視點觀看到節目現場錄制下的每一個鏡頭，導播就要指揮攝像師合理運用鏡頭。此時，攝像師就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注意鏡頭的長度和容量。為了使觀眾觀看到清晰的畫面，并且不分散觀眾的記憶力，那么此時的鏡頭的長度既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這樣才能拍攝出清晰的畫面，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第二，選擇適宜的拍攝角度：只有選擇合適的拍攝角度，才能更好地表現出節目的內容。例如，為了表現群體舞蹈表演的造型或突出現場畫面一般利用攝像搖臂進行俯拍。將演員與觀眾融合到一起，從多方面、多角度以及多方位上展現節目現場的表演情況。

第三，使鏡頭的運動起來。通過跟拍和搖拍將演員移動過程中形成的圖形拍攝下了，此時要特別注意移動的速度，保證演員們始終處于鏡頭的中心位置。

5.結論

歌舞電視的錄制離不開攝像機，而攝像機位的設置更是錄制優秀節目的關鍵所在。本文通過對節目錄制過程中，攝像機位對錄制結果的影響和錄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闡述，并提出一些解決措施，從而為錄制出優秀節目，給觀眾以美的享受。

【參考文獻】

[1]柯毅.籃球賽事電視公用信號制作中的機位設置[J].中國傳媒科技，2014，（12）：72.

[2]姚德財.淺談課堂實況錄像過程中攝像機位置的確定[J].科技風，2009，（15）：136.

志向的詩句范文第4篇

舉證時效制度的程序價值

筆者認為，舉證時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訴訟中，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應該在法定或法官指定期間內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逾期舉證將喪失要求法院接受證據并予以考量的權利的訴訟期間制度。舉證時效制度是舉證責任的有機組成部分，構成行為責任的時間要素。

舉證時效制度的程序公正價值。

程序正義是立法者在程序設計、司法者在程序操作過程中所要實現的目標，其本質上是一種過程價值，體現在訴訟程序中即是程序公正。舉證時效制度作為在程序運作過程中發揮效用的制度，可以用實現一般公正的動態標準來考察其程序公正價值。

第一，舉證時效制度體現了程序參與原則。程序參與原則在英美法中又稱為獲得法庭審判機會原則，其涵義為“那些利益或權利可能會受到裁判或訴訟結局直接影響的人應當有充分的機會富有意義地參與訴訟的過程，并對裁判結果的形成發揮其有效的影響和作用。”[1]實現民事訴訟程序公正的關鍵在于確保雙方當事人能夠平等地參與訴訟，在訴訟中獲得充分機會來陳述自己的主張，提出證據，反駁對方主張，進行辯論，竭力促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

第二，舉證時效制度體現了程序公開原則。程序公開原則的意義即在于讓當事人和民眾親眼見到正義的實現過程，從而產生提示、感染和教育的效果。長期以來，理論界堅持程序公開原則僅指將審判過程（主要是庭審）向公眾和新聞媒體公開，對當事人無所謂公開，因為當事人本身就是訴訟程序的參與者，認為強調對當事人公開沒有意義。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證據對訴訟成敗的關鍵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證據的收集、提交、質證和辯論過程是當事人關注的焦點。當事人要求親眼見到證據從提交到采納的過程是否不偏不倚，在何種情況下因何種原因而被接受或拒絕。如果沒有舉證時間的限制，當事人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一審、二審、再審隨時提出證據，為法官的恣意提供了便利，為當事人的幕后活動制造了機會。

第三，舉證時效制度體現了程序維持原則。程序維持原則是關于訴訟行為及其效力設置的一項程序公正標準，指訴訟行為一旦生效就要盡量維持其效力，不能輕易否定其內容。[3]舉證時效制度不但本身體現了程序維持原則，而且保障整個訴訟程序遵循程序維持原則。舉證時效制度為當事人設定了一個期間，在此期間內當事人應運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收集提交證據，法官必須在這些證據的基礎上裁判案件，而不能任意限縮或超越之。一旦舉證期間屆滿，當事人的舉證行為就不再發生約束法官判斷的效力，訴訟證據被固定化，不能任意追加新證據，從而體現了程序維持原則。同時，舉證時效制度防止已經過的訴訟階段或審級因當事人提出新證據而反復啟動，保障了整個程序效力的穩定。

舉證時效制度的程序安定價值。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訴訟的運作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作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的安定性包含兩個不同層面的安定，即程序規范的安定和程序運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時限性、程序的終結性和程序的法定性。”[4]

舉證時效制度符合程序有序性的要求。程序最明顯的特征就是以一定的時間或空間順序排列和組合。程序有序性就是指民事訴訟程序應保持一定的次序和連續性，訴訟程序一旦啟動，就“像火車那樣從一個站徐徐地開向另一個站，直到抵達終點為止。”[5]舉證時效的確定使得當事人的舉證成為訴訟上的一個確定的階段，由原來跳躍于各訴訟階段造成程序動蕩反復的不安定因素變為推進各階段順利進行的基礎，成為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的訴訟程序中確定而牢固的一環，使程序的有序性得以實現。

舉證時效制度符合程序不可逆性的要求。“程序的不可逆性也稱自縛性，是指程序中某一環節一旦過去，或者整個程序一旦結束，就不能再回復，或者重新啟動”，“這種不可逆性表現在程序的展開對當事人和法官的拘束性上”，“所謂‘法的空間’并不只是在判決作出后才能形成，而是在程序逐步展開的同時逐步形成并具有‘不能直接根據現實生活中的根據隨便推倒重來’的屬性”。[6]

舉證時效制度鮮明地體現了程序的時限性，是其制度基礎的一部分。“程序的時限性不僅指訴訟中每一個環節都有時間上的要求，還指訴訟進程的及時性”，“程序的時限性克服和防止法官和當事人行為的隨意性和隨機性，為這些行為提供了外在標準，使之不能任意進行。”[7]舉證時效制度為當事人的舉證行為提供了統一的時間標準，避免了當事人舉證的個別化和非規范化，保證了當事人舉證機會的平等，同時使各訴訟行為在時間上連貫和銜接，避免訴訟環節的中斷，為法官及時裁判奠定了良好基礎。

舉證時效制度保障了程序終結性的實現。“程序的終結性是指民事訴訟程序通過產生一項最終的裁判而告終結”，“違反程序終結性通常表現為兩種情形：一是決定遲遲沒有作出而造成程序無法終結，二是判決雖已作出，但由于既判力弱而使程序無法在真正意義上終結。”[8]在我國審判實踐中出現上述兩種情形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舉證時效制度在民事訴訟中的欠缺。

舉證時效制度的程序效益價值。

效益通常指成本與收益。追求訴訟程序的效益必然要求以最小的訴訟成本獲得最大的訴訟收益。訴訟成本不僅指訴訟過程中法院與當事人的物化消耗，還包括時間的消耗以及精神和名譽上的損耗，任何導致訴訟拖延的行為都是違反程序效益要求的。舉證時效制度有效防止了訴訟程序的拖延和重復進行，符合程序效益的要求并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實現。

建立舉證時效制度的根本條件——訴訟價值觀的轉換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律體系中設置舉證時效制度必須逾越的最大障礙就是追求客觀真實的訴訟價值觀。時至今日，訴訟程序是實現實體權利的工具，程序法是為了保障實施而設計的，發現客觀真實、正確實施實體法是程序的最主要任務的程序工具論，在國人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盡管不少學者不遺余力地批判這種訴訟價值觀，強調程序的獨立價值，但積淀了幾千年的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觀念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的。

表面看來，舉證時效制度限制了當事人舉證的權利，切斷了法官不斷接近客觀真實的途徑，因而不利于發現客觀真實，最終可能導致不符合客觀情況、違背“以事實為根據”原則的“錯誤判決”，因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之持拒斥態度，采取證據隨時提出主義。這正是追求客觀真實的訴訟價值觀在立法上的反映。

然而，訴訟作為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主體、特定手段、特定程序下的活動，構成了一個極為特殊而有限的空間，無論采取證據適時提出主義還是證據隨時提出主義，最終的判決總是在已有證據的基礎上作出的，并不能完全再現客觀事實。人們似乎總認為證據越多越有利于發現真實，因而允許當事人隨時補充證據比拒絕當事人在舉證期間屆滿后提出證據更有利于接近客觀真實，實現實體正義。

因此，對追求客觀真實的訴訟價值觀作一反省，檢討其空想性是有必要的，樹立程序公正的訴訟價值觀，向“現代的以程序正義為訴訟目的，以追求法律真實為訴訟目標的訴訟價值觀”[9]轉換更符合認識規律和訴訟規律。而這種訴訟價值觀的轉換是舉證時效制度賴以建立和發揮作用的根本條件。

建立我國舉證時效制度的立法構想

設計我國的舉證時效制度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舉證期限的確定，二是逾期舉證的法律后果。

關于當事人舉證期限的確定，學者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主張舉證期限應到法庭辯論終止時截止，以保證所有證據能夠當庭質證、辯論，并與現行法律允許當事人當庭提出新證據的規定相契合；[10]有的主張舉證期限應以開庭審理之日為終點，以確保當事人開庭前了解對方所持證據以做好必要準備，[11]防止證據突襲，有利于一次開庭解決糾紛；有的主張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訴訟準備程序和庭審程序分立結構時，應將舉證期限的終結點確定在準備程序終結時，在準備程序終結后、法庭辯論開始前提出的新證據，如對方當事人默認，則具有法律效力。

注釋:

[1]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頁。

[2]肖建國：《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實現》，《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3]同[2]。

[4][6][7][8]陳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論—以民事訴訟為對象的分析”，載《政法論壇》1999年第5期。

[5]沈達明編著：《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上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

[9]潘劍峰：“論舉證時效”，載《政法論壇》2000年第2期。

[10]李浩：《民事舉證責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蔡青峰：“關于在民事訴訟中設立舉證時效制度的思考”，載《法學天地》1995年第2期；趙爭平：“淺談舉證時限的設立”，載《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志向的詩句范文第5篇

關鍵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依據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 （2012）35-0212-02

思想政治教育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就一直存在。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優勢是西方社會無法企及的，正是由于有科學的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還揭示了如何有效實施思想政治教育。

一、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和根本內容

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原理是歷史唯物主義最根本的原理，它科學地回答了社會歷史觀的基本問題。“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1]馬克思的這一論述表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著思想的現實性及其歷史發展，必須在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來探討思想意識的發生、發展和改變的最終根源。還把這一認識具體運用到對社會結構的分析中，并提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社會存在是第一性的，社會意識是第二性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社會形態，只能在既定的現存的條件下創造歷史。

社會意識又有相對獨立性：其發展有其歷史繼承性，同經濟基礎并不總是平衡的，“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3]；各種意識形式之間相互作用，互相制約，其中政治思想對其他意識形式影響最大，處于社會意識的核心地位，往往成為經濟條件與其他意識形式的中介；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有能動的反作用，或者促進社會進步，或者阻礙社會發展。“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4]

基于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能動作用，統治階級才極力鼓吹、宣傳本階級的意識形態。統治階級這種鼓吹和宣傳本階級意識形態的活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原理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在一定社會中，統治階級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是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詞也往往是指一國統治階級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所傳播的自然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就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一定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統治階級的意識變成全體社會成員意識的活動。所以，經濟基礎不僅決定上層建筑，還特別地決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內容。

二、歷史發展合力論詮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發展功能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而生產力三要素中，人是能動的、主導的因素。就是說，人是有思想動機的、有主體能動性的，這是生產力具有最革命、最積極特征的依據。恩格斯十分重視人的精神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做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5] 恩格斯的論述揭示了推動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因素在經濟因素起決定作用的前提下交互作用的規律。這一論斷，肯定了人的意志（即人的思想意識、行為動機）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實際上也就是肯定了轉變人的思想、激發人的行為動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