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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亂夜中環范文第1篇

上海的房價在中國屬于最貴的一檔，外國人內環線，港臺人中環線，上海人外環線。

上海中心城區的三環（內環，中環，外環）是城市快速干道的三個環體。由于其位置地域的多重差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性和人文景觀。

可以說，中環是城市的骨骼，內環是血肉，外環則是發膚。中環骨骼需要做到的是疏通，繼而顯達；內環血肉重要的不只是商業顯貴，更要注重文化顯雅；而外環發膚是城市形象，需要傳達齊整親和，進而細節顯美。

上海，觀之風姿卓約，嫵媚動人，與之生活，則需用足智慧，精打細算。好在生活在此的人，都有著與這座城市的分區格局和諧共處的天分。

內環，中環，外環的物理概念

上海內環線――以中山環路為基礎，是采用高架道路組成的一條交通快速干道，穿插于城市中心，也穿插于眾多高層建筑群之間。其邊沿距建筑物外沿最近處僅咫尺之遙。上海內環線高架道路全長48公里，由三部分組成：浦西段29公里連續高架道路，浦東段8公里地面道路，通過浦江雙橋（二橋長11公里）連成一體。

上海中環線――介于外環線和內環線之間，是中心城區中心區發展的邊界。中環線沒有采取封閉交通干道的形式，而是開放的形式服務于城市和兩側用地。其區域在浦西段由虹梅路、虹許路、真北路、汶水路、邯鄲路、殷翔路和軍工路組成；浦東段由金橋路、張江路、華夏路和上中路為主，總長約71公里。中環線快速干道穿越于眾多的優秀居住區和科研教育機構之間，其中不乏上海著名的住宅群體和著名院校。同時也與許多綠地、公園和商業設施相連。

上海外環線――上海中心城區的發展界限。它的建成標志著城市生態緩沖空間的建立。上海外環線工程全長99公里，全線設8車道。外環線位于上海城鄉結合部，環內城區面積680平方公里。它連接10條快速干道、10座大型全互通立交和徐浦大橋、外環隧道2座越江工程。

內環，中環，外環與上海樓市

業內人士分析，2007年會是樓市較穩的一年，在房價的走勢上應該會有結構性的區別，那就是“內環穩漲、中環趨緩、外環下跌”。

事實上，上海樓市“三重天”的大格局正初露端倪：內環線以內由于土地稀缺、供應量日漸減少，造成地段的保值升值，成交量和成交價格也止跌回漲；中環線由于地段和配套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只要價格適當下調，就會成為以婚房為主的剛性需求的釋放點；而外環以外地區由于配套欠缺、交通不便，不少樓盤自調控以來成交量直線下降，成交狀況一直不能好轉。外環的樓市有一個規律，就是在漲的時候領漲，在跌的時候領跌。外環的土地供應量是最大的，但是它的需求卻沒有那么大，因此市場趨勢向下是很有可能的。

內環，中環，外環的感性碎片

文/何菲

一位在上海失敗過的臺商感慨：“上海是人間天堂，也是人間煉獄。”

這些年，進入上海的門檻已非常高。如今在上海中心城區居住的大部分不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他們早搬出了上海的內環線，散居到了中環線、外環線兩側。

想在上海撈世界的新移民很快會發現：上海不是他們所想象的觸手可及，盡管外灘能讓人魂牽夢縈，陸家嘴能讓人心潮澎湃。

真正的上海在靜安寺，在徐家匯，那才是真正的中西文化的融合。衡山路的梧桐總是透著一種文明，那叫做“舶來”。魯迅公園也只能羞澀地躲在大氣的虹口足球場東南。明珠線以它特有的輕靈告訴中國其他城市：什么叫差距。

你能漫步于淮海路南京路的霓虹燈之下，然而從高級商務樓里走出的男女小資告訴你：梅隴才是他們的生活。盡管這個位于中環線外環線之間的社區從前只能叫做梅隴鎮。開著車，談笑間你就走到了松江……那里高新的企業告訴你，歐美的融資聚集地其實在松江，佘山的豪華別墅群告訴你，那里是新貴的新一輪投資所在。

回到內環，上流社會和底層生活是如此近在咫尺。里弄只是豪華高樓下陳舊的花園，零亂的竹桿和飄零的曬衣告訴你上海底層的艱辛。內環之內，真是上海社會的冰火兩重天。

外環以外，嘉定賽車場轟鳴的 F1帶來的文明又有多少人能承受之重，同樣在城市邊緣，寶鋼上汽宏大而壯麗，而中心區正大廣場的外華內空，也不代表上海的虛榮。

也許一座蓬勃的城市并不能叫做一座完美的城市，但它給人的啟示和感觸真的很多，很深。

如今，上海人在街上最大的感受是，似乎一夜寶馬遍天下。尤其是在浦東，街道寬闊得多，各種型號的寶馬成為駕乘者的財富標簽，經常會看見它們竄進樓價在每平方米2萬元的社區，比如香梅花園、新世紀花園等，這些社區有著龐大的園林面積，但白天很少見人，晚上也很少有燈。

在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后逐步形成的城市居住分區格局是與城市郊區化的過程聯系在一起的，在郊區化的最初階段，最先搬入郊區的是富有階層，此后，大量中產階級開始搬入新的郊外開發區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不斷衰落，公共設施陳舊，治安環境惡化，成為窮人居住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中國看起來正在運作的是一個與之反向的過程。經濟適用房和拆遷房的修建，實際上也加劇了這個過程。事實上，人們來到城市，是因為城市能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盡管西方出現過逆城市化的運動，但那不過是主流中的逆流，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中國城市空間正在被市場化。建國以來，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相應的是，人們的居住地點實際上也是計劃控制的產物。因此，一個人住在哪里――哪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哪一個區域，基本上是一種偶然。一個下崗工人，說不定家住繁華的南京西路旁，一個腰纏萬貫的新貴，說不定還住在空氣污染、治安很差的某個中部城市。顯然，這種局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長期維持，貨幣之手必然引導多級別的城市化，在一個城市內部，則是外、中、內環的重新劃分。如今在上海，已經有一種通用的說法，內環里住說英語的，內環和外環之間住說普通話的，外環以外住說上海話的。

上海不是能隨便進入的。

上海的房價在中國屬于最貴的一檔，外國人內環線，港臺人中環線，上海人外環線。北京人先買車后買房，上海人先買房后買車。有個安心的房子是每個男青年人結婚的必備，上海女孩除了丑的沒法要的（外國人品味很奇怪）才會找一個外國人，嫁個港臺人倒是蠻多的事，畢竟家住中環又有車，去新天地很方便。

賺錢，買房，結婚，生子，長大，賺錢，買房，結婚，生子……這樣的循環會讓有些人覺得幸福，有些人覺得厭倦，有趣的人永遠會從生命的枯燥循環中找到快樂。有的人也許會覺得上海人缺乏對上海生活方式的自醒，但我覺得上海人的乖巧和聰明正在于：他們在人生的自由和幸福，忙碌和壓抑之中找到自我平衡點的生活方式，也許是適應上海這座城市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喜歡安家上海，它讓人有家的感覺。這里少了許多漂泊悲壯之感，這里白天需要緊繃神經，而夜晚卻是美輪美奐。每個普通人可以在黃浦江邊吹著暖濕的江風，牽著家人的手，看百年的憂郁與急促，做自己狹小的夢，為身邊的幾個人。

內環情結

內環內，老城區，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地域概念，而是有著悠久綿厚的歷史積淀的區域――成熟的社區架構、深厚的文化底蘊、興旺的商業氛圍、發達的交通系統。這里有著大多數上海人刻骨銘心的私人記憶和日新月異的城市變遷……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難舍內環的原因。

上海人之“怒”

文/凌惠芬

上海人的務實是眾所周知的。市區的基本建設給市民帶來極大的實惠，其中最重要的要算舊房拆遷。

本來這是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但以精明能干著稱的上海人突然發現，市中心那些動輒幾百萬一套的公寓的主人，不是外國人，臺灣人，就是外地人，當然還有海歸。而他們這些老上海卻大都因拆遷被安置到遠離市區的外環線居住。原先上海人有“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之說，雖然現在老觀念已經大為改變，但是，老上海人的心里總感到難以平衡。

不過，上海人的這個“怒”畢竟是“喜中之怒”。畢竟自已也已經住上寬敞的新房子了，自然界還有陰晴圓缺呢，何況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內環的老虎窗

文/鄭樹林

上海的弄堂出名，上海的老虎窗更出名。現在有許多老式公房平改坡，也是延續了老上海石庫門平房開老虎窗的設計理念。

那時，我住在私房，沒有機會領略老虎窗的風采。因此，我常常到同學家，當石庫門天井的大門關上后，我一溜小跑和同學來到三層閣，從那扇小小的老虎天窗看天上飛機小鳥，星星，月亮，我覺得我離天很近，近到甚至可以摘到星星，真羨慕極了。后來，家中翻造私房，我就向父親提出，翻造的房一定要有老虎窗，而且自己要住在有老虎窗的房間里。房子落成后，那老虎窗與石庫門的老虎窗不一樣，無高聳入云之勢，卻有視野開闊之態。我站在小凳子上，抬頭可見藍天，低頭可看弄堂里男男女女，進進出出，風光無限的就是這老虎窗。幼小天真無知的少年在老虎窗看到的各種故事，男女“緋聞”就從我們這些小孩的口中說出去了，老虎窗就像一個弄堂里的觀察哨，監視崗加喇叭口。

小時候不懂事，每次在老虎窗看見弄堂底鄰居的叔叔或阿姨，領著個不熟悉的阿姨或叔叔時，還大聲問候，弄得這些叔叔阿姨那頭抬起來看我們時，臉上紅紅的像西瓜瓤，不過很開心。這么一打招呼他或她會從口袋里摸出糖果，從弄堂的小道上扔上老虎窗口，這大概就算是封口的小費吧，如果不小心在某種特定的場合把事情泄密，一場家庭糾紛整個弄堂都會知道，這泄密的我們雖說童言無忌，但在父母面前還免不了一道美味的“竹筍烤肉”，長沒長記性要看自己的聰不聰明了。

住在老房子久了老虎窗的功能看到的就越來越多，記得有一部電影是趙丹、周璇主演的，兩個人在各自的老虎窗里觀望，還唱起了情歌。我們那時候在老虎窗前拋來拋去的小紙團，不知道有多少因為手力不夠，小紙團從屋頂瓦片上滾落到天井，讓大人驚動揀到后打開，后悔也沒用了，就等“竹筍”上身。

隨著年齡的慢慢長大，家里住房顯得有點緊，父母雙方單位的領導曾多次來過我家，就是為了解決住房。記得最清楚剛剛粉碎“”后，父親調到浦東分廠上班，單位里可以分配很大的新房，但要將這間帶有老虎窗的老房子交出去。不知什么原因，父親沒有同意，后來才知道那時候有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父母和我們兄弟姐妹雖然擠在一起，三層樓的空間經過新的開發，老虎窗下成了我和哥哥的獨立空間。

春夏秋冬四季我喜歡看下雨時，雨水打在屋頂的瓦片上，然后匯聚在瓦片鏈縫之間，滴在屋檐的天井里，瓦片被雨水沖得干干凈凈，瓦片中也會生出許多不知名的小草，四季中可以看著小草長大，開花結果，枯萎來年再生的生命力。最喜歡的是冬天下雪以后，推開老虎窗，看見的是白雪皚皚，屋頂上偶見幾塊黑瓦片露出，黑白分明煞是好看。弄堂口被大人們鏟起堆起的雪堆，被同學少年做出了一個個的雪人，老虎窗口的小雪球變成了打雪仗的子彈，弄堂口下的雪球不停地向老虎窗擊，弄得地板上雪跡斑斑。

老虎窗是童年看大世界的窗口，有著許許多多磨不去的回憶。現在再看見老虎窗幾個天真的小腦袋在窗口探頭探腦出現，總讓人想起那難忘的往事。

內環以內，最“上海”的生活方式

文/凌惠芬

曾經有一段時間對老房子特別有興趣，帶著相機穿街走巷拍老式房子的磚墻、大門、老虎天窗。

身在這樣一個城市幾十年，分為住內環以內和中環附近的兩個階段。如今一走進小弄堂，就好比進入了人體的毛細血管，既陌生又熟悉。

前幾天偶爾路過山陰路，不自覺地就往里走。山陰路靠市中心四川路的街口，洋房邊擺了很多小攤，賣水果、賣雜志、配鑰匙，和中環線附近的成熟社區沒什么不同。但看上去確實還是不太一樣的，差別在于：沒有急躁，沒有喧囂。雖然有點雜亂，可也掩不住一種從容，一切都不緊不慢。

內環以內的老房子就是這樣慢條斯理。小攤的攤主好比拉家常一樣做生意，客人散漫地邊走邊看。放慢你的節奏，一切都顯得這樣安詳自如。

穿過短短的街市，立即顯得非常的寧靜。濃密的綠樹后面隱隱透出紅瓦坡頂，天窗下的女孩在坡頂下愜意地看閑書。轉到大陸新村，看到了魯迅故居，那樣犀利的文字來自于那樣的平和的環境，真是讓人奇怪。

溧陽路、山陰路、四達路、長春路一帶，是這個城市走弄堂的好去處，也是無目的散漫的好去處。當你看到過街樓上寫著1914的時候，看到墻頭上一溜的各種花盆的時候，看到爬滿青藤的磚墻的時候，也許能演繹出那個年代的故事。

身邊熟悉的城市正一天天在消失，代表著一個年代的石庫門也在消亡。內環線以內，最“上海”的生活方式也會消失嗎?

難舍內環

文/張萍

“阿拉屋里就住勒內環呀！”能這樣說的上海人，多少有著一點“自得”的。畢竟，在如今的上海，內環內的民居，較之20年之前，已是少了很多。這其中，有舊區改造必須拆了的危棚簡屋，也有市政規劃而需要重新布局的老區舊街。離了舊居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把新家安在了市郊結合部，也就是現在的中環或外環。盡管新家是那么的寬敞明亮，但在他們的內心，對內環內的舊居，卻是那么地難舍難棄。

所以，就有這么一些人，是寧棄“大”家而甘居“小”家的，深究起來，也不無可取之處，算是求仁得仁之別解吧。

一好友，三口之家，在市區住得好好的，只因婆家動遷，丈夫是獨子，二老需要照顧，就合二為一，在浦東買了房，足夠三代人起居的了，但卻留了后手，沒把自己的小房子賣了，賺點小錢――出租了。

新家的環境，自是與原來的沒得比，不說其他，單是站在陽臺，放眼望去，那還真的就是舒心養眼：花草馥郁，樹木蔥蘢,更有人造湖水，中立假山，把二老高興的，直說，今后都不用逛公園了！

老人高興，小輩自是也高興啊，一片孝心沒白費嘛。可沒過了幾個月，好友心里就不樂意了。其實，也難怪妻子，夫妻倆工作在浦西，女兒讀書也在浦西，這每天來回跑，搭上的時間、金錢，可以忽略，那多耗費的精神，實在是有點吃不消了。尤其是孩子，天天早出晚歸，少了睡眠，還影響了讀書的精力。轉學吧，浪費了重點中學的名額；沒了好的師資，孩子的前途難保。雖說之前對這些也有顧慮，但總覺得還能克服。如今發現問題還挺麻煩，經反復商議、權衡，跟老人說明了難處，一家三口重又打道回蝸居，收回了出租屋，過起了如常的日子。只是每逢節假日或雙休天，他們是必回浦東陪伴老人的，也可享受大房子的舒暢啊。

電聊好友，聽得出：那叫一個稱心啊，哈哈！

內環內，老城區，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地域概念，而是有著悠久綿厚的歷史積淀的區域――成熟的社區架構、深厚的文化底蘊、興旺的商業氛圍、發達的交通系統；這里還有著日新月異的城市變遷――大劇院、新天地、修繕一新的音樂廳、蘇州河沿岸的創意園區，以及世博會將會給老城區帶來的嶄新面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愛在內環的理由，也都成了難舍內環的借口！

一張鋼絲床

文/鄭自華

女兒曾經在她的作文里寫到：“什么時候才能擁有我自己的一張床？”每當看到這里，我的心里就一陣痛楚。

女兒生于1980年，從她出生開始，我們就給她備了一張小床。小床伴她度過她的孩提時代，以后就開始用折疊式的鋼絲床。那時家中房子不大，16平米，除了必要的家具，還放著一張寫字臺。每天晚上到睡覺的時候，就要將那張折疊式的鋼絲床打開，放在我們床的邊上。這時家中已經沒有可以走動的地方了。鋼絲床的位置在大床和方桌的中間，狹窄的空間里要放鋼絲床，絕對相當于搬場公司到老式公房搬大櫥走曲直的樓梯一樣，難度很高。放鋼絲床的任務是由我承擔的，一個大男人既然不能給妻女舒適的住家，只能天天晚上放床了。床有10多斤重，既不能碰到家具的漆水，還要小心翼翼，免得將地面弄壞。如果晚上有事不能回家，這任務就由妻子擔當。有幾次，妻子中班，我又不在家，女兒就睡在大床上，待我們回家，女兒已經睡得很熟了。我又不敢睡鋼絲床，怕將床睡壞，只能三人擠在一張床上。我縮在角落里，個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了。記得一次，我晚上10點多回家，妻子中班尚未下班，只見鋼絲床放好了，而女兒在一旁卻哭泣著，原來女兒一個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床放好了，但由于力氣小，鋼絲將她的小手劃出血來。我心痛得掉下眼淚來，要知道那時她才10多歲啊。

1997年，女兒18歲的時候，我們終于搬家了。雖然面積不算大，才50多平米，可女兒畢竟有了自己的一張固定的單人床，當女兒第一次在自己的單人床上蹦跳翻滾的時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年我們第二次搬家，面積換成了100多平米，女兒有了自己的一間閨房，小床也換成了6尺的大床，上面是厚厚的席夢絲。

上海房地產走過了18年，女兒為有自己的一張床也經過了18年。沒有上海房地產這18年，我的女兒可能至今還在睡鋼絲床。

中環，快捷生活升級版

中環這一承載著上海新一輪經濟發展期望，肩負“完善路網、均衡車流、服務世博”職能的城市快速干道，歷經39個月的日夜兼程，鮮活地出現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上海人的快捷生活又再次被升級。

中環線工程是上海城市快速干道中，首個引用了景觀設計的理念，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相融，穿越于眾多的優秀居住區和科研教育機構之間，同時也與許多綠地、公園和商業設施相連。

在“圍城”外逍遙

文/茅永民

女兒真的大了，再也“屏”不住了，那十幾平方的小屋里，見到她要換衣服，我就馬上“識相”地走到廚房里抽煙，還不時地催促著“好了伐？好了伐”，看來，這日子確實難以持續下去了。

1997年我準備買房了，這在當時可是個“重大決策”，朋友們聽了都傻忽忽地看著我。大概覺得我很有錢，可捂著并不“飽滿”的口袋，買環內的力不從心，買環外……說真的，是有點下不了決心。就像一個擁有私家車的讓他騎自行車了，用北京話說，那是下了檔次；用阿拉上海話講是“脫了西裝穿長裳”，肯定要下大決心的。

兩老同學來找我，說他們都買房了。“在哪里？”我急切地問。“五角場”。那是什么地方，我記得，小時候去過，那不就是“農村”嘛！拗不過他們的“熱情”，去看了那新房，我就動搖了，且不說那80幾平米的寬敞，就是那綠樹成蔭的小區環境，讓我乖乖地掏出了錢。幾年后，我這2500元的房價陡升到了近萬元，難怪有人說，其實過些年就有財富的機會，看來我還是把握住了。

本來荒涼偏僻的地方，就看著它一天天地變化，我此刻是在被高架“圍”著的“內環圍城”外面逍遙著，我看著門口的馬路在挖著地鐵，對面的大賣場剛剛建成就涌滿了喜氣的人們。今年，五角場商業圈一建成，我在徐家匯的朋友那天駕車來我家，跟我講了那中環線的“彩蛋”，巴黎春天、萬達廣場、百聯又一城購物中心、沃爾瑪……他說五角場已成了徐家匯第二了，而同樣的商品比徐家匯同樣的商店里價錢又便宜，所以他們一家今天采購了一車子東西……我笑著和他調侃道：那應該將徐家匯改為“五角場第二”了，否則你們為什么要舍近求遠呢？說得都大笑起來……

星期天，我和娘子逛了整整一天“商業圈”，在家門口，散步似地就去了，多瀟灑啊！中午，我們吃了25元一碗的面條，娘子不舍得，說過去這里的大排面只要4元錢，我說：檔次上去了嘛！你沒聽說過？地段的價值就在這面條的價格上！回家路上，我又在“創智天地”里的咖啡廳里請娘子喝了“愛爾蘭咖啡”，我們像紳士公主般地慢慢品著香濃的咖啡，一句廣告語伴著幽雅的音樂“味道好極了”……

晚上，我失眠了，因為，有朋友說，松江那里的帶花園的復式房太好了，我的心又動了……

家住中環的真實感受

文/管琴

我覺得，中環是城市的骨骼，內環是血肉，外環則是發膚。中環骨骼需要做到的是疏通，繼而顯達；內環血肉重要的不只是商業顯貴，更要注重文化顯雅；而外環發膚是城市形象，需要傳達齊整親和，進而細節顯美。

我家住中環，現在家住中環的上海人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對于大多數的上海人來說，其深刻的家居變遷的印象就是隨著城市發展步伐的加快，廣大市民也是逐步逐步往城市的遷移。把中心讓給了規劃，讓給了商業，讓給了地標。當然，根本上說，我們的家居環境是改善了，寬敞了，明亮了……可是，一有機會，我們記憶深處的光榮史還是會冒出來閃回閃回。比如，“小時候，我家可是住市中心呢！”那時候，小朋友做完功課相互一照應，十分鐘后就出現在人民廣場的小三角公園里。一玩，就玩到黃昏才一溜小跑著回家，從不耽誤吃飯時間。那是一段人有我有，不用攀比的歲月。

現在，閑時去淮海路走走，坐車的話，起碼要半個小時。倘若逛得盡興，買了一手東西回家，傍晚時分打車的話，那就更磨了。家住中環而上班較遠的上班族，早出晚歸是辛苦的。每天先與交通工具作戰，再與革命工作作戰。打慣車的人，也惹了一身“打車病”。自己開車吧，想想是最無后顧之憂了的，可惜實際操作下來的人都心知肚明，那也是有苦說不出來的活計。現在問題凸現的“綠標”一說，就是實例。記憶里，我的姨、舅他們上下班，走走也就幾條街的光景，羨煞吾人吶。真希望隨著盧浦大橋、中環線、軌道交通的完善，讓中環骨骼架構徹底地清晰起來，能夠真正做到四通八達，給城市的加速運轉提供方便，給城市人提供方便。

除了上班、購物出行之外，一些家居用品的購置，上學，看醫，銀行，郵局等關切到民生的問題，還是不必擔憂產生困擾的。家附近除了家樂福、樂購、九百超市，一家家小型超市也比比皆是。還有特色的書店、服飾店、音像商店、美容院、健身俱樂部鱗次櫛比；大中規模的飯店，大眾小吃店，也是很可以挑挑揀揀的。

住在中環的尷尬是有的，好像它雖然有影院 K 歌房，但比不上正大、錢柜來得賞心悅目；有書店，圖書館，但肯定沒有上圖的敞亮，季風的品調；雖然也有吃的玩的地兒，但過不了多久，你還是想著去新天地溜達溜達，好沾染潮流感覺；然而，住在中環的心理優勢也是明顯的，它沒有內環的熱鬧，也就少了很多紛雜；不像外環那般遙遠，畢竟我們還要正常上下班么。“適中的距離，產生適當的美”，是我這個家住中環人的真實感受。

外環，剛性需求的釋放源

外環樓市一向為“百姓樓市”或“低價房”的代名詞，目前已形成五大特點：一是已然成為上海樓市剛性需求的釋放源；二是催生了百姓樓市多元化價格體系的發展；三是成為一大批“新上海人”怡然樂居的首選之地；四是“截流價值”的潛在行情表現仍十分可人；五是快捷交通頂推的擇居思路已發生了悄然變化。

外環群體的生活主張：價格不高，品位不低；遠離喧囂，不離時尚；拒絕豪華，擁抱溫馨。

內環、外環的本質區別

文/惠芬

但凡你在上海住過，一定會發現上海的內環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城市。狹窄但是安全的街道，美麗的行道樹，遍布街邊的小商店和飲食店，傳統的高檔百貨公司，穿著打扮時尚的人群，豐富的夜生活和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構成的一個城市。內環的土地供應相當有限（浦東地區除外）。內環的住房以平方米計算比郊區要小很多，不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安全的夜生活則是什么都不可比擬的，這也是為什么內環的有些地區房價出奇的高，但是仍有人愿意接盤。

內環的另一大優勢就是安全，很多外地朋友喜歡津津樂道他們家鄉動不動就動刀子的傳奇。不過，發生這種傳奇的地方，一定不是大家所向往的居住地。上海能夠有那么大的臺灣社區，安全的居住環境應該是居第一功的。

內環內現在的房價究竟貴不貴呢？可以說也貴也不貴，取決于對誰而言。動轍200萬的房價可能對上海大多數工薪階層而言是不小的數目，但是現階段內環內豪宅的主要對象并不是傳統上海人，外籍人士、海歸和中國各地的富裕人群才是內環內樓盤的主要對象。如果是上海人，設想夫妻都工作，年薪如果都是30萬以上的話，供這樣一套房子應該是沒有問題，但這樣的人士在傳統上海人群中占極小比例。

情亂夜中環范文第2篇

《沉香屑第一爐香》:

以香港來找尋失去的上海

張愛玲最喜歡的是上海人,但她最成功的小說寫的卻是香港,獻給上海人的也是一部“香港傳奇”:“寫它(《傳奇》)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2]可見張愛玲的上海情意結與香港意識是分不開的,兩個城市的關系在于“參差對照”。

香港和上海的對照就是如此,從外在看,她們都有孤島與世隔絕的特點,而內在上,她們都是摩登時代、物質掛帥的心性。張愛玲反復強調自己是“拜金主義者”,對享樂非常熱衷。張愛玲從不諱言自己的“俗”,并對“俗”津津樂道,甚至于她在《燼余錄》中寫戰爭前后和發生時自己與同伴的行事與感受,竟然一點也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悲壯情懷,還是嘮嘮叨叨地談吃談玩談戀愛,她對物質文化的極致崇拜從中可見一斑。

香港的另一個特點是新與舊、中與西的撞和交融,在張愛玲的年代,撞的情況遠比交融多,就造成了香港“不中不西”的雜種文化。對于這種混合文化,張愛玲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處處都是對照,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時代氣氛,全是硬生生地給摻揉在一起,造成一種奇幻的境界。”[3]小說表現得最用力的是梁太太的房屋建筑、布置及宴會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中西混雜的建筑除了是給遠道而來的西方人瞧瞧外,也是上海的一種潮流――外灘的西式建筑就是如此。

“人人(香港)都學上海樣,學來學去難學樣,等到學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樣。”[4]上海走在潮流尖端,香港那時候只是跟屁蟲,張愛玲想必在上海看過一些新鮮物事,很快就被淘汰了,來到香港后,又重新發現這些“潮流舊物”,不免感觸良多,電影院就是一個好例子:“中環一家電影院,香港這一個類型的古舊建筑物有點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種陰暗污穢大而無當的感覺,相形之下街道相當狹窄擁擠……老式電影院,樓上既大又坡斜得厲害,真還沒看見過這樣險陡的角度。”[5]回憶上海的過程中發現上海和香港的相似性,去滬日久,張愛玲對上海的熱情依舊,可是對上海的回憶卻日漸模糊,她只會求助于香港來找尋她失去的上海。

《沉香屑第一爐香》有個耐人尋味的結尾,講述喬琪和薇龍在新年逛灣仔遇到一群雛妓的事情,這個安排固然是以雛妓來響應薇龍的墮落,可是從城市書寫的角度看來,她們的相遇可以看作是“雙城”的對照。從上海來港的薇龍象征上海,而灣仔街頭的雛妓則代表那個時期的香港,寓言著上海和香港城市命運的重疊。一個是孤島租界,一個是殖民地,她們受人蹂躪的遭遇是相同的,可是上海畢竟還是中國,外國還給她“幾分薄面”,如同薇龍是高級交際花,雖然干的仍是“長三堂子”的勾當,但至少衣著光鮮,出入貴地,墮落得有派場;香港是殖民地,居民都是“殖民”,自然不會受到尊重。殖民者對香港的開采是不留情面的,情形就如同那些英國兵挾住那個雛妓準備去泄欲一樣,相對于薇龍,灣仔雛妓的命運自然更悲慘。張愛玲刻意安排的這個結尾就意味深長地交代了“雙城記”的內容和原因,亦表達出她對上海前途的憂慮:“后面又擁來一大幫水兵,都喝醉了,四面八方的亂擲花炮。瞥見了薇龍,不約而同地把她做了目的物,那花炮像流星趕月似的飛過來。”既然香港和上海的命運有宿命似的一致,上海會否“淪落”為另一個殖民地?而香港成為殖民地是“被迫”的,受西方資本主義侵蝕至麻木的上海卻是“自愿”,甚至享受去當殖民地,如果是這樣,她的上海還會在嗎?

有了“溯源”和“未來”的概念,我們就能明白《沉香屑第一爐香》中,作者為何不斷提到上海了――她提醒讀者,她是以一個外來人的身份和眼光去“看”香港,從而對照出記憶中的上海:“香港的深宅大院,比起上海的緊湊、摩登、經濟空間的房間,又有另一番氣象。”[6]對照的目的,不是文化推崇,而是借反復強調來說服自己仍是上海人。

張愛玲口口聲聲稱“到底是上海人”,但她留在香港的那幾年,創作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幾部作品,也得到香港文學文化永遠的紀念和研讀,正如梁太太所說:“你來的時候是一個人。你現在又是一個人。你變了,你的家也得跟著變。要想回到原來的環境里,只怕回不去了。”[7]或許張愛玲本身真的只是想為上海人寫一部傳奇,可是香港死里逃生的經歷讓香港在無意識間成為她思想中無法取締的一部分,使“創作漸漸背離她的意思”,成為一部“雙城記”。

《香港1960》:

作為臺北避難之所和城市寓言的香港

與張愛玲一樣在香港看出末日意識和身份焦慮的是白先勇。白先勇最成功的小說是“臺北人”,這些“臺北人”中,很多都有著“上海身份”或“上海記憶”。如《永遠的尹雪艷》等等,白先勇直言不諱他對上海的喜愛:“在上海住了兩年半,直到1948年的深秋離開。可是那一段童年,對我一生,卻意義非凡……戰后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像只巨大無比的萬花筒,隨便轉一下,花樣百出。”[8]臺北人的“上海籍”絕非偶然:“雖然短短的一段時間,腦海還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個即將結束的舊時代,最后的一抹繁華,匆匆拍攝下來”[9]“最后的一抹繁華”,不就正像白先勇筆下戀戀往昔的臺北人嗎?可見,白先勇的“雙城記”是有意識的,只是在他筆下,上海變成了客體而已。

在“雙城記”的意義上,白先勇是張愛玲的延續。他們的香港命運是連續的――張愛玲從薇龍身上寄寓香港奇貨可居,略一調教就可大紅大紫,白先勇的薇龍卻已經年老色衰,末日將至,二人對香港的感覺也一脈相通,《沉香屑第一爐香》是“活到那里算到哪里罷!”,《香港1960》是“我沒有將來”。張愛玲在香港看出中西文化的沖擊,白先勇則看出香港在時間定位上的模糊性:“教書的人總是要講將來,但是我可沒有為明天打算,我沒有將來,我甚至于沒有去想下一分鐘。明天――太遠了,我累得很,我想不了那么些。”[10]香港沒有歷史,仿佛也沒有將來,他生存在一個“第四空間”,身份、優劣都得不重要,不管你是前朝遺老還是民國將軍:“你害怕?害怕我是個在灣仔閣樓頂的吸毒犯?因為你做過師長夫人?用過勤務兵?可是在床上我們可沒有高低之分啊!”[11]

白先勇以香港來對照臺北,1960年代的臺灣政局混亂,許多權威人士被迫害,使白先勇對自己的貴族身份產生了危機意識,他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過去:“至少你得想想你的身份,你的過去啊,你該想想你的家世哪。”另一方面又害怕這種身份:“你是說師長夫人?用過勤務兵的,是吧?可是我也沒有過去,我只曉得目前。”香港這個埋葬身份的地方,為白先勇的認同危機提供了一個避難所,讓他暫時不去想臺灣的政治風云,可是他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能任由香港埋葬自己:“姐姐,噯姐姐!你一定要救你自己,一定要救”他始終要尋回自己的身份,在白先勇和張愛玲心中,香港模棱兩可的身份是沒有未來的,但卻可作為暫時的休息,等他們確定了自己的身份,他們就能回上海和臺灣。

如果說《香港1960》中的余麗卿象征臺灣,那么她的情夫――灣仔閣樓頂的吸毒販,代表的就是香港。而余麗卿和情夫的“命中注定”就像在預言臺北和香港遭際的重疊。《香港1960》以意識流方式寫作,給我們一個混亂的印象,也塑造出一個雜亂的香港形象,單就小說開頭的家居布置來說,綠與粉紅的配搭已經給人一種綺麗而不協調的感覺,連海綿枕都是“肥胖”的,就有一種粗俗的感覺,加上庸俗的香水,整個環境顯得奢華而缺乏品味,這種附庸風雅的態度是旁人對香港的普遍鄙夷,但正如東方主義者以建構東方來映射西方社會,白先勇也是想象一個香港來對照臺北:“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與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戶。”[12]白先勇驚見臺北發展的一日千里,對這個充滿依戀的城市感到陌生,讓人回想起余麗卿的夢:“蒙間,余麗卿以為還睡在她山頂翠峰園的公寓里,蜷臥在她那張軟綿綿的沙發床上。”[13]對現實中自己身處的灣仔閣樓、身旁的男人、對面夜來香的廣東音樂和窗外的夜市叫賣感到“喘不過氣來”,我們將發現余麗卿和白先勇“無所適從”的感覺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只是白先勇為進步而驚,余麗卿為退步而怵――白先勇以作家敏感的心,害怕臺北雖然現在正在攀升,但終有一天會像香港般毀滅――“香港就快完結了,東方之珠。嗯,這顆珠子遲早總會爆炸得四分五裂。”[14]如此一來,香港豈止是臺北的城市寓言,更是城市“預言”,白先勇表達了他對臺北前途的憂慮,在“去與留”之間掙扎:選擇清醒,離開臺北或是改善臺北“趁現在還不太遲離開這里吧”[15];還是“我只有眼前這一刻”[16],得過且過?

上海與香港的“雙城記”在學界已是一個熱點,可是臺灣、香港的雙城記卻沒有被認真探討,仔細一想,就不難發現臺灣作家多有“香港淵源”,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感謝香港給了他們豐富的創作靈感和創作環境,余光中是如此,施叔青亦然。鄉土情結是臺灣作家的一個共同心結,在臺灣他們感覺有切身之痛,在創作中往往有所顧忌,然而在香港這個“奉旨自由”的城市,他們找到熟悉的“家鄉味”,另一方面又因香港與臺灣的距離而感到放心,安于他們的邊緣書寫,臺灣和上海都看出這個城市與她們本質上的相近,亦利用了香港“無王管”的地域特色,以香港做幌子來書寫自己的“故城”。

白先勇以香港寫臺灣,表達了他的身份焦慮,同時也反映出香特的政治無意識:末日意識,沒有過去和未來,余麗卿如夢般的呢喃就是對香港紙醉金迷的反映,表現了白先勇僑居香港時感受到的香港印象,《香港1960》以香港寫臺灣,又由臺灣反觀香港,成為臺灣上海的“雙城記”。白先勇和張愛玲都對香港作出“凝視”,他們把香港作為“他者”來觀照臺灣及上海。這種“他者化”行為是由“凝視”來實現的。當然,白先勇和張愛玲對香港的批評有一種自身優越感的情結在內,他們眼中的香港是臺灣和上海的參照物,讓他們從“他者”更了解“自身”,這種方法透過“凝視”來實現,凝視既可以是輕蔑的,也可以是妒羨的,可以是他者,也可以是自身。因此,當香港文化工作者認同了自己的香港身份,承認了香港身份的獨立性,他們就能把張白的“他者”凝視轉化為對“自身”的凝視。

《候鳥》:書寫一個完整的香港

城市生活多彩多姿,物質豐裕,城市的“摩登”暗示了她與世界的接觸,正因為如此,城市人才能有屬于城市的“國際視野”,并為自己的見識而自豪,張愛玲愛的是上海人的“通”與“壞”,而“通”與“壞”又不限于上海這個城市,作為上海的參照物,香港也不遑多讓,香港作家每每以香港為題材,透露了他們對這個城市的迷戀,對香港花費得最多筆墨,也最膾炙人口的香港作家非西西莫屬。

西西生于上海,五歲移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在進行創作,她自認是個地道的香港人。香港文學史把西西列為香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絕不是以她的成就來壯大自己的聲勢,而是由于西西對香港的關切確定了她作為“香港作家”的地位,她的作品自然成為“書寫香港”最具權威性的文本。一般認為,西西最代表“香港性”的作品是長篇小說《我城》,可是講到城與城之間的對照想象,《我城》就不及《候鳥》適合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與《香港1960》均有一個“出城”的背景――薇龍從上海到香港,余麗卿由臺北到香港,《候鳥》也有著一個“出城”的過程,主人公素素由上海逃難至蘇州,再輾轉到了香港,“流徙”經歷讓作家以他者想象自身成為可能,并促使他們站在不同的視點觀察相同的問題。

作為“外來者”,臺灣和上海作家對城市的“驚”又不局限于其事實上有多“光怪陸離”,或多或少含有“這個妹妹,我見過的”的熟悉感在內。假如要用一個意象去形容這種“熟悉的荒誕”,“哈哈鏡”是最佳的選擇:“看到鏡里反映出扭曲變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狀,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就像‘哈哈鏡’折射出來的印象,夸大了許多倍。”[17]外來者看城市就像是看哈哈鏡,照出來的影像不管如何奇形怪狀,終歸是自己。張愛玲和白先勇讓我們看到上海臺北的側面,卻沒有讓我們在“尋常”的角度去考察這兩個城市,西西的《候鳥》卻讓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城市一同出現,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整的香港。

“候鳥”一詞本身就是“向南方遷徙”的意思,南與北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上海雖是南方,但與更南的香港相比,她便是北方了。《候鳥》講述的就是主人公林素素因躲避戰亂,由上海移居到香港的過程。《候鳥》中,素素叔叔的生活環境才像李歐梵描述的上海:“叔叔和我們不同,我想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每天上學去,總要經過叔叔的房子,那是一幢很高的樓房……除了叔叔住的地方,我只在百貨公司里見過電梯”[18]。叔叔住的是像“外國蛋糕”的房子,由外觀到家具都充滿洋氣,活脫是上海的“摩登建筑”。而素素與叔叔一家進行的活動也比較接近李歐梵和張愛玲的上海:叔母會和素素及素素媽媽去看戲看電影,熨頭發,縫旗袍,吃冰淇淋,討論首飾――是闊太名媛專有的優哉游哉的上海,這或許代表了香港繁華的一面――如前所說,以前香港的潮流都是上海的重復,但這絕對不是完整的香港。

早期香港人感覺自己與中國的相連就是通過與大陸“移民”接觸而發現的,這些移民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香港人建構他們的中國想象。在眾多移民中,香港最感興趣的是上海,一來是由于上海移民多,從北角“小上海”的稱號就可見一斑。香港電影也不乏上海元素,如《金枝玉葉》的開場音樂就是上海的舊歌曲,電視劇《上海灘》就更是以上海為背景的。在這些媒體中,上海成為懷舊的代表,可見香港對上海的感情是一種“尋根”式的中國情結,既然香港慣于把上海作為“懷舊”的形式,香港文學中的上海不過是現今香港人的歷史記憶,她指代的不是真實的上海,而是香港本身。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研究上海都市文化不外乎是一種消費、物質的文化,這些文化必須在消費場所林立的情況才能出現。李歐梵在第一部分“重繪上海”中列舉當時上海的消費場所包括:外灘的西式高樓、百貨大樓、咖啡館、餐廳、公園和跑馬場,而在白先勇和張愛玲的“小說上海”中,這些場景都是反復出現的,可見它們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西西筆下的上海卻沒有任何一個這些場景:“店鋪永遠是一個樣子,只有一、二間店鋪一年中才有些微的變化”,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完全看不出上海的繁華,這個平民化的上海與《候鳥》的敘述角度密切相關,這種視覺是張愛玲和白先勇的香港傳奇所沒有用過的。事實上,在香港人的記憶中,香港才不是張愛玲和白先勇描寫得那么糜爛,一直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非常嚴重的,貧者的數目遠遠超過富者,尤其在上世紀70、80年代之前,香港平民百姓很多住在環境惡劣的“天棚”。平常的日子無肉可吃,也無新衣可穿,父母賺錢養家,年長的孩子負責弟妹的起居,最大的已經打工或學徒去幫補家計,孩子就是這樣拉扯著長大,哪有心情和時間像葛薇龍去想墮落?一塊糖、一片肉就足以讓他們興奮老半天,西西筆下的林素素,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提到上海作家的“亭子間”生活,他們活在“象牙塔”一類封閉的空間,與外界沒有接觸,他們對外界的認識和接觸在于“想象”,而不是實質上的交流,因此,考察上海作家的小說,我們看到的也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主人公生活在象征意義上的“亭子間”,與外界的接觸幾近于零。張愛玲的小說就特別喜歡寫一座房子發生的事,所有事件都壓縮在這棟建筑中發生,而主角也沒有“其它人”與她交流溝通,《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主要在姑母梁太太的家活動,沒有“洋房”以外的朋友,父母遠在上海,在開頭略略交代就沒有再出現,仿佛跟薇龍也沒有什么關系。白先勇的《香港1960》就更為極端:小說是余麗卿的“意識流”,她根本就沒有踏出臥室一步,與世隔絕得讓人窒息。然而,西西的上海卻不是這么一個“孤島”般的生存環境。素素的生活空間是開放的,從上海到香港也是如此,在上海,她與叔父一家和姑母交往頻繁,而到了香港后,她也有了一班朋友,她一家與校長也有不少的接觸,作品中洋溢著濃厚的“人情味”,這是張愛玲和白先勇所沒有的,素素到香港后,經濟拮據,交不起學費和雜費。假如是張愛玲的話,這個情節已經可以借題發揮到半篇小說,以借錢失敗來強調人的勢利和冷漠,換作是白先勇,大概就會加上他“沒落貴族”的多愁善感,慨嘆今非昔比,像西西這般樸實道來,實在是他們沒有想象過的。由此可見,西西寫的不是典型的上海,而是香港的成功傳奇――香港人刻苦耐勞,確信未來會更好,團結一致地為創造更好的香港而努力。如果《夜上海》是上海的主題曲,那么香港的主題曲就是《獅子山下》:“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作為香港人的故事,《候鳥》以一種似乎并未完成的結局成全了一個開放的空間,讓香港以自身的傳奇繼續完成西西的寓言,遷徙可以是地域上,可以是心理上,更可以是處境上,由滬到港,本身已是處境的遷徙,上海代表香港的繁榮,香港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盛極而衰,在金融風暴下、“非典”爆發后,香港都曾經受到重大打擊,面臨危機,情況有如林家由滬到港的過程,然而香港人每次都能迅速地在“危”中發現“機”,即便未能迅速恢復,但至少能在另一個范疇“重新來過”,西西的《候鳥》,實際上是有關香港處境循環的城市寓言。

如果張愛玲因香港而覺得自己“到底是上海人”,那么白先勇則于香港“驀然回首”自己的臺北身份,而西西是以上海來映襯“我城”,為上海、臺北、香港的“三城記”畫上一個圓――畢竟,他們所身處的“不光是一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歷史背景,還是一種植根于大都會的都市文化感性”[19],一處不同時代的城市寓言和身份記憶。

注釋:

[1]梁秉鈞:《書與城市代序》,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版

[2]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頁。

[3]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典藏全集短篇小說卷一》,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29-130頁。

[4]施叔青:《寂寞云園》,廣東: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頁。

[5]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臺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89-90頁。

[6]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第143頁。

[7]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第177頁。

[8]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66頁。

[9]白先勇:《上海童年》,《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廣東: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

[10]白先勇:《香港1960》,《白先勇文集第一卷》,廣東: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頁。

[11]白先勇:《香港1960》,第227頁。

[12]白先勇:《明星咖啡館》,《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廣東: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13]白先勇:《香港1960》,第224頁。

[14]白先勇:《香港1960》,第231頁。

[15]白先勇:《香港1960》,第228頁。

[16]白先勇:《香港1960》,第228頁。

[17]白先勇:《上海童年》,第166頁。

[18]西西:《候鳥》,臺灣:洪范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