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經濟管理公共性的體現

公共經濟管理工作需要體現公平性與民主性，重視民眾與社會的參與，強化社會公平，與企業及個人經濟行為的目的有很大的區別。公共經濟管理雖然需要以經濟與效率為管理的主要目標，但是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的開展必須要圍繞公共性。在公共經濟管理的發展當中，市場機制與工商管理被逐漸地融入。新的公共經濟管理體制中，管理主體可以在政府的基礎上，加入更多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經濟組織，甚至個人企業。政府進行對主體的控制、引導與協調，制定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的發展方向。公共經濟管理的過程需要體現公共性，并且真正實現共同管理，吸納社會的意見與監督，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進行協調。對于公共經濟管理的對象來說，服務對象最終是大眾群體。因此，公共經濟管理要實現公眾利益的追求，達到公共經濟管理公共性的體現。對于公共經濟管理的結果來說，最終管理結果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并且管理結果屬于公共利益的范疇，是社會大眾所共同享有的；對于管理結果必須要保證公用性的體現，這也是公共經濟管理工作開展的重要目標。

二、公共經濟管理公共性的偏失

目前，公共經濟管理中的偏失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主體的缺陷。新的公共經濟管理工作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并且在管理過程中，將經濟與效益作為管理的重要目標。但是，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的核心內容是實現公平性，效率與效益只是伴生目標，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必須要在實現公平的基礎上，達到兼顧效率的目標。過分的追求效益，會使得公共經濟管理工作中政府的主體地位產生缺陷，出現決策傾斜，影響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的開展。政府在公共經濟管理中，存在自利傾向，決策與行為滋生腐敗，導致了社會不公平與道德標準下降，威脅了公共經濟管理的取向。另外，在公共經濟管理當中，政府存在失靈的現象，利潤被約束，并且資源配置不合理，政府的決策影響降低。民營化引入的目的是通過競爭，提高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效果。民營化雖然對于服務質量與效率有著積極的影響，但是不正當的民營化卻使得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產生一系列公共責任與腐敗、壟斷的問題。另外，公共經濟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管理，各部分之間獨立性不足，難以保證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受到有效的監督，難以實現公共經濟管理的公共性。

三、公共經濟管理公共性偏失的矯正

1.對政府主體職能進行規范

民生一詞最早源于《佐傳•宣公十二年》，里面提出“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現代民生指的是民眾的基本生存及生活情況，以及民眾的根本發展能力、根本發展機會及根本權益等。民生問題一直是黨與政府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同時也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改善民生不但同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基本權利有著密切的關聯，同時還影響著社會的繁榮與國家的穩定，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民生工作作為當今政府工作的第一任務。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工作時擔負著提供公共服務、擬定管理條例等職責，在改善民生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本文簡要探討了加強公共經濟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間的關系，供相關人士參考。

一、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對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我國進行公共經濟的管理工作宗旨在于保證民眾的基本權利及基本收益，確保公平公正地分配資源。在開展公共經濟管理工作時，應全面展現市場對資源調配的作用，另外，進行公共經濟管理的部門還要對全體社會成員負責，全面掌握及合理利用相應的資源及權利。在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為民眾提供服務時，要確保資源合理分配，管理規范，更好地實現改善民生的任務。現如今，人們普遍具備較強的民生意識，這對于進行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有利于推動經濟管理的進一步發展。伴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眾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民生的范圍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不僅包含基礎的生存條件，同時還包含公共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公共服務等內容。做好公共經濟管理工作，必須將改善民生落到實處，使社會資源都能夠得到公平合理分配，維護廣大民眾的基本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對此，政府相關部門應制定科學的預算體系，增強資金使用率，創建全面的監督機構，確保收入合法，從而更好地為民眾服務。

二、加強公共經濟管理同改善民生之間的關系

公共經濟管理工作是我國社會經濟的基礎保障，對人們的基本生活具有重大影響，改善民眾的基本生活就是改善民生的重點內容。要想加強公共經濟管理，改善民生，應就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全面分析。

（一）加強公共經濟管理同改善民生間協調的關系

一、公共經濟管理在改善民生中發揮的作用

近幾年來，在公共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越來越重視“改善民生”、“全民共享”等原則的落實，從公共政策角度而言，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盡可能反映整個社會的利益，進而有效避免出現政策落后以及缺少人文關懷等問題;從公共財政角度而言，建設支出的比例正在逐漸下降，社會性的支出比例正在逐漸上升，政府財政正在向公共財政方面轉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共財政的全面發展，加強了民生的改善。

二、公共經濟管理和改善民生之間的關系

公共經濟涉及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改善民生涉及了國民生活的基礎，通過加強公共經濟管理可以促進改善民生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里就對公共經濟管理和改善民生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行以下分析。

(一)公共產品的供應滿足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是改善民生的基礎

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得到了飛速、穩定的發展，人民群眾的基礎生存條件得到了一定的滿足，同時，人民群眾對于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正在逐漸增加，但是這些公共產品因為管理與體制等原因，難以得到長期、快速的供應，使得公共產品需求與供應之間出現了一定的脫節情況。因為醫療衛生、教育、社會福利服務與產品以及社會保障等均具備一定的公共產品性質，盡管部分產品可以由私人經濟承擔，但是對于我國而言，最有效的供給主體還是政府。只有政府直接或者間接地向社會提供一些公共產品，才可以確保人民群眾得到相應的公共產品種類與質量，進而達到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進一步為改善民生提供可靠的基礎保障。但是，針對目前的狀況而言，還需要做大量和民生有關的公共產品供給工作。這里以社會保障工作為例，盡管隨著城市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是和城市相較而言，其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雖然在農村建立了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其發展速度并不快，農民的醫療衛生、養老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要想增強農民以及城市貧困居民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問題，就需要加強政府的公共經濟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盡可能實現公共產品的全面供應，進而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的基礎。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可供借鑒的主要標準；國內關于界定公共經濟范圍各種觀點的分析；對界定現階段中國公共經濟范圍的看法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現代西方國家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主要標準、東亞新興工業國發展實踐中形成的公共經濟活動范圍、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經濟范圍觀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無論對財政、經濟、政治體制理論研究和改革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目前既不能按照所謂“小政府”論辦事，也不能不顧經濟承受能力按照某種事實上的“大政府”論辦事，而應當既考慮需要又兼顧可能，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工規律，將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界定于八個方面，而且每一方面都要既明確質的規定性，把握好量的界限。

關鍵詞：公共經濟；民間經濟；范圍

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在直接意義上就是對政府職能作用的界定，決定著整個社會經濟資源在政府配置與市場配置之間的劃分，進而決定整個國家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整個公共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從公共經濟體制研究角度來看，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則是整個公共經濟體制研究的邏輯起點，在構建中國新型公共經濟體制的系統工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對于這個問題，雖經多年的討論，人們既取得了許多共識，但仍存有不少歧見，尚需通過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統一認識。由于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是國民經濟這一矛盾統一體中既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對其活動范圍，只要明確界定了其中任何一方，那么，另一方也就相應地被界定了。此文以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界定為主線來討論這個問題。

一、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可供借鑒的主要標準

（一）現代西方國家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主要標準

摘要：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無論對財政、經濟、政治體制理論研究和改革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目前既不能按照所謂“小政府”論辦事，也不能不顧經濟承受能力按照某種事實上的“大政府”論辦事，而應當既考慮需要又兼顧可能，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工規律，將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界定于八個方面，而且每一方面都要既明確質的規定性，把握好量的界限。

關鍵詞：公共經濟；民間經濟；范圍

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在直接意義上就是對政府職能作用的界定，決定著整個社會經濟資源在政府配置與市場配置之間的劃分，進而決定整個國家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整個公共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從公共經濟體制研究角度來看，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活動范圍的科學界定則是整個公共經濟體制研究的邏輯起點，在構建中國新型公共經濟體制的系統工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對于這個問題，雖經多年的討論，人們既取得了許多共識，但仍存有不少歧見，尚需通過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統一認識。由于公共經濟與民間經濟是國民經濟這一矛盾統一體中既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對其活動范圍，只要明確界定了其中任何一方，那么，另一方也就相應地被界定了。此文以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界定為主線來討論這個問題。

一、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可供借鑒的主要標準

（一）現代西方國家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主要標準

西方國家對公共經濟活動（或者說政府職能）范圍的劃分標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和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有著很大差異，即使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不同階段也有所變化。處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斯密，把國家職能限制在私有經濟“守夜人”的狹小范圍內。但即使在那時，英法等國也在郵政、煙草、鐵路等部門相繼建立了國有經濟。其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德、英、法等國相繼制定了養老、工傷、醫療、失業一類最低標準的社會保障措施，以1890年美國《謝爾曼法》為代表的反壟斷措施先后出臺，一戰時期有的國家（如德國）對國民經濟實行了較嚴格的政府管制，同時國營經濟范圍有所擴大。再后，以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危機時期美國羅斯福新政為典型實踐和“凱恩斯革命”為理論轉折，國家壟斷取代一般壟斷，國家職能得到空前擴展，公共經濟活動范圍逐步擴大到提供公共物品（大到維護國家主權和法律秩序，小到路燈、航標和住戶門牌）、克服經濟壟斷與自然壟斷、解決經濟外部性（包括保護生態環境）、調節收入分配、通過需求管理實現經濟穩定增長與充分就業、拓展國際市場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等十分廣泛的領域；與此同時，國有經濟規模多次大幅度擴展，其領域擴大到能源、航空、基礎原材料乃至船舶、汽車制造等民間經濟部門，其銷售額和投資額在國有化程度最高的法國曾占全國總數的29.4%和51.9%（1981）[1]，此后西方主要國家通過私有化較大幅度地收縮了國有經濟范圍。通觀現代西方國家的理論與實踐，他們界定公共經濟活動范圍的主要標準可以概括為五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