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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人浮于事、機構臃腫常成為社會沉重的負擔，北宋時期尤為嚴重，歷史教科書上就有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費”的記載。北宋一朝，官員泛濫成災始終困擾朝廷。

唐代每屆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動輒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并領取俸祿；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涌入官僚隊伍。唐太宗時曾將中央政府官員從兩千多減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時代中央內外屬官已超過一萬七千人，而北宋所轄疆域僅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是因為官與職是兩回事，官是虛名，宋朝稱為寄祿官，用以表示一定級別與領薪俸，職才是管理具體事務的，宋朝稱為職事官，后來因官員膨脹，許多職事官也不管具體事務了。只有特別差派負責某事時的官員才有事做和有實際職務。例如"吏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這一官號，吏部郎中是官，龍圖閣學士是職，知開封府才是實際職務，前兩項為空頭銜，而這樣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宋官僚機構中的怪事之一是本官常常不管本職事務，“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侍郎、給事不領有職，左右諫議無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筆之事，……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宋朝有識之士很早就看出了機構臃腫、用人太濫的弊端。葉適說："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宋祁則說"州縣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臃腫是潰爛的開始，宋朝官場十分腐敗，效率很低。照理說宋朝涌現的人才數量不少但其才能不是被埋沒，便是在官僚機構中被銷蝕。由于吏治腐敗和人才政策的失誤，使宋王朝積貧積弱，顯示出封建王朝末路的本色。

據有關資料顯示，現今，財政供養人員比例是1∶30（一說是1∶28），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為支付眾多供養人員的工資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費，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很多地方尤其是農村的基層政府是典型的"吃飯型財政"，其中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了當地財政收入的80%～90%，政府根本沒有余錢去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讓人擔憂的是，供養龐大隊伍一方面導致了政府機構膨脹、職能轉換困難、政府財政支出有增無減，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劇了“官本位”現象，許多人對當官、做公務員趨之若鶩，是所謂“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精簡機構與人員難以真正落到實處。據說當今中國“吃皇糧”的人員大約是4000萬左右，其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約700萬，這個數字與其它國家橫向比顯然是驚人的，但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財政供養人員的多少，而在于各類"吃皇糧"人員是否"各司其職"和"有職有司"。現實告訴人們，在近700萬黨政機關人員中，多半是整天忙于瑣碎行政事務的所謂"坐辦公室人員"，而社會大眾迫切需要服務的公共服務人員比例卻相對較低。因此，當人們整天被"假藥"、"假煙"、"假酒"、"假化肥"、“殘留農藥超標的蔬菜”、“有毒食品”、“醫生收紅包”、“教育亂收費”、“礦亂”、“火災”、“重大交通事故”、“偷盜”、“搶劫”、“殺人越貨”、“黑社會勢力猖獗”、“弱勢群體生活困難”等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新聞包圍的時候，卻不知道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和那些“吃皇糧”的人員是如何在盡他們的職責。更不知道叫了多年的“加強政府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舉措究竟怎么在落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機構中“吃皇糧”的公共服務人員不是多了，而是還需要大大增加，當然要增加的不是整天坐在辦公室里瞎指揮、發號施令的管理人員，要增加的是到街頭和社區去巡邏、到市場和礦山去檢查、到馬路上去執勤、到農村、學校和醫院去巡視、到社會上弱勢群體中去傾聽社情民意等等服務于第一線、直接面對基層普通民眾的公共服務人員。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無疑是一個政權致命的弊病，因為它還會滋生出各種致命的腐敗，這一點已為歷朝歷代的歷史所證實。但我國現在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需要大量的社會公共服務人員，這一點又是與歷朝歷代根本不同的。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要精減機構和裁減人員，我們要裁減的是那些無職可司的機構，那些沒有固定職司的、也就是北宋官僚機構中不管本職事務的冗官、冗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