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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內地豬肉價格大幅上揚，引起各方高度關注，本港居民亦感同身受，肉價儼然已由經濟問題轉化為民生問題。七月十九日，國家統計局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主要經濟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呈現出結構性的快速上揚，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2%，六月份更是達到了4.4%、創32個月來新高，連續4個月超出央行3%的目標。

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CPI的急速上揚？中央于七月二十日出臺的“二率齊動”措施是否能有效遏制物價上漲趨勢？內地是否告別了低通脹時代？以及市民還要挨多長時間的貴豬肉？它們不僅涉及能否保證國民經濟健康運行，也同每個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結構性上揚的深層原因

自*年初探底回升后，內地CPI呈持續上揚態勢，近來連續4個月超出央行目標水平。其中，食品價格連續4個月增幅超過7%，房價急升最終傳導到住房租金、引起居住價格連續4個月超過4%，它們是支撐此輪CPI上漲的主要原因，而它們同民生問題息息相關。食品價格上漲，又突出表現在糧食、肉禽及制品、蛋類等價格的快速上揚。

糧價和房租主導下的物價上漲，究竟是長期現象還是暫時現象、究竟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其背后的驅動因素究竟是什么？人們的判斷有很大差別，但樂觀的看法在目前處于主導地位，即認為這種結構性通脹屬于周期性現象，隨著秋糧豐收和生豬飼養的周期性調整，年底有望扭轉這種局面。本文認為，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樂觀，內地雖然尚未進入物價普遍上漲的高通脹時代，但延續多年的低通脹或許已經終結。

首先必須承認，當前的消費物價指數，并不是實際物價水平的真實反映，而存在著系統性的低估。作為反映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CPI的計算是依據一籃子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調查，按照加權平均的方式計算出來的。隨著內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不斷發生變化，而計算CPI時使用的權數則有多年未變，它對整體物價水平的反映存在系統偏差。

這種系統性偏差源于兩個方面：其一，按照基本經濟原理，假定原有的產品市場處于均衡狀態、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居民消費得更多、需求更為旺盛的商品或服務，其價格上漲速度亦會更快，仍按照原來的權數測算CPI，必然會系統低估真實物價水平。其二，內地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許多新產品或服務會源源不斷地納入居民消費之中（如購房支出）；由于新產品往往尚未進入完全競爭階段、而多少具有壟斷特征，其價格高于市場出清（marketclear）水平，在它們進入CPI調查籃子之前，CPI數據必定存在系統性低估。

更重要的是，當前的糧食價格和肉蛋價格上漲，表面看來有偶然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但形成全國性的普漲局面，必定存在深層的基本面因素：價格上漲的直接因素，是供求條件的變化；供求條件的變化，源于要素相對收益率的變動，引發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之間、尤其是“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配置發生變化，進而導致可貿易部門的快速擴張；而內地“可貿易部門”的快速擴張，則源于全球范圍的流動性過剩和連續多年的快速出口增長。

具體而言，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引起美國等主要經濟體消費高漲，在內地同樣存在流動性過剩以及在制造業享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引發內地制造業的擴張及其要素相對收益率的提高。內地制造部門的要素相對收益率的提高，引起生產要素（如土地、資金和勞動力）跨部門的流動，如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土地、資金和勞動在傳統農業部門的相對減少，必然引起供給減少和價格上漲。當然，農業部門并非完全是“非貿易部門”，但相對而言，內地的糧食和肉蛋生產更多地供應本地市場，而水產品和水果的“可貿易”程度相對更高，當前食品價格中糧食肉蛋猛漲而水產品和水果價格下降，恰好證實而非否定了上述理論推斷。

內地經濟在流動性過剩下的結構性變化，恰逢另兩大因素“火上澆油”，導致這種局面進一步惡化。其一，國際油價上漲，引起了某種程度的能源替代和生物能源開發需求，進一步擴大了對糧食產品的需求和糧價上漲壓力。其二，內地城市化“補課”。同市場經濟國家不同，長期以來，內地的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當前的城市化和住房投資熱潮，在某種程度上有“補課”的因素。隨著內地人均收入步入“1,000美元后”，城市化進程明顯提速，它與工業部門一起，同傳統農業部門爭奪土地資源。

當然，影響糧食和肉蛋價格的因素有方方面面，既有特殊因素又有普遍因素、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趨勢性因素，但它們的持續普遍性上漲，必定存在共同的基本決定因素，而源于流動性過剩和要素相對收益率變化的上述分析，無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和主導性力量。下面，不妨結合豬肉價格的波動，進行更直觀、更易于理解的分析。

案例分析：豬肉價格

內地豬肉價格的持續猛漲，不僅成為媒體的關注焦點、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而且令每個市民真實地感覺：新聞居然真的離自己那么近。從北京到香港，中國大地上的坊間話題，出人意料地如此一致：都是豬在豬年惹的豬禍！

有人把它歸結為去年內地部分地區發生的豬瘟疫情，但它只是局部因素，不足以引發全國性的肉價普漲；有人把它歸因為糧食價格上漲，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上文提及的流動性過剩和要素在不同部門的重新配置，同樣是此輪豬肉價格上漲的主導因素，其它各類因素只不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熟悉內地情況的人士都知道，在內地的生豬生產中，農戶散養一直占有很大比例。隨著要素收益率的相對變化和糧價上漲，該比例、散養的模式以及散養和集中養殖的成本收益，近來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生豬散養，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戶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一方面，隨著制造部門的要素收益率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有更快的提高，農戶養豬在時間方面的“機會成本”越來越大，養豬收益遠遠無法與外出務工相提并論；另一方面，在現代工業部門同傳統農業爭奪土地和勞動、并引起糧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為了提高農村居民的種糧積極性、增加糧食供給，國家開始對糧食種植農戶提供各種補貼，導致農業部門內部的要素收益率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養豬的凈收益相對低于種糧收益。也就是說，不僅產業之間，而且產業內部相對收益率，亦發生了不利于生豬養殖的結構性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散養農戶要么減少養豬數量，要么采用“勞動節約型”的養殖模式，即以購買“豬飼料”來代替傳統的“打豬草”或“食腐”，它確實也是近幾年來的重要發展趨勢。然而，購買半工業品“豬飼料”，又碰到了糧價上漲問題。相對于散養，“集中養殖”（或企業化經營模式）屬于“飼料密集型”產業，其成本收益同糧價直接相關，而近期的工資上漲也給企業帶來了不小的成本壓力。正是由于相對要素收益率的變化、“機會成本”的提高和糧價的上漲，導致了生豬養殖成本上升、養殖數量減少和生豬價格上漲。

前文曾經提及，全球范圍的流動性過剩和內地出口快速增長，對“非貿易部門”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相對于其它肉禽產品，豬肉的“非貿易”特征更明顯些：大多數西方國家，不習慣于吃“食腐”動物，對豬肉的需求很小，而絕大多數伊斯蘭國家，根本就拒絕吃豬肉；豬肉消費主要限于東南亞部分地區，中國無疑是最大的生產和消費國。

另外，內地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面臨著“城市化”和國際油價居高不下的背景，而它們均對生豬養殖有負面影響。散養生豬的農戶都知道，其住房面積未必較城市居民少多少，至少每頭豬都要專設餐廳和廁所，還需另設堆放和處理豬糞的地方；面臨城市化建設和制造業擴張的土地爭奪，農村的土地資源將更為珍貴稀缺，進而提高了養豬的機會成本。油價上漲引起的運輸成本上升、生物能源開發引起的農作物及土地爭奪，亦不利于生豬生產。

當然，生豬的生產具有周期性，其價格波動遠遠超過其它農產品。隨著國家陸續出臺各類刺激生豬生產的政策措施，豬肉價格不久有望擺脫近來急劇上升的局面。不過，在流動性仍然過剩、糧食價格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不能期望豬肉價格有大幅急挫：至少在年底以前，市民還必須繼續“挨貴豬肉”；明年，豬肉價格或許因“超調”而短時間陷入谷底，但長期而言，豬肉價格不會再回到過去的低價時代。當前令人擔心的是，豬肉價格長期高企，或引發其替代品（如牛羊肉等）價格的上漲，進而導致價格輪番上攻引起普遍性通脹。

內地告別低通脹時代

對于食品和肉蛋引發的結構性物價上漲，業界有不同意見，大多數持樂觀態度，認為隨著秋糧豐收和豬肉價格的周期性回落，第四季度的物價將開始出現回落。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內地糧價和肉蛋價格上漲的深層原因，在于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過剩、產業部門的結構性調整、要素相對收益率的變化，以及現代產業部門同傳統農業部門爭奪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目前，這些驅動因素都沒有發生逆轉的跡象，因此，第四季度的周期性回調，并不足以改變糧價上行的長期趨勢。

除了糧價和肉蛋價格外，以房租為主的居住價格亦呈現快速上升趨勢。目前，內地主要城市的住房價格持續甚或加速上揚，早晚會傳遞到房租上面，或會對CPI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在公布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下就表示，“一旦食品價格上漲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出現以房屋銷售價格的迭加及其相互的作用，也存在著引發價格上漲的風險”。

此外，面臨嚴峻的節能減排形勢，國家必定會通過增加排污收費、提高資源稅、調整資源產品和完善資源礦產有償使用制度等措施，對相關產業進行更大力度的調控，并引發相關產品的價格上升。內地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趨勢、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國際油價居高不下、內地水電煤氣價格的上調壓力等，均會對整體物價水平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

基于上述認識，雖然內地經濟尚未進入價格普遍上漲的高通脹時代，但重新回到過去的低通脹時代已無可能，決策部門需高度警惕局部性、周期性價格上漲引發普遍性通脹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內地雖未進入高通脹時代，但已告別了低通脹時期，結構性、周期性物價上漲將是內地未來物價走勢的突出特點。

加息不足以遏制結構性物價上漲

針對六月份及上半年超預期的經濟指標，七月二十日，央行及國務院同時上調利率及調減利息稅稅率的“二率齊動”措施，力圖在緩解流動性壓力的同時，降低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對此，各界普遍存在著矛盾而又似乎一致的看法：一方面，六月份CPI超過4.4%，中央上調利率及調減稅率必要而又及時；另一方面，由于物價上漲呈現出結構性特征，利率手段缺乏針對性，可以說是毫無作用。

從字面意義上看，利率調節的是一般物價水平，難以對結構性物價上漲產生明顯作用，其直接效應相當有限。不過，上文分析表明，糧價和肉蛋價格上漲的最根本原因，仍然是流動性過剩和產業間要素相對收益率的變化；提高實際利率水平，有助于緩解流動性和制造建筑業的快速擴張，其“間接效應”恰好對準了問題的根本。

不過，由于利率的作用具有明顯的“時滯”，且間接效應的發揮需要經過諸多“層層漏水”的中間環節，“二率齊動”對近期物價走勢的影響有限。為了防止結構性、周期性物價上漲演化成普遍性通脹，為了盡快遏制糧食及肉蛋價格上漲趨勢，除了針對流動性的貨幣等政策措施外，國家應更多地采取一些針對特定產業或部門的、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和收入政策。